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胡同街巷地名故事

食烟火斋 · 发表于 2008-10-24 14:31:00

欢迎各位网友补充北京街头各处楼房上的时钟照片

《北京古今报时和钟表》

作者：食烟火斋

在北京的街头，有不少老式和现代的楼房上都建有高大的钟塔，钟塔上安装着巨大的时钟。这些钟塔上的时钟，不仅美化了建筑物自身，也向过往行人提供了便利。北京这些带有钟塔的建筑样式起源于何时？在钟表普及之前，北京人又是如何掌握时间呢？

看太阳、观星星，

古人都是天文学家

秦汉之际，人们曾将一昼夜划分为16个时段，并依据自然现象和起居活动为每个时段制定了“鸡鸣、日出、食时、日入、人定、夜半”等名称。人们将太阳当作一个天然大钟表，参照太阳的运动来区分白天的时段。在象形文字里，“旦”字意为早晨，象形为“日出地平线”。“暮”字意为黄昏，象形为“日落于草丛中”。在老北京，“日落西山”这句话可不是泛泛而谈，因为在未建楼房以前，城里确能望见西山的落日。

到了夜晚，南方的夜空有三颗排成一线的星星，俗称三星。老北京人说“三星正南”，是表示半夜；说“三星偏西”，是表示后半夜。

古人还依据太阳、月亮、星座的运动规律判断年月，编制历法，因此有学者形容说，古代的居民个个都是天文学家。

立日晷、设铜壶，

掌控时间象征皇权

古人又将一昼夜划分为12个时辰，使用“子丑寅卯”等12地支的名称命名。一个时辰合两小时，又分成四刻，一刻合半小时，所以时间又称“时刻”。例如“午时”，是11时至13时，戏文里常说的“午时三刻，开刀问斩”，就是指12时整，亦即正午。

在北京故宫的太和殿前方，立着一座石雕的日晷，圆形的晷盘上刻有12个时辰的刻度，晷盘中心指针的投影指向的位置，就是当前的时刻。

在故宫贮存皇帝玉玺的交泰殿里，还陈设有一座立式大自鸣钟和一座“刻漏”，即铜壶滴漏。铜壶滴漏的计时方法，是让高处铜壶里的水，缓慢地滴落到低处的箭壶里去，刻有时辰刻度的箭杆漂浮在箭壶里，随着水位上升而依次显露，供人们观察时刻。

但是，皇宫里配置的这些计时器具，并不是专供皇帝使用的实用器具，而是皇权的象征。在古代，每次改朝换代，都要颁布新的历法，强制性地向全国推行。每一年都要由皇家钦天监编制下年的历书，在十月初一那天举办隆重的颁历大典，由皇帝亲自宣布启用，因此历书又叫“皇历”。所以乾隆皇帝为交泰殿铜壶滴漏题写的铭文说，设置它的用意是“分司天地、明时敬授、齐政协纪、勤民礼贤”。

铸钟厂、娘娘庙，

鼓楼西边铸大钟

古人又将夜晚划分为“五更”。其中一更为戌时，即19时至21时。三更为子时，即23时至次晨1时，因此这个时段又叫“子夜”，也叫“三更半夜”。五更为寅时，即3时至5时。五更之后是卯时，官员衙役们此时就要去官署报到点名，所以报到又叫“点卯”。

在老北京城，发布五更时间的权威机构就是钟楼和鼓楼。元大都建成时期，就已有了钟楼、鼓楼，但不在现今的位置，而是在西边的旧鼓楼大街。“旧鼓楼”一名，即指元代鼓楼旧址。元代的钟楼和鼓楼，因靠近积水潭码头，是个热闹去处，周围设有许多市场。

明代永乐皇帝兴建北京城时，于现在位置另建了新的钟楼和鼓楼。就在旧鼓楼大街西侧的铸钟胡同和小黒虎胡同，还留有明代铸钟的故事。

铸钟胡同，因是明代皇家铸钟厂旧址而得名。现在钟楼上悬挂的大铜钟及大钟寺里的永乐大钟均出自此处。清初学者孙承泽所著《春明梦余录》说，在他那个时代，铸钟厂尚有明代遗留的十几口大钟，高度达二丈余，横七竖八的倒在院子里。

明代钟楼最初悬挂的是一口大铁钟，因音色不好，被替换下来，一直闲置在鼓楼后边，1960年，笔者幼时去鼓楼游览，还曾亲眼见到过。这口大铁钟现存于大钟寺。

相传，为钟楼铸造现在悬挂的这口大铜钟时，屡次未能成功，工匠们都面临杀头危险。工匠领班的女儿情急之下，投身融炉，化入铜液，这才将钟铸成。铸钟厂为纪念这位女子，建造了“金炉圣母铸钟娘娘庙”。传说虽然离奇，但娘娘庙确实存在过。住在铸钟胡同旁边的小黑虎胡同24号院的柯先生向笔者证实，娘娘庙就在此院，但残存的大殿已于2000年前后拆除，拆下的木料有将近1米粗。柯先生还存有20年前在鼓楼后边大铁钟下照的照片。

敲大鼓、撞铜钟，

钟鼓楼上报五更

鼓楼上原有1个直径1.4米的报时主鼓，还有24个直径较小的群鼓，这些大鼓均于1900年被八国联军毁坏，现仅存破损的主鼓是原物。现在陈列的25个新鼓，是2001年仿制的。

在清代，钟鼓楼上击鼓撞钟的工作是由銮仪卫皇家仪仗队的旗鼓手负责的。每晚的一更和五更，都要先击鼓108响，再撞钟108响，每组的108响还要分为两节，每节54响，击、撞的节奏是“紧十八，慢十八，不紧不慢又十八”。二更至四更，则是只撞钟，不击鼓。为了协调击鼓撞钟的时间，旗鼓手们在相距上百米的钟鼓楼上，彼此之间用灯光发信号，称作“对灯”。

1924年，末代皇帝溥仪被逐出皇宫之后，仪仗队随之解散，钟鼓楼上不再用钟鼓报时。此后，北京市政当局改为每天中午在宣武门城墙上鸣放大炮报时，称为“午炮”。

利玛窦成为钟表祖师

乾清宫设有自鸣钟处

1601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北京，他向明朝万历皇帝赠送了一大一小两座自鸣钟，大钟每小时自鸣1次，小钟每小时自鸣4次。首次进入中国宫廷的西洋自鸣钟令万历皇帝爱不释手，他担心洋钟一旦损坏无人能修，遂挽留利玛窦定居京城，并赐给宣武门内住宅一所，即天主教南堂的前身。有趣的是，后来北京的钟表修理业竟将利玛窦尊为行业祖师爷。

清朝与西洋人的交往更加频繁，西洋自鸣钟也源源不断地进入宫廷。这些自鸣钟均用黄金、宝石等名贵材料装饰，设有发条驱动的人物、鸟兽、花卉，不仅能自动报时，还能奏乐。清帝非常喜爱精美奇妙的自鸣钟，不但命令海关官员大量向外国采购，还让内务府成立了做钟处，进行仿制。

在皇宫乾清宫的东庑房内，还设有自鸣钟处，派专人负责钟表的收藏、保管和上弦。自鸣钟处挂着乾隆皇帝题写的对联：“帘萦香篆斋心久，座殷钟声问夜遥”。乾隆说过，天朝什么都不缺，只有洋钟和洋枪还是西洋人造得最好。乾隆在《咏自鸣钟》诗中写道：“天工诚巧夺，时次以音传。针指弗差舛，轮推互转旋……钟鸣别体备，乐律异方宣。欲得寂无事，须教莫上弦”。

洋楼钟塔有来历

道旁曾经设路钟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之后，列强将东交民巷地区强行划为使馆区，兴建了大量洋式楼房。楼顶上建钟塔，设钟表的建筑样式也在这时传入北京。钟塔，原是西方教堂常见的设施，为的是敲击铜钟召唤教徒来做礼拜。大型机械时钟问世以后，钟塔也被广泛用于商业和公务建筑。现在，东交民巷西口的银行老楼，及车公庄大街市委党校的法国修道院老楼等处，还保留有近百年前的钟塔和大钟。

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北京兴起建洋楼风，许多由中国人建造的洋楼上也设置了钟塔和时钟。如张自忠路执政府旧址院内的清代陆军部大楼、西交民巷东口的大陆银行、虎坊桥路口西北角的京华印书馆等处。

民国时期，北京市政当局陆续将一些土路改建为沥青马路，还在主要路段的路旁安装了一些公用路钟。那种路钟的样式就像一支大棒棒糖，直径约半米的圆形钟体顶在两米高的铁柱上，双面都有表盘，很是醒目。笔者在1961年前后，还在鼓楼前的马路西侧见过这种路钟，当然已经损坏，不再走时了。1922年，先农坛北部围墙被拆除，建成了北纬路、南纬路等街区，那时在北纬路街头，还建造了一座四面都有时钟的钟塔，俗称“四面钟”，是当时南城的一处著名景观。近年，在北纬路东口的天桥剧场前，“四面钟”又参照原样重建。

缘钟声胡同改名

火车站偏爱大钟

西长安街路北，旧有一条大栅栏胡同，胡同南口是金代古庙庆寿寺。1956年，在庆寿寺基址上兴建了电报大楼，大楼的钟塔上安装了四面时钟。曾在电报大楼工作过的高先生回忆说，大楼运营初期，报时音乐采用古代编钟演奏《东方红》，录音后使用64个高音喇叭播放。过了一段时间，因声音太大，附近居民有意见，又关闭了半数喇叭。1965年，北京整顿地名，电报大楼西侧的大栅栏胡同因与前门的大栅栏重名，需要改名。工作人员在胡同里听到了电报大楼悠扬的钟声，遂将大栅栏胡同改名为“钟声胡同”，此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上世纪50年代和90年代，北京先后兴建了北京站和西客站。火车站尤其是一个重视时间的地方，因此这两座车站的候车大楼上都建造了钟塔，安装了大钟。

现在的北京人，每家都有各种式样的手表、电子表、座钟、挂钟、人们还可从电脑、汽车、手机、电话、电视机、收音机上获取时间信息，应该说，街头楼顶上的老钟、新钟，记录的只是一种历史，一种心情。

欢迎网友补充北京街头各处楼房上的时钟照片。

食烟火斋 · 发表于 2008-10-24 15:12:00

食烟火斋 · 发表于 2008-11-8 00:03:00

《金鳌玉蝀桥上曾有一道高墙》陆元（此文原载2006年《中国档案报》）

有一幅外国人摄于1922年的老照片，记录了北海金鳌玉蝀桥的旧貌。这幅老照片显示，当时的桥面南侧，矗立有一道高大的砖墙。原来，这道高墙是1912年袁世凯将金鳌玉蝀桥以南的中南海据为总统府时砌筑的。

　　北京的北海公园景区，在辽代即为皇家园林。金代大定十九年（1179年），金世宗以琼华岛为中心营建行宫，命名为“大宁宫”，并将环岛湖泊命名为“太液池”。

　　元代至元四年（1267年）营建大都城时，皇宫就建在太液池两岸。皇宫落成前，元世祖忽必烈曾住在琼华岛山顶上的广寒殿。今日北海公园的团城，在元代是太液池中的孤岛，岛上建有仪天殿，岛的北面有石桥通往琼华岛，东面有二十二尺阔的木桥通往大内，“西为木吊桥，长四百七十尺，阔如东桥。中缺之，立柱，架梁于二舟，以当其空。至车驾行幸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闪电河畔上都镇），留守官则移舟断桥，以禁往来”，见元末陶宗仪《南村辍耕录》。

　　明代，向南扩展了太液池，环池地段皆圈入皇家西苑。仪天殿孤岛改建为“砖砌如城墙，亦有雉堞”的团城，西面的木桥改建为石桥，“通东西往来者，曰玉河桥。有坊二，曰金鳌，曰玉蝀……桥之中空约丈余，以木枋代石，亦用木栏杆”，见明末刘若愚《酌中志》。

　　明代改建后的玉河桥，因两端桥头立有题名为“金鳌”和“玉蝀”的木结构牌坊，所以又称金鳌玉蝀桥。此桥仍沿用元代中间断开、设置吊桥的样式，以便设岗守卫。桥西端的牌坊，题名为“金鳌”，取自《列子·汤问》所载东海有15只巨鳌，驮载着5座仙岛飘浮于水面的典故，暗示琼华岛和团城也是“蓬莱仙岛”。按古代“五行说”西方属金，故金鳌牌坊立在桥西。桥东端的牌坊题名为“玉蝀”，取自《诗经·鄘风·蝃蝀》“蝃蝀在东，莫之敢指”诗句，“蝃蝀”读音为“帝冻”，意为彩虹。“玉蝀”形容此桥像是玉石砌成的彩虹，所以玉蝀牌坊立在桥东。“金鳌”和“玉蝀”题名，当年系出自明代嘉靖皇帝手笔，被刻成石匾，镶嵌在牌坊上面。1954年扩建北海大桥时，因阻碍交通，牌坊被拆除，那两块石匾现陈列于首都博物馆。琼华岛北面的“堆云积翠桥”原来也有缺口。

　　清代乾隆时期重修了金鳌玉蝀桥，取消了桥中部的缺口和吊桥。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皇帝在《御制泛舟至瀛台即景》诗中写道：“玉蝀新修饮练横，轻舟直拟达仙京。由来太液一池水，三海何人浪与名”。此诗注解说：“御河桥以年久重修，时方告成”。又说：“桥北为北海，南为中海，过勤政殿红墙（勤政殿在中海土堤上）为南海，盖明季相沿即有此名（指太液池划分为三海之名）”。

　　1912年２月12日，清光绪皇帝的遗孀、宣统小皇帝名义上的母后隆裕太后在乾清宫颁布了清帝《退位诏书》，根据袁世凯签署的《优待条件》，清室得到了允许暂住故宫，将来搬往颐和园的承诺，但要将西苑三海移交民国政府。

　　1912年年底，时任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由铁狮子胡同陆军部大楼（今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３号院）入住中海西岸的居仁堂，以金鳌玉蝀桥为界，将桥以南的中海、南海划为总统府。从此西苑三海被分为北海和中南海两个部分。

　　袁世凯的三女儿袁静雪写于1963年的回忆录《我的父亲袁世凯》说，袁世凯“自从住进了中南海，就没有再出过新华门一步。这是因为东兴楼门前的爆炸案件使得他余悸尚存……可以这样说，我父亲是活着进的新华门，直到死后才被抬着出了这个门”。

　　东兴楼爆炸案件，是指辛亥革命期间出任内阁总理大臣，奉命镇压武昌起义的袁世凯，于1912年1月16日中午退朝后，乘马车由皇宫东华门返回石大人胡同内阁驻地（今北京东城区外交部街33号院）途中，在东安门大街东兴楼饭馆门前，遭遇革命党人投掷炸弹的事件。

　　袁静雪的回忆不够准确。袁世凯曾于1913年10月10日到故宫太和殿就任民国正式大总统，以及1915年12月23日“冬至日”到天坛祭天，他至少外出过这两次，但心有余悸的袁世凯确实极端注重自身的安全。清朝灭亡后，地处西苑范围内的金鳌玉蝀桥已对外开放，是联系北京东、西城区的交通要道。袁世凯命人在桥面上南边栏板的内侧，砌筑了一道与栏板平行的高墙，此墙东西两端，与桥头原有的中南海的北围墙衔接，起到了防范行人和阻隔视线的作用。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考中过进士、曾在民国政府任职的陈宗藩先生1930年所著《燕都丛考》记述：“金鳌玉蝀桥，跨乎中、北海之间，为东西往来孔道……民国元年（1912年）乃为通途。惟以袁项城（即袁世凯，其原籍为河南省项城县）迁居中海，缭以短垣。过是桥者，仅见北海烟波，而中海、南海诸胜无由瞭望。民国十七年（1928年）始将短垣拆卸”。

1954年拆除金鳌玉蝀桥，在原址扩建北海大桥时，为使新桥获得展宽和延长的空间，曾计划将位于桥东的团城拆除。1954年６月，周恩来总理亲上团城考察，决定将中南海的北围墙后移，让新桥的东段向南转弯，以避开团城，所以重建后的北海大桥是向南弯曲的。

和合老猫 · 发表于 2008-11-13 08:47:00

学习

食烟火斋 · 发表于 2008-12-14 16:39:00

北京万寿寺与明清三太后

陆元

北京西北郊外的长河，起点在颐和园昆明湖南岸的绣漪桥，终点在西直门外的高梁桥。长河沿岸有万寿寺（今北京艺术博物馆）、紫竹禅院（今紫竹院公园）、真觉寺（今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又名五塔寺）、乐善园（今北京动物园）等一系列明、清皇家寺庙和园林。其中万寿寺始建于明代万历年间，清代乾隆和光绪年间又经两次重修，是万历朝慈圣皇太后、乾隆朝崇庆皇太后和光绪朝慈禧皇太后用于贺寿祈福的皇家寺庙。

充菩萨，慈圣建寺盼万寿

慈圣皇太后李氏，是明代万历皇帝的母亲。李氏的父亲李伟是个瓦匠，家住京郊漷县永乐店（今属通州）。李氏自幼家贫，被父亲李伟卖给在通州右卫当百户官的陈家，做了陈小姐的丫环。不久陈小姐被皇子裕王娶为王妃，14岁的李氏也跟着进了王府，并相继为裕王生了两儿两女。裕王后来做了隆庆皇帝，陈小姐被封为皇后，23岁的李氏被封为贵妃。

李氏28岁那年，隆庆皇帝死去，因陈小姐无子，由李氏10岁的儿子继承皇位，成为万历皇帝。按宫廷惯例，陈小姐作为正宫皇后，应升格为皇太后，李氏作为小皇帝生母，虽也能升格为皇太后，但二人的称号、地位要有差别。当时，刚当上内廷总管的太监冯保和很想当上内阁首辅的大学士张居正，为了讨好小皇帝的生母，就给了二人同等的待遇，尊封陈小姐为仁圣皇太后，尊封李氏为慈圣皇太后。陈小姐当皇后时，父亲曾被封为伯爵，李氏当上了皇太后，也封父亲李伟为伯爵，后来又晋级为武清侯。

虽然李氏与陈小姐并称皇太后，但做过丫环的李氏总有自卑感，总觉着自己比当过正宫皇后的陈小姐低一头，她就宣称自己是“九莲菩萨”转世下凡，并广建寺庙，想借着佛教的光环来抬高自己的地位。《明史?后妃传》说，李太后“好佛，京师内外多置梵刹，动费巨万，（万历）帝亦助施无算”。位于广安门内长椿街的长椿寺、位于阜成门外西八里庄永安万寿砖塔下的慈寿寺，都是由李太后发起建造的。

万历五年（1577年），李太后相中了距西直门外七里的长河北岸一处古庙遗址，命太监冯保任工程总指挥，在那里兴建了规模宏大的万寿寺，以祝福自己“万寿无疆”。为了赢得李太后欢心，冯保率先献银一万两，王爷、公主和大小太监头目们也争相捐资。费时不足一年半，寺庙建成，“丹楼绀宇，几与大内等”，其华丽程度赶上了皇宫，难怪至今北京还有“万寿寺是西郊小皇宫”之说。

明末文人所著《帝京景物略》描述说，万寿寺的正殿是面阔五间的大延寿殿，两旁是面阔各九间的罗汉殿，供奉有十八罗汉，后面的藏经阁，收藏着从城里的汉经厂和番经厂移来的佛教经书。阁后开挖有三个水池，还用挖出的泥土堆筑太湖石营造了假山，以象征佛教的四大名山。假山上有三座殿堂，分别供奉着南海普陀山观音、四川峨眉山普贤、山西五台山文殊三位菩萨，山下的地洞里供奉着安徽九华山地藏菩萨。后院还有百亩园圃，栽植着花草果菜。

万寿寺的前院，西边建有鼓楼，东边建有钟楼，钟楼里悬挂着现存于北京大钟寺的著名的永乐大钟。永乐大钟，自明初永乐年间铸成之后，原本悬挂在位于今北京东城区北河沿大街钟鼓胡同一带的汉经厂里。汉经厂，及紧邻的番经厂，都是明代刻印经典书籍的皇家印刷厂。汉经，指汉文佛经，番经，指梵文佛经。当时，这两处经厂的房屋已年久失修，李太后就将经厂保存的经书移至新建成的万寿寺藏经阁收藏，并将永乐大钟也移至万寿寺的钟楼悬挂。

永乐大钟周身铸有佛经22万7千余字，相传每撞钟一次，就相当于将全部经文念诵一遍，万寿寺派了6名僧人专职撞钟。明末文人所著《长安客话》说，当时“昼夜撞击，声闻数十里，其声轰轰，时远时近，有异他钟”。到了万历皇帝的孙子天启皇帝时期，因有迷信说法，说是城西不宜鸣钟，大钟被卸下钟楼，弃置于地，生了许多绿锈。直到清代乾隆八年（1743年），大钟才由乾隆皇帝下令移至京城西北郊的觉生寺，觉生寺也因此被俗称为“大钟寺”。

李太后臆造的“九莲菩萨”形象，是一只凤凰驮着九朵莲花，因此在万寿寺山门两侧“八字墙”镶嵌的砖雕上，雕刻有九朵莲花。《明史》说，当上了内阁首辅的大学士张居正，对李太后劳民伤财大建寺庙曾经试图劝阻，李太后拒不采纳，反而让张居正为万寿寺撰写纪念碑文，张居正只好违心地写道：“惟君建极，敛福赐民，民有疾苦，如在其身……祗奉慈命，复轸民瘼。”

食烟火斋 · 发表于 2008-12-14 16:52:00

贺寿辰，乾隆营造苏州街

崇庆皇太后钮祜禄氏，是清代乾隆皇帝的母亲。钮祜禄氏的父亲凌柱是四品典仪官，典仪官是王府的属官，掌管王府里的礼节和仪仗事务。钮祜禄氏13岁起跟随胤禛，20岁时，在雍亲王府（今北京雍和宫）为王爷胤禛生下了王子弘历。胤禛做了雍正皇帝之后，钮祜禄氏晋封为熹贵妃。雍正十三年（1735年），雍正皇帝死于圆明园，25岁的弘历即位为乾隆皇帝，他尊封44岁的母亲钮祜禄氏为崇庆皇太后，并追封已故外祖父凌柱为一等承恩公。

清代的皇帝喜欢园居。乾隆的祖父康熙皇帝晚年经常住在位于今北京大学西门对面的畅春园，乾隆的父亲雍正皇帝每年也有大部分时间住在圆明园。乾隆皇帝为父亲守孝三年之后，也进入圆明园居住，并安排崇庆皇太后住进了与圆明园相距不远的畅春园，他们只是在遇有重大典礼和公务时才返回城里的皇宫。

乾隆十六年（1751年）是崇庆皇太后的60岁大寿，为了给太后祝寿时有一个更豪华的场所，乾隆皇帝提前一年在畅春园西边的瓮山又兴建了一座园林。此园充满着祝寿色彩，园中的瓮山被更名为“万寿山”，山上新建的寺庙被命名为“大报恩延寿寺”，因山下的昆明湖水景占据着全园大部分面积，所以园林被称为“清漪园”，即后来的颐和园。

当时，由城里出西直门去清漪园、畅春园或圆明园，有水陆两条路线。一是由西直门通往海淀镇的石板大道，二是由高梁桥通往昆明湖的长河水道。乘船比坐轿更为舒适，因此皇帝和太后经常乘船往来。乾隆皇帝在《敕修万寿寺碑记》中写道，他在长河乘船时，望见沿岸的古树丛林掩映着多处寺庙，其中以明代遗留的万寿寺最为“宏敞深静、规制壮丽”，而且寺名“万寿”，恰好符合为太后祝贺60岁大寿的喜庆色彩，其地理位置又居中，可以作为往来途中的休息点，于是乾隆皇帝下令在乾隆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太后生日之前，全面大修万寿寺。

《日下旧闻考》记述说，大修后的万寿寺山门内，中路有天王殿、正殿、万寿阁、大禅堂、假山、无量寿佛殿、三圣殿等七进院落，东路是方丈院，西路是行殿院，即皇帝、太后来寺时休息的场所。最为奇特的是，无量寿佛殿两翼用于分隔后院的院墙，竟然是与寺院传统风格截然不同的西洋样式，门洞上方也是纹饰繁复的西式砖雕门楼。原来，自乾隆十二年（1747年）起十余年间，圆明园东部的长春园里，一直在营建着由欧洲人设计的西洋楼景观，因此西洋建筑也被引入了同期施工的万寿寺大修工程。

乾隆十六年正月，乾隆皇帝带着崇庆皇太后首次到南方进行了为期四个月的南巡，太后对苏州繁华的街市极其赞赏，颇为留恋。于是乾隆皇帝又授意工匠们由万寿寺至畅春园营造了一条模仿苏州风貌的长街，街头排列着商肆店铺，命名为“万寿街”，即俗称的“苏州街”。到了皇太后生日那天，乾隆皇帝组织了一千名喇嘛列队在万寿寺念经祝寿。

食烟火斋 · 发表于 2008-12-14 17:00:00

扮观音，慈禧曾住梳妆楼

慈禧皇太后叶赫那拉氏，是清代同治皇帝的母亲。叶赫那拉氏家住北京劈柴胡同，父亲惠征曾在安徽省任四品道员。咸丰二年（1852年），18岁的叶赫那拉氏被选入皇宫，受封为兰贵人，后晋升为懿嫔、懿妃。咸丰六年，22岁的叶赫那拉氏在皇宫里的储秀宫后殿为咸丰皇帝生下长子载淳，之后又晋升为懿贵妃。

咸丰十一年（1861年），咸丰皇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咸丰皇帝只有两个儿子，徐贵妃所生的次子未及命名即已夭折，因此懿贵妃所生的6岁的长子载淳成为唯一继承人，即位为同治皇帝。同治皇帝尊封自己名义上的嫡母、咸丰皇帝的遗孀钮祜禄氏皇后为慈安皇太后，尊封自己的生母懿贵妃为慈禧皇太后，并追封已故外祖父惠征为三等承恩公。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晚（1875年1月12日），19岁的同治皇帝死于皇宫养心殿东暖阁，他没有留下后代，皇位继承人发生问题。同治皇帝死后仅一个时辰，当时40岁的慈禧皇太后和38岁的慈安皇太后就在养心殿西暖阁召集群臣，决定将同治皇帝的堂弟、年仅4岁的载湉过继为自己及已故咸丰皇帝的儿子，即位为光绪皇帝。光绪皇帝的生父是咸丰的弟弟，生母是慈禧的妹妹，慈禧想用这种“亲上加亲”的方式，来加强自己的权势。

光绪七年（1881年），慈安皇太后死去。《清史稿?后妃传》说，“孝贞皇后（即慈安）既崩，太后独当国”，两个皇太后并列垂帘听政的局面变成慈禧一人独大，而光绪皇帝这年只有11岁，尚未亲政掌权，从此慈禧开始作威作福。

慈禧皇太后平生最羡慕乾隆皇帝。她认为享乐一生的乾隆皇帝在执政60年之后，将皇位传给儿子嘉庆皇帝，又接着做了4年太上皇帝，与自己垂帘听政大权独揽的情形很相似。慈禧在53岁时结束垂帘听政、名义上归政于光绪皇帝之后，干脆住进了当年乾隆皇帝为自己养老而兴建的宁寿宫，而不愿去住专供太后养老的慈宁宫。

乾隆皇帝当年在北京西郊大兴土木兴建、扩建的“三山五园”，即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园、万寿山清漪园、畅春园、圆明园，慈禧于咸丰皇帝在世时也曾随驾去游览、居住。可是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三山五园”均遭劫掠，被抢光烧尽。慈禧很想重温昔日的园居生活，她也曾于1873年开工重建圆明园，但因工程庞大、资金短缺半途而废。1887年，慈禧以“撤帘归政”后需要有个退休养老的场所为由，决定在万寿山清漪园的废墟上兴建颐和园。1891年夏，颐和园主体工程初步完成，慈禧太后迫不及待地于6月4日首次入园避暑。

慈禧太后在颐和园里的寝宫，是建于昆明湖北岸的乐寿堂。她从长河乘船赴园时，龙舟可以穿过昆明湖直达乐寿堂门前的码头。慈禧太后途经长河岸边的万寿寺时，得知那里是乾隆皇帝的母亲崇庆皇太后60岁大寿时的“庆寿工程”，联想到1894年将是自己的60岁大寿，处处刻意模仿乾隆皇帝的慈禧太后于是下令重修万寿寺。

如今被辟为北京艺术博物馆的万寿寺，仍保留着慈禧太后那次重修后的风貌。寺院中路大雄宝殿的佛像背后，有一尊脚踩莲花的“倒座观音像”，据讲解员介绍，是当年按照慈禧的相貌塑造的。寺院西路是供慈禧太后临时落脚休息的行殿，最北端的那座后罩楼，相传是她住过的梳妆楼。

万寿寺的东路占地面积也很大，有过去方丈居住的方丈院。方丈院是一座建造精致的大四合院，格局保存尚属完好，只是油漆彩绘已脱落殆尽。在大门两侧建有“抄手游廊”，将东、西厢房与北边的正房连为一体，遇到下雨天，不必穿行庭院，就能沿游廊到达每个房间。游廊墙壁上开有多个寿桃、石榴、梅花状的什锦灯窗，其样式与颐和园游廊中的完全一样。这种灯窗两面都镶有玻璃，白天可以观景，夜里在窗中点燃蜡烛，就成为美丽的壁灯。

在方丈院居住了40余年的一位老者介绍说，清代万寿寺的方丈气焰甚嚣，可以直接与太后和皇帝对话。老者还说，以前万寿寺北边是大片的塔林，有许多形状类似北海白塔那样的小塔，葬着万寿寺历代僧人的遗骨。现在塔林已经消失，原址上盖起了成群的楼房。

食烟火斋 · 发表于 2008-12-31 22:36:00

　　　　　旧影重寻四川营

　　　　　　　　摄影及供图：陆元

老北京有许多带“营”字的地名，大多与军营有关。位于宣武门外骡马市大街路北的四川营胡同，就因明代四川女将秦良玉曾在此驻兵而得名。

《明史?秦良玉传》记述，秦良玉是四川忠州人，嫁给石柱土司宣抚使马千乘为妻。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马千乘奉朝廷之命出兵三千征讨播州叛乱，秦良玉也率兵五百同行，夫妻二人旗开得胜，夺得南川路战场的头功。马千乘死后，秦良玉继任石柱宣抚使。《明史》说，秦良玉有勇有谋，善于骑射，还能写诗作文，她治军严明，威信颇高。

明泰昌元年（1620年），努尔哈赤进攻沈阳，秦良玉奉命驰援山海关，又立战功，受封为二品衔。此后在奉命回老家征兵时，赶上四川发生叛乱，秦良玉带兵平叛，收复了成都和重庆，被朝廷任命为正二品都督佥事兼总兵官，成为了女将军。

崇祯二年（1629年），皇太极率八旗兵围攻北京城，袁崇焕血战广渠门外，反被崇祯皇帝以通敌罪逮捕下狱，京城危在旦夕。秦良玉再次奉命驰援，于次年抵达北京，就驻扎在现在的四川营胡同一带。

如今的四川营胡同，南起骡马市大街，北抵棉花上七条胡同，西侧房屋已拆迁建楼，只剩下东侧半边仍有民居。在胡同的最北端，有一处坐北朝南的大宅院，现在的门牌为棉花上七条1号，这就是当年秦良玉驻守北京时的“司令部”。

昏庸无能而又生性多疑的崇祯皇帝将袁崇焕撤职下狱之后，对带兵将领失去信任。但他对千里来援，又自出家财充作军饷的秦良玉则赞赏有加。崇祯皇帝在皇宫接见了秦良玉，赏赐了绸缎酒肉，还作诗四首以表彰她的功绩。其中一首写道：“蜀锦征袍手制成，桃花马上请长缨。世间不少奇男子，谁肯沙场万里行”？

诗中在称赞秦良玉的同时，也发泄了对袁崇焕、祖大寿等将领的不满。

这年夏天，清军饱掠后退出关外，军情缓解，秦良玉奉命回到四川。此后她参加了镇压农民军的连年战争。《明史》说，崇祯十七年（1644年），张献忠占领四川全省，惟有秦良玉守住石柱地盘不肯归顺，直至1646年张献忠被清军消灭后，秦良玉才“竟以寿终”，老死在家里。

在民国时期，秦良玉住过的宅院曾办过女子学校，后成为四川会馆。1935年北平市政府编纂的《旧都文物略》收录了当时拍摄的四川会馆大门照片，门上悬挂的横匾上写着“蜀女界伟人秦少保驻兵遗址”，“少保”是秦良玉获得的从一品荣誉职衔。这座大门几经修葺改建，已面目全非，只有两侧的砖垛还保留着原状。

在四川营胡同周边，还有许多名为“棉花某条”的胡同，相传都曾是秦良玉部下的兵营，因营中女兵曾在这里纺棉花做军装而得名。

食烟火斋 · 发表于 2008-12-31 23:40:00

空空 · 发表于 2009-2-1 23:27:00

真心向各位老师请教一个地名的来历－－邱祖胡同。据说这胡同以前叫曲子胡同，清代讹为邱子胡同，又讹为邱祖胡同。感觉不是很有说服力。包括曲子胡同的名字又是怎么来的呢？

食烟火斋 · 发表于 2009-2-1 22:30:00

乾隆皇帝《神木谣》原文

乾隆钦定《日下旧闻考》第三册1518页：

神木厂在广渠门外二里许，有大木偃侧于地，高可隐一人一骑，明初构宫殿遗材也。相传其木有神。

京师神木厂所积大木，皆永乐时物。其中最巨者曰“樟扁头”，围二丈外，卧四丈余，骑而过其下，高可隐身。岁久风雨淋漓，已渐朽矣。

北京神木厂大木，俱刻字为记，其上有“王二姐”、“张点头”、“嫌河窄”、“混江龙”之名。皮烂心存，对面犹不相见。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御制神木谣》：

都城东有巨木焉，其长六十余尺，卧于地，骑者隔木立，弗相见也。相传前明时所置，以应甲乙生气云。作神木谣。

天三巽一含精腴，深山大泽连林扶。

寿突灵椿忘枯荣，所乐不存屣弃渠。

远辞南海来燕都，甲乙青气镇权舆。

是称神木众木殊，春明旧迹久闻予。

便中一览城东隅，长六丈余卧通衢。

围乃不可规矩模，岿然骑者能蔽诸。

四百春秋一瞬夫，雨淋日炙风吹敷。

枝干剥落摧皮肤，隙孔嗔菌郁缪纡。

为想怀才昔奥区，凌云概日垂扶疏。

翩集不胫曰人乎，天也将以为真符。

试看虚中巨查如，尧年贯月历劫余，

生育盛德釐皇图。

乾隆戊寅春三月御制并书。

食烟火斋 · 发表于 2009-2-1 22:07:00

有网友询问“神木”到底是什么东西？这是我在《消失的胡同》一书里的一篇文章，里面提到了神木厂和神木的由来。希望对感兴趣的网友能够有所帮助，谢谢阅读。

74，原号138，花市上头条

花市上头条，位于北京市崇文区崇文门外大街东侧。明代属崇北坊管界，清代属外城东城辖区。

花市上头条南面，依次排列有花市上二条、上三条、上四条、西花市大街。花市上头条东面是花市中头条，又依次向南排列有花市中二条、中三条、中四条、东花市大街。要了解这些地名的含义及相互关系，必先了解“头条”、“花市”、“上”和“中”的来历。

《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记述，明代此处已经自北向南排列有东西向平行的“头条胡同”至“四条胡同”和南面的“神木厂大街”，其间还有南北向排列的“中板桥”、“小市口”、“户部税务分司”3个小巷，将以上各条胡同切割成“卅”字形。

所谓“头条”，是指位于崇文门外护城河南岸边的北起“头一条胡同”，可是为何在“头条”的北侧却还有一个“崇文门东河沿”胡同？那样“头一条”岂不变成“第二条”？其实在地图上可以看到，崇文门东河沿与崇文门西河沿这两条胡同的相邻处，都明显地向南弯曲，合成一个“弓”形。原来，这两条“河沿”在明代都是崇文门脚下的护城河，那个“弓”形恰好环绕在城门向南凸出的瓮城前方，到后来才演变为河岸南侧的胡同。明代《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将最邻近护城河南岸的胡同记述为“头条胡同”时期，夹在护城河南岸与头条胡同之间的“崇文门东河沿”胡同尚未形成。

明成祖营建北京宫殿预备迁都时，派遣大量民工去南方采伐金丝楠木等名贵巨材，民工伤亡之多曾有“进山一千，出山五百”之说。《明史·宋礼列传》记述，工部尚书宋礼奏称，他在四川深山采得“大木数株，皆寻丈（腰围8尺至1丈），一夕自山谷中抵江上，声如雷，不偃一草”。大木自行滑入江水，还没有压坏一棵草，肯定是宋礼为讨好明成祖而编造的神话，这批大木沿长江和大运河运抵北京后，明成祖正因群臣反对迁都而郁闷，遂将设在文明门（后改称崇文门）外的木材仓库命名为“神木厂”，将大木入贮厂内供奉为“神木”，以作为天神相助他夺皇位于南京、迁国都于北京的证据，神木厂大街即由此得名。

取代了明朝的清廷，自然不会容忍“天助明朝”的神话在京城存留，遂将神木厂撤消，将“神木”迁往广渠门外的皇木厂。神木厂大街至乾隆年间已改称为“花儿市”街，花儿市街不以卖鲜花为主，而以制做和销售假花闻名。民俗专家金受申在民国时期报纸的《北京通》栏目里写道，花市大街制售的假花，旧称“纸花”，用纸张、通草、绒、绢等物制做，在清代主要供应满汉妇女作为头饰，后来也制做插花摆设。旧京歌谣“糖瓜祭灶，新年来到，姑娘要花，小子要炮”里说的花，即指头上插戴的假花。（也有指燃放的“烟花”的说法）

在乾隆年间，花儿市街以北的4个胡同均以2个南北向的小巷为界划分成3段，北羊肉胡同（明代的中板桥）以西称为“上头条”至“上四条”。北羊肉胡同以东称为“中头条”至“中四条”。北小市（明代的小市口）以东称为“下头条”至“下四条”，共计12个“条”。到了清末，南北向的虎背口胡同（明代的户部税务分司）以东，又形成了“下下头条”至“下下四条”。这样，明代的4个“条”就演变成16个“条”。1965年北京整顿地名时，将16个“条”的名称前面均增添“花市”二字，如“上头条”改称“花市上头条”。按胡同命名规律，花市头条应该最靠近花市大街，然后由近至远依次排列二、三、四条，然而头条在明代是以崇文门方向为起点，所以1965年将“上头条”改称“花市上头条”以后，它反而离花市大街最远。

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如今花市的16个“条”已所剩无几，大部分被建成新的街区和住宅小区。

0闲云野鹤0 · 发表于 2009-3-19 22:01:00

QUOTE:

以下是引用空空在2009-2-1 23:27:00的发言：

真心向各位老师请教一个地名的来历－－邱祖胡同。据说这胡同以前叫曲子胡同，清代讹为邱子胡同，又讹为邱祖胡同。感觉不是很有说服力。包括曲子胡同的名字又是怎么来的呢？

“邱祖胡同”最终是由“秋子胡同”易名而来的。

明代在金城坊内，今复兴门位置的东侧有东西走向的鹫峰寺街、曲子胡同、刑部街和箔子胡同等。

鹫峰寺街北侧是鹫峰寺，刑部街北侧是刑部、督察院、大理寺等衙署。

清初“鹫峰寺街”与“曲子胡同”分别改称“卧佛寺街”与“秋子胡同”，分属镶红旗与镶蓝旗。

民国初年，“秋子胡同”易名为“邱祖胡同”。

缘何叫“曲子胡同”，又变“秋子胡同”。

有时间可从《燕都丛考》、《帝京景物略》、《宸垣识略》、《京师坊巷志稿》、《日下旧闻考》等古籍中寻找答案。

但根据胡同约定俗成的命名原则，当与“曲子”有关。

0闲云野鹤0 · 发表于 2009-3-19 22:37:00

我也来嚼嚼别人嚼过的馒头，哈哈

第二章 北京的胡同（节选）

胡同的起源

北京的胡同是中国传统住宅建筑和城市规划布局的经典，是最具民族特色的中国传统文化符号之一。这些排列整齐纵横交错的胡同小巷，不仅拥有700余年的悠久历史，更是独特的历史因素、地理环境和人文积淀的产物，它们记录和鉴证了历史的变迁和时代的风貌，是老北京文化和生活方式的缩影。

至元元年（1264），元世祖忽必烈下诏以燕京为中都，至元八年（1271）定国号为大元。次年，改中都为大都，并迁都于此。从此，元大都（北京）成为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政治中心。大都城是刘秉忠受帝命在原金中都城址的东北侧营建的新城，于至元四年（1267）正式破土动工，到至元十三年（1276）基本完工，其城市街道的布局，奠定了北京城的基本格局。特别是今天北京东西长安街以北的街道，因同处在元大都和明北京城内，所以改动不大，至今仍多保留元大都时期的城市布局。

北京的胡同多，可谓举世闻名。而胡同正是起源于元代的大都城。所谓“胡同”，实际上就相当于南方城市中的“弄”和“巷”。大都城被划分为50个坊，坊与坊之间为平直而宽度不等的街巷与胡同，全城街巷胡同总计有400余条，胡同两侧即为大小规模的四合院落。根据元人熊梦祥《析津志》所记载：元大都街制为“大街二十四步阔，小街十二步阔。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衖通。衖通二字本方言。”可见，当时的街道分为大街、小街、火巷、衖通四等，而“火巷”、“衖通”皆为南方普遍使用的街巷名称和方言。“火巷”是比“街”低一等的道路，始创于宋金交兵时的南宋，既为防火而设，也方便作战用兵。“衖通”则源于方言“弄堂”，即小巷之意。古时“巷”、“衖”不分，读作“虹”，后来又出现南音“弄”，或可写作“衖堂”。在同时代的书籍中，也被写作“胡洞”。这些名词均是指后来出现的“胡同”一词。

明灭元后，在元大都基础上对城池进行改建，称为北平。明成祖朱棣夺得帝位后迁都，改称北京。至此，城市的街巷胡同得到发展，并开始将原来胡同各种不规范的写法统一写作“衚衕”。除了大街和原来的29条胡同外，原来的384条火巷也皆称为胡同。据明嘉靖年间张爵所著《京师五城坊巷衚衕集》记载，北京5城36坊，有街巷胡同约有1170条，其中直接称为胡同的约有459条。

清朝入关后，沿用北京旧城，改称京师。据清光绪年间朱一新所著《京师坊巷志稿》一书中所列当时北京街巷胡同名称，当时已有街巷胡同2076条，其中直接称为胡同的约有978条之多。

北京的胡同是由前后两排四合院构成的一个长条状的通道。由于北京的四合院大多数是坐北朝南的格局，院子的正门朝南，有些院子同时开有朝北的后门，所以北京的胡同多数皆是东西走向，虽然也有南北走向和斜向的胡同，但都为数较少。

北京的街巷胡同构成了经过精心规划十分方正的棋盘形城市布局。而这种规划正是吸取历代帝都的建造经验，体现了我国历代建造城市的传统特色。座落于这些胡同内的王公府第、名人故居、商旅会馆、寺庙道观，以及市井风情、人文典故，都蕴藏着传统文化的精华，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和人文价值。因此，北京城的古都文化又被形象的称为“胡同文化”或“四合院文化”。

胡同的分类

北京街道胡同众多，基本采用大街小巷的方式，南北走向的一般为大街，相对较宽，因过去以走马车为主，所以也叫“马路”；东西走向的一般为小巷，即胡同，相对较窄，以走人为主。街道胡同两边一般都是一座座的四合院落。

胡同的分类与名称五花八门，包罗万象，但都具有其显著的特点。从形态上看，胡同虽然主要是作为通道的作用，但也有为数不少的没有出口的单向胡同，被称为“死胡同”。并且与大多数成东西、南北正向排列的街巷胡同不同，也有部分成倾斜走向，被称为“斜街”。

北京城内街道胡同按名称属性可以分为多种类别，并多以寺庙、官署、军营、桥梁、仓库、集贸、器物、人物、动物、植物等等来进行分类命名，其中许多一直沿用至今。但是，这些街道胡同，大都拥有几百年的历史，有的名称一再改名，有的名称发生音意讹变。今天对其认识，要以历史为依据，按其历史上的名称去分类，否则就容易出现偏差，甚至闹出笑话。

例如，崇文门内苏州胡同南，原有一条“官帽胡同”，清末民初又叫“官帽司胡同”，从字面上看，应与“帽”有关，但是，如果查阅这条胡同在《乾隆京城全图》上的位置，时称“官茅房”。老北京人称厕所为“茅房”或“茅司”，“官茅房”、“官茅司”实际即是公共厕所。后因茅房不雅，遂改“茅”为“帽”，使其意义发生了变化，如归用品类，就会发生错误。又比如，西城区东南部的“高义伯胡同”本是由“狗尾巴胡同”的谐音雅化而来。因为老北京话将尾巴念成“乙巴”，“狗尾巴”就变成“高义伯”了。如果按字面看，似成了“伯爵”的住处，划归府邸类，同样会闹笑话。

由于宗教伴随着人类历史发展的各个时代，拥有悠久的古都历史的北京城，受宗教影响极大，寺庙众多。因此，在北京的街道胡同名称类别中，以寺庙命名的数量最多，达600多条次，列各类胡同名称之首。如真武庙、安国寺、崇元观等。街道胡同的命名多是日常常见的事物，因此，动植物也是胡同的常见名称类别。以动物命名的胡同街巷，多达450多条次，如鸡爪胡同、牛角胡同、母猪胡同等。以树木命名的胡同街巷也有250多条次，如龙爪槐、小椿树、枣林等。

又由于北京城在元、明、清时期，军队的营房分布于城内，且数量众多，因此留下了以军营命名的胡同190多条次，如弓箭营、四川营、校尉营等。北京的古桥有上千座之多，所以以桥梁命名的胡同街巷也很多，充分证明桥梁在当时交通当中的重要地位，因为有桥之处必为要道，人们往往又习惯以桥梁作为重要的地标。据记载，老北京城以桥梁命名的胡同街巷也多达130多条次，如如大石桥、鞑子桥、半步桥等。

历史上北京城还有许多仓廒和库房，星罗棋布，分布于各处，仓系用于存储漕粮，库系用于储藏各类物品。特别是明代，漕运不再进京，漕粮由通州经陆路或水路运抵朝阳门，朝阳门内外建有多座储存漕粮的仓廒，便有了海运仓、北门仓、南新仓等著名的“京师十三仓”。用作库藏的库房形成年代久远，于是磁器库、米粮库、灯笼库也自然成了胡同的名称。北京旧城遗留下的仓库类胡同街巷共有100多条次。

用五行八作的手工业命名的胡同更是丰富多彩。饮食类的有馓子胡同、麻花胡同、烧饼胡同、油炸鬼胡同、面茶胡同等。日常用品类的有银碗胡同、盆儿胡同、灯草胡同、劈材胡同、臭皮胡同等。营造作坊类的有台基厂、细瓦厂、大木厂、琉璃厂、红罗厂等。种种类别，不胜枚举。

这些各类街道胡同的名称，不仅反映了北京城的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民风的面貌和特征，并且由于每条胡同街巷自身的历史变革、所历事件、所居人物，同时汇集成为一部北京胡同的历史，反映出北京城的历史旧貌。

胡同的命名

胡同是城市发展的产物，因其广布京城而成为老北京的特色人文景观。明嘉靖年间张爵所著《京师五城坊巷衚衕集》记载，北京城划分为5城36坊，有街巷胡同约有1170条。这些城门、街坊等重要城市建筑、设施均由官方命名，而坊内的胡同名称则是来源于民间的约定俗成。

北京街巷胡同的名称多按地形地貌、景物建筑、人文特性来命名，皆是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事物，可以说是就地取材，通俗实用，且生动简明，特性突出，更具有类别广泛，词汇丰富的特点。例如，作为北京历史最为悠久的胡同之一的“砖塔胡同”即是因一座名为“万松老人塔”的青砖古塔而得名。由此，并逐渐形成了以寺庙、官署、军营、桥梁、仓库、集贸、器物、人物、动物、植物等等类别的胡同名称。但是，由于其来源于民间，也有大量粗俗不雅的胡同名称，却又恰恰生动的反映了当时的百姓真实的市井生活画面。

其实，这些街巷胡同并没用严格的划分，其命名也表现出北京人的实在和风趣，比如把宽的叫“宽街”，把窄的叫“夹道”，把斜的叫“斜街”，把低洼积水的地叫“洼子”，细长的叫“竹杆”，扁长的叫“扁担”，一头细一头粗的叫“喇叭”等等。胡同的名字更会因胡同的形态而生动有趣，例如由于某些胡同内的各个院落的进深大小不一致，形成了一些曲里拐弯的胡同，于是就有了“九道湾胡同”；有的是死胡同，只有一个出口，于是有了“口袋胡同”；有的胡同绕了一个四方形的圈，就有了“四环胡同”；有的胡同不是一条直线，而是弯曲的，就有了“大秤钩胡同”。

由于胡同的名称都是住在胡同里的北京人生活当中自发叫起来的，所以有不少北京的土语自然被使用到胡同的名称在里边，如“背阴儿胡同”、“取灯儿胡同”、“笤帚胡同”、“胰子胡同”等。还有不少胡同带有明显的北京儿话音，更显得京味儿十足。如“罗儿胡同”、“鸦儿胡同”、“雨儿胡同”、“帽儿胡同”、“盆儿胡同”、“井儿胡同”、“闷葫芦罐儿胡同”等。

北京街巷胡同的一大特色是历史悠久。其中绝大多数，或始于清，或始于明，或始于元，虽不乏历史原因而更改名称，但一般多是同音、谐音的讹变，因此不难上溯其渊源。例如明代阜财坊有个“祁家胡同”，读快了像“茄子”，于是《乾隆京城全图》中就变成了“茄子胡同”；再如教忠坊的“水塘胡同”变为“水塔胡同”；正东坊的“巴家胡同”变为“八角胡同”；思诚坊的“铸锅胡同”变为“竹竿胡同”，明时坊的“扬州胡同”变为“羊肉胡同”等。

从民国以来，对北京胡同名称的修改达到数百条之多，尤其是对大量粗俗不雅胡同称谓的改变。如“母猪胡同”改“梅竹胡同”，“屎壳郎胡同”改“时刻亮胡同”，“猪尾巴胡同”改“朱苇箔胡同”，“棺材胡同”改“光彩胡同”，“粪厂大院”改“奋章胡同”，“驴市胡同”改“礼士胡同”，“臭皮胡同”改“寿比胡同”，“苦水井”改为“福绥境”等等。

首先是更改大量有关动物的胡同名称。例如带“尾巴”、带“肉”的胡同。“羊尾胡同”改“扬威胡同”，“猴尾巴胡同”改“侯位胡同”，“马尾胡同”改“慕义胡同”，“驴肉胡同”改“礼路胡同”，“瘦肉胡同”改“寿刘胡同”等。还有是带“鸟虫鸡鱼”的胡同。“鸡鸭市”改“集雅士”，“鸡爪胡同”改“吉兆胡同”，“蝎虎胡同”改“协和胡同”，“干鱼胡同”

改“甘雨胡同”等。

再有是将有关人体的胡同名称改变。如“嘴巴胡同”改“醉葩胡同”，“胳膊胡同”改“百寿胡同”，“大脚胡同、小脚胡同”改“达教胡同、晓教胡同”，“心尖胡同”改“新建胡同”等。并将带有人名的胡同名称改变。如“张秃子胡同”改“长图治胡同”，“王寡妇斜街”改“王广福斜街”，“豆腐陈胡同”改“豆腐池胡同”，“汪太医胡同”改“汪太乙胡同”等。

还有关于服饰、器物的胡同名称改变。如“裤子胡同”改“库资胡同”，“裤腿胡同”改“库堆胡同”，“烟筒胡同”改“源通胡同”，“轿子胡同”改“教子胡同”，“汤锅胡同”改“汤公胡同”，“罗圈胡同”改“罗贤胡同”等。

更有诸多雅化、美化的胡同名称的改变。如“劈柴胡同”改“辟才胡同”，“干井胡同”改“甘井胡同”，“井儿胡同”改“警尔胡同”，“佟府胡同”改“同福胡同”，“烧酒胡同”改“韶九胡同”，“廊坊胡同”改“良乡胡同”，“油炸鬼胡同”改“有果胡同”，“干鱼胡同”

改“甘雨胡同”，“牛血胡同”改“留学胡同”，“豆腐巷”改“多福巷”，“臭水河”改“绶水河”，“猪市口”改“珠市口”，“江米巷”改“交民巷”，“打劫巷”改“大吉巷”，“鸡毛胡同”改“锦帽胡同”等。凡此种种更名，大多是把认为是下品粗俗的名称改为上品文雅的称谓。

胡同的变迁

北京的胡同不仅是城市重要的通衢脉络，且是普通百姓生活的场所，更是京城历史文化发展演化的舞台。它记载了历史的变迁，时代的风貌，蕴含着浓郁的老北京文化气息。

元大都时代的北京城对对道路有严格的规定，不仅分大街、小街、火巷、衖通四个等级，且规定大街宽24步，约合36米，小街宽12步，约合18米，胡同宽 6步，约合9米，建造房舍均不得侵占街巷。

明代的北京城在元大都的基础上扩建，形成方格式的棋盘道路网，街道走向大都为正南正北和正东正西方向。内城主要干道是紫禁城前至永定门的中轴线上的大街和紫禁城通往内城各城门的大街。由于皇城居中，所以内城被分成东西两部分，东西向交通受到皇城的阻隔，方格式路网中出现不少丁字街。内城的许多胡同都是元代的遗存，依然整齐对称地排列在中轴线的两侧，维持着北京城壮如棋盘的规则布局。外城有崇文门外大街、宣武门外大街以及联结这两条大街的横向街道。但由于对城市建筑的规范越发宽松，开始出现了许多斜街和不规则的街道，明英宗时期开始修建的外城斜街和曲折不标准的胡同就更多了。

清入关定都北京后，北京内城的街道格局和明代并没有多大改变，较为规矩齐整。但是，清初实行“旗民分城居住”的制度。规定内城房屋一律让给旗人居住，不允许有汉人住宅，旗民分城居住，不得擅自越制。由此，使北京的外城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使外城的人口、房屋大量增加。一方面，在清廷为官的汉族官员，若非皇帝“赐居”于内城，大多居于外城诸巷。又由于中央六部设在正阳门内东西两侧，这些汉族官员多在正阳门外拓地建房。另一方面，外地来京的官吏、商贾、举人因其身份只能居住在外城，又使外城成为北京流动人口的集中地。因此外城增加大量住宅，必然形成新的街巷，且由于建造仓促，胡同布局更加打破了整齐的规范。不仅出现了大小进深不一致的四合院，和挤占道路的现象，又增加了许多小胡同，其中较宽的有4至6米，较窄的只有2米左右，甚至还有不足1米的窄胡同。

通过胡同的名称本应能窥见当年的历史痕迹，但由于一些胡同名称读音发生讹变如不细细查考，则容易使人陷入谜团。明朝的卫所制度是基本的军事编制，各地军事要害之处均设置卫所，遗留在地名中的明代卫所之称，随着时代变迁而逐渐湮灭。如明代金城坊有“济州卫胡同”，崇教坊有“武德卫营”，这两个胡同在清乾隆十五年（1750）绘制的《乾隆京城全图》中分别讹变成“机织卫胡同”与“五道营”，已与原来面目相去甚远。今天“总布胡同”的名字也颇令人不知所云。同样在《乾隆京城全图》中将其标为“总部胡同”，而明代这里标注为“总铺胡同”。其实，“铺”系来源于元、明的“铺甲制度”。明代的北京城分为36坊，每坊下分为若干牌，牌下再分若干铺，即每隔三百多步设一防盗防火的哨所，称“军巡铺”，由三到五名铺兵值守，若干“军巡铺”设一“总铺”。后来，“总铺”被讹为“总部”，再被讹为“总布”，这就是如今东、西“总布胡同”名称的由来。

北京城是由这一条条胡同街巷连通着“内九外七”的座座城门，构成了这一座最完美的都市杰作。但是，但是，在今天对老北京人来说很多熟悉而亲切的胡同已经不复存在了，留下的只是一个个对胡同名字的记忆。

1954年，随着位于长安街上建于金代的庆寿寺双塔被拆除，首先拉开了大规模陆续拆除城楼、城墙的序幕。1957年，外城门中最大的永定门被拆除；1958年，中轴线上的中华门被拆除；1965年，随着地铁工程的开工，内城城墙陆续被拆除；1969年，内城城墙被尽数拆除。至今，就只剩下了九门之首的正阳门城楼和箭楼、德胜门箭楼、东便门角楼和东西各一小段城墙。特别值得说明的是，被拆除的东直门城楼是北京保留下来唯一的一座明成化年间雕梁画栋阁楼式的楠木建筑。

于是，随着城门、城墙的被相继拆除，必然殃及到一条条胡同街巷。现在，昔日的胡同在推土机的隆隆声中被碾成碎砖碎瓦。推土机推倒了老房，也推倒了原本矗立在那里的拥有数百年历史的传统、文化、故事、韵味。是不可以言说的那一种帝都气象，京韵京味儿的湮灭。

如今，历史只能牢记关于胡同的数字：北京的胡同，明代1170条，清代2077条，1944年3200余条。如今，宽度在20米以下的胡同已不足50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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