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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境不错的北京孩子，上中学后，倘学校离家不远不近，就有机会得到一辆自行车，用作交通工具。这车是新是旧，则难说。一些孩子骑的是家长淘汰下来的旧车，不乏新中国第一二代产品，接近于所谓“除了铃不响剩下哪都响”，那就只是个代步了。有的孩子骑的车，曾被家长“怯”打扮过一番，或大梁、车把上缠着带色的塑料布、电影胶片，或车轴上套着红配绿的彩匝等等。顾点面子的孩子会觉得骑不出去。这种破车泛称“战车（音读jO）”，一些出行场合如遇平时骑这种车的孩子当天没骑，一定有别的孩子来过问：“你丫那战车
2 f( R" x7 _4 N# X" N$ D6 Z/ Z 呢？” 家长让孩子骑破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出于一种直觉的预感，说不定哪天孩子会把车撞了或丢了。搁今天，谁家丢个四五辆自行车，是很平常的事情，没丢过车，倒可以当新闻说说。那时候和现在不同，家里丢辆车是天大的事情，等同于把家中的财产割出去几分之一，弄不好全家得不吃不喝若干天。转铃被偷，都是件不小的事情，很多自行车上的转铃，安有防盗的专用铁箍。孩子倒不担心这些，车不敢偷，铃敢卸。我的铃被卸了，再卸他的，他的被卸了，再卸你的，卸来卸去，如此循环，其乐无穷。 “文革”前期，有一辆线闸26全链套男车，俗称“燕把”，是很令孩子羡慕的事情。拿到这款车，还需略施改造：把车座拔到顶，卸掉后车架子，安上转铃，换成钢丝锁。这几样改造具有十足的装饰意义，被很多赶时髦的孩子视为不可或缺。此外，骑车的姿势也大有讲究。尽量一手插兜，一手扶把，即便双手扶把，也切忌手指触闸；脚要稍微外撇，把白边懒汉鞋的中心部位固定在脚登子上，万不能用脚尖登车；上车的时候，一般不滑轮，采用把腿一蹁的姿势，即使滑轮，也只一下，紧着滑出去若干下的上车法，被目为“有伤大雅”；下
$ y& c1 P2 e. n L0 u6 A0 K- K 车也一样，先捏闸，把车停住，用脚支地，甩胯下来。如此搭配，再加上“板儿绿”之类的应时装束，“飞奔”在马路上，就称得上“招摇过市”了。有一阵子，军队和机关大院的孩子，动辄结伙出门，几十辆自行车，浩浩荡荡，细观他们的“坐骑”，车型与新旧自然不一，但一准是一水的没有后架子、拔到顶的车座、钢丝锁和转铃，至于这样做是否舒适与实用，孩子不管这些，这就叫“拔份”。60年代后期，28锰钢车、半锰钢车成为自行车里的俏货，像永久13型、17型，凤凰18型等等，都是大链套、电镀单支架、电镀后车架、转铃，即所谓原装“高配置”。和这几款车有一拼的是天津产的飞鸽大链套，但支架是黑漆把后轱辘架起来的那种，铃也不是转铃。这几款车是当年最先进、最新潮的自行车，全国闻名，价钱大约在一百五六到两百出头一辆。问题是光有钱还骑不上这些车，还得有具体型号的自行车票。弄到这几款车票，则难上加难了。那时谁家有张车票就似小道消息一样在邻居间迅速传播，新买了一辆锰钢车更属于爆炸' j0 P# X) }( k D& H$ R
性新闻，其震撼力相当于当时谁离了婚、谁家死了人以及15年前谁买了私家汽车，弄不好那几天家里就成了邻家孩子们的展览厅。至于外国自行车，因为没有正规的进口贸易渠道，市场上根本见不到，但还不能断言“绝迹”二字。像英产的凤头、三枪，日产的富士等，在大街上偶能看见，也都是些解放前甚至“二战”时期的旧货。三枪牌自行车，商标就是三杆枪，据说它的材料来自一战后剩下的武器。 黄新原曾和我提起一件他至今历历在目的事情。新原的小学和中学时代是在玉泉路解放军政治学院度过的，小学同学里有个孩子，父亲与新原父亲原是一个教研室的同事，后调到总参二部，家从玉泉路搬到三里屯总参二部宿舍。其父后来被派到加纳任武官，那时中国驻非洲外交官每年有机会到阿尔及尔集中采购一次东西，他父亲买了两辆英国产的新款凤头牌自行车，一公一母，带到北京。政院（现在属国防大学）当年虽身列最高军事学府，但那里的“孩子他爹”八成是“土八路”出身，基本和开洋荤不搭界。这件事在总参二部宿舍也许算不了什么，传到政院院里，一时间就成了孩子当中的一个热门话题。据新原回忆，他们还没见到车，听着就已经八分耳热。院里的几个孩子终于按捺不住，有一天下午骑着他们的国产“战车”，从北京西头的玉泉路跋涉到东头的三里屯，不远几十公里，专程去看一眼这对凤头车。新原依稀记得，那两辆车都是28大链套锰钢车，带便携式气筒，女车近似于国内若干年后出产的端把28车。两辆舶来品自行车能在孩子间引发如此轩然大波，可以想见，自行车之于孩子，是一种意义有多么重要的东西。还可以想见，这两辆车若是让两个时尚装扮的少男少女骑着环北京城兜一圈，一定是一道美丽的风景。 改革开放初期，黄新原的一个亲戚出国，带回一辆凤头车，送给了他。欣喜一阵子后，这车就成了他的累赘，老骑非丢不可，老不骑也不是个事，偶尔骑出去停车还是问题。无奈一阵子后，他找到以前在工厂时帮助过他的师傅，问要不要，该师傅二话不说，回家取出500块钱拍给黄新原，新原最后收了他400块钱。据说，这种车当时值1000元人民币。 北京孩子上了中学以后，动辄骑车出动的现象已是一种常态，不论远近事由。游泳、看电影、郊游、打篮球、打群架，或者没有事由，就是骑车干转悠，从几步路到百八十公里以外无不如此。我们班同学没事爱往东郊使馆区骑，那里不仅环境清幽，各使馆门口的玻璃橱窗里陈列着该国风情图片。后来因团结工会而闻名于世的格旦斯克列宁造船厂，当年曾被波兰使馆作为该国样板企业赫然贴出一组图片。80年代，有个叫于娟的北京孩子单枪匹马，骑车沿国境边子绕了一圈，在媒体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轰动，底子肯定是孩子时打下的。一
: Z, a2 G' S+ z; ~$ [ 般北京孩子的骑车史，往远了说，去的多的，是天津、八达岭、十三陵这些地方。有的骑车出行还被赋予特殊意义。作家刘心武在一篇文章中述及和《出身论》作者遇罗克相关的一段往事： 1967年3月15日，是个星期日。遇罗克一早到邻居任众家对他说：“任老师，我们要去香山玩，您也去吧！”任众很高兴，背上借来的手风琴，跟他们骑上车，到香山去了。一行人中除了遇家三兄弟，还有三四个中学生。爬山的途中，遇罗克断断续续地对任众说，《中学文革报》恐怕出不下去了，听说“中央文革”的戚本禹已经在小范围表态，说《出身论》不对；遇罗克还说，感到这些天在上班路上，似乎有人跟踪他。不过那天总的来说遇罗克的情绪还是不错的，跟大家有说有笑，任众拉手风琴，他也很喜欢听。后来，他们爬到山顶一处废弃的破碉堡那儿，遇罗克没有招呼任众，却也并不避讳他，把小兄弟们叫到身边，小声地吩咐着什么，后来，任众看见他们把事先包扎好的一些本册往那废弃碉堡与山崖衔接处的缝隙里藏匿，藏完还拣了些石块封牢隙口。当时任众以为他们藏匿的是日记，很多年后，提起这事问遇罗文，遇罗文证实，他们藏的并不是日记，而是遇罗克与另外两个人合写的一部诗集《凝秀集》。为什么要藏匿这部诗集？集子里“凝”了些什么“秀”？遇罗文说连他也没读过这部诗集，哥哥平反后，他曾重登香山，找到那个地方，却怎么也找不到那几个本册了。不知后来是何人取走了？在沧桑世道、攘攘人寰中，这《凝秀集》还默然存在么？那黄脆的纸片上以褪色的墨迹书写的诗句，谁还记得？① 经常骑车的孩子，难免违反交通规则。闯红灯、骑车带人、逆行之类，是北京孩子都明知故犯过的错误。我们上中学时，常有同学把“虎口脱险”的例子挂在嘴边，津津乐道，至今还记得这样两个： 有个同学骑一辆还没有上牌照的永久17型新车横穿天安门广场，被警察揪住。问：“住哪儿？”答：“公安部宿舍。”问：“哪学校的？”答：“六中。”问：“六中在哪？”这
9 C# ?) j& H/ l2 @3 t. W7 c- u 孩子只知道六中离天安门不远，并不清楚具体方位，到了这个份上，也只能蒙了。他想起“文革”初有传说男六中的红卫兵曾在学校挖地道企图通往中南海，便顺手往西一指：“那边。”看警察的表情，心里庆幸：蒙对了。警察也许念他住在公安部宿舍的情面上，没予追究，只说了一句“下回注意”，放了他一马。其实他的所有答问，没一句实话，都是瞎编的。 另一个同学住在汽车局一机部宿舍，有一次骑车带人，在木樨地丁字路口被警察抓获，要扣车，让他们到交通队接受处罚。俩孩子开始想着通融通融就能过去，缠着警察求情，把警察弄烦了，车一锁，拔出钥匙，进了岗楼，不搭理他们。这俩孩子一嘀咕，急中生智，得一“上”计。骑车的同学假装取执照，实际是回家拿了另一把钥匙回来，靠着车座偷偷捅开车锁，踢开脚蹬子，眨眼的工夫，俩人几乎同时跳上车，冲警察大叫一声：“走啦！”扬长而去。警察未料俩孩子还有这一手，一定后悔没先记下车牌号，被两个中学生涮了一把。那会儿的自行车牌照接近一尺来长，蓝底白字，数字是汉字竖写被模子压出的，牌照别在后挡泥板上，很醒目，遗憾的是警察缺了个心眼。巧的是，这俩孩子当中的一个后来也成了交通警察，他处置交通违规，牢记两条原则，第一，先登记牌照；第二，以教育为主，得过且过。 当年把“出去骑会儿车”当成天大享受的北京孩子，如今不知有多少人早就“鸟枪换炮”，开上了汽车，至少在做着“汽车梦”，或许有人已经把汽车开腻了，或者到了有专职司机的份儿上。那么，孩子时代的骑车经历和乐趣，会被他们从记忆中抹掉吗？ 不会吧？ 红底金字 作者：刘仰东 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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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7-30 12:10:00
发表于 2008-7-30 12: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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