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阳门史话 撰文及供图:陆元(此文原载2005年12月16日《中国档案报》 始建于明代的老北京内城,共有9座城门,每座城门都是由城楼、箭楼及保护城门的瓮城所组成的防御要塞。除正阳门外,其它8座城门都是旁通式通道,即箭楼不设门洞,(如现存的德胜门箭楼那样),行人从城楼门洞出来,要经瓮城内的“L”形通道,向左或向右转弯,由开在瓮城一侧的闸门出城。这个闸门,因未装门扇,只有升降式的闸板(又称千斤闸)而得名,闸门上方建有小型的城楼,内设升降闸板的绞盘设备,被称作“闸楼”。 正阳门是京城正门,非但形制高大,而且设置也与众不同。不仅城楼前方的箭楼开有门洞,瓮城两侧也都开有闸门。城楼门洞,箭楼门洞,加上瓮城东西两侧的闸门,共是四个出口,在瓮城内形成了“十“字形的通道,南面的箭楼门洞仅供皇帝通行,行人只能走东西两侧的闸门。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在天坛设立炮兵阵地,开炮轰塌了正阳门箭楼。联军进城后,英国军队里的印度兵在正阳门城楼上宿营做饭,失火烧毁了正阳门城楼。八国联军撤走之后,逃往西安避难的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于1902年1月7日回到北京,由永定门外马家堡车站下火车,经正阳门进城。因正阳门城楼和箭楼均遭毁损,有碍观瞻,当时的顺天府尹提前将残破的城楼拆除,在城台上搭建了临时的扎彩牌楼以迎接慈禧。此后,正阳门城楼和箭楼,于1903年开工重建,于1906年完工。 进入民国后,因正阳门东侧有京奉铁路火车站,西侧有京汉铁路火车站,有轨电车也即将从正阳门通过,原有防御要塞式的正阳门已无法适应交通的需要。1914年,内务部总长兼京都市政公所督办朱启钤提出了改造正阳门交通的计划,经袁世凯批准,于1915年6月16日开工。那天在正阳门城楼上举行了开工典礼,朱启钤手持木柄上刻着“内务总长朱启钤奉大总统命令修改正阳门,爰于1915年6月16日用此器拆去旧城第一砖,俾永便交通”字样的银镐,率先刨掉了第一块城砖。这柄银镐现存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今存首都博物馆)。 朱启钤聘请德国人罗斯凯格尔为总建筑师,将正阳门瓮城拆除,使箭楼成为孤岛。他在正阳门城楼东西两侧的城墙上各开通两个门洞,增加了出入的通道,通道环绕箭楼,直通南面的前门大街。由于箭楼原本没有独立的登城阶梯,又在箭楼北侧增建了“之”字形的磴道。 当时,罗斯凯格尔按西洋风格装饰了正阳门箭楼。他在城台周边增建了一圏悬挑的平座阳台,又在箭窗上添设了联拱华盖式的窗檐,还在城台东西两侧拆去瓮城后的断面上,塑造了“绶带悬章”式的装饰弧线。箭楼与城楼之间原来瓮城的位置上布置了草坪花园,朱启钤还从圆明园等处运来了几对石狮,摆放在箭楼前后。 正阳门改造工程于当年12月完工。工程费为18.22万银元,商铺民房拆迁费为7.8万银元。 改建后的正阳门箭楼上,增添的那些悬梁、平座阳台、栏杆,都是用钢筋水泥制做的,外表刷上了白漆。有不少文章都说那是汉白玉材质,实在是一种误解。考察过北京城的瑞典学者奥斯伍尔德(喜仁龙)博士在1924年的著作《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中评论说,德国建筑师罗斯凯格尔对正阳门的改造,确实达到了改善交通的目的,但是“广场显得过于西洋化,与城楼的风格不大协调”,尤其是箭楼,“还用一种与原来风格风马牛不相及的方式重新加以装饰……简直没有什么价值和理由”。不过在清末民初之际,北京的建筑确实有一阵崇洋之风,那时兴建的陆军部、海军部大楼(在张自忠路三号院中)、国会大楼(在新华社院中)、京师女子师范学堂(今新文化街鲁迅中学),无不采取西洋风格。 每天出入正阳门的游客不计其数,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在箭楼的门洞中,还悬挂着当年的千斤闸,在箭楼内部,也遗留有当年升降千斤闸用的绞盘立轴。
《附篇》: 已经开工半年(指2005年)的正阳门维修工程,被媒体称作“百年大修”.正阳门城楼和箭楼自1900年毁于八国联军炮火后,于1903年重建,于1906年完工,距今恰满100周年。
“丽正”南移称“正阳”,引经据典赋新名 正阳门始建于明代永乐年间,最初沿用了元大都时的旧称叫丽正门。元大都的城址整体位置偏北,南城墙在今长安街一线,共开有三座南门,丽正门居中,约在今天安门的位置。元大都原有11座城门,名称都是由元世祖忽必烈的谋臣刘秉忠依据《易经》内容拟定的。“丽正”,出自《易经》“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的说法。明永乐皇帝建都北京时,为扩展皇宫前方的空间,将元大都遗留的南城墙全部拆除,改在以南二里处重建,重建后的南城墙三门仍沿用元代旧称。 永乐皇帝忙于北征蒙元残余,未暇完善北京城池。直到他的重孙正统皇帝即位后,才将夯土城墙用城砖包砌,为九座城门建造了城楼,又在城楼外侧修筑了防御要塞瓮城和箭楼,还将城外护城河上的木桥都改建为石桥,并在桥头竖立了牌楼。 1439年,京城九门完工后,凡是沿用元代旧称的城门都重新命名,丽正门改称正阳门。“正阳”,出自《史记》所载司马相如《封禅书》中“正阳显见,觉悟黎烝”一语。古人以南面为阳,“正阳”指天子正位于南面;“黎烝”则指北面称臣的民众。
四门三桥五牌楼,门洞高悬千斤闸
正阳门规格高于其它八门,素有“四门三桥五牌楼”之说。“四门”,指正阳门共有四个门洞,即城楼门洞、箭楼门洞、瓮城两侧的东、西闸门各一个门洞。而其它八门均只有两个门洞,即城楼门洞和瓮城单侧闸门的门洞,其它八门的箭楼皆无门洞,只具备防御堡垒功能。“三桥”,指箭楼前方护城河上的正阳桥,其实是一座石拱桥,但宽阔的桥面被栏杆分隔成三路通道,居中的通道正对着箭楼门洞,称为御道,只有皇帝才能通行。“五牌楼”是指正阳门前那座“六柱五间”的跨街牌楼。在明代京城九门都建有牌楼,唯独正阳门牌楼的规格最高,有五个开间。如今只有正阳门牌楼得到复建。 古典小说描写战争场面,常提到遇有紧急情况时,守城部队要放下千斤闸,以断绝交通,保护城门。如今的正阳门箭楼仍保留有一座千斤闸。那座用厚木板包裹着铁板制成的千斤闸,就悬挂在箭楼门洞拱顶上方的沟槽里,仅露出红色的底部。在箭楼大厅里,也还有两根用于升降千斤闸的绞盘立轴,立轴上还留有穿入绞杠用的方孔。
康熙登城救大火,慈禧回京扎彩楼
正阳门自古号称国门,在这里发生过许多历史事件。 1519年,明武宗的堂叔祖、宁王朱宸濠在南昌谋反,明武宗借亲征之名南下巡游,班师之日,在正阳门前举行了献俘仪式。明武宗叫人将数千战俘都绑上标牌,斩获的首级都悬挂于高杆,标牌与高杆都系上白色飘带,闹得国门前白茫茫一片,当时就被人称为不祥之兆。果然三个月后明武宗病重身亡。 由于明武宗没有后代,朝臣们只好立他15岁的堂弟、兴王朱厚熜为帝,即嘉靖皇帝。朱厚熜由湖北进京时,朝臣们认为他不是太子身份,只能走东华门进宫。但生性固执的朱厚熜坚持一定要由正阳门入城,经大明门进宫。1644年10月19日,7岁的清朝顺治皇帝由沈阳迁都北京时,也是由正阳门入城,就因为正阳门是国门。 1684年4月24日,正阳门外的街区发生大火,康熙皇帝在得知百官均未到场救火后,遂亲自出宫登上正阳门察看火势,并派遣大内侍卫组织扑救。次日上朝时,康熙皇帝严厉训斥了玩忽职守的官员们,他说“城外系汉官所居之地,遇此等事亦应协力料理,乃置若罔闻,袖手不顾,则他事亦因循坐视可知”。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英军在天坛架设大炮,轰塌了正阳门箭楼。当年冬季,在正阳门城楼上宿营的英军印度兵又因取暖做饭失火,将城楼烧毁。1902年1月7日,逃往西安避难的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返回北京,他们从永定门外的马家堡车站下了火车,乘轿由正阳门回到皇宫。为粉饰观瞻,顺天府尹事前清除了正阳门上的残垣断壁,雇棚彩匠人用彩绸和木料在光秃秃的城台上搭建了临时牌楼。当时有外国记者拍摄了这一场景。1903年,清廷重建正阳门,1906年完工。现存的正阳门就是百年前那次重建的产物。
五大臣东站遇炸弹,朱启钤拆迁扩通道
天津至北京的铁路终点站原在马家堡,汉口至北京的铁路终点站原在卢沟桥。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期间,将马家堡的铁路延伸至正阳门东侧,将卢沟桥的铁路延伸至正阳门西侧,这就是前门东站和前门西站的由来。 1905年,安徽桐城籍的反清革命党人吴樾潜伏在前门西边的会馆桐城试馆内,伺机谋刺出国考察宪政的兵部侍郎徐世昌等五大臣。9月24日,吴樾混入前门东站的五大臣专车,不料因列车起动摇晃,炸弹震落脚下,吴樾身亡,五大臣只有三人受了轻伤。 1912年8月24日,孙中山来京抵达前门东站,各界代表万余人接站欢迎,袁世凯按旧例特开正阳门箭楼城门,并派出由前清摄政王那里接收来的金轮白马专车迎请孙中山进城。1929年5月26日,孙中山灵柩由碧云寺运往南京中山陵安葬时,也是在前门东站登程的。 前门东、西两站的客流,使得前门大街的商业区更加繁荣。为改善交通,1915年内务部总长朱启钤聘用德国建筑师罗斯凯格尔改造了正阳门。环绕城门的瓮城被拆除,箭楼成为孤岛,城楼两侧的城墙上各增辟2个门洞,自清代起环抱瓮城形成的商铺荷包巷与帽巷也被拆迁,仅拆迁费就支付了7万8千银元。现在正阳门大修所要保留的箭楼洋式装饰物,就是1915年那次改造时的遗迹。 由于两大火车站紧傍着正阳门而建,令许多初到北京的人士都对这座气度不凡的国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著名历史地理学者侯仁之1931年来北京入读潞河中学,50年后他在《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一书序言中回忆道:“当我在暮色苍茫中随着拥挤的人群走出车站时,巍峨的正阳门城楼和浑厚的城墙蓦然出现在我眼前。一瞬之间,我好像忽然感受到一种历史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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