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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上个世纪50年代，北京明定陵的发掘和展示是轰动一时的文化盛事。嗣后定陵考古发掘报告及相关学术论著先后刊出，以定陵发掘为背景的文学作品也与世人见面，但考古工作者的亲历纪实却一直阙如，庞中威同志所著《定陵发掘亲历记》的出版正好弥补了这一缺憾。 恩师吴晗先生“文革”罹难之前，不仅是分管北京市文教工作的副市长，而且是饮誉中外的杰出明史专家。他以对推进新中国文化事业的满腔热忱和对明史研究的无限钟爱，积极倡导、亲自组织了定陵的发掘和定陵博物馆的创建。1955年10月15日，一份由吴晗先生亲笔起草，郭沫若院长修改推敲，有郭沫若、沈雁冰、邓拓、范文澜、吴晗、张苏6位文化巨匠签名的关于发掘明长陵的申请报告呈送给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1956年初春，在经过考古专家缜密论证和实地勘察之后，敬爱的周总理做出了“在步骤上先发掘定陵，然后再发掘长陵”的决策，并责成吴先生主持实施。总理作了指示，郭老、吴先生欢喜异常。于是，“长陵发掘委员会”成立，由北京市文化局文物组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即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持，开始了定陵的发掘。时任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的夏鼐先生既是著名的考古学家又是吴先生的同窗好友，发掘定陵科技指导的重任理所当然地落到他的肩上。在夏先生的悉心指导下，经过考古专家们两年多的探秘寻幽，辛勤工作，密封三百多年的定陵地下宫殿终于被打开。恢宏坚固的玄宫建筑，绚丽多彩的随葬器物霍然露出真颜，人们无不为之震惊，为之赞叹。 定陵的科学发掘，是我国皇帝陵寝的首次成功发掘，因此使之成就了我国考古学史上的一个创举，对于研究明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工艺发展状况及帝后丧葬制度、冠服制度、宫廷生活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神宗万历皇帝冲龄登极，即位之初顺从首辅张居正，革故鼎新，颇有振兴之势。张居正病逝，人亡政息，神宗逐渐走上荒淫怠政之路，“酒、色、财、气”俱全，故史有“明之亡，实亡于神宗”之说。超越规制的地宫建筑，富丽豪华的随葬器物，亦足以反映出这位皇帝的奢侈无度。他21岁即选勘寿宫吉壤，23岁寿宫开始兴建，28岁竣工建成，至58岁病故入葬，闲置30年。在地宫修建的5年间，每天要役使工匠军夫二三万人；共耗银八百余万两，相当其时全国两年赋税量的总和。至于随葬的两千六百余件各种珍贵器物，尤其是以往从未出土过的金丝翼善冠、乌纱翼善冠、凤冠、缂丝龙袍等更是其在世时无尚尊贵和糜费生活的物证。大体说来，定陵地上陵园比拟于皇宫的外廷，地下玄宫比拟于皇宫的内廷，现在完整保存的明清皇宫及发掘后的定陵，从“阳宅”、“阴宅”两个方面为我们提供了研究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皇帝制度的极为丰富的形象资料。 历史是纷繁复杂的。明中叶以后的历史不仅呈现了封建统治者的日益腐败，而且呈现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商品货币经济的空前繁荣。经济的繁华与政治的腐朽形成鲜明的反差，勾勒出一幅色彩极不协调的历史画面。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城镇的兴起，至嘉靖、隆庆、万历年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有了明显增长，与此相适应，在思想意识、文学艺术、社会习俗等方面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因此史家将这个历史时期称之为中国社会由古代向近代转型的开始。定陵出土的纺织品、衣物、金器、银器、铜器、锡器、瓷器、琉璃器、玉器、石器、漆器、木器、首饰、宝石、珍珠、冠、带、佩饰、钱币、武器等，全面直观地反映了明中后期社会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水平，特别是丝织工艺、金属制作工艺、建筑技术等真可谓登峰造极，无与伦比。从数量巨大、花色繁多、品种齐全、工艺高超的丝织品中，人们看到了当时丝织手工业的兴盛发达；从带有錾刻铭文的银锭中，人们看到了当时白银已成为国家主要货币广泛流行。专家们认为，明中叶直至嘉靖、隆庆、万历时期，生产力水平、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和综合国力，总的来说，仍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尚未落后于西方。定陵地下宫殿的辉煌气势不啻从一个侧面向人们证实了这一点。 庞中威同志的青年时代是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度过的。在定陵发掘中，他是第一位越过金刚墙进入地宫探险涉危之人。后来他转入其他部门工作，但对考古仍然情有独钟。现在他已年逾花甲，仍锲而不舍地收集原始资料，结合亲身见闻，撰成此书，不仅如实地讲述了定陵发掘始末，纠正了某些流传较广的讹误，而且首次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奇闻逸事，文笔朴实无华，读来引人入胜，具有难得的史料价值和收藏价值。他对考古事业的痴情和实事求是的学风，令人钦佩。当时考古研究所先后参加定陵发掘的还有白万玉、赵信、冼自强、曹国鉴、王杰、柏志中、时桂山等同志，他们同北京市文物组的同志并肩奋斗，共同做出了贡献，同样令人钦佩。 我是吴晗先生的学生，学习和研究明史，又曾在考古研究所做过管理工作。庞中威同志书成，我义不容辞，草成此篇，聊充为序。
张显清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党委书记、中国明史学会会长) 《定陵发掘亲历记》庞中威著. 学苑出版社出版
序言
上个世纪50年代，北京明定陵的发掘和展示是轰动一时的文化盛事。嗣后定陵考古发掘报告及相关学术论著先后刊出，以定陵发掘为背景的文学作品也与世人见面，但考古工作者的亲历纪实却一直阙如，庞中威同志所著《定陵发掘亲历记》的出版正好弥补了这一缺憾。 恩师吴晗先生“文革”罹难之前，不仅是分管北京市文教工作的副市长，而且是饮誉中外的杰出明史专家。他以对推进新中国文化事业的满腔热忱和对明史研究的无限钟爱，积极倡导、亲自组织了定陵的发掘和定陵博物馆的创建。1955年10月15日，一份由吴晗先生亲笔起草，郭沫若院长修改推敲，有郭沫若、沈雁冰、邓拓、范文澜、吴晗、张苏6位文化巨匠签名的关于发掘明长陵的申请报告呈送给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1956年初春，在经过考古专家缜密论证和实地勘察之后，敬爱的周总理做出了“在步骤上先发掘定陵，然后再发掘长陵”的决策，并责成吴先生主持实施。总理作了指示，郭老、吴先生欢喜异常。于是，“长陵发掘委员会”成立，由北京市文化局文物组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即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持，开始了定陵的发掘。时任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的夏鼐先生既是著名的考古学家又是吴先生的同窗好友，发掘定陵科技指导的重任理所当然地落到他的肩上。在夏先生的悉心指导下，经过考古专家们两年多的探秘寻幽，辛勤工作，密封三百多年的定陵地下宫殿终于被打开。恢宏坚固的玄宫建筑，绚丽多彩的随葬器物霍然露出真颜，人们无不为之震惊，为之赞叹。 定陵的科学发掘，是我国皇帝陵寝的首次成功发掘，因此使之成就了我国考古学史上的一个创举，对于研究明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工艺发展状况及帝后丧葬制度、冠服制度、宫廷生活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神宗万历皇帝冲龄登极，即位之初顺从首辅张居正，革故鼎新，颇有振兴之势。张居正病逝，人亡政息，神宗逐渐走上荒淫怠政之路，“酒、色、财、气”俱全，故史有“明之亡，实亡于神宗”之说。超越规制的地宫建筑，富丽豪华的随葬器物，亦足以反映出这位皇帝的奢侈无度。他21岁即选勘寿宫吉壤，23岁寿宫开始兴建，28岁竣工建成，至58岁病故入葬，闲置30年。在地宫修建的5年间，每天要役使工匠军夫二三万人；共耗银八百余万两，相当其时全国两年赋税量的总和。至于随葬的两千六百余件各种珍贵器物，尤其是以往从未出土过的金丝翼善冠、乌纱翼善冠、凤冠、缂丝龙袍等更是其在世时无尚尊贵和糜费生活的物证。大体说来，定陵地上陵园比拟于皇宫的外廷，地下玄宫比拟于皇宫的内廷，现在完整保存的明清皇宫及发掘后的定陵，从“阳宅”、“阴宅”两个方面为我们提供了研究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皇帝制度的极为丰富的形象资料。 历史是纷繁复杂的。明中叶以后的历史不仅呈现了封建统治者的日益腐败，而且呈现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商品货币经济的空前繁荣。经济的繁华与政治的腐朽形成鲜明的反差，勾勒出一幅色彩极不协调的历史画面。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城镇的兴起，至嘉靖、隆庆、万历年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有了明显增长，与此相适应，在思想意识、文学艺术、社会习俗等方面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因此史家将这个历史时期称之为中国社会由古代向近代转型的开始。定陵出土的纺织品、衣物、金器、银器、铜器、锡器、瓷器、琉璃器、玉器、石器、漆器、木器、首饰、宝石、珍珠、冠、带、佩饰、钱币、武器等，全面直观地反映了明中后期社会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水平，特别是丝织工艺、金属制作工艺、建筑技术等真可谓登峰造极，无与伦比。从数量巨大、花色繁多、品种齐全、工艺高超的丝织品中，人们看到了当时丝织手工业的兴盛发达；从带有錾刻铭文的银锭中，人们看到了当时白银已成为国家主要货币广泛流行。专家们认为，明中叶直至嘉靖、隆庆、万历时期，生产力水平、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和综合国力，总的来说，仍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尚未落后于西方。定陵地下宫殿的辉煌气势不啻从一个侧面向人们证实了这一点。 庞中威同志的青年时代是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度过的。在定陵发掘中，他是第一位越过金刚墙进入地宫探险涉危之人。后来他转入其他部门工作，但对考古仍然情有独钟。现在他已年逾花甲，仍锲而不舍地收集原始资料，结合亲身见闻，撰成此书，不仅如实地讲述了定陵发掘始末，纠正了某些流传较广的讹误，而且首次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奇闻逸事，文笔朴实无华，读来引人入胜，具有难得的史料价值和收藏价值。他对考古事业的痴情和实事求是的学风，令人钦佩。当时考古研究所先后参加定陵发掘的还有白万玉、赵信、冼自强、曹国鉴、王杰、柏志中、时桂山等同志，他们同北京市文物组的同志并肩奋斗，共同做出了贡献，同样令人钦佩。 我是吴晗先生的学生，学习和研究明史，又曾在考古研究所做过管理工作。庞中威同志书成，我义不容辞，草成此篇，聊充为序。
张显清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党委书记、中国明史学会会长) 《定陵发掘亲历记》庞中威著. 学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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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6-27 21:19:00
发表于 2008-6-28 07:47: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