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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当铺，创始年代已无法确定。据老辈人说，最早开当铺的是由牢房犯人干起的。
有个姓王的犯人被判终身监禁，在狱中熬得散拿散放，可以管些犯人，他就趁机勒索，让犯人赌博，输钱者用物向他抵款。日子一长，王犯手里积攒了不少钱。偶遇大赦，出狱后，即开“小押当”，门前书写：“指物代钱，无论何物均可抵押，物值十而押五，坐扣利息，几个月为期，限满不赎，即变卖折本。”后来，生意居然兴隆。渐渐有人仿效，竟成为一种营业了。所以当铺的栏柜和门栅，仿照监狱的形式。其实当铺的门柜主要是为了安全。以上仅是一种传说而已。
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上就画有当铺，可见当铺的悠久历史。明代万历年间，北京典当业已初具规模，不过经营者多为徽州商人。到了清初，北京的当铺又多为山西人经营。乾隆年间，朝廷提出“官不与民争利”，禁止官员经商，但又设立由内务府主管的官当铺。光绪年间旧当铺不过二三十家。因为开当铺必须由官发“当帖”，每年需向内务府交税。这种营生，又有点官儿气，铺中的伙计，也有点儿狐假虎威。有时与一般平民结下怨仇，每遇事变发生，即有结伙抢劫当铺的。在《锯碗丁》这出剧中，就有抢劫当铺的描写。这对当时的社会情况可窥一斑了。“庚子事变”前，北京的当铺大多控制在常、刘、高、董、孟五家手里。他们分别掌握一二十家分号。庚子事变后他们破产。后来虽有恢复建立的当铺，已物是人非了。由民初到民国二十年是北京典当业的繁盛时期，后渐趋衰落。
当铺按业务需要，一般设有柜房、客房、号房、首饰房、更房、住房及厨房等。柜房是对外营业场所，一般占用五间房左右的地方。通面栏柜，柜台高一米六。柜台里设踏板，踏板上设置高凳，以便业务员工作。其他房舍对内，供内部管理使用。
当铺的业务人员有财东、总管、当家的、掌柜的、先生、包衣、徒弟、厨子及更夫等。财东多为达官内宦，因他们不能自身经商，只得找商人代理。他们不过问日常业务，只在年终时收取红利。其他一切交总管处理。总管即总经理，他掌管财权、人事权、业务权。
当铺开张有一定仪式。开张需选定吉日。早晨开张之前，需由当家的带领全体工作人员，先拜财神。再由大掌柜、二掌柜的等各就各位，由大掌柜大声喊令：“请幌子!”伙计们挑出幌子，先不放人进门。几位掌柜各拿一盘算盘，在柜台上敲三下，然后把算盘向外狠摇一遍。这样摇三遍，据说是驱煞神，有的同时放鞭炮。之后，先放进三位童子(事先训练好的新徒弟)怀抱“吉祥当”。第一位是银元宝一锭，名“利市元宝”；第二位是瓷瓶一只，叫“平安吉庆”；第三位是如意一柄，叫“吉祥如意”。他们口念颂词，给掌柜贺喜，由三位掌柜的接待，照开一、二、三号当票。开场戏过后，营业开始。收当以后，衣服由徒弟整理，或打包或打卷，插上号牌，交账桌先生“穿号”。首饰由先生用纸包好“穿号”。穿号就是把和当票、门账号数相同的小号夹附在当物上，以便傍晚查收入库。
当票，俗称“账帖子”，类似有价证券，为防止伪造，一般自行印刷，多用东昌纸。票版是琉璃厂篆云斋刻字铺专门刻制。当票本身没什么特殊，神秘之处全在“当”字上。字体大致如行草，有的是半边字，虽是同行，但各个铺子的写法不同，甚至互不认识。
据内行讲，当铺大多故意贬低原物的成色。即使新买的衣料也要写上“破”字。如新衣必写“油旧破孔”或“油旧破补”；皮服必写“光板无毛”或“缺襟短袖”；呢绒衣服必写“呢布大袄”；不管金表银表，一律写“铜马表”；玉器，如翡翠、白玉写“硝石”；碧玉、芙蓉石写“假石”；田黄、鸡血等写“画(化)石”；硬木紫檀写“杂木”。诸如此类，概莫能外。所写之字，只写一半，如衫为“彡”；袄为“夭”；棉为“帛”；皮袍为“毛夭”等等。
当铺中多用安徽方言。如数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说成“摇、按、瘦、扫、尾、料、敲、奔、角、勺”；如一吊钱，说成“摇的齐”；如称呼姑娘为“官姐儿”；称小媳妇为“洗玄分儿”；称老太太为“勒特特”；东西说成“端修”；这个说成“照个儿”；那人说成“闹个儿”；吃饭说成“抄付”；拉屎说成“搂闪”等等。比如一个老太太当物，经过甲伙计看过，写定洋元一块，老妇要求多写，如此交易不成而去。如果老太太让另外人再替她去典当，原物上已被甲作有记号，甲当即用徽话告诉乙：“照个儿勒特特的端修摇款齐。”乙马上明白怎么回事，于是只写六钱，最多仍是一块。决难再加分文。
典当行业以秋冬两季为最佳，其行中有“春添本，秋回利”之说。所以财东一般都于春季入本。到秋冬两季收利。春夏当皮棉，当本势在必多，秋冬单夹，其本必少。所以北京过去流传一句俗谚：“皮顶棉、倒找钱；棉顶夹，倒找嘎；夹顶单，倒拐弯；单顶棉，须加钱；棉顶皮，干着急。”这大概也是当铺中的成规吧。 | 
发表于 2008-7-16 23:22:00
楼主
发表于 2010-2-25 17:56: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