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聊北京胡同，也说城市规划，也谈法制建设（上）

Fengken

[冯肯按] 所有读过拙作的同志，都想看原文，等看后全都恨得牙根痒痒。所以这里先把 周大伟访谈录放在前面 ，请没看过周大伟言论的同志，先仔细阅读他的言论，作为对比。在周大伟访谈录前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炮制了 《城市角落调查报告》，无良媒体立即跟进，发表《高楼大厦后的阴影》，以阴险的用心，制造大规模拆毁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舆论，已经产生极其恶劣的后果 。大家现在也看到了北京古城严酷的现实。我们的力量太弱了，可惜没能于《角落报告》出笼时给予痛斥，深为遗憾。驳斥周大伟言论，十分必要，由于某些原因，现在才应同志们要求发上来。

周大伟访谈录

《聊北京胡同，说城市规划，谈法制建设》

（上海《城市中国》杂志编者按：2005年5月3日至6日，同济大学在上海主办了中法城市建筑和城市规划论坛。在会议期间，我们采访了旅美法律学者，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睿智道邦(Richdomain）城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董事周大伟先生。以下是采访的内容。本文内容经周先生审阅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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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w& p8 w( l. O4 O$ d《城市中国》：您对城市规划与现代化建设之间的矛盾有何见解？

周：我对这次论坛中关于城市文化遗产、老城区改造的议题很感兴趣。中国现在确实是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新的老的问题掺杂在一起。如果把中国的改革分为两个阶段的话，前一个阶段的严重不足就是规划方面的缺失。 规划的缺位给城市发展带来了很多后遗症。如果到一些中型城市里去，会发现很多遗憾。比如郑州西安合肥这样的省会城市，一下火车你会发现，80年代甚至90年代盖的房子已经惨不忍睹，马上都快要拆了。一是当时缺乏规划，另一方面也是无可奈何，当时没有足够的资金。一个外商要在这里搞个项目，地方政府都是求之不得。发展到今天，中国人自己有钱了，有些好项目自己可以做，而且不是想做就可以任意做的，需要遵循日趋严格的城市规划。用现在的时髦的话说就是要用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来引导。

《城市中国》：请您谈谈应该如何保护正在消失的历史文化。

周：我的观点恐怕跟很多人都不一样，可能不少人不能接受我的有些想法。举个北京的例子吧！北京的胡同，现在大家都在呼吁不要拆，要保护。前不久，经历了此起彼伏的对拆除北京旧胡同现象的口诛笔伐，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似乎不约而同地恢复了镇静。北京旧胡同开始变成了一件人人爱怜的“皇帝的新衣”，人们似乎不再轻言拆除胡同种种理由。坚持不同观点的人们开始担心，稍有出言不慎，就容易背负上忽视和遗弃历史文化遗产的众责。我本人无意反对保留和振兴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是，无论如何不愿意在“大众话语霸权”下接受那些不切实际的结论。通过实地考察，人们不难发现，目前北京残留的大部分老胡同都是贫民窟，拆掉这些胡同已经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前不久，我专门骑着自行车在长安街附近的老胡同区域作了实地考察，拍摄了数百张照片。这次考察，再次印证了自己的看法。为什么说是不得已呢？首先，新中国定都北京后，没有采用梁思成等专家关于保护旧城的规划方案，由毛泽东等人决定采用了苏联专家的建议，将北京定位为现代工业城市的模式。这样，原来只有62平方公里的旧城的命运就不难想象了。现代工业的肢体破墙而入，使原有的北京古城面貌全非。如今已经是积重难返，覆水难收。其次，北京老胡同里的房子，大多是低劣的砖木结构。年久失修后就成为危房。居住质量暂且不论，居住安全甚至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必须清醒地看到，时至今日来奢谈保护北京老城，虽然是亡羊补牢，但实在是太迟了一些。在文化大革命特殊的年月里， 我曾有机会在胡同里的一个亲戚家里生活过两年。胡同里的很多房子冬天漏风，夏天漏雨，没有基本的卫生和防火排水取暖设备。一个胡同几百人，就那么一个很小的公共厕所，早上起来挤在那里排队。北京的大部分胡同里一旦失火，连消防队的救火车也开不进去。我住在里面两年，似乎没有体验到多少那些文学作品里所描述的所谓邻里之间的亲情或友情。相反我看到了太多的贫穷、拥挤、愚昧、落后、争吵乃至斗殴。在外面的人觉得很美，至少我没有发现美在什么地方。什么张大妈、李大爷以及老槐树的故事等等，从一开始我就怀疑是那些文人墨客以旁观者的角度杜撰出来的。你去北京随便一个大杂院，问问里面的居民他们想不想住得更好一点儿，他们都想。但问题就是，想保留胡同的不少人其实都是没在里面住过的，他不明白底层的人是怎么生活的。什么人喜欢？外国人喜欢，老文化人喜欢，一听说要拆，心如刀绞。有些海外来客，自称是专门回北京来寻找当年的胡同的。他们发现，原来印象里的胡同有的拆除了，有的变成大杂院了。拉洋车的祥子们也开上出租车了。于是好不伤感，博得了很多人的同情。其实，这些人平时也挺忙的，并不是整天在惦记着我们北京胡同的事儿。他们只是偶尔或顺便回来一次，然后充满怀旧地唠叨几句。问题是，我们到底要为这些人的怀旧情感支付多少代价？当我们奢谈以人为本的时候，是否真正考虑到了目前在胡同里居住的人们。当然，我并不是说北京的胡同没有文化价值。我也不赞成把它们统统拆掉。比如像皇城、亲王府这些达官贵人的比较完整的四合院，还有一些坐落有文化名人故居的胡同也是应当保护的。但不能不看到，一般的北京民居，色彩单调灰暗，缺乏生命的绿色，有的胡同里甚至连一棵树也没有。既没有江南水乡的清秀，也没有西域边城的神秘。文化遗产也分三六九等，完全没有必要一概保护。就像一个家庭里常年积累了很多旧家具，挤满了生活的空间，那么就免不了要抛弃一些不需要的东西。被抛弃的东西中一定会有日后令人垂足叹息的古董。 但是如果大家都存心留着旧东西并指望有朝一日把它们变成古董，这些“古董”也就不值钱了。自古以来，人类对待古董古玩的心态其实就是在有意无意的保留和遗弃之间孕育的。

《城市中国》：看来您对北京旧城改造有些研究，您能进一步谈谈吗？周：谈不上研究，但的确做了些思考。如果你仔细观察一下，你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从北京城建都以来，出现了一种奇特的人群隔离现象。一面是红墙碧瓦气势恢宏的皇家园林，一面是色调灰暗混乱简陋的胡同杂院；一面是富贵堂皇的满汉全席；一面是鸡零狗碎的牛羊下水；这说明什么呢？说明长久以来北京城里只住着两类人：一类是皇亲国戚，一类是骆驼祥子。皇家贵族式的东西讲究招牌气派，令人叹为观止；而祥子家里的东西则是因陋就简，寒酸得上不了台面。即便这样，祥子们心里还是热乎乎的。因为再寒酸，咱们也是在皇城根儿底下拉洋车的。1949年后，北京城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最高领导层入住了昔日皇家的园林，北京市的主要人群也随之被分配为以下四个大的区域：以三里河地区为代表的国家部委机关居住区；以公主坟地区为代表的海陆空三军以及各兵种驻扎区；以中关村地区为代表的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集中区；最后一个就是以天桥地区为代表的老北京市民聚集区。在通常情况下，这四个区域的人群在各走各的路，各说各的话。在北京的公共汽车上，你凭人们讲话的声调和内容，可以大致判断出他们居住区的方位。在中国任何一个城市里，都没有发现类似北京城里的官僚知识阶层和平民阶层如此严重割裂的现象。

这种割裂现象其实一直在延续。在北京的官僚核心阶层（包括文化知识阶层和军伍阶层）长期以来和生活在胡同中的平民百姓（老北京人）并没有密切的来往。在那个颇具轰动效应的50集电视剧<<渴望>>里，平民出身的刘慧芳和官僚出身的王沪生之间的婚姻，通常只有在文化大革命这个导致“公子落难”的非常时期才得以发生。而在一切恢复常态后（王的父亲官复原职后），婚姻顿时陷入了危机。这个电视剧之所以受到普遍的欢迎，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反映了生活的真实。在这样一种畸形变态的文化生态中，老北京人练就了像《茶馆》里的王掌柜的所说的“当了一辈子的顺民”的心态。他们大多时间里安分守己，服服贴贴。据说有个老北京人，他每天晚上都吃炸酱面，吃了几十年炸酱面。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就像马季和赵炎在相声里互相调侃时说的：“别看他肚子这么大，其实里面装的全是炸酱面”。当有人嘲笑此人时，他的回答是：“我就好这一口”！老北京人说：“穷忍着，富耐着，睡不着眯着”。“睡不着眯着”，有人赞美说这地地道道表达了北京人与世无争得过且过的精粹人生哲学。北京人常年累月生活在皇城脚下，到头来并没有栽培出几个像样的官僚。据说老北京人掰着手指头算，最后也只算出一个在非常时期当过部长的大官：这个北京人的后代名字叫庄则栋，打乒乓出身，在文革期间当过一年零十个月的国家体委主任。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要追问：北京人真的就好这一口炸酱面吗？北京人睡不着真的就能这么眯着吗？北京人难道真要世世代代这样生活下去吗？假如这就是人们呼吁要保留和挽救的所谓“京城胡同文化”，那么，无论于情还是于理，显然都超出了可以商榷的范围。当然，据史料记载，北京人也偶有不安分守己的时候。据说当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那年月，有些人发现皇城里空了，老佛爷也跑了，顿时胆子就大了很多。他们在那些月黑风高的夜晚，趁着京城里的混乱，在紫禁城里也偷了不少珍宝，然后用板儿车拉回家。皇城里的东西，到底是八国联军抢的多，还是这些暴民偷的多，到现在谁也说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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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我自己悟性迟钝，我是到了美国以后才发现，骑自行车的人和喜欢骑自行车的人，过的是两种不同的生活。海外生活多年后回到北京，又忽然发现：住在胡同里的人和喜欢胡同的人，其实也存在本质的差别。在有些喜欢胡同的人眼里，老胡同如同一个古玩般的大鸟笼子，忙碌的时候可以挂起来，闲暇的时候也可以拿出去溜溜。至于笼子里的鸟儿们的感觉如何，那可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很多自称是酷爱北京胡同的人，其实大多都住在高楼大厦和洋房别墅里。他们内心里大多是瞧不起那些胡同里的普通人的。不知道从哪一天起，祖祖辈辈住在胡同里的人被称之为“胡同串子”。 记得八十年代中国青年报的一个记者在报道北京新闻时还用了这个带有歧视性的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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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龄年代的老朋友 作家王朔曾和我谈起过他对胡同的印象。他回忆说，上小学时，老师经常在班里点名要那些交不起两元钱学费的同学站起来。结果教室里呼啦啦站起很多同学，几乎全是“胡同串子”。 班里有个很霸道的男生班长也在其中。每当看到这个班长也站着被老师羞辱，王朔就觉得特开心。王朔说他对胡同烦透了，真觉得把北京的胡同全拆了也不心疼。王朔到底是王朔，我们可千万别拿他的话当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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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小帅导演的电影《17岁的单车》中，人们再次看到了老胡同居民生活的灰暗和困窘。这部以胡同里的孩子们血腥斗殴为结尾的影片，足以使大陆官方体验尴尬，以至于这部影片迟迟没有被批准在国内公开放映。更有趣的是，影片的摄像师刘杰是这样叙述他对美的认识过程的：“1995年，我要在北京安家，一度选中了什刹海。可是当我走进胡同里的那些房子，我才知道那里没有上下水、没有像样厨房，生活实在不方便。我到郊外去，看到一些荷兰式的房子，一尘不染，生活设施完备，我觉得那才是我想要的生活。2000年，为了拍这部片子，我几乎走遍了北京的胡同，我意识到，那才是最美的地方。”多么矛盾的语境？刘杰想告诉我们什么呢？不属于弱智群体的人们大概都不难解读为：胡同里那些破房子，是我这类人不要去住的，我属于一尘不染的荷兰式社区的。但是，在电影美学的视野中，这些破房子实在是“美极了”。

在中国，洋人们的意见似乎从来都是分量更厚重些。如今在那些酷爱北京胡同的洋人眼皮底下，城市规划部门等不得不格外小心，搞不好人家给你告到联合国去。喜欢穿麻质地中式大褂的法国老太太杜铭那克常驻在北京城里，她的一个引人注目头衔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社会及人文科学高级项目官。用她的话说，他们的目标是使胡同里的原住民留下来，不管他们多老、多穷。 这大概是为了保护文化遗产的需要。真把我们又搞糊涂了。假如贫穷落后也是文化遗产的一部分，那么当年骆驼祥子的人力洋车和时传祥的掏粪木桶，也不应当在胡同里消失。在抽水新式马桶和公共茅房老式马桶之间，选择哪一个更卫生更舒适更符合人性？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联合国驻北京的“钦差大臣”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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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胡同里的原住民留下来，不应该让他们从生活多年的地方消失。我想，没有人反对这个美妙的建议。但是，光是空喊口号有什么用呢？谁来为这些原住民买单呢？据了解，胡同里一个7平米的房子可能落着8个人的户口，在目前已经挤成一团的胡同里，谁有资格留下？谁有义务搬迁？在海内外合力的作用下，北京胡同的拆迁成本正直逼天文数字。联合国能为这些因为分配不公而不断涌入上访大军的人们作主吗？在目前如同高压锅的氛围里，人们看不出解决这个问题的任何希望。

前不久，我和一个北京出租车司机在路上聊天。他告诉我，他家祖祖辈辈都生活在北京的胡同里。打小就盼着有一天能把胡同拆了，全家搬进楼房里住。不过，最近他改主意了。现如今听说北京的胡同在老外的眼里真成了古董，这回可算是熬出头了。一定要逮个机会捞一把。他说，其实那些老外都是傻冒， 等他们住进去就想明白了。谁让他们爷爷那辈当八国联军欺负咱们来着，我们能蒙他一个算一个。听着他的话，我心里说：这北京人，也真够孙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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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世界上，叶公好龙的故事其实一直在上演着。前不久，头几批在北京购买了胡同里房子的外籍人士们已经开始大呼上当了。他们搬进胡同后，马上就开始不停地抱怨各种设施的陈旧和不方便或不够现代，似乎才意识到这胡同是百年前的老玩意儿，他们开始感到住在胡同里并不像原来想象得那样舒适，他们甚至对原先赞美有加的胡同建筑格局都发生怀疑。他们终于发现，就像北京传统小吃里的小窝头驴打滚和豆腐汁，偶尔吃几次还行，要是让他们天天吃，无论从口味还是从营养的角度看，恐怕是很难习惯的。

当北京的第一条胡同被拆除时，新的文明在北京拉开了序幕；当最后一条胡同被拆除时，北京的文明开始谢幕了。生活是复杂的，但又往往如此简单。北京不可能只拘泥于老祖宗留下的四合院，我们总要给我们的后代留下些更好的东西。不过别担心，胡同不会被拆光的。 但是假如有人非要找回当年骆驼祥子那年月的感觉，无疑也是徒劳的。 正如毛泽东有诗指点：“秋风萧瑟今又是，换了人间”。

我想，北京这些胡同拆了以后，也不要再盖什么大楼大厦了，多种植些绿草和建一些街心花园。不要以物为本，还是以人为本为好。如果以人为本，还是以大多数人“为本”为好。 北京太拥挤了，空气太不好了；北京人民真的很生气，后果也挺严重。还是给人们多提供一些能舒舒服服呼吸的地方吧！

《城市中国》：既然是换了人间，那么您觉得有哪些变化的趋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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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我想，如果说“换了人间”，今天的主要变化是中产阶级人群的崛起。相似于19世纪的欧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正在被奇迹般地分化，在百姓与官僚之间，一种新力量正在健康与病态共存地生长着。这种新的力量就是中产阶层。他们代表一种崭新的生命力，在这种力量背后是知识有价、技术商品化、物欲、私有财产、个人主义、追求平等、反官僚制度。首先他们借助于商业力量寻求自己的立身之地，然后他们借助知识权威来寻找自己的话语空间。借助全球化运动，中国正在体验和温习100年前欧洲的革命性变化。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颇为意外地发现，在第三世界现代化的过程中，中产阶级总是最为革命的群体，在维护个人利益、鼓吹自由民主和反对官僚统治问题上，他们比蓝领工人以及贫困农民更有自觉意识。而长期以来被推崇为革命最彻底的后者，事实上更倾向于以革命的名义将抢劫合法化。其不择手段的后果，往往导致对社会资源的极大破坏。当然，中产阶级壮大后，又会显露出其保守的特征，然而这对社会的稳定又极为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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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在全球化了的世界经济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西方发达国家的智囊们总有一天会真正明白：中国在很多层面上正在经历一种革新。如果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那里起作用的不仅仅只是“廉价劳动力”。为数众多的中国民营企业家、工程师、建筑师、医生、艺术家、律师、教师、服装设计师等阶层正在悄悄改变中国的面貌。这些变化已经不能仅仅用“西方资本拥有者与东方共产主义分子共同营建的原始积累式的资本主义联盟”来加以概括了。忽视这些改变对于中国的意义，就根本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国和平崛起的巨大潜力；仅仅看重“廉价的劳动力”的优势，显然不能解释为什么中国能够拥有如此强大的全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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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中国》：您经历了世界上许多城市，看过了很多建筑，那么您如何看改革开放15年来快速的建设和变化？

周：各个城市都不一样，这跟中国的体制有关系。国外的城市规划非常法制化，对一个建设规划选民们要投票，有时会争论很久。而中国比较长官意志，有些城市严重一点，有些好一点。北京就比较明显，谁的官大谁说了算，谁有本事能在每年三月份召开的人大政协会议上讲话声音大谁说了算。至于那些贫民百姓们也就只有听任吆喝了。目前北京的城市规划整体感觉就比较怪一点。你在长安街上散步，你可以看到很富丽堂皇的景象。但稍稍沿一条巷子往里面走走，马上就看到贫民窟一般的老胡同。如同一个人穿了件新棉袄，外面看上去是绫罗绸缎，可里面却到处暴露着烂棉花。正所谓“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这大概就是我们今天新旧交替阶段的典型写照吧。相比之下，上海发展得还不错，基本上和上海的历史和人文氛围比较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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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中国》：请您谈谈快速城市化所产生的问题。

周：城市化本身是理由很正当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城里人都想过得好一点，农村人都想进城。中国过去不是没有城市，中国人也不是没地方住，只是一个破房子住了一辈子；过去也不是没衣服穿，只是一件衣服穿了一生。但现在大家都想穿得舒服一点，穿得五颜六色一点。这样新的矛盾就产生了。 6 a# |; S2 O$ u0 x类似贫富分化问题就不讲了，严重的是新旧交替的过程中会出现的矛盾冲突，比如，旧的古迹和新的东西怎么配套，老的居民搬迁中引起较多的法律纠纷，等等。 ; @3 @. t' j' t还有，新的城市规划一旦成型后是不是能把它法制化，这也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城市的规划不是谁想改就能随便改。打开美国或其他发达国家的有关城市规划的书籍，其中50％是与法律有关的内容。你会很奇怪，为什么？因为规划一旦成型，就成为对任何人具有约束力的法律规范了。有时想修改甚至要到法庭上去，其中的程序也比较透明、公开和公正。你有意见可以告知政府，在市议会无法解决就到法庭上见分晓，很多东西都是通过法律判决形成一个规则。我想，这才是现代化城市管理的发展方向。而我们的规划一般都是讲讲大道理，没有把它当成严肃的法律问题来对待和研究。因此，频频发生像庐山别墅和圆明园湖心岛别墅等“丑闻”的事情，就不难理解了。

《城市中国》：请您给城市类杂志提点意见和建议。 ( B1 }( Z: o; T1 f) p周：你们的杂志我还没有仔细看，总体感觉海派文化的味道很浓，很注重品味和时尚，里面没有太多的领导致词和政治官话。这是和很多其他城市建设刊物很不同的地方。希望今后能更多地刊登及时反映我们时代发展的文章和案例。我是法律专业出身，当然希望你们能逐渐刊登一些有关法律内容的文章和案例。 , r0 ^2 Z& i4 l7 ^3 i( e4 P* I, G4 J谢谢你们的采访。

整理/洪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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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大伟：旅美法律学者，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睿智道邦(Richdomain）城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董事。 现在美国和中国两地从事教研和实际工作。Email: zy94066@yahoo.com

Fengken

也聊北京胡同，也说城市规划，也谈法制建设 2 f, s$ d8 I9 B y. j& O （上篇）

冯肯

大约今年（2005年）七月间，居住于北京，并深深热爱老北京的朋友们，不约而同地，而且愤愤然的谈论起一篇采访录，叫做《聊北京胡同，说城市规划，谈法制建设》，采访对象的名衔，到是足够令人起敬，系大名鼎鼎的旅美法律学者，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睿智道邦(Richdomain）城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董事周大伟先生。

看到标题，本来希望能够得到些对北京，或对整个中国文化传承与社会文明发展的期待和启迪，孰料其言论不但让我们倒抽一口冷气，而且其后劲儿十足，久久不能平静。我们也愿意体谅些，既然是访谈，信口开河甚至说错了话也是有的，但文章的整理者特别提及：本文经过周大伟先生亲自审定。这就不一样了。沉默等于肯定，我们不能沉默。如果我们能有机会反驳一言半语，又怕周先生揶揄我们是“大众话语霸权”；不说出来，又实在不忍心北京历史街区及居住其间的父老乡亲，让人任意用语言侮辱与宰割，既然我们背负着“大众话语霸权”的黑锅，何不就用一下，否则岂不担了虚名？

既然要谈论同样的内容，为了不至于疏忽，我们按原文的次序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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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ng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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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先生首先对于城市文化遗产、老城区改造的议题很感兴趣。我们也感兴趣。而这两个问题在众多人眼里是矛盾的，至少是混乱的，若干年也还理不清。甚至很多文保人士有时也容易被问倒，陷入保护和发展两难的陷阱里去。而毁城势力经常用来迷惑民众的方法，就是把这个问题推到你面前，考验你的智商与情商，利用你的思维逻辑的缺失，让你在两难的困境里挣扎并失语。当然毁城者中也有愚蠢无知者和丧尽天良者，我们不屑于提那些人。我们仅仅和前者讨论，因为他们智商足够，书也读得多（虽然都是读书，却不都是能修养性情的），甚至成名成家，极有权威，导致他们能够左右社会价值的取向，对公众意识迷惑性相当大。

周先生不仅是法学家，还是一家城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董事，想必也是城市规划的行家吧。所以到一些中等城市和省会城市，一出车站，就看到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盖的房子已经惨不忍睹，马上都要拆了，便不由的遗憾，感到缺乏规划，并引用时髦的话：要用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来引导。

谈到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周先生出口惊人，连他自己都说：恐怕不少人不能接受他的想法。当然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但是一个普通公民说话，和一个专家学者级人物说的话，不论前者有无“大众话语霸权”，比较起来，显然后者更有影响力，更有权威性。所以越是有权威有影响的人物，其言行更应该对祖国和人民负责。不象大众，虽然号称有“话语霸权”，但大众们也知道他们说话没人听，干脆自嘲：“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也得说。”

全中国的大型或中小型古代城市甚至县镇，八十年代我有幸见识了不少，那时除了城墙城楼（也有幸存的）和文革破坏的文物建筑，以及少数楼房外，基本是古代风貌。其房屋年代的久远，乃至唐宋。在湘南的偏僻地区，现今还完好保存一座一千多年前的古村落。多么惊人，那些房子被子孙后代无偿使用了十个世纪，五六个世纪的城镇不可胜数！而且其坚固程度和审美价值足令世人感叹。

然而周先生所看到的那些车站广场的房子呢，才建造了二十年甚至不到十年，为什么就惨不忍睹了呢？为什么就要拆了呢？钢筋水泥加现代化的玩意儿怎么就比不过“低劣的砖木结构”呢？到底哪一个更符合所谓可持续发展或说科学的发展观呢？唐山大地震，据说幸存的人很多是住在“墙倒屋不塌”的传统砖木结构房子里的人。而钢筋水泥的楼房，却被震成坟堆形状。我们为什么总是一边高喊可持续发展，整天念叨着“科学发展观”，却不去深思他们的本质是什么，却不愿意去实施，却总是和这些先进的观念背道而驰呢？市民或者说公众就算是素质还不够，当然能力有限，自然背负不起这历史和现实的重任，受过高深教育多年的学者专家难道就不肯把这重任背负起来，怎么反而还说那么多不负责任的闲话，倒还有兴致调侃自己的骨肉同胞呢？

到了现在，从前去过的那些地方，我甚至都没勇气再去了。北京的胡同，我们的确呼吁不要拆，要保护。前几年，也确实经历了此起彼伏的对拆除北京旧胡同现象的口诛笔伐，但现在，官方还是民间，似乎不约而同地恢复了镇静。但作为法律界名人的周先生，大概不会不知道我国国务院今年五月一日通过并颁布的《北京历史名城保护条例》吧？那可是在先生被访谈前二十来天刚刚颁布的呀，条例不是特别强调北京旧城的“整体保护”么？

至于民间，大众的话语“霸权”,却真的被压抑了。北京旧胡同，无论是否“变成了一件人人爱怜的皇帝的新衣”，尽管你们不再轻言拆除胡同的种种理由，坚持拆老城不同观点的你们无论如何担心，无论怎样容易“背负上遗弃历史文化遗产的众责”，这还有什么要紧的吗？老北京的胡同古建甚至文物级的建筑，不是还正在成片地拆毁，不是从没停止过，不是快拆光了吗？

Feng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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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先生一方面表示自己无意反对保留和振兴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是另一方面又偏执地认为，北京残留的大部分老胡同都是贫民窟，拆掉这些胡同已经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而且认为保护派所持有的观点，都是不切实际的结论。可是周先生自己的结论是不是极其狭隘和片面的呢？骑着自行车在长安街附近的老胡同区域转了一转，拍摄了数百张照片，就算做考察，就印证了自己的结论，这对于一位本应立论严谨的学者，我们认为未免太过轻率了吧？

其实我们的学术机构从五十年代就开展了对胡同和民居的调查研究，文革后还在继续。而在民间，我们知道有很多人从八十年代就开始考察记录老北京胡同四合院，直到今天从没停止。九十年代拆迁盛行后，保卫老北京的志愿者队伍（其中不乏专家级人员），可以说走遍了老城的各个角落，所拍摄图片无法统计，可能是天文数字。比较起来，谁更有发言权呢？我们无论如何也得不出周先生那样的结论。

我国自古流传下来一句成语，叫做“破罐破摔”，这成语太精辟了，它怎么用也行，破罐子摔了也不可惜，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然而这成语却偏偏常被反着用，取意为破罐子也不能破摔，它还能用，“物尽其用”这个成语佐证了不能摔的道理。一个普通的罐子，是取用了特殊黏土或瓷土拉坯成型，用大量能源烧成，树木砍伐来烧，环境和资源被消耗，古人虽没有环境的困扰，却也懂得惜物，罐子摔了，等于再消耗一次资源和环境，谁要是故意摔了这罐子，常被骂为“败家子儿”。如果这个罐子是骨董，是古代文化艺术的结晶，是文物，那就更不能摔，不管它多破多旧，哪怕残破成碎片，还得粘起来。如果有人故意摔了，就是犯了罪。我们讨论罐子的问题，是要在后文中用到。

Feng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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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o, i% W0 h' z" b7 Z 周先生也经历了中国几十年来的历史事件，作为学者来说，对于北京城的历史沿革想必是清楚的。北京老城在四九年以前，常住人口只有一百多万，加上六朝古都的历史文化积淀，浓厚的风土人情，杰出的古代城市规划和迷人的古城风貌，使得老北京成为非常宜居的城市。有“文化古城”的美誉。但新中国定都北京后，大量的党政军机构涌入北京城，占据了最好最大的府邸和私家园林。为了将北京由消费观光城市变成生产城市，老城又涌入大量企业和工人，政府又没能力建造足够的房屋，北京老城默默地包容了他们。由于意识形态的问题，没采用梁思成等专家规划方案，北京城墙拆掉了，北京的皮被剥掉了。然而老城的城区一直还比较完整。一九五八年实行经租房政策，那些宽绰舒适的四合院的房产主，必须缴出多余的房租给外来人口居住。四合院开始变成大杂院，但还比较整洁。马寅初遭批判后，生齿日繁，住一间房的，变成五六口甚至更多，北京的居住环境开始恶劣。这些孩子后来长大了，就成了电视剧《贫嘴张大民》里描述的尴尬情形。国家反对服务业，消减了大量商业，遣散老北京人口回原籍农村。以缓解住房压力，让位给新政权附属的住民。大量老店铺也改成住房。

文革开始，文物范畴不讲，北京古建民居的外观装饰和内檐装修，全属于“封资修”，遭到毁灭性的破坏。随即北京私产房主被强迫剥夺产权，又有大批人被遣送原籍或下放改造。北京又一轮抢房高潮发生了。我们看两个例证：吴祖光和新凤霞在帅府园马家庙购买的一座二进四合院，抄家后，抢房开始。“进来一男一女，男的是萃华饭庄党支部书记，他说：‘我是共产党员要进来住，你家房多人少’。说着，他手拿封条把西屋一排门封了，家里谁也不敢回答。我们屋里还有很多木器，姓姜的夫妻两口带着几个儿子全部占用了。不久，又来了几个工人模样的，一进来就说：‘我姓刘，共产党员，西屋姓姜的住了，我来要你的南屋，我是老少三代……’这家搬进来，把屋里的家具及器具也全部占用了。大串联过后，吴祖光去了干校。又有街道上的人来看房子，可能还要挤进来…一个在房管局姓侯的朋友动员我们说：“现在很多人把自己的房子换成楼房了，不然随时都可能再挤进来抢占房子。叶盛兰碰见吴祖光，说他也搬进楼房了，因为四合院老有人惦着白占房子，主张吴祖光去住楼房。…挤进来的人在院里盖小房，砍树，拆墙，看着伤心。我们搬走后，房管部门把全院大改造，大房改小房子，北屋、东屋、过房都搬进了人，而且都是私分。我都看过了，太伤心了!北房的大落地玻璃窗拆走了，院里的树全砍掉了。从进门就起了小房子，成了破破烂烂的大杂院”。文革后落实政策，房管部门说服吴祖光，以照顾国家利益的名义，让他放弃马家庙九号的私产（见新凤霞《四合院》）。另一例见于王其明老师所著《北京四合院》书中：英若聪先生家住真如镜胡同一座格局不错的院落中，文革中十几家人涌入院儿里，作为房产主的英先生，却被赶进一间耳房，让夫妇带一儿一女住这耳房。地震时英家借机会也盖了一间小房，英先生和公子住棚子，夫人和女儿住耳房，虽然英公子高，得弯腰起居。但总算男女分开了。文革后英先生一家般到单位宿舍楼去，永远离开自己的故居四合院了。此类事件在那个年代成千上万，而且我们例举的事主，还都属于国家公职人员或名人，文革后有人给他们落实政策，还不能讨回原来的房产呢。那些平头百姓，和“旧社会的残渣余孽”们，他们的权利不但不过问，反而被继续侵犯，你的院子的空闲，全部盖上房子。现在还能看见这样的怪事：四合院虽是私产，可是院子中心盖了正式的房子却归房管局。你的土地权，顺便就“充公”了。 " S1 i/ c/ r- x7 B- d9 p8 j9 j

我们看很多回忆录及各时代的老地图和民国时代的航拍照片，北京内城是比较稀疏的，有很多自由空间，树木葱茏的绿地和不少的小湖泊，比如叫“太平湖”的就有好几个，但这些地方在极端的政治环境下却见缝插针地盖满了房子。老北京的外城，即崇文宣武两区的南面，城墙之内，是世界城市少有的自然生态区，小河流小湖泊密布，芦苇等丰富的水生植物遍布，而义园，野庙，宗祠，茶楼，酒肆等散布期间；用现在的话说，这些天然湿地造就了一座生态城市的古都，但在五十年代里统统毁灭，今天的龙潭湖和陶然亭两处是唯一被利用的，可是自然生态的原始面貌，已经荡然无存。而今成为永久的叹息。北京城里有相当多的小型野生动物，和繁多的鸟类，比如大型水鸟“歪脖老等儿”早已绝迹，更多不知名的生灵也逐渐消失了，这些可惜周先生都没有看到过。我曾在宣内油坊胡同30号跟踪一座民国时期建造的，哥特风格带维多利亚式阳台的小洋楼，坚固完美，在两年内逐渐拆光了，楼内居住的一窝黄鼬，我见到三次，渐次憔悴肮脏，在当作垃圾堆的废墟里寻觅食物，最后一次去，这里变成平地，黄鼬一家不见了；从民国生长至今的粗粗的藤蔓植物，老丁香树和年久的盆栽植物没有了。剩下一棵伞状树冠的百年椿树，大概也逃不脱被砍除的命运。这就是北京民居人文环境，自然生态环境和北京民居完美格局的大破坏，大毁灭。 9 `7 t' O7 B" G$ @2 u

六九年毛主席号召“深挖洞”，北京的全民挖防空洞开始了，这个运动的后果是潜在的。不但明朝的排水系统不同程度的遭到破坏，随便的在老宅基下挖洞，也使得其房屋在日后受到威胁，凡七六年地震震坏的古建筑，大多与此有关。

北京古城的房屋非法抢夺性的“归”房管部门后，北京四合院内部，外观和古建构件遭到大破坏。计划经济时代的房管部门我们太熟悉了，既然是明清时代的建筑，又失去了房产主人，那些房屋多年没被人爱护过，一旦房屋急需维修，申请之后经过漫长的等待，几个吊儿郎当的工人拿着简陋的工具来了。糊弄还不算，他们还任意破坏古建构件和结构，一位老先生说：“他们哪儿是维修，就是破坏。古建房顶的大修需要多少灰泥？他就使用一小推车，胡乱抹抹盖上瓦完事。干一天活儿，抽烟喝茶聊天儿，就占多半天儿”。要是有门路的人家要修房，房管所勤快起来，只坏了几块儿老瓦就满坡古瓦推掉，换了水泥平瓦，一座古老房屋便顶上了低劣的现代的帽子，甚至用油毡沥青或塑料布加砖块压盖上了事。经年积累，令太多的古建民居变成了平板瓦顶，对古城风貌造成极大破坏。四合院变大杂院后，原来的大房必须分割为许多屋子，精美的隔扇遭浩劫，或毁掉了，或砌到墙里去，精美的大宅门堵死当房间使用；今天还有数不清的著名古刹道观尼庵以及众多的教堂，修道院等，被房管局肆意破坏，改造成民居或工厂，无法腾退。北京住宅最好，砖雕最精的北新桥大影壁改成厕所，还有抄手游廊，亭子，敞轩，门道等都改做人居…够了，说起来有无尽的遗憾。

进入八十年代，北京终于显得平静了，其实不然，占领京城各个地段的机关单位和各级政府，他们机构臃肿，家属人口庞大，地方不够用或别的原因，又有了钱，就地盖办公大楼，盖家属宿舍，对于古建文物或园林，随意处置和毁坏。这些单位不知到底多少，反正我们看见京城遍地开花，文革过后，经过一场浩劫的老宅院，肯定有破四旧的痕迹。为了遮盖，八十年代就开始做“美化”运动。本来花样浩繁的内外檐装潢和彩绘，只因为显得破旧些和班驳不堪些，就一律鬃以红红绿绿的调和漆。大家看到，当前的“刷城”运动，是所谓“城市美化”的继续。胡同的刷涂料，抹水泥，绘制假砖缝，简直是对北京残留胡同的古都历史风貌的一场新浩劫。

虽然历史是这样残酷，原来只有62平方公里的旧城，在八十年代，作为整体的风貌来讲，还是留存下来了。那时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时，是值得欣慰的。我本人曾经幼稚的认为：那种年代已经过去，今后不会再有劫难了，破罐千万别破摔啊！甚至觉得将来城墙还会垒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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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简略地讲述一下老北京的破坏史，并不是想证明周先生的“积重难返，覆水难收”的结论，实际上恰好相反，我们最后还要讨论这点。

周先生提到，在文革特殊的年月曾有机会，在胡同里的一个亲戚家里生活过两年。胡同里的很多房子冬天漏风，夏天漏雨，没有基本的卫生和排水取暖设备。一个胡同几百人，就一个很小的公厕，早上起来排队入厕。并且说，没体验到文学作品里所描述的邻里之间的亲情或友情。却看到太多贫穷、拥挤、愚昧、落后、争吵和斗殴。

唉，谁叫您偏偏赶上文化大革命了呢？那时来京有房子住还不错呢。中国人谁不知道那段极特殊的历史呢？特别是经历过来的人。实际上北京的四合院历来都有自己家的厕所，所以才需要掏粪工人这个行当，另外抽水马桶在老北京也不算新鲜。先生应该知道：公共厕所还是跟西方学习的呢！我看过大概是四九年全国政协会议文集汇编的书，里边就号召新中国政府要实行公共厕所，还派代表团到全国大城市考察公厕的“现状”。随后的岁月由于我们上述种种变故，四合院内部原来的厕所都改造成房屋，自然是要到胡同去“排队”用厕了，这难道要归罪于北京古城吗？

至于贫穷、拥挤、愚昧、落后、争吵和斗殴，那也不是老北京的特质。正是那个时代所特别赋予的呀！贫穷才是红五类、富有才被赶走，让红五类来拥挤，愚民政策造成全民性的愚昧，全国大武斗，文攻武卫，都动了兵器了，争吵和斗殴算什么？而那个时代的种种特征，和古代中国的文明或西方文明比起来，当然是落后的啦！说没有感受到什么张大妈、李大爷以及老槐树的故事，那个红色恐怖的年代人人自危，谁还搭理谁？谁知道你是什么阶级成份？周先生说“从一开始我就怀疑是那些文人墨客以旁观者的角度杜撰出来的”，这到让我觉得可笑，文人墨客从来高谈阔论，风雅得可以，谁杜撰这市井民俗的玩意儿干吗？

先生恰逢那种特殊年代，在北京胡同生活了两年，倒难为先生了。从没感到胡同有什么美，是能够的。那时全国城市都是类似的胡同，尽管称呼不同。如果美好的事物遍布我们周围，我们就感觉不到那些是更美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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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y9 L5 {" j1 Z0 C4 D 周先生说道：“北京的大部分胡同里一旦失火，连消防队的救火车也开不进去”，您此言差矣，此言差矣！ 这话我们听得多了，先生拾人牙慧啦！这可不应该。说这话的人，多半正是开发商和权力利益双料的什么什么代表，或什么什么官员，他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即使如此，他们也不敢说“大部分”胡同，而是主要指前门传统商业区。您下文说的“有的胡同里甚至连一棵树也没有”大概也是指的是前门传统商业区吧？否则我们就不能理解了，全世界都公认北京古城是一座森林城市，或许只有前门商业区的繁华地带，胡同里才不种树。您走过很多欧洲古城吧？我没去过，但从繁多的风景图片里，看到他们的密集商业区更没有树木。我们那地方虽然没有街树，院落只要有一点土地还是栽树的。前门繁华商业区也只有廊坊若干条是狭窄的，其他胡同并不窄，都能走消防车。这个问题我们的专家已经论证过了，欧洲古城的街巷比北京更狭窄，他们有特制的窄消防车。我们也能制造，那是小意思。国内既然连微型的推土机，微型的吊臂车，微型的挖掘机等设备都造出来，专为拆毁狭窄街巷特制的，那些既得利益者们却还觍着脸宣扬什么消防车进不去胡同。

的确，“去北京随便一个大杂院，问居民们想不想住得更好，他们都想”。不但他们想，全世界人民都想，还用得着说吗？这和老北京胡同有什么关系？是不是全球人想住得更好，就得把传统家园砸烂？我们都是想保留胡同的人，我们住高楼是得已的吗？吴组光新凤霞是得已的吗？英先生是得已的吗？成千上万的人是得已的吗？我们这些希望保留胡同的人，我们都是外国人或老人吗？我告诉先生，我们既有住高楼大厦的，也有很多很多住胡同的，包括住拥挤的大杂院的，我们有老人，更多是中年人，青年人甚至少年。我们既有老文化人，也有新文化人，也有理工科的文化人和受教育程度不高的文化人。我们住楼的，做梦都想住老北京的胡同里，我们一听说要拆，倒让您说着了：我们心如刀绞。

我们对古城遗产的保护，在周先生看来，是为一些人的怀旧情感支付的代价，所以说道：“有些海外客，回京寻找当年的胡同。他们发现，原来印象里的胡同有的拆除了，有的变成大杂院了。拉洋车的祥子们也开上出租车了。于是好不伤感，博得很多人同情。其实，这些人平时也挺忙，并不是整天在惦记北京胡同”。我们觉得先生的话太胡搅蛮缠了，人生匆匆，谁不忙？有些人认为我们文保人士仅仅是怀旧，我经常反驳那些人说：没有审美价值的事物，永远不是怀旧的对象。古代城建文明的遗迹，仅仅审美的价值一项，它就有存在的必要。而且它绝不仅仅用于“怀旧”，它还有无法估量的文化价值，它不是木乃伊，它是活生生的有生命的东西，它抚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古国子孙的民族精神；滋润我们的灵魂。我们对它的依赖，远远大于它对我们的依赖。它生存了八百年，它或许还能生存一千年，我们是匆匆过客，和它的伟大辉煌及其永恒比起来，我们人算什么？我们有什么权利处置包容涵养了我们的古城？

周先生说：“当我们奢谈以人为本的时候，是否真正考虑到了目前在胡同里居住的人们”，“…酷爱北京胡同的人，其实大多都住在高楼大厦和洋房别墅里。他们内心里大多是瞧不起那些胡同里的普通人的”。哈！周先生打心眼里瞧不起那些人，长篇大论的冷嘲与热讽，并且还热心地代表我们来蔑视胡同的百姓，这会子反倒关心起他们的疾苦来了，我惊讶得够戗。这倒让我想起来一位顶级的文物专家，此人在文保人士眼里，足够臭名昭著。他老人家在一篇文章里说：“看着......夏天在几平方米闷热的小屋房檐下用煤炉做饭，我为自己住在设施齐全的单元楼里清谈保护旧城而感到羞愧。”人们看见这文字，绝对会动心。可是他老人家暗地里却以权谋私，借危改和修缮古建的名义，带领家眷亲人，大量毁灭真文物建筑，制造假文物，把家眷的腰包塞满，把自己的恶名永远地刻在了不伦不类的历史载体上。他表现的对人民的虚假人文关怀，骗鬼去吧，人谁会相信！

我们再讨论古董的问题，因为周先生说“如果大家都存心留着旧东西并指望有朝一日把它们变成古董，这些“古董”也就不值钱了”；好一派实用主义的价值观！真正热爱古董的人，从来不把它们看作赚钱的东西，甚至有人出惊人的价格，他们还不卖呢！然而当前真正从文化价值上热爱古董的很少。大多数爱好者主要认可金钱的价值。去年我回故乡，那里还住着我亲人，他们从来就不曾爱惜祖上留下的物质财富，几十年来毁坏了大量的东西，除清光绪时代的四合院及所有藏书的毁灭与文革有关外，其他如家具，文房用具，瓷器，度量衡和丰富的祖传厨房用具，都随岁月流逝，他们从来没爱惜过古董，更不懂文化，以致渐渐损坏抛弃。连一个瓷片也没有了。可是我现在又惊讶地发现，他们每期必看CCTV的《鉴宝》节目，并且家家都看，并十分懊悔过去的无知。他们懂得值钱了，却无法挽回过去的错误。北京的历史文化街区的价值认同感也是一样的道理。真正的热爱和保护者在芸芸众生里还是少数，是先知者。如果毁灭了，将来大家都认识到胡同的真文化的价值，懊悔和痛苦是必然，可是又怎么样呢？城墙和城门应该已经让多数人觉悟了，可是对于现实存在的珍贵事物，却茫然，懵懂，无所知。

在这个文化认知感空虚的时代，我们愿意让一步，我们可以少提文化，多讲历史文化街区的经济价值。全国游客包括北京人，大都去过丽江和山西平遥，丽江除古城，还有独特的自然风光，我们不讲。山西平遥，乃是北方小县城而已。中国人口数字庞大，由于民众意识滞后，来北京主要还是去故宫颐和园和长城。即便这样，北京后海的胡同游还是拥挤不堪，缓冲区的胡同的资源将来是远远不够的，北京老城的破坏持续了多年，完整的区域已经不多，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北京劫后的传统街区，比平遥还大得多呢，原样保留下来吧，将来的价值不可估量。我们不希望北京老城区毁灭殆尽后，留下的几条胡同用墙围起来，二百块钱一张票排大队参观。不能照周先生所说的，“至多留下皇城、亲王府这些达官贵人的比较完整的四合院，还有一些坐落有文化名人故居的胡同”，那是不行的。周先生觉得北京既没有江南水乡的清秀，也没有西域边城的神秘，保护倒不愿赞成，要求还足够苛刻。 ! M. ^ r, e- P! z5 |' c8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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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8 s* Q$ }; j# }& } 接下来，先生又转到旧城改造和规划的话题，顺便连法制建设的问题，搅和在一起，来个大综述，但先生谈论老北京并没聊过了瘾，和上述话题还是纠缠不清，因此我们也分不开文章的标题层次，也继续随周先生的话路走。关于城市规划和法制建设，我们到结尾再提及。

周先生研究观察北京旧城，“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觉得好玩和可笑：说 “从北京城建都以来，出现了奇特的人群隔离现象。一面是红墙碧瓦气势恢宏的皇家园林，一面是色调灰暗混乱简陋的胡同杂院；一面是富贵堂皇的满汉全席；一面是鸡零狗碎的牛羊下水；进而说明说明长久以来北京城里只住着两类人：一类是皇亲国戚，一类是骆驼祥子。而祥子家里的东西寒酸得上不了台面。即便这样，祥子们心里还是热乎乎的。再寒酸，咱也是在皇城根儿底下拉洋车的。”先生的话我又气又笑，大概先生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了吧？周先生是不是北京人我们不探究了，因为真正老北京人也大多是后来的。我们惊讶的是周先生表现得对北京极端的无知，却还在媒体前侃侃而谈，口若悬河。令人愤然的是，周先生作为一位大学者，社科院的研究员，不了解老北京可以漫漫了解，知识分子的良心可不能短少。先生怎么就对社会中下阶层如此放肆的挖苦和侮辱呢？自古中国士大夫就以国家社稷和黎民百姓安居乐业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读书人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圣训，即使社会最底层的贩夫走卒，还“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呢！作为游学四海的饱读之士，应该有怎样的修养和节操，才配得上周先生的身份？

无情嘲讽古都是“畸形变态的文化生态”，练就了顺民的心态。“据说有个老北京人，他每天晚上都吃炸酱面，吃了几十年炸酱面。就像马季和赵炎在相声里互相调侃时说的：“别看他肚子这么大，其实里面装的全是炸酱面”。“老北京人说：‘穷忍着，富耐着，睡不着眯着’”。您瞧瞧，周先生连相声的内容都拿来打趣北京人。并且追问：“北京人真的就好这一口炸酱面吗？北京人睡不着真的就能这么眯着吗？北京人难道真要世世代代这样生活下去吗？假如这就是人们呼吁要保留和挽救的所谓“京城胡同文化”…于情还是于理，显然都超出了可以商榷的范围”。这话说绝户了，难道说就因为“北京人好这一口炸酱面”并且“睡不着就眯着”，保护老北京都不能商榷了，我真缄默无言了，大家去讲评吧。北京当然有最丰富的食谱和来自国内最著名的菜系，就算老百姓的家常菜的多样性，都难以统计；更别说北京民间年节和红白喜事的宴席了。我倒想问周先生：难道意大利人肚子里全是通心粉，法国只吃烧蜗牛，俄罗斯人只有红菜汤和咧巴，而日本人总是吃酱汤泡饭的么？

作为一位法律学者，连人民主体和罪恶的歹徒，囫囵吞地混淆起来诽谤北京人说：“据史料记载，北京人也偶有不安分守己的时候。据说当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那年月，有些人发现皇城里空了，老佛爷也跑了，顿时胆子就大了很多。他们在那些月黑风高的夜晚，趁着京城里的混乱，在紫禁城里也偷了不少珍宝，然后用板儿车拉回家。皇城里的东西，到底是八国联军抢的多，还是这些暴民偷的多，到现在谁也说不清楚”。唉！先生参考的什么史料，请把出处给出来。

还有，先生嘲笑北京人长期生活在皇城脚下，没有栽培出几个像样的官僚。还掰着手指头算，只有个庄则栋。又是文革！您怎么不从八百五十二年北京建都的漫长的历史年代里去搜寻呢？而且为什么非得是官僚呢？我真想和您聊聊《许由洗耳》的典故。杰出的人士不一定要做官僚的。贝多芬有句名言：公爵从不缺乏，贝多芬只有一个！这样来说，恐怕远远不是掰手指能算的了。再说，一个伟大的都城，能否栽培出几个本土大官僚来，什么都说明不了。一个伟大的都城，成就了无数的千古风流人物和国家栋梁，而不论他来自何方，中国明清两代，朝廷里还有西方臣子呢。这才说明这个城市的伟大和海纳百川的包容性。就如同伟大的巴黎，成就了波尔多人的孟德斯鸠，成就了郎格里人的狄德罗，成就了巴伐利亚人的霍尔巴赫，成就了日内瓦人的卢梭，成就了布列塔尼人的维克多-雨果，成就了勒维-科特莱人的大仲马，成就了伟大的波兰音乐家萧邦，不胜枚举。我们古都北京所成就的杰出历史人物，估计得成立专题组研究两年，才能统计出来。说到这里，我想起一则逸闻来：纪晓岚到福建督学，江南才子们看不上北方的粗犷，就凑了一联：我江南，多山多水多才子；纪晓岚一看，随口就出：俺北国，一天一地一圣人！这下联，大家去浮想联翩吧，足够回答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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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u: N& a) U7 Q; F0 u. ~% ?$ t 接着我和周先生讨论49年后官僚知识阶层和平民阶层的割裂问题。 我首先要和周先生说，49年以前，不但北京，中国的任何一个城市，一个县城以至于乡村，千百年来一直不存在官僚知识阶层和平民阶层的割裂这一回事，这正是中国人优越于西方人的一方面。拿北京来说，贵族和各级官僚，各等级的知识分子，富商，大小业主，平民百姓，和三教九流，统统混居于胡同里，只是宅第的等级和生活水平的不同。19世纪西方有几本研究和介绍中国国情的书，评论过这一点，当然有不理解的，也有赞许的。中国的文明，集儒道释景回之大成。各阶级阶层的人混居市井小巷，相安无事，其乐融融。地位悬殊的人家也许不能往来，但中国也有一句俗话，叫做“皇帝还有三门子穷亲呢！”言外之意是“何况一般官员呢！”从这些真实现象，我再次反驳周先生的“从北京城建都以来，出现了奇特的人群隔离现象。一面是红墙碧瓦气势恢宏的皇家园林，一面是色调灰暗混乱简陋的胡同杂院”这种无知的诽谤。

49年后，的确不一样了。一个革命政权进城了，在郊外跑马占地，在城内的行为我们前面讲过了。这政权虽然一定要定都北京，却从没把北京和北京人看在眼里。这话怎么讲呢？北京从袁世凯时代，北洋政府时代，到中原大战后的国民政府时代，到华北沦陷时期，到内战时期，从来过着自己的祥和懒散的日子，从没和革命着边，老北京看惯了也看透了政权变换的现象，什么阿物儿也不新鲜，什么政权也那么回子事。六朝古都的北京，加上近代如匆匆过客的政权，给老北京留下了千奇百怪的遗老遗少和成分及其复杂的人物。北京城简直是一个收藏庞杂人类类型的大迷宫，至少新的城市主宰者是这么看。赞扬的说卧虎藏龙，用文言说，叫做人文的渊薮。讲究阶级对立的新政权开始大刀阔斧的修理除穷人的愚昧者以外的成分庞杂的人们。一场又一场的整肃从50年开始。等政权稳定了，政权的各种机构加上社会组织把自己的领地圈起来，北京的大院现象诞生了。

打天下的人那里看得起土著居民？在思想简单的革命干部眼里，老北京人是革命的教育对象。他们的阶级成分和旧社会的履历是那么复杂，他们旧思想的印痕是那样深重。甚至令工农出身，也许还是大老粗的干部费解和头痛。他们只想分出哪是好人哪是坏人，我们这年岁的人都知道，过去大家都用好人和坏人的极端简单的方法评判人。小说和电影尤其如此。五十年代广泛放映苏联影片，其中《幸福的生活》（片中有著名歌曲《从前是这样》），我没赶上看，但我看五十年代的电影杂志，大众来信里有人问：《幸福的生活》中，手里拿气球的属于什么阶级？是好人还是坏人？由此可见一斑。这种简单粗暴的分类法到八十年代才结束。在五十年代后期，调查北京四合院的知识分子们，只调查古建筑本身，都不敢和房主说话，怕犯阶级立场的错误，那时的老房主都是清朝过来的，完全可以提供准确的建筑历史和人文信息，导致调查者极其后悔，永远也得不到原始资料了。

大院里的新住民，他们都是旧政权旧机构和组织的接替者，无论是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都是北京土著居民不能比的。即便老北京的旧贵族，旧资本家，旧产业主有钱，也没有社会地位。他们很多人为了不受歧视的继续生存，表现自己拥护新中国，拱手捐出大量的财产，包括房地产，珍贵文物，金钱等。其中营造世家的传人马旭初先生，仅捐出的一处私家产业，就达九百九十多间房，而前清摄政王载沣则捐出整个王府。公私合营后，夜晚为失去祖宗艰辛创造的产业，全家抱头痛哭，白天要笑脸欢呼公私合营。他们的经济基础也就完了。老北京人家常“四世同堂”，家庭人口众多，虽然新中国采取广泛就业的政策，但工资往往养一家七八口人。而大院居民，参加革命进京拖家带口比较鲜见。多半和家庭成员和过去的社会关系处于半断裂状态。他们多是双亲加子女，生活宽余的多。在三年大饥荒中，这些干部按级别都有特供，由此产生“肉蛋干部”和“糖豆干部”的灰色幽默的称呼。我家和我们亲戚，虽没有肉蛋的光荣，却有糖豆可以嚼咕。

从文革时期起，北京的新生代成长起来了。机关大院的孩子，有高干子弟，有普干子弟，有知识分子的孩子，有文艺界子弟，他们生活条件当然比较优厚，门路广，见识多，相比下，胡同里的孩子当然土的多，经济条件当然差的多。我最熟悉的一代北京人是七零届初中生（那时取消了高中和大学），只有这一届没去农垦或上山下乡。他们是那的时代的幸运儿，几乎全部就业。我和这些人同事了多年。他们约四分之一是北京各大院的子弟，其余全部是老北京胡同的孩子。大院子弟的工资基本是自己用，不够甚至和家里要。胡同的孩子，我看到有不少每月自己留八块钱吃饭，省下的全交给家里，补贴家用。他们的哥哥姐姐甚至在边疆军垦，也需要经济补贴呢。即使回来，也是无业。而大院的插边子弟，早就走关系回京安排工作了。大院的孩子有太强的优越感，多半气质不错，说话时髦，切口不凡。胡同的孩子甚至不敢说老北京土话。都学那些子弟的口吻。占领者的后代和土著居民的后代差别就这么大。

文革乱世造成新生代的分化，痞子现象诞生了，直至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才淡化掉。周先生虽然极其厌恶痞子，但和痞子里的佼佼者却是朋友。大院痞子对胡同孩子极其轻蔑，从那时才有了“胡同串子”的蔑称。先生也承认这是“带有歧视性的称呼”。周先生的朋友看见“班里点名要那些交不起两元钱学费的同学站起来。结果教室里呼啦啦站起很多同学，几乎全是‘胡同串子’。 班里有个很霸道的男生班长也在其中”。看着“胡同串子”的班长也站着被老师羞辱，周先生的朋友就觉得特开心，并说他对“胡同烦透了，觉得把北京的胡同全拆了也不心疼”但我为周先生的朋友脸红，他有中国人的良心么？那些交不起两元钱学费的孩子，他们原本的出身，也许比嘲笑他们的人高贵得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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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来讨论生活方式选择的自由，老北京生存的必要，兼谈生态及自然伦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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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先生例举从《17岁的单车》电影中，“人们再次看到了老胡同居民生活的灰暗和困窘”。电影要表现什么，我们不好左右。国外影片反映生活阴暗面的，不是更多么？提及一位电影摄影师的择居，先生津津乐道的引用摄像师叙述他对美的认识过程的：“1995年，我要在北京安家，一度选中了什刹海。可是当我走进胡同里的那些房子，我才知道那里没有上下水、没有像样厨房，生活实在不方便。我到郊外去，看到一些荷兰式的房子，一尘不染，生活设施完备，我觉得那才是我想要的生活。2000年，为了拍这部片子，我几乎走遍了北京的胡同，我意识到，那才是最美的地方。”周先生替那位摄像师揣摩道：胡同里那些破房子，是我这类人不要去住的，我属于一尘不染的荷兰式社区的。但是，在电影美学的视野中，这些破房子实在是“美极了”。周先生认为这是“多么矛盾的语境？”。我其实比周先生更理解那位电影人的择居思考。他有审美鉴赏力，才看上古城的中心地带，由于我们上述种种原因，古建民居又产权不清，实在难于购买，特别是九十年代。他有权选择城外社区。但问题是，一尘不染的荷兰式社区只不过是个家，那里有历史文化的气候么？那里有活生生的社会形态吗，干脆说，那里能拍摄出像样的影片吗？我们毫不奇怪一位懂得什么才是真正美的电影艺术家会说：“几乎走遍了北京的胡同，我意识到，那才是最美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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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并没感觉到“洋人们的意见似乎从来都是分量更厚重些。如今在那些酷爱北京胡同的洋人眼皮底下，城市规划部门等不得不格外小心，搞不好人家给你告到联合国去”。我要问法学家先生，他们若真告到联合国去，谁听呢？连中国政府自己的法律和政府法规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敢肆意践踏的利益集团们，他们怕谁？ : [" a, }+ x) {5 a: e: U K# t: C

周先生还例举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社会及人文科学高级项目官的法国老太太杜铭那克，常驻在北京城里，喜欢穿麻质地中式大褂。他们“努力使胡同里的原住民留下来，不管他们多老、多穷。 这大概是为了保护文化遗产的需要”。我们到是真够钦佩这位老太太。她发自内心的喜欢中华文明，热爱我们千年古都的一草一木，热爱世界独一无二的伟大古代杰作和人文渊薮的古都北京。反而中华民族的不肖子孙们，却蔑视自己文明古国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并将其视为弊履，必欲毁之而后快！ " R! Y: d" V. k* R

周大伟先生自己觉得糊涂不解：“假如贫穷落后也是文化遗产的一部分，那么当年骆驼祥子的人力洋车和时传祥的掏粪木桶，也不应当在胡同里消失”。我先提个问题：把北京旧城胡同都拆了，您认为解决得了老和穷的问题吗？您调查过拆迁后的穷人的生活状况吗？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您是不是有责任去调查研究一下拆迁后弱势群体严酷的生存现状，然后再说话？我记得您曾经从法律的角度探讨过弱势群体的问题，但似乎是八九年前了，社会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不是说要与时俱进的么？

在访谈中我看到周先生对骆驼祥子印象即深，鄙视也不浅啊。虽然那只是老舍先生杜撰的，却也是老北京的真实情形。先生留学西方，“天赋人权”的观念怎么就一点儿没有呢？祥子有什么低贱（jian\)的吗？执着地想买一辆洋车，靠辛苦和诚实的劳动，换取自己和家庭的平凡而幸福的生活，多么好的社会劳动者啊！人力车是低贱(jian\)的么？在今天虽然已经高度现代化，人力车不但没消失，反而为全世界所提倡，因为它是环保的大救星。先生脑子没转过弯来吧？脚踏三轮车和自行车不算人力车吗？ / c j, s" e' c& x9 }1 P4 o" X0 Y0 n 然后的问题，就复杂得多了。我们必须涉及到生态环境的领域，甚至谈及自然伦理学的问题。 3 v3 z0 D" _ J7 z2 m3 w$ b7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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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贪婪地攫取自己赖以生存的地球资源，疯狂而无良地将大地，空气，水系通通污染。相对于地球生灵万物，人类不过是一小撮。相对全体人来说，贪图自己的懒惰与舒适富裕的，永远是一小撮。为了享受所谓现代化的舒适，我们诺大地球的保护层被桶了一个大窟窿。人类自以为聪明，自以为是万物之灵，既然如此，有谁会像中国古代“女娲补天”那样，把我们天空的洞补起来吗？没有，人类没本事补救自己闯下的弥天大祸。反而想逃跑，幼稚地幻想移民到火星去，丧尽天良的人们啊，你们怎么就不知道地球就是我们的唯一家园呢？人们总幻想天堂，你们怎么没意识到，地球就是人类唯一的天堂呢？你们穷奢极侈地鼓吹和享受现代化，把你们造成的种种灾难性后果抛给芸芸众生的同胞，抛给同样是万物之灵的生物界；甚至抛给你们自己的子孙后代。而反过来，你们嘲笑天人合一的古代生活方式，你们要把我们传统的家园彻底铲除，来维持你们的罪恶的生活方式。你们虚假的同情民生之艰辛，你们有没有能力让全民过你们那样的所谓现代化的生活呢？你们知不知道让中国人按发达国家的消费程度生活，还需要七个半地球呢？假设你们真的像神一样，你们慈光普照，你们先饶了我们的地球，饶了我们传统的家园，和万物生灵吧！

周大伟先生质疑“在抽水新式马桶和公共茅房老式马桶之间，选择哪一个更卫生更舒适更符合人性？”并讥笑“联合国驻北京的“钦差大臣”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公共茅房前面我们说过，是“时代”的过错，我们不讨论了。抽水马桶舒适干净是真的。卫生和符合人性？卫的是你自己眼前的生，符合的是你眼前的“人性”；从人类自私和狭隘的角度看才是这样的。从长远和深度的思辩来说，正好相反。

我由衷的佩服几位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家，如歌德，伏尔泰，狄德罗和雨果。前两位歌颂中国的思想和文学，狄德罗反思自然的循环，而维克多-雨果先生，直接赞扬了中国古人的“可持续发展”的环保精神。

在不朽名著《悲惨世界》的第五部第二卷，雨果先生用整整一卷书抨击巴黎的市政设施和人文和环境问题。在谈到当时科学发现人粪尿是最好的肥料时，说道：“中国人，说起来惭愧，比我们知道的要早。没有一个中国农民…进城不用扁担挑两桶满满的我们称之为污物的东西回去，多亏人肥，中国的土地仍和亚伯拉罕时代那样富于活力…如果说我们的黄金是粪尿，反之，我们的粪尿就是黄金… …如能归还给土地而不是抛入水中，就能够使全世界丰衣足食了”。在继续论述“污物”时说：“你可知道这是什么？这是鲜花盛开的牧场，是碧绿的草地，是薄荷草，是百里香，是鼠尾草，是野味，是家畜，是大群牛羊夜晚满意的哞哞声，是喷香的干草，是金黄的麦穗，是你们桌上的面包，是你们血管中的血液，是健康，是快乐，是生命。”并斥责“你们可以抛弃这些财富，并且还觉得我可笑，这是你们愚昧无知的十足表现！”

这就是伟大的先知雨果在十九世纪中叶雄辩的摘要，他寂静沉睡在先贤祠的墓室里，而今天，受过高深教育的人仍旧是愚昧无知的人，还在赞美巴黎的改造，还在赞美使河流和海洋中毒，使土地贫瘠的所谓现代化的生存方式。 & f' B9 }. ^5 @$ h, h" w#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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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在农村遇见一位没文化的老农民，他把家里的厕所改造成抽水马桶了，和楼房的卫生间一样高级，但是村里并没有“市政设施”。这种情况下他并不用“渗坑”，而是做了不泄漏的化粪池，定期掏粪积肥，拒绝化肥。他平常很注意环保问题。得知全球变暖，到本世纪中叶，谷物受粉期温度将超过受粉条件，而使农作物不收获。他非常感叹，说将来还得烧秸杆作饭，现在秸杆全在地里烧掉了，污染空气，浪费能源，要是烧火做饭，草木灰最后还是回到田地当肥料。这样的农民，不是比号称有学问的人更有思想和觉悟么？我也遇到门头沟山里的农民，他们有钱了，纷纷放弃百年老宅盖起新房。老两口住高大的四间正房，鲜红的板瓦顶子，外立面是浅色瓷砖和蓝玻璃窗，屋内装修仿照城里，一尘不染。他们很得意，认为旧村太破了。我参观他的旧宅院，四间正房，旧而不破，全部砖木结构和土石结合。我问有什么区别，他说都用土暖气，老房子过冬一吨煤就够了，新房四吨还紧张呢，而且老房更冬暖夏凉，夏天新房得三匹的柜式空调，还热呢。我问怎么非得盖新房呢？他说住老房挺好，就是让人笑话，说你没钱，说你跟不上时代，没办法。我想他很难抵挡滚滚俗流，但已经认识到一些传统生活的优点。我举两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将来人们迟早会觉悟。 4 y' t" Z9 ]& y$ ~* L( i;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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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老北京，过去都有自家厕所。掏粪的人定期走家串户，你不让他掏他还不乐意，就像今天收废品的一样。城里有粪场（其中一处后来叫奋章胡同），在安定门外有大的粪场，有总揽收集和贩卖的粪霸。这说明什么？说明人粪尿是抢手的资源，城里消费的粮食饭菜瓜果肉类，其剩余营养返回乡村，去肥沃土地，自然的循环千百年来一样，是良性的，真正可持续的发展。 ) C! \2 }% Y8 X( ~8 U6 e: M! P;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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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现代中国的化肥污染对陆地河流和海洋的环境问题到了崩溃的边缘，宝贵的肥料去污染水系，制造化肥去使土壤贫瘠和板结，并进入恶性循环。资源的枯竭也是不太久远的结果。北京宣外拆迁的时候，天黑后我从琉璃厂西街向西观望，前青厂一带的传统民居飘出各种饭菜混合的香气，除此以外，一片静谧祥和的氛围，暗而温暖的万家灯火。而西方深蓝天幕背景上，崇光大厦象巨大的怪物，发出中央空调的巨大吼声，和刺眼的光芒。我觉得很可怕，一座现代化大厦消耗的能源，比万千户传统家园更多，无论建造多少发电厂，修建多大的水坝，禁得住这些能源巨魔的饕餮大口的吞噬么？到底人类需要怎样的反省？没被破坏前那种传统的生活方式是不是更加人性化？人类好象还刚到青春期，对传统的东西有天生的反叛性，反而追求看不清实质的，又似乎有吸引力的事物。人类什么时候能成熟些，什么时候能把握未来？而不至于顽固地追求谬误，而在未成年时夭折？反扑归真喊了二十年，可持续发展也喊了多年，然而总是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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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极必反，人力车经过科学的改造，将来说不定是时髦的玩意儿，而人粪尿的回收用其替代化肥，必定成为先进的理念。如此说来，祥子的洋车和时传祥的掏粪木桶变个法儿，不但会回到北京胡同，说不定还普及全球呢！将其讥笑为“贫穷落后”，将来会被耻笑为“鼠目寸光”的吧？ 7 n, q Y2 s% H1 s% @

本节我们用些篇幅讨论保护地球环境并资源问题，强调保卫中国古代城市的物质文化遗产，两者是怎么都分不开的。前者是人类和地球生物界继续生存发展的根本物质基础，后者是中华民族社会文明传承的充要条件，忽视或缺失哪一方面，不但中华民族，甚至全人类，都没有美好的未来。人类是一个整体，如果缺失了部分，别以为和你无关，“你以为丧钟为谁而鸣？… …丧钟为你而鸣！”（海明威语） / u1 j, V5 j9 C( ^' o$ V9 l

我们有太多未尽的话题，在本文下篇将讨论北京老城保护，千年古都未来向何处去，城市规划和法制的问题。我们似乎是驳斥周大伟先生的谬论，而实际上我们却要与更多持荒谬或糊涂观念的人，讨论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必要性，迫切性和可行性，并谴责肆无忌惮地继续毁灭古都的罪行。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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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肯，2005/9/23草，10/13定 " E' B9 B% i!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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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11-28 2:42:59编辑过]

掌柜

书生意气，挥斥方酋

飞哥

我现在一是想生啖大伟之肉，二叹冯先生奇才妙笔，将那无耻之徒驳的体无完肤，写的太及时，太精彩了。

老北京

因为我看到的是另一个供批判的文本。所以没有与冯前辈并肩战斗。时间说：“下次吧”。好文万言，不嫌其长。

Fengken

老老北京兄：另一个供批判的文本是什么？我也开开眼。你要批就快着点，我就错过一个月。效果打折扣了。不过周大伟把《城市中国》访他的文章，又拿到北京来发表，我到赶个正着儿。《城市角落》就错过了。

为什么称呼“前辈”？好象我七老八十了似的，还是称兄道弟的吧。

铁哥

想法很好，落实困难

西四

评选北京十大backbone人物 我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