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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料和施工——采木
一、采木
中国古建筑的特色是木结构，营建宫殿的首要措施便是采木。永乐四年朱棣下令建筑北京宫殿后，立即派遣政府各部官员，以监督采运木材身份，分赴盛产木材各省抓采运事务。从备料的阵容来看，可以说是全国性的动员。 工部尚书宋礼——四川、 刑部右侍郎金纯、吏部侍郎师逵——湖广、 户部右侍郎古朴——江西、 右付都御史刘观——浙江、 右签都御史仲成——山西、 江西参议柴车——福建。 这些官员是中央六部及都察院一级的首要成员，到了地方上则要凌驾于布政和按察二司(地方行政，司法负责官员)甚至巡抚之上。而且这种采木督官本身就是“钦差大臣”，有权驱使所至省份的民力。《民史·宋礼传》有一段记载： “会北京营建，命取材川蜀。既至，赐有司率更民，历溪谷险绝之地，凡材之美者悉伐取之。由是、楠、杉、松之属出三峡，道江汉涉淮泗，以输于北者先后相属。” 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出三个问题： 1所谓“更民”，即更戌之民，也就是摊派出差的民夫，这种民夫是强征的，不给报酬。 2所谓“美材”，就是合乎标准的大木材(等级和尺寸见后)。“悉伐取之”也就是滥伐。 3运输非常艰苦，好的木材都生在“险绝之地”，不消说要劈荆斩棘，先开出路来，而后运到水源河道流放，顺长江转运到淮河，再顺运河或者出海运到塘沽，转运到北京。 被强征的穷苦百姓人数没有具体记载。但从其他文字却可以证明。《明史·师逵传》中说：永乐四年建北京宫殿，分遣大臣出采木，逵往湖湘，以十万众入山关道路……”。仅一个地区中修道路的人役达十万之多。那么全国伐木的民夫当不下几十万人。这些民夫冒着虫、兽、瘴、疫的侵袭，自带干粮辗转在丛林荆棘，劳动艰苦自不待说，而且还要遭受监工责打。永乐六年工部侍郎夏原专督运木材，“诏以锦衣官校从治怠事者”。明代锦衣卫是最高的执刑机构，其职务本来是逮捕和刑讯官僚的，以残酷著称，用这样的鹰犬对付百姓，其暴虐可想而知。 在采木过程中有两个地区因故暂停了。一次是永乐五年，由于山西旱灾暂停采木，另一次是永乐七年，湖南发生李法良率领的伐木工人暴动。“吏部右侍郎师逵采木湖广严急，激李法良之叛。”(《国榷》)。《明史》中也记载：师逵……颇严峻，民不堪，多从李法良为乱”。廖廖数语证实确是由于残暴奴役百姓所激起。关于采木工程之艰苦，有人写过一篇名叫《皇木》的文章，描绘在采木地区山川险恶情况。描绘了行途困苦之状，描绘了在高山峻谷中出现毒蛇猛兽的情况，描绘了从山涧中运木艰辛状况，描绘采木工人饥饿流离的情况，描绘官府官吏压迫人民进山伐木情况，描绘劳动人民感染山岚嶂气疾病情况，描绘使用天车越涧和利用巨浸飘流运输危险情况。这样的艰辛劳动在当日都是无偿的。而在验收木材时如认为不合格的，作为劳动者拖欠国税，逼得采木者卖子女偿还，更有甚者父债子还。所以在文中还记述了卖妻卖子的情况。那些合格的木料要运到北京，在转运水陆途中劳动者饿死的落水丧生的又不知其数，文中还有转运途中死亡情况。在明末万历年间，有一个叫吕坤的大官，曾上书朱翊钧关于采木条中说，丈八之围非百年之物，深山穷谷蛇虎杂居、毒雾常多人烟绝少、寒暑饥渴……死者无论矣。乃一木初卧千人难移。倘遇艰阻必成伤损。蜀人语曰入山一千，出山五百，哀可知也……”。 供役劳动者由于经受不住这样残酷的折磨，铤而走险愤起反抗是必然的趋势。关于李法良率伐木工人暴动的记载不多，但从当时其他记载看，这次暴动的影响是相当大的。 李法良暴动是在永乐七年（1409），当时正值朱棣北征瓦剌，由皇太子朱高炽在南京监国。南京一批朝臣感到惊慌，于是弹劾师逵“激李法良之变”。朱高炽认为是他父亲所特派的大臣，并没有追究，只好下令停止采木，而且连运输也停了。同年还“罢四川采木军民各还家。”去四川监督采木的宋礼也回到京师。看来，永乐七年在湖湘、四川暂停采木，重要原因是在政治方面。朱棣转年即回南京坐镇，可以断定，湖南李法良的伐木工人暴动不无影响。 这些地区的采木虽然暂停，但备料、运输工程并未停止。永乐九年(1411)濬通惠河(北京至通州一段)，除漕运外也是为了运输木材的一项重要措施。照得大木运京，非四、五年不可，从山区放排顺长江编筏而下，经淮河转到运河。有的出海经海运到塘沽，难免遇到风险而漂没。有的递直通过运河而至通州，也难免遭到淤沙而搁浅。仅从通州到北京这一段通惠河道中，到嘉靖朝尚湮没150多根大型楠木在两岸沙苇中。 在永乐十四年(1416)，朱棣最后一次回南京，他授意召集一次会议，群臣议奏道：北京至上龙兴之地……比年车驾巡狩，四海会同，人心协和，漕运日广，高贾辐辏，财货充盈。良材巨木，已集京师……。伏乞上顺天心，下从民望，早敕有司兴工营建……”。说明建筑材料已经备齐。当时所采木料都集中在北京东郊“神木厂”。其后历朝所采的木材都在那里堆放。这木厂为皇朝建筑服务，故又称皇木厂，是储存木料的地方。有文献载在万历十五年清查存木尚有七千多根。当日曾做了估价，巨材每根值四、五千金。其次的每根一、二千金。所存木料总值一千四百多万两。从川贵地区运费尚不计算在内。这些木料却在风雨中弃置(《宝颜堂秘笈》)。据说到清末仍有一棵巨木横卧。有人骑马经过时，对面看不到人，这棵神木由于不便剖开（可能有空心）使用，而被作为陈列品存放了。不难想像在当时的运输条件下从川、广一带深山运到北京，该付出多么艰巨的劳动。 永乐、正统时期，无论采木或烧砖都是由政府派遣官员营办。例如《明会典》记，正德九年重建乾清、坤宁二宫，起用军校力士十万。差工部侍郎一员、郎中等官四员。奉敕，会同各该镇巡官、督属采木、烧砖。嘉靖时期表面上也是官办，但实际上已开始是官督商办。如上表所注鹰架木、桧木、平条槀木等条都有木商运京时，在通惠河设税卡管河抽分郎中，所管的“抽分”机构抽税，围圆在一尺(三寸半左右直径)以上就要上税。这样一来，皇家营建出现了资本主义商业经营的因素。也说明，明中叶以后木材需量之大之急，单靠官家伐运已不敷用。 照得楠杉大木，产在川贵湖广等处，差官采办，非四五年不得到京，工兴在即用木切急其南京等处或有大木，咨行火急查报。现湾厂、神木厂者，敕内官监提督会同部官将现在木植计算数目，先尽乾清宫、坤宁宫，次配殿、宫门均匀搭配，务俾呈用，其斗、梢、装修等项，只以顽头标皮并截下半段等木凑用，不许混开于大木之内以图侵冒。然各厂大木不多，一时取用殆尽，后一不继，何以区处?查照先年土农进木加级事例，通行川贵湖广等处抚按，谕令如宣慰等农，采木恭进，照例加级赏赉。其土夷巨商力能采买者，彼处抚按即以本部科银及赃罚等银，从厚给值……。(《两宫鼎建记》) 由于营建需用，只好动员“土夷”、“巨商”，开始限于就地采买。后来则渐渐运京后抽税购买。这比直接征用民夫，避免了酿成伐运工人反抗和暴动，但又产生了另外的弊端，商人和官僚、太监勾结，以进奉皇木为名，大批夹带木材运至北京一带销售。一时贿赂公行，侵吞假冒充斥。例如：两宫初兴，钻刺请记。蚁聚蜂屯……徽州府木商王天俊等千人，广挟金钱，依托势要，钻木劄付买木十六万根，勿论夹带私木不知几千万根，即此十六万根木逃税三万二千余根，亏国库五、六万两……。夫俊等极力钻术内倚东厂，外倚政府……。” 这些木商由于宦官和贪官污吏的支持，甚至敢冒“奉旨”名义，骚扰州县，派伕拽筏冲撞民船。官府则变本加厉地横征暴敛，仍然造成了全国性灾害。 嘉靖初，礼部给事中(负责纠察的官员)张翀中上书说法，“……两宫营建，采运艰辛，或一木而役夫万千，或一椽而废财十百。死亡枕藉之状，呻吟号叹之声，陛下不得而见闻……。连封建统治阶级内部都这样描述，则实际情况要严重得多了。 注：关于木材等级，按长短及围长决定，围长一尺以上为六等，二尺以上为五等，由此类推，即四尺以上为头等，五尺以上为神木。
第四部分
备料和施工——采石与运输
二、采石与运输
我们参观故宫时可以看到宫殿建筑除木结构以及门窗、装饰外，用石料的比重相当大，除基础的条石、须弥座、柱础外，台阶、石栏甬路等，其中最大的是保和殿后的一块云龙阶石，长165米、宽3米、厚17米，是用一块汉白玉雕成，重达200多吨。 明代营建北京宫殿所需石料有汉白玉石、青石、花岗石、花斑石(注)。其中主要品种为汉白玉石，色调浑白，质地均匀，很少裂纹。而且体积较大，是石雕的好材料。产地为北京房山县的大石窝和涿州的马鞍山。由于采集量大，明朝政府在这里驻有工部及御史衙门官员，专门监督采运。 开采石料是艰巨的劳动。选择好开采地点以后，先要剥离表土，再挖出砾石、砂层，要清除几层至十几层的乱石。一般良材都埋藏较深，开采后从地下翻出。“……大石料大者，折方八九十丈，次者亦不下四五十丈，翻交出塘上车，非万人不可——兵部将大石窝除现在一千八百名外，再添六千二百名。马鞍山现在七百名外，再添三百名应用。但冬至后班军回卫营军住操，此时天寒地冻正宜趁时发运……一方行管山主事多方雇夫；一面咨该部从长议处，务令军心趋，常川服役”。 特大石料——类似云龙阶石那样，翻塘上车需要一万个军工。工程之大可见一斑。不仅要把石料就地加工成粗料，而且要把石料剥离地点到装车地点开凿成一个大斜坡，垫以滚木，用撬杠、人拽，一寸一寸地移动。这种特大石料的运载工具叫做“旱船”。由巨大的方木联结成木排，架在两排方木上面，其使用多在冬季，严寒季节在路面泼水结冰，用人力和畜力拉拽，由房山到北京一路直到现在水井较多，就是明清两代遗留下来的。《两宫鼎建记》载：“三殿中道阶级大石长三丈、阔一丈、厚五尺。派顺天府等八府民夫二万，造旱船拽运。派同知、州判、县佐贰督率之。每里掘一井以浇旱船、资渴饮。计二十八日到京，官民费计银十一万两有余”。按前面所记，如果再加上军工，则运这块巨石所动用的人力达两万六七千人。房山到北京的距离以150里计，运了近1个月，每天行程约5-6里，可见运输之难。 至于一般中小石料靠畜力车辆运输。有16轮、8轮、4轮及2轮之分。建两宫大石，御史刘景晨亦有佥用五城人夫之议。公用主事郭知易议：造十六轮大车、用骡一千八百头拽运，计二十二日到京。这一千八百头骡子当不会只拉一辆十六轮大车，如以9套畜力拽运，估计为200辆。但以二十二日行程计，那么每天进度比人力拉运所差无几。 由于运输频繁而且艰巨，官府还动员大批劳力修路，……照得大石窝子街中道等石，有一块重至十五六万斤者，有十余万斤者，开运一块费银千余。道路洼陷不平，损坏车石势所必至……令顺天抚按督责该地方司、道州、县官，多方设处。务期修垫如法，坚阔平坦，以便车行。如或虚应故事致损车石，除州县正官分别参处，巡捕官拏究外，仍责令该州县赔补原石……。顺天府(所属北京周围各州县)的百姓不但要出工修路，而且还要担负因事故而损坏车石的赔偿责任。这一带百姓为运石而支付的人力和财力可想而知。 至于一般小型石料的运输，起初雇用在官4车户，即未门承包运输的车户。嘉靖初在官车户仅仅9家，即竭户破家置买车骡亦不敷用。后来实行官造车辆，募集殷实富户领车并提供骡马，按日按头给运费。车子按一百两纹银计值，每年扣除领车户二十两，五年后车子归车户。从这种计算来看，得利者是官府和殷实富户，官府所扣除的钱当然从每日每骡的工钱里计算，等于白白使用！而殷实富户五年后又可白白得到一辆车子。但艰苦的劳动却转嫁给富户的长工、佃户身上。受灾难的依然是劳动人民。 注：《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四，本期陵寝用石最多，及正德、嘉靖两朝再建三殿两宫，其取石更繁。倘凿之他方即倾国家物力亦不能办。乃近京城数十里名三山大石窝者，专户白石，滢澈无瑕，俗称之白御石。顷年三殿灾后，曾见辇石入都，供柱础用者，俱高广数大……。 注：花斑石产于徐州，凿成大型方砖形状，铺殿堂地面，经运河运京。
第四部分
备料和施工——砖和瓦
三、砖和瓦
明永乐间营建皇宫是和整个国都的建设同时进行的。皇宫用砖与各王府、皇陵、北京城墙以至修建长城所用的砖，主要来自南方各省。北京城墙已于1958年拆除，从已发现的旧砖戳记和《明史》等书的记载来看，这些砖主要来自河北、山东、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各省，而主要省份为山东、河北和江苏。嘉靖十一年御史郭弘化在奏本中提到……“臣闻四川、湖广、贵州、江西、浙江、山西及真定诸府之采木者劳苦万状。应天、苏、松、常、镇五府方有造砖之役，民间耗费不赀，窑户逃亡过半……”。由此可知直到明代中叶，江苏主要府县仍然为供应皇宫营建而烧砖。 明初营建凤阳和南京已知供砖的府县有： 淮安府：安东、海州、赣榆。 扬州府：江都、仪真、泰兴、高邮州、兴化、通州、海门、六合。 镇江府：丹徒、丹阳、金坛。 安庆府：怀安、桐城、潜山、太湖。 宁国府：宣城。 南昌府：南昌、新建、进贤、奉新、武宁。 九江府：瑞昌。 广信府：铅山、永丰。 建昌府：南城。 抚州府：临川。 吉安府：庐陵、吉水、安福、万安、永宁。 临江府：清江、新喻。 袁州府：宜春。 赣州府：赣县、会昌。 衡州府：常宁。 （以上引自《中都考》） 营建北京时除应用南方诸窑外，还在山东临清和顺天府的昌平州、通州、涿州、房山等县开窑烧砖。由于砖窑散在南北各省，运输到北京就成了大问题。但明代把运砖和漕运结合起来，官府规定，凡属运粮船必须搭运三十块砖，否则不准放行和通过关卡。这种砖在尺寸、质量、重量等规格都有严格规定。每块重48斤。那么30块约合1440斤。这对每个运粮船是不大不小的负担。 明中叶以后，山东临清所产的砖成为建筑皇宫的主要用材，称临清砖。清缪荃荪在《云自在堪笔记》中载：“考故明各宫殿九层基址、墙垣俱用临清砖”。这种砖坚实细密，用黄河、运河所冲激的细澄泥所烧制，适于磨砖对缝，而且不易剥蚀。另外，临清靠近运河，运输也比较方便。 这种大型城砖只能用于皇宫、城墙、王府、庙宇，平民是绝对禁止使用的。砖上打有产地戳记。有的还有某某陵寝、庙宇专用字样。这种祭祀建筑的砖不能用于宫殿。有可能出自宫廷的忌讳——活人所用的东西必须与死人所用区别开来；也可能出自剋期修建陵寝、庙宇而使砖石之类建材得到运输和使用上的保证。 铺地所用的方砖早期系从苏州烧制，称为苏州砖。这种砖质细致，不仅耐磨，而且不易断裂，适于雕刻。中南海新华门八字影壁雕砖，经过几百年的岁月仍然未受风化剥离。说明这种砖经受了时间的考验。有的宫殿铺地方砖至今油光黑亮，一经擦拭整洁如新。那是经过桐油浸泡加工制成的。这些建筑材料都可以证明当时苏州制砖的水平。 《两宫鼎建记》载：“……查得苏州方砖在厂现贮者一万余个，似不敷用，合与予行彼处抚按、选廉干府佐员管理，务要坚莹透熟，广狭中度，其应用料值，夫匠工食，装运船价，并于赃罚料银等项处办。具文申部以资查考……”。如得到方砖间有色红泥粗不中旧式，该管理以侵渔重究。 这里所说贮存方砖的“厂”就在北京鼓楼大街路东，方砖厂之名一直存在到今天。在方砖中还有一种大型呈暗红色的，是特意为皇陵烧制的“金砖”，约1米见方。我们今天在定陵地下宫殿所看到的就是这种。不仅体积大而且坚实异常，500余年仍然无损。这固然与长期密闭有关，但也说明当时造砖工艺的高度水平。明代历朝皇帝都在登基后就经营自己的坟墓。这位万历皇帝更为突出，他曾亲自审查这座陵寝的设计和施工，所以定陵工程特别讲究。 除临清砖和苏州方砖外，明中叶后北京附近也逐渐大量生产方砖，南方各窑由于运输原因，无法适应浩大工程的需要。尤其是在劳动匠役无法忍受残酷苦役，窑户逃亡过半时，对皇宫营建产生了重大威胁。因而逐渐形成一种“买办收购”方式，即官督民办，由民间造窑烧砖，官府查验收购并征收税金。这样就造成了资本主义性质的商品生产。嘉靖朝以后不独制砖，即在采木方面也是如此。这是明中叶出现资本主义萌发的一个侧面。由于这个原因北京附近的砖窑便纷纷发展起来，产地为通州、昌平、涿州、房山良乡等地。以通州张家湾所产质量较好，数量也较多，张家湾是北运河和通惠河交叉之地，这一带泥土经河水冲激，无需再经淘制。尤其是在通惠河尚未淤浅时水运比较便利。由此形成砖窑发展的有利条件。 由于砖瓦需要数量大、运费省，因而窑户获利多。一些经营的官员或工部官僚便投资开窑，或由他们接受贿赂做后台而分利。这些人经常是身兼官府和窑户两方，故偷税、漏税、贪污、中饱、假冒以至侵吞兼而有之。由此也产生了宦官和官僚之间的矛盾。 明代征收窑税的机构是工部屯田司主事，差管通积局、广源局，各设抽分(收税)大吏1员、攒典1名(稽核检查)、巡军15名(税丁及税井)。每年这批税吏税丁的薪奉是130余石粮。但所收税银多则70-80两；少则50-60两。连这批收税人员的开支都无法维持。当工部官员准备查税时又遭到宦官反对。而后查明，从中作梗的宦官有一个叫王明，本身就是拥有30座砖窑的大窑户。工部官员为了对付这个宦官，想出一个主意，他们声称我们管不了宦官王明，但管得了窑户王明。于是在街头贴出告示：严谕巡军官、民人等，凡有买贩王明砖瓦者，以漏税论。官吏军余卖放者，许诸色人等讦告，即以漏出砖瓦充赏”。结果王明三十多座窑的砖瓦一块也无法售出，只好报税。其他权势人物也闻风报税，结果一季所收税银就超过了20万两白银。(《两宫鼎建记》)。从这段官僚和宦官的一场矛盾也能反映出现代宦官政治的黑暗，也说明当时营造制度达到何等腐败的地步。
第四部分
备料和施工——琉璃瓦和其他琉璃制品
四、琉璃瓦和其他琉璃制品
北京城内有两处以窑作街道名称的地方，琉璃厂和黑窑厂。这两处地方就是由于烧制琉璃瓦和黑青砖琉璃制品而得名。明初的琉璃厂属近郊，海王村是从辽金时代形成的村落。烧制黄、绿诸色琉璃瓦的窑址就在海王村迤西，原北京师范大学旧址的水塔至今犹存。上面还镶嵌着“琉璃窑”三个字。就是当初的窑址。 黑窑厂在陶然亭，窑址就在现在的窑台附近。清代仍然在这座窑烧制黑琉璃瓦。康熙朝工部郎中江藻就常驻在这里。陶然亭就是由他命名和题字的。在旧社会陶然亭的一些积水坑，就是明清两代烧瓦取土造成的窑坑遗迹。 琉璃制品中琉璃瓦是大宗，有黄、绿、蓝、紫、黑各色。在建筑上有严格的等级规定：皇宫各宫殿、宫廷庙宇、坛庙、帝王庙、孔庙用黄色；亲王府第用绿色；郡王用灰瓦镶绿琉璃瓦簷。嘉靖朝以前由于文华殿是太子读书的地方，原用绿琉璃瓦，到嘉靖朝改为黄瓦。其他颜色则用于庙宇。如北海天王殿，东四隆福寺正殿都用黑色。 除琉璃瓦外，脊兽、鸱尾、脊瓦以及九龙壁上镶嵌各色琉璃图像，其他琉璃装饰等，琉璃制品用于建筑成为中国古典建筑艺术的独特风格。但这种琉璃砖瓦只限用于皇宫以及皇家敕建的庙宇，一般官僚以及平民是不准使用的，因此也可称为宫廷建筑艺术品。由于宫廷建筑的需要，陶制琉璃建筑器件，便被皇家所攫取和垄断，而生产这些琉璃制品的窑一律是官窑。 北京的琉璃窑除征调工匠外，还调用了大批军工。旧例：“锦衣卫拨军一千名……内拨七百名赴琉璃窑，三百名赴黑窑使用”。按这只是烧窑的军工。由于砍柴和运输更需要大量人力，嘉靖朝曾一次拨官军八千名“赴海子(即南海子，现在约南苑大红门就是它的北门)。听该管内监先将不材稠密枯倒等树剥皮号记，照号砍伐。远近酌量，每军限三十斤至厂”。由此看来这两处琉璃窑，所动用的军工已达九千人。加上工匠役作，当不下万人。 从产量看，据嘉靖时的营建琉璃砖瓦等项共烧一百七十万而缩，计两宫片瓦不少于用九十七万有奇，计剩七十余万。据记载：两窑用柴九千七百余万斤，约银一十四万六千余两(《两宫鼎建记》)，仅用柴一项就耗费十几万两白银，那么全部生产费用可想而知。
第四部分
营建北京宫殿的劳动力——工匠
一、工匠
如前所述，永乐四年（1406）秋闰七月“诏建北京宫殿”，就征集全国工匠，“命工部征天下诸色匠作。在京诸卫及河南、山东、陕西、山西等布政司、直隶、凤阳、淮安、扬州、庐州、安庆、徐州、海州选民丁，期明年五月俱赴京听役。率半年更代人月给米五升。其征发军之处一应差役及间办银课等项令停止。”与此同时“命泰宁侯陈珪、北京刑部侍郎张思恭督军民匠造备砖、瓦，造人月给米五斗。”（《天府广记》）
就范围讲这种征集是全国性的，就工种讲也是无所不包。瓦木工自不待说，凡“百工技艺”只要营建需要，随时都可向各地征调。例如钟楼的巨钟原为永乐初征集铸工用铁铸造。铸成后音响效果不佳，于是再调铜匠重新铸造铜钟。
从全国所征集的工匠都是技术工人，分“轮班”和“住坐”两种。同是雇佣工人，但有定期和长期之分。《大明会典》记载：“工匠则有轮班、住坐之分。轮班在隶工部，住坐在隶内府内官监”。
这种征集从明初洪武年营建凤阳、南京宫殿和都城时即已开始。朱元璋在《大诰三篇》中载：“工作人匠，将及九万，往者为创造之初，百工技尽在京城。人人上不得奉养父母，下不得欢妻抚子……近年以来，愈见工减甚多，无处役使匠人。”这种无限期征用全国工匠，已经形成苦役。在营建凤阳时，曾发生过工役暴动事件，为此朱元璋曾杀掉大批工匠（《明中都城考》）。到秦作工部侍郎时创立了“立定限期、编成班次，使轮流而相代之。”的轮换制。由于凤阳与南京两处营建经验，都已在营建北京宫殿伊始，就采取了轮班代替的方式。建中都时是“定三年为班”，但未实行，而后改为“量地远近为班次。率半年更代”。
到皇宫和京都营建完工之后，征集工匠仍然没有停止，这是因为明代历朝一直在不断重建、扩建，而且修建历朝皇陵。同时皇宫每个御用供应机构仍然需要大批工匠、内府工匠，多时达一二万多人。仅光禄寺的厨役多时达五六千人。其他如军器、石作、木作、铁作、铜作、织造、花匠、文玩以及各种器用造办应有尽有。据《明史·曾同亨传》记：“……内府工匠，隆庆初数至万五六千八百人，寻汰二千五百人，而中官滥增不已”。由此可见整个皇宫以至其中器物，乃是全国历代工匠劳动的结晶，并非一时一地的产物。
第四部分
营建北京宫殿的劳动力——军工
二、军工
这是一项巨大的劳动力。明代建国以后举凡营建都城、皇宫、皇陵、诸王府第以及开挖河道等，无不动用军工。北京营建国都伊始，最多时曾征调过七万军工投入各个工地。一般说来，军工所从事的多属壮工劳动，如搬运、烧砖、砍柴、土方等等。 明代军工有如下几个主要来源： 1京营或称营军，即首都驻防军，名“三大营”。一为“五军营”，包括步兵和骑兵，分中军、左右掖军、左右哨军；一为“三千营”，都是骑兵；一为“神机营”，拥有火枪、火炮。这三大营分驻北京近郊。在出征、出操之外，还作为军工从事营建。 2卫军，系禁军，属羽林军。原为三千人，由于分为武骧、腾骧、左卫、右卫，称四卫军。卫军由太监担任最高统领，和宋制殿帅相似。但明代卫军也参加一部分营建工程。由于太监直接指挥，所以更腐败一些，“诡冒者众”。弘治间诡冒者万四千人。所谓“诡冒”就是四方逋逃冒充禁军。除流氓痞棍盗匪外也有以老充少，以弱充壮以及坐吃空额或挂名拿饷之类。这一类卫军，到明中叶后不是营建军工主力。由于工匠人数较多，于是虚报吃空额、假冒就成为主管太监、官员以及工头贪污的手段。照约夫匠众多，该官员役冒破，以五作十，并庸匠、杂、病、残疾人夫，希图塘塞。”（《两宫鼎建记》）。同时又在发工资时利用白银、黄钱的比例差价进行剥削（见前）。至于剋扣、拖欠就更不足为奇了。从圣旨看似乎是每人米五斗、钞三锭，但工匠所得绝不会实得。 3班军，即各地驻防军。明代在全国南北各要地设三百多“卫”（如天津卫、威海卫等），设都司卫所。自永乐中调附近官军（轮）番上京师。后遂为故事。河南、山东、南、北直隶，俱京师咽喉；山、陕又中原形胜要地。各处官军轮流上操，本地无军可守，后盗入商洛，镇巡官欲赴救，无军可遣。山东、直隶武备单弱尤老，以故盗贼纵横，莫可禁御……。备操官军在京，止备工作之役。不若省行粮之费，以募工作。何忧贫之？这是嘉靖兵部尚书李承勋的奏本（载《明臣奏议》）。 从这段记载可知，明中叶后班军主要被用作营建工役，以致地方无备可守。所以兵部官员拟请募工代替军工。但这一建议未获实行。到明末班军数量越来越少，班军由额十六万，后减至七万，至崇祯时止二万有奇，而且势家私占，大半被权势豪门调去营建私宅。 4民夫。封建社会中，封建统治阶级除向农民收租外，还无偿征调农民出工、卫边。在明代征调民夫役作相当繁重。按《大明会典》工部夫役条载：“凡起取夫役，洪武元年定役法，每田一顷出丁夫一人，二年。置直隶应天府等十八府州及江西九江、饶州、南康三府均工夫图册，每岁农隙，其夫赴京供役，每岁率用三十日，遣归。田多丁少者以佃人充夫，其田主出米一石，资其费用。非佃人而计亩出夫者，其资费每田一亩出米二升五合”。 虽说记载如此，但实际上有时按户出工。明初营建宫殿采运木材，由各省督抚有司就地征调民夫。北京营建宫殿及都城，主要是在北京附近地区如顺天八府、北直隶（河北）征调如“三殿拽运木石车骡，尽派顺天八府”。（《两宫鼎建记》）。 据《永乐大典》中“顺天府志”载，北平在洪武二年初报户为14974户，人口为48973人。到洪武八年实户为80666户，人口为323451人。以上包括北京四郊香河、良乡、昌平、东安、宛平、大兴、永清、固安等县。这样大的地区才八万多户，三十二万多人，尚不足今天京郊一个县的户口。 洪武二十二年十月，朱元璋曾下令“徙山西民于北平、山东、河南。”朱棣在决定迁都北京之后，决定以移民方式充实北京。 永乐元年八月甲戌徙直隶，江苏、苏州等十郡，浙江等九省富民实北京。“二年九月丁卯，徙山西民万户实北京”；“三年九月丁巳，徙山西万户实北京。（以上见《明史·成祖本纪》） 又徙直隶、浙江民二万户于京师，充仓脚夫”，成祖覈太原、平阳、泽、潞、辽、沁、汾丁多田少无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实北京。（以见《明史·上食货志》） 朱棣采取“移民实北京”的措施。从经济上看是提供劳动力和税收。从政治上看是把江南一些富户转移到北京，以便在北京就近监视。而且还可以减少江南地主阶级的反抗 。他登基后立即迁直隶江苏的富户，就是明显的象征。 5囚犯。明初制定除立决死囚外，其他囚犯都要服劳役。《大明会典》载：“国初造作工役，以囚人罚充。役满，工部咨送刑部，都察院引赴御桥叩头发落，至今犹然。” 明代初年刑律中有“工役终身”的罪名共四十二条，如“盗仓库钱粮；不立文案、冒解罪人、擅差职官、私铸铜钱、盗内府财物，甚至僧道不务祖风，师巫假降邪神，冲突仪仗并诉事不实之类也被定为罚役终身。至于短期服役或限期服役的刑法，名目就更为繁多了。 朱元璋在晚年刑法非常严峻，借丞相胡惟庸“作乱”和“兰钰”造反，大肆杀戳，株连了一、二万人。有大批官员被判刑从事苦役。朱棣借“清君侧”起家，又杀戮大批反抗他的官僚，又有一批犯官被罚作苦役。 嘉靖朝重新修订赎罪条例。在京囚徒则有做工、运囚粮、运灰、运砖、运水和炭五等。运灰最重，运炭最轻。在外则有力、稍有力人等，其有力视在京运囚粮，稍有力视在京做工年月为折赎。（《明史·刑法志》） 役徒的数目各朝不等，明初达到数万人。《国朝列卿记·严震直传》载：旗平卫指挥李忠奏役徒死者当取户丁代，凡万余人。从这段记载看明初仅役徒死者就有四万余人。那么全数当远超此数。这位李忠奏请用户丁代未获批准。不过可以据此知道，囚犯施工当是很大的一个数目。有的囚犯是带镣劳动的。镣，连环共重三斤，以铁为之。犯徒罪当带镣工作（万历《大明会典》）。带刑具作工在洪武修中都时即有。在中都遗址中发现不少镣的刑具。 明初营建繁重，所以“输作工役”用劳役赎罪者较多。到明朝末叶营建较少的情况下，则采取输粟、输马、纳银等方式，成为一种剥削、掠夺和聚敛财富的手段了。 根据明代不完全的记载，永乐十八年三殿被焚，到正统年兴建时，仅军工即达九万。至于工匠如按户计，明初达二十二万多户。每户一人则至少二十二万多人。至于征调夫役、囚徒服刑役，数目就更多了。明中叶有不少官员为繁重的工役发出呼吁，以“百万之众”来形容北京宫殿的营建工程。如以前后人次计算，明朝历代所动员的军、民人役，再加上伐木、运输，当不止此数。
第四部分
明代营建皇宫耗用了多少人力和财力
明初修建宫殿所费的人力物力很难统计出来一个可靠的数字。在高度集权的明王朝对农民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下开采大量建筑材料是属于额外之赋。迫使农民放弃土地把劳力用在兴建皇宫工程上，同时封建官吏上下贪污，自然也是无法估计确切数字。再有整个明代是陆续营建、多次重建和改建，前后沿袭。比如正统时期所用木料还是永乐时期所积存的。而工匠、军役又经常更换。所以不易得出确切积累数字。但从一些零星记载以及部分工程中，可以看到人力之多，耗费之庞大。永乐十九年三殿建成后第一次遭到火灾，翰林侍讲（皇帝讲官）邹缉上书说：“陛下肇建北京焦劳圣虑二十年，工大费繁，调度甚广，冗官蚕食耗费国储工作之夫动以百万, 岁终供役，不得躬耕田亩……”。这里说的“动以百万”是包括整个北京和皇宫的工程所用人力。明初全国人口大约一亿左右。以全国壮劳力计算，此百万人大约占整个壮劳力一半左右，说是举国之力并不夸张。
再看以下几条记载： 明代重建次数最多的是三大殿，正统五年第二次重建时，动用“现役工匠”，操练官军七万人兴工。到嘉靖朝三殿又发生火灾。仅清理火焦现场就动用官军三万人。（见《宝颜堂秘笈》《明英宗实录》） 正德朝：乾清宫役尤大，以太素殿初创朴检，改作雕峻，用银至二千万余两；役工匠三千人，岁支工食米万三千余石。 嘉靖朝：营建最繁……斋宫、秘殿并时而兴，工场二三十处，役匠数万人，军称之（军工与民工数目相称）。岁费二三百万。 又嘉靖二十六年，采办大木于川、湖、贵州、湖广，费至三百三十九万两。 万历朝：三殿工兴，采楠、杉诸木于湖广、四川、贵州，费银九百三十余万两。”（以上俱见《明史·食货志》） 由此可见，作为营建皇宫的工程，正统朝以后，动用人力最多时达七万人。费用最多时达九百余万两。嘉靖朝重新油饰了一下大高玄殿，叫作“见新”，一次花掉三十万两白银。 值得注意的是，明代很多次工程是在全国各地灾荒下进行的。以正统五年为例，从当年开春起兴建，四、五月间即灾变接连不断。 四月壬申朔山西岁荒、议赈救。 乙酉保定蝗，遣捕之。 庚寅开封、彰德、兖州俱蝗。 丁酉平凉大雨雹伤人畜，田禾满。 五月壬寅朔顺天、广平、河间、顺德蝗。 壬子应天、凤阳、淮安蝗。 庚申华亭、上海水灾。征布二万匹，每匹折粮二石 （以上辑自《国榷·英宗正统五年》） 从明中叶以后，由于政治上的腐败，全国各地灾荒接连不断，即使这样也还照样横征暴敛。号称盛明的嘉靖朝的税收情况，在嘉靖初年，监察御史张汉卿曾上书说： 今天下一岁之供，不给一岁之用。加以水旱频仍、物力殚屈……而中官梁栋等奏营造珠宝，是欲括户部之银也。 ……夫内库不足，取之计部；计部不足，取之郡邑小民；郡邑小民将安取哉？今东南洊饥，民至骨肉相食，而搜刮之令频行。 搜刮二字，出自封建统治阶级之口，可见其严重程度。嘉靖时税收大约五百万两左右。据《明史·孙应奎传》载：自臣（即孙应奎——嘉靖时户部尚书）入都至今，计正税，加赋，余五百余万外，他所搜刮又四百余万。而所出自诸边年例（边防费）二百八十万外，新增二百四十五万有奇，修边、赈济诸役又八百余万……。这是嘉靖三十一年收支情况 ，参照其他记载来看，明代中叶税收制度极为混乱，除征粮外，财税大约二百万至四百万两上下（《明史·戴冠传》）。 明代中叶以后，营建皇宫大兴土木，一直是在收支亏空的情况下，用向各地搜刮来的钱进行的。当北方俺答部落侵犯北京时，由于国库空虚，这个孙应奎，“乃建议加派，自北方诸府及广西、贵州外，其他量地贫富，骤增银一百十五万有奇。而苏一府乃八万五千”。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嘉靖皇帝却还要修建一批道士庙，这个皇帝除了依靠方士，为了祈福，泡制长生不死之药外，还妄想靠道教的力量保护“国泰民安”。这种情况从他作皇帝起一直延续了四十多年。凡是向他进谏的御史，不是被贬官，就是被廷杖后投到“诏狱”。如御史刘魁为了阻止修雷坛就被打了一百杖以后关了起来。 骇人听闻的贪污和掠夺 正德间重建一次太素殿、乾清宫就花掉二十万两白银，嘉靖时把大高玄殿“见新”花掉三十万两显然不实。这个不实不是记载上的错误，而是这些钱并没有完全用在建筑工程上，而是被贪污和中饱私囊了。从中国历史来看，明代的宦官、外戚、权奸的专政可以说是封建社会的集大成。利用营建皇宫进行层层剥削，从明永乐间就开始了。如永乐时买办颜料，摊派给百姓，民相率敛钞，购之他所。大青一斤，价至万六千贯。及进纳，又多留难。往复辗转，当顺二万贯钞，而不足一柱之用……。 负责明代营建的最高主持机构是皇帝直辖的内官监，由太监负责。工部只是执行机构。不仅如此，就连政府的实际最高权力，也往往落在司礼秉笔太监以及提督东厂太监手里，而东厂、司礼监、内官监又经常三位一体，紧密勾结。一些大大小小的太监把握了整个国家到营建的管理权，甚至连验纳建筑材料都要勒索贿赂。明《万历野获编》记载，当时皇宫的营建情况： 天家（即皇家）营建比民间加数百倍。曾闻乾清宫窗隔一扇稍损欲修，估计至五千金，而内珰(太监)犹未满志也。盖内府之侵削、部吏扣除与夫匠头之破冒，及至实充经费，所余亦无多矣。
第四部分
腐败的营建制度
一、从一本鸣冤录谈起
在明代万历二十四年（1596）重建乾清、坤宁两宫的工程中，主持的官员中有一名营缮司郎中贺盛瑞，由于在工程中节余九十万两白银，既没有给掌权太监行贿送礼，也没有和工部官员私分,其结果是被加上一个“冒销”（虚报）工料的罪名而罢官。他写了一个“辩冤疏”向皇帝申诉，说明他确实没有贪污，而是想方设法为皇家效劳。但万历皇帝不理政事，有二十多年没坐朝。这位官员便忧郁而终。他的儿子贺仲轼根据父亲的笔记及生前口述，写了《两宫鼎建记》一书，详述他父亲主持施工的经过，并把那辩冤疏附在后面。这本《两宫鼎建记》并不是关于营建技术的著述，文字水平也不高，实际是一部表功状和喊冤录。从这本著作中也反映出明代晚期营建皇宫极端腐朽的内幕。贪污勒索、侵吞盗窃——无所不用其极，成为当时社会政治的一个缩影。 贪污受贿——已经成为公然进行的事情。 明朝中叶以后在营建方面采取了买办收购方式，因而出现了一批供应皇家建筑材料的商人。这是资本主义萌芽的一种反映，但是对宦官、官僚有极大的依附性。两宫初兴，钻刺请讬，蚁聚蜂囤。广挟金钱，依托势要。宦官和工部官员靠受贿发财，商人靠宦官和工部官员营利，上下勾结，形成一个吸血网络。 从《两宫鼎建记》的序言可以看出当时的风气。这个序是作者贺仲轼的朋友邱兆麟所写，公然写到“朝廷建大工，莫大于乾清、坤宁两宫，所费金钱有原例可援，乃先生省九十万。夫此九十万何以省也？是力争中珰（太监）垂涎之余，同事染指之际者也。割中珰之膻，而形同事之涅，不善调停人情而谐合物论莫甚于此”。从这段序言可以看出明代政治的概况。在官僚集团的心目中，省这九十万两白银反而会招祸，是不善调停人情。他儿子说他父之被谪也宜也。虽然有所愤慨，却也反映出明代官僚等人贪污的程度。 营建皇宫实际的大权操于宦官之手，主持者为内官监，再上则为东厂司礼秉笔太监（皇帝的特务头子秘书）及其爪牙。这批太监贪污受贿，乾没（侵吞）、冒报、盗窃已属公开之事。其中还有一项是利用财政上兑换的差价进行剥削：如每一两铸钱六百九十文。市上每四百五十文换银一两。给与夫匠工食则以五百五十文做银一两，收利一百四十文。……则发银万两可积银二千五百余两矣。由此可知只在兑换差价这一项，剥削工匠就可达到四分之一以上。营建皇宫所耗银两前后何止千万两，那就是说至少有数百万两被太监、官僚侵吞。这是不露形迹的剥削和贪污。 至于冒报人夫数字也有一段记载。两宫开工，公（指贺盛瑞）命止出夫百名。是日同科道管工者同至工所（工地）报五百名。公曰工兴才始，不遵令者谁也，询之者乃内监……。虚报出工数字竟然多出四倍。从这本鸣冤录中也可以看到宦官和工部官员之间的矛盾。太监主持工程和监工，工部官员主管施工。其中提到太监命人往外抬剩料和渣土时，工部官员要进行检查，太监非常尴尬，央求官员放过。官员为了拿太监一把，于是放行了。一般说来各层太监的贪污和侵吞要甚于工部官员。因为太监不仅掌握实权，更为贪婪凶狠。 明代营建皇宫的买办制度 明嘉靖朝以前，一般都是派官员直接往产地派民工伐木、烧砖以及采购各种建材并派出大批随员、军士、锦衣卫督工。《明会典》记，正德九年重建乾清、坤宁二宫，起用军校力士十万，差工部侍郎一员、朗中等官四员，奉敕会同各该镇巡官督属采木烧砖。这种由皇家直接经营的备料，不仅动用大批人力，而且财政支出浩大。更重要的是由于侵扰百姓造成逃亡，甚至激起暴乱。嘉靖以后开始施行收购买办制度，以银二万两发江南而鹰平（木）至，以银二万两发苏州而金砖至，以银二万两发徐州而花斑石至，未尝添注一官。后来又改在北京附近许可商人开窑烧制砖瓦，并许可商人运木到北京，由政府收购收税。这是明中叶以后政府财政匮乏而采取的措施。但也反映了商业资本主义的兴起。 商人对封建统治阶级的依附性表现为：商人对太监行贿得找靠山，同时因必须向工部领取执照，又受工部官员挟持。有一次两宫营建需用铜料二十一万斤，显然是冒报。官员明知丁字库铜积如山，可是不向太监行贿就无法领料，于是想出一个办法。向商人限期限价勒令采购二火黄铜二十一万斤。铜商估计去南方采购不仅会赔钱，而且时间也来不及，只好向工部哀求。官员就叫铜商向管丁字库的太监行贿，太监提出要二百两银子的干礼，铜商估计要比采购所赔的钱少，只好忍痛行贿。太监这才给工部官员铜料。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太监、官僚、商人之间的矛盾，一般商人处在被敲诈地位。但领取执照的商人有太监为靠山，以皇商名义不仅夹带私货，偷税漏税，而且假借皇木勾结地方官勒派百姓拉缔运输进行侵扰。尽管他们之间有矛盾，但在牟取私利这一点上都是一致的。 在《万历野获编》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可以旁证：天家营建比民间加数百倍。曾闻乾清宫窗隔一扇稍损欲修，估价至五千金。而内珰犹未满志也。盖内府之侵削，部吏之扣除，与夫匠头之冒破（虚报冒领）、及至实充经费所余亦无多矣。余幼时曾游城外一花园，壮丽轩敞侔于勋戚。管园苍头及司洒扫者至数十人。问之乃车头洪仁别业（墅）也。（洪）本推挽长夫（工头），不十年即至此。又一日于郊外遇一人坐四人围轿，前驱呵叱甚厉。窥其帏中一少年，戴忠靖冠披斗牛衣，旁观者指曰：此洪仁长子新入赀为监生，以拜司工内珰为父，故妆饰如此。 工部官员盗窃皇宫建材营建私第 嘉靖三十六年工部尚书赵文华主持营建皇宫，大量利用木材砖瓦等建筑材料，营造他自己的私宅。嘉靖皇帝见正阳门工程缓慢，不大痛快。一次登高望到远处一片楼阁亭台非常壮丽。问是谁的宅子，左右说是赵文华的新居，又说赵文华把工部的大木弄去一半为自己建府。皇帝便问首辅严嵩。严嵩替赵文华开脱。皇帝派太监去打听，如然是盗窃皇木。这个赵文华从此得罪。（《国权》卷六十二） 赵文华是明代著名奸臣严嵩的心腹，严嵩是嘉靖的首辅。他勾结宦官、广植爪牙、排除异己、贪污受贿无恶不作。甚至伊五在洛阳要扩建王府也要向他行贿（伊五请求十万两到手后给严嵩二万两——《明史·胡松传》）。当赵文华被嘉靖皇帝罢官流放后，严嵩又乘机吞没了赵文华的家私巨万，派人运送到严嵩自己的家乡，公然让沿途官员私役民夫护送。 如前所述，嘉靖朝营建最为频繁，这一朝严嵩当权最久，他不仅大量贪污营建费用，即连边防、民政、水利……举凡财政支出无不从中侵吞，以至售官卖爵，视官爵高低定贿赂等级。他儿子严世蕃也当上工部侍郎，大量中饱侵吞营建费用。严氏父子朋比为奸，从当时御史弹劾他们的奏章可以看出： 严嵩……为吏、兵二部每选，请属二十人。人索贿数百金，任自择善地。 往岁遭人论劾，潜输家资南返，辇载珍宝不可胜计。金银人物高至二、三尺者。下至溺器亦金银为之。……广市良田遍于江西数郡，又于府第之后积石为大坎，实以金银珍玩为子孙百世计。而国计民瘼一不措怀。……家奴五百余人往来京邸，所至骚扰驿传，虐害居民……。（《明史·王宗茂传》） 至于严世蕃的情况和他老子差不多。工部侍郎严世蕃凭父权专利无厌。私擅爵赏，广致赂遗。……刑部主事项治元以万三千金转吏部，举人潘鸿业以二千二百金得知州……。为之居间者不下百十余人，而其子锦衣严鹄，中书严鸣，家人严年，幕客中书罗龙文为甚。（严）年尤桀黠（狡猾）。士大夫无耻者呼为鹤山先生。遇嵩生日，年辄献万金为寿。嵩父子故籍袁州，乃广置良田美宅于南京、扬州无虑数十所，以豪仔严冬主之。抑勒侵夺，民怨入骨。（《明史·邹应龙传》） 这样的贪官权奸，嘉靖皇帝长期倚之为左右手。到晚期由于御史连续弹劾，严嵩终于败露，嘉靖四十四年即皇帝死前一年，抄了严嵩的家，从他江西老家所抄出的财产为：黄金三万二千九百六十九两，银二百二万七千九十两有余，玉杯盘等八百五十七件，玉带二百余束。金银玳瑁等带百二十余束。金银珠玉香环等三十余束。金银壸盘杯箸等二千六百八十余件。龙卵壸五，珍珠冠六十三。甲第六千六百余楹（间）。别宅五十七区，田塘二万七千三百余亩。余玩不可胜纪……又寄贷银十八万八千余（两）。”（《国权》卷六十四，“巡抚江西御史成守节上严氏籍产”）至于严世蕃的家产，只提“追赃二百万两”。这些家产加起来，竟然超过了国家岁收和国库所存。可是当时的百姓却是骨肉相食，边卒冻馁。 太监的贪污 明代从永乐起就开始重用太监。朱棣派遣郑和去南洋就是一例。而营建北京也是由太监阮安主持。其后有好几代皇帝重用官僚，而像严嵩那种专权的首辅大臣不多。正统朝的王振、成化朝的汪直、谷大用、曹吉祥，正德朝的刘瑾，到天启时的魏忠贤，太监的权势到了极点。营建皇宫自不必说，正德朝把太素殿油饰一下（见新），就花掉二十万两白银。 明时物价变动得很厉害，米每石三四百文（按纹银一两易钱五百文上下）、麦七八十文、豆百文、称为奇昂。天启四年因催粮，米价始腾至每石一两二钱。又载：按明时折粮，四石可折一两，丰年一两易八九石。荒年一石至贵不过一两。崇祯时山东米价石二十四两，俱见《明史》（《骨董琐记》引顾亭林与蓟门当事书）。按照这个记载，明代贫农五口之家一年的生活代价大体可定为五两至十两白银。（赤贫农民的生活简直无法想像。真的是吃独狗食）。那么二十万两白银可以够几万户贫苦农民一年的口粮。 至于太监贪污受贿的程度就更厉害了。根据正德朝提督东厂、司礼秉笔太监刘瑾被抄家时的财产粗略计算一下为： 黄金二十四万锭，又五万七千八百两。元宝五百万锭。银八百万锭，又百五十八万三千八百两。宝石二斗，金甲二，金钩三千。金银汤鼎五百。衮服四。蟒服四百七十袭。牙牌二柜，甲龙甲三十，玉印一、玉琴一、狮蛮带一；玉带四千一百六十。又得金五万九千两。银十万九千五百两。甲千余，弓弩五百。……。（见《国榷》卷四十八武宗正德五年） 当正德皇帝看到这份财产清单的时候，并不介意，只是见到弓甲才发怒，认为刘瑾要造反，他把刘瑾财产没收之后，不交国库却贮藏在他的秘室豹房作为皇帝个人挥霍的私财。由于他荒淫无度，在祭祀天坛跪拜时呕血不止，回宫后很快就死了。 动用官军营造私宅 明代营建皇宫和北京城，除募集工匠外，官军是一支主要力量。此工部和兵部有密切关系。太监和工部官员可以公然借营建贪污受贿，而掌管军队调动的官员或者和兵部有关系的官员，在捞不到营建肥缺的情况下，要从军工身上捞一把。有的官僚公然动用大批军士营建私宅。在成化朝，太监汪直当权，手底下有两名兵部官员陈钺（兵部侍郎）、王越，还有一个平卫左所的武官朱永。这些人动用了两千军工为自己营建私宅。这件事不见于官史，但通过一件戏剧性的资料表现出来。当时宫廷有一次宴会当中穿插了一个滑稽节目（这是中国宋金以来杂剧的形式），一个叫阿丑的宫廷御用演员，假扮成穿军服的太监，挟双斧，踉跄而前，人问之，曰：我汪太监也。已，左右顾其手曰：吾惟仗此两钺耳（陈钺、王越）……。朱永时役兵治私第。阿丑复装为楚歌者曰：吾张子房，能一歌而散楚兵六千人。曰：（似为相声中之捧哏者）吾闻之楚兵八千人，何以六千？曰：其二千在保国府作役耳！上笑，永惧而罢役。（《国榷》卷三十九） 这个叫阿丑的演员很善于插科打诨，通过这段戏剧性的表演，可以看出当时太监官僚动用军士为自己盖私第，竟达两千人之多。那么用民工和为皇宫准备的木料砖瓦以营私，则可想而知，当时一些御史所不敢弹劾的事，却用一个服贱役的演员阿丑把它公之于宫廷宴会之上，可见明代政治腐败到何等地步！
第四部分
著名建筑匠师
这座宏伟壮丽的古建筑群，在1420年建成，经历了明清二十四个皇帝，他们的名字都写在史册里。可是在修建这座宫殿时，大批工匠和壮工付出辛勤劳动、智慧和血汗，甚至牺牲了性命，却湮没无闻了。现在只能在某些文献上还可以零星查到几位哲匠工人在受到封建皇帝的赏识而得到一官半职的匠师的名字，如：
明朝的杨青，瓦工，永乐朝在京师营造宫殿； 蒯福，木工，永乐朝营建北京宫殿； 蒯祥，木工，永乐、正统两朝营建北京宫殿； 蔡信，工艺，永乐朝营建北京宫殿； 蒯义，木工，永乐朝营建宫殿； 蒯纲，木工，永乐朝营建宫殿； 陆祥，石工，宣德朝营建宫殿； 徐杲〔gǎo〕,木工，嘉靖朝营建三殿； 郭文英，木工； 赵德秀，木工； 冯巧，木工； 清朝的梁九，木工； 雷发达，木工出身，康熙朝参与宫殿和园林等建筑图样设计。子孙继承其事业，他的一家有“样式雷”之称。 北京故宫在明清两代俱有能工巧匠参与营造之事。明代工部有营缮所，其中技术人员有由工匠升至王朝大官者。木工蒯祥官至侍郎（苏州府志）。徐杲匠官出身，官至工部尚书（《万历野获编》）。石匠陆祥官至工部侍郎（《图书集成》、引《武进县志》。更有永乐朝在京师营造宫殿的瓦工杨青，不但官至侍郎（松江府志），而且有由永乐皇帝赐名杨青的轶事流传下来。杨青原来是一个淳朴的劳动者，在他还是宫廷里一个普通的瓦匠时，名字叫杨阿孙。有一天永乐皇帝看到宫殿上新粉刷的墙壁上有若异彩的遗迹。这是蜗牛爬行的痕迹。当时惹得这位皇帝好奇地向他左右随侍发问。正在做工的杨阿孙如实地回答永乐皇帝的好奇。随后永乐皇帝得知这个工匠姓名，并笑他乳名未改。这位永乐皇帝就说，现在正是杨柳发青时节，改名杨青吧。宫殿修成后，杨青得到了专管修缮机关工部侍郎的高官。瓦工出身的杨阿孙后来就成为工部左侍郎的杨青了。 冯巧是明末著名的工匠，技艺精湛，曾任职于工部，多次负责宫殿营造事务。冯巧死后，梁九接替他到工部任职。清代初年宫廷内的重要建筑工程都由梁九负责营造。梁九为顺天府（今北京市）人。生于明代天启年间，卒年不详。这位建筑匠师曾拜冯巧为师。在清康熙三十四年紫禁城内主要殿堂太和殿焚毁后，由梁九主持重建。动工以前，他按十分之一的比例制作了太和殿的木模型。其形制、构造、装修一如实物。据之以施工，当时被誉为绝技。他重建的太和殿保存至今。 清代的工匠非如明朝能跻于京卿之列，而只能世守其业。即使营造有功者亦如此。清代则由工部营缮司料估所主管工料估算。但在工程的估算、报销方面均须有内务府参与其事。内务府大臣大都由满族大员担任。特大的工程则设总理工程事务处。由御前大臣和内务府大臣主管。这是与明代设专任宦官不同的。如清代权臣和珅在乾隆朝就曾主管此事务多年。清代有样式房、销算房承办制度。皆世守之工。分掌营造事业。凡兴作由样式房进呈图样，彻决旨意。再发工部或内务府算房编造各作做法和估计工料。算房刘廷瓒，刘廷琦，算房梁有梁九，算房高有高芸。专应疏浚沟渠工程的沟董家是董姓之家。 特别需要一提的是清代宫廷建筑匠师家族，即样式雷。始祖雷发达生于1619年，卒于1693年字明所，原籍江西建昌（今永修县）、明末迁居南京。清初，雷发达应募到北京供役内廷。康熙初年参与修建宫殿工程。在太和殿工程上梁仪式中，他爬上构架之颠，以熟练的技术运斤弄斧，使梁木顺利就位，因此被“敕封”为工部营造所长班。负责内廷营造工程。有“上有鲁班，下有长班”之说。其子雷金玉继承父职，并投身于内务府包衣旗，担任圆明园楠木作，样式房掌案。直到清代末年。雷氏家族有六代后人都在样式房任掌案职务。负责过北京故宫、三海、圆明园、颐和园、静宜园、承德避暑山庄、清东西陵等重要工程的设计工作。同行中称这个家族为“样式雷”。 雷氏家族设计建筑方案，都按百分之一或二百分之一的比例，先制作模型小样进呈内廷，以供审定。模型用草纸板热压制成，故名“烫样”。其台基、瓦顶、柱枋、门窗以及床榻桌椅、屏风纱橱等均按比例制成。雷氏家族烫样独树一帜。是了解清代建筑和设计程序的重要资料，现留存于世的烫样一部分存于北京故宫。
第四部分
宫殿史简说
与明清故宫有关中国古代宫殿的传说和记载为数相当多。尧舜时代的宫殿是“土阶茅茨”，也就是说在原始公社时，所谓宫殿不过是大一些的房子而已。到了形成国家之后才有关于豪华宫殿的记载。殷之鹿台、战国时的灵囿之类，不过是宫殿和御苑的结合。到秦代的阿房宫、汉代的未央宫才是正式宫殿的体制《周礼·考工记》记载了关于宫殿营建的规格和制度——即法式。中国在进入封建社会以后，才真正形成一套宫殿营建的体制。而后历朝历代都按这个体制而不断地增益。唐代的长安大明宫从发掘考古中可以发现，那种豪华的布局、雄伟的气魄、完整的结构已经达到高峰。宋代的汴梁又有所发展。中古时期这两代强大的封建帝国，在都城规划、宫殿营建方面都有相当高度的成就，体现了当时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水平。
明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汉族当政的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开国皇帝朱元璋从元代蒙族统治集团手中夺取政权后，曾在建都问题上产生了几次动摇。这从他决定在南京称帝之后，又在凤阳大规模营建中都皇宫就可以看得出来。确定在北京建都乃是明朝第三代皇帝朱棣，历史上记载，营建北京皇宫以至都城，是以南京为蓝图而“宏敞过之”。但事实并不全是。事实上北京皇宫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凤阳皇宫的规模和体制营建的。 凤阳（临濠）是朱元璋的故乡，是淮河流域的枢纽，漕运供应比较方便。尤其是元代灭亡之后，江南元气尚未恢复，农民起义的力量仍有重新发作的可能。因此朱元璋把凤阳作为抚陷江南、控制中原的地点。在南京重修了原来的吴王宫之后，便把全国的财力、人力、物力投入到凤阳皇宫和都城的营建工程中。时间进行了6年之久，由于工匠的反抗和暴动，营建皇宫的工程并没有最后完成。朱元璋反回头来“罢中都工程”，第二次重新建南京的宫殿。 凤阳的宫殿，在明末经过农民起义的烽火，李自成、张献忠的起义军在崇祯朝攻入凤阳，再加上清代二百多年的颓圮，早已成为一片废墟。从目前考古的著述来看无论从宫殿的布局、名称以及规格和北京故宫比较都有惊人的相似。尤其是从午门到三殿这一坐朝的地区，基本和北京宫殿的“外朝”吻合。看来，明代洪武初期“罢中都役作”而重建南京宫殿，本身就是以凤阳作为依据和借鉴。永乐初期朱棣攻下南京，北京（当时还叫北平）一度作为陪都（行在），凤阳失去了作为陪都的资格，因而在永乐四年以至十四年大规模营建北京皇宫时，只提照京师南京的规制。其实明初真正下功力营建的宫殿是凤阳。确切地说，应该是以凤阳为蓝图而“宏敞过之”的是过于南京。 无论是南京还是凤阳的宫殿，其设计也不是凭空产生，而是依据前朝历代皇宫的规制。朱元璋在营建凤阳和南京之前，曾专门派遣官员到长安、洛阳、开封，对唐、宋以来的宫殿以及都城建设作过考察，参考历代宫殿规制而有所发展。因此南京和凤阳的宫殿无论在宫殿布局、坛庙规格、宫门座落、殿堂结构以及前朝、大内、宫苑的名称、制度都有汉唐以来的依据可寻。而北京宫殿在南京、凤阳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作为古建艺术的宫殿也是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的表现形式之一。到了明代已经发展到集大成的地步。因而作为满族上层统治集团当权的清代，承袭了明代的宫殿，没有做多大的变动。也就是说现存的北京故宫，乃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完整、最典型的宫殿建筑艺术。是世界上独具一格的和最有代表性的中国古代宫殿建筑的集大成之作。 北京地区的皇宫建筑并不是从明代才开始出现的，在明以前北京至少曾出现过三个完整的皇宫建筑群。 北京在历史上第一次作为都城是契丹族的辽南京。“城方三十六里、崇（高）三丈、衡广（厚）一丈五尺”。有八个城门，皇宫在京城的“西南隅”，地点相当于现在的广安门一带。广安门外的水塘还是当时辽代宫廷御苑湖泊的遗迹。这个皇宫曾经有过非常繁盛的记载。这个宫城“门有楼阁、毬场在其南”。它的东北隅有燕角楼，这个名称一直沿袭下来，音转变为“线阁”。 到公元12世纪初，北方堀起的女真族对辽南京发动了突然袭击，一场兵燹烧掉了辽南京的大部。而后女真族在这里建置了金朝的首都——中都。公元1150年海陵王完颜亮天徳二年开始，营建了一座比辽南京更大的都城。“役民八十万、兵夫四十万、作治数年，死者不可胜计。”都城周围凡七十五里，城门十二，每一面分三门。”这个金中都座落在现在的宣武区，中都的西面南门称彰仪门，地点约在今广安门西一里多地，因而彰仪门之名一直在明清两代成为广安（宁）门的俗称。 金代宫城比辽南京更为宏大豪华，除了承袭辽代个别宫殿外，重新营建的宫城吸取了汴梁的规制。公元1126年金的骑兵一举攻占了北宋的都城汴梁，抢掠杀戮之后俘虏了徽、钦二帝（赵佶父子），后妃宫女押送到当时的燕京（即原辽南京，当时尚未建中都）。东北近郊的延寿寺（今外延寿街）、同时把汴梁的皇宫洗劫一空。北宋“花石纲”名目搜刮民间血汗所营建的御苑统统被毁掉。金代皇室下令把珍奇的艮岳山石运到燕京，作为建造皇宫和御苑的装饰物。今天北海的白塔山上尚有艮岳石遗物可寻。 汴梁的宫殿遭到了毁灭，但其中的大木建材是否被拆至燕京建筑皇宫，史无明文记载。但根据拆迁艮岳石的情况，拆迁宫殿有很大可能。不过金代营建中都皇宫确实是按汴梁的宫殿制度。“天德元年，海陵（即完颜亮）意欲迁都于燕，……乃命左右丞相张浩、张通，左丞蔡松年调诸路民夫筑燕京，制度如汴……改号中都。”（《元一统志》卷一“大都路条”）而《日下旧闻考》记：（金）宫室制度，阔狭修短，尽以授之左丞相张浩辈，按图修之。”这个图就是从汴梁画来的宋宫殿图。金代除了仿照汴梁营建了一座仿宋的都城和皇宫之外，还在近郊兴建了离宫御苑，其中最豪华的是中都东北近郊的大宁宫。这时第一次出现了琼华岛的名称，即今天北海琼岛的前身。其豪华富丽不亚于北宋汴梁的御苑。在兴建这座大宁离宫时，附近有流泉和稻田，岁获稻万斛。稻田被开凿成湖泊，积土被堆成琼华岛。 到了1234年北方蒙古族骑兵在忽必烈指挥下，以席卷之势袭击了金中都，豪华的金中都和皇宫遭受严重兵火而成了一片废墟。连忽必烈自己也无法住到皇宫。但他选中了仙境一般的大宁离宫，住进了广寒殿。由于金中都的严重破坏已无法重建，加上漕运的原因，忽必烈决心在中都之北重建一座都城。皇宫以琼华岛为中心，修建了大明宫（今紫禁城址偏北）、隆福宫，兴圣宫（在今北海西侧）。形成三宫鼎立的布局。京城的规模“方六十里、里二百四十步”。南城墙位于今天的长安街一带，而北城墙则在今天北郊的土城。这就是举世闻名的元大都，即今天北京城的前身。而原来中都的居民区被称作“旧城”。 元大都的规模，远远超过了金中都。欧洲13世纪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的《马可波罗行记》中，对“汗八里”（即当时的大都）和皇宫作了具体的描述，元代皇宫的豪华富丽被描写得如同人间天上，汗八里的雄伟和富庶被形容得举世无双。因此，成为西方航海家和商人向往东方的吸引力之一。 元代的大都城随着1368年明北伐军的攻占，结束了元代统治，被改称北平。到1416年,明代第三个皇帝朱棣重新定为京师，开始了大规模的重新营建，才出现今天的紫禁城。元隆福、兴圣二宫先后被改建成西苑即今北海、中海一带的规模。 公元1644年明末最大一次农民起义军在李自成率领下，攻下了北京。在皇宫武英殿宣布了大顺朝的建立，几十天后在满族清兵的侵袭下撤出北京。当时南明的记载根据谣传说李自成把皇宫付之一炬，这是不确的。事实上李自成撤离北京时皇宫并没遭到破坏。满族上层统治集团轻易地继承了这座皇宫。“清承明制”，二百多年来只在东西两路作过一些改建，这就是今天的北京故宫的全貌。 1948年北京发生有史以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新中国成立，北平得到和平解放。历经五个世纪沧桑的北京故宫从此属于人民了。 在我国历史上像北京这样经历了如此反复的民族战争，复杂的阶级斗争以及规模巨大的建设工程，为其他城市所罕见。从时间上看，它经历辽、金、元、明、大顺、清，至辛亥革命终于得到解放。从民族方面看，它经历了汉、契丹、女真、蒙、满等多民族上层统治集团的更替。人民革命力量的兴起，各个民族间文化上的交流、吸收和扬弃。北京故宫倒是一个绝好的见证。它是这些民族建筑艺术之集大成。其工程之艰巨、规模之宏伟、工艺之精巧、创造性之丰富，为世界所少见。它不仅是东方的瑰宝，也是世界上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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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0-4 14: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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