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辜鸿铭：第一骂人高手 他擅长骂人，他爱骂人，有人说他保守反动，但是他骂的许多人，要么懒、要么笨，要么人品不端。敢这样骂人的人，今天已经没有了。
“洋鬼子”对辜鸿铭又敬又怕。他毫无顾及地称呼他们“洋鬼子”、“夷狄”。没有一个人敢于嘲笑这个干瘦、戴瓜皮帽、穿长袍、拖着小辫子的老头。如果你说中国不文明、不开化，那就糟糕了。他会拿出贵国文化中最阴暗最不光彩的一面，用熟练的贵国语言来消遣你。
对于本国的一些人来说，辜鸿铭则是一个笑话。辜鸿铭在北大任教期间，有人看他孤僻古怪、行事出人意表，称为“ 辜疯子”，他也不介意，借这个称号遮着脸，继续进行着他的骂人事业。
辜鸿铭反对男女平等，号称效忠前清，却又骂过慈禧太后、袁世凯、徐世昌这样的权势者。只有一个人他一直保持着尊重——北大校长蔡元培。并非是因为蔡元培给他饭碗——他的另一位上级张之洞也被他毫不客气地讽刺批评过。
这样一个神奇的骂人者，构成了北大精神中的一个截面——独立、批判，辜鸿铭的骂声，也成就了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名声。
同事对辜鸿铭评价不一，李大钊曾经说：“愚以为中国二千五百余年文化所钟出一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气于二十世纪之世界。”同样善于骂人的陈独秀则斥之为“顽固”、“老古董”。
可以确定的是：辜鸿铭不仅仅是一位出色的学者和翻译家。他爱国、精神上是完全独立的知识分子，这是今天最缺少的。
善骂者是如何炼成的
辜鸿铭的父亲是马来西亚华侨，据说先祖在福建误杀了人下南洋避祸，母亲是葡萄牙人。辜鸿铭生于1857年，原名汤生，从小聪明异常，和父亲一起经营橡胶园的英国人布朗非常喜欢他，认为义子，带着10岁的他去英国求学。
当时的辜汤生很瘦矮，还拖着一条辫子，很受“夷狄”同学的欺负，西洋人管那条辫子叫“猪尾巴”，同学甚至把他推进女厕侮辱他拖辫子。他发奋读书，十几岁就能背下多半本德文《浮士德》。
伏尔泰、莱布尼茨等西方思想家在启蒙时代曾经多次提到中国文明的好处，其实大家谁也没去过中国，认为中国比欧洲完美，一是鼓励西方人自强，二是文人对东方的意淫。但是辜汤生能看到这些著作心中十分惊喜。
天才的辜汤生23岁那年已经获得了爱丁堡大学的硕士和一个德国博士学位，在意大利、奥地利和德国游学进修。学识已经十分渊博，同时和“夷狄”斗嘴还练就了出色的辩论功夫。
据说他在英国街头故意倒拿报纸，有英国人看见，大笑着说：“看这个中国人多笨，报纸都拿倒了。”辜汤生就回嘴说：“你们英文太简单，正着读显不出本事。”然后熟练地倒读报纸，一口地道的伦敦腔，把英国人都惊呆了。
游学结束之后，辜汤生被马来西亚当局安排到新加坡做事，遇到了当时为清政府做事的马建忠，马是中国第一部语法书《马氏文通》的作者。辜汤生和马畅谈三天，迷上了祖国文化，决定回国工作。这时他把名字改为“辜鸿铭”。
回国后辜鸿铭成为张之洞的幕僚，主要做翻译和百科顾问——他每天给张之洞讲“西洋那些事”，帮张做了许多重要工程，比如汉阳铁厂，后来又调入外务部办外教。这期间苦读儒家经典，从《康熙字典》开始，先把字认全，然后开始读经史子集。他把四书翻译成英文，用歌德等西方名作家的话加注，不断向西方推荐中国的传统文化。
“马桶当年袁世凯”
辜鸿铭有着中国知识分子嬉笑怒骂和西洋人直截了当的双重特点：慈禧太后过生日，官员们都要搭台唱戏庆祝。这位人称“老佛爷”的老女人为了生日连海军军费都敢挪用，还号称“谁让我今天不高兴，我就让他一辈子不高兴。”
辜鸿铭就敢损她。1902年张之洞在慈禧生日那天举行了一个庆祝活动，新式铜管乐队齐奏新编的“爱国歌”助兴。辜当时感叹：“满街都唱‘爱国歌’，未闻有唱‘爱民歌’者。”于是当场做歌道：“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满座面如土色，他却言笑自若。
袁世凯出身行伍，喜欢强调自己没学问但是善于实干。他曾经向德国公使吹嘘说：“张中堂（张之洞，是探花出身）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的，我是讲办事的。” 袁世凯的幕僚将这件事得意地告诉辜鸿铭。辜鸿铭不假思索地回答：“老妈子倒马桶，固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
辛亥革命那年冬天，袁世凯曾经让唐绍仪（清尚书、民国总理）和张謇（清状元、实业家）设酒，希望辜鸿铭支持袁党。辜鸿铭当场翻脸，称二人为“土芥尚书”和“犬马状元”。唐绍仪虽然挨骂，却一直尊重辜鸿铭，在辜鸿铭死后，努力向政府申请国葬，可惜未果。
袁世凯称帝之后，辜鸿铭怒骂：“袁世凯之行为，尚不如盗跖贼徒，其寡廉鲜耻无气义乃尔耳。”后来又直接称呼袁世凯“贱种”。袁世凯很生气，但是辜鸿铭名声太大，不敢迫害，只能收买，老辜又不肯接受。
袁世凯一死，辜鸿铭在北京家中大宴宾客，庆祝袁氏归天。冯国璋、张作霖都曾希望把辜鸿铭拉拢过来，“狗肉将军 ”张宗昌也以山东大学校长委任，他都没有答应。
进了北大还要骂
1917年，辜鸿铭接受了蔡元培的邀请，来到北京大学教英国文学和拉丁文。同时受到邀请的多数是一些“新派人物”，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等人。辜鸿铭和新派人物之间理念不同，经常打嘴仗。
蔡元培之前的北京大学一直都是一个官府气息浓厚的学校，那时进了北大就相当于候补官员，据说清末的体操课上，教员都要这样下口令说：“官爷请向前一步走。”
在蔡元培担任校长之后，见多识广的大学生们接触的多数是自由、民主、进化论之类的东西，突然看见一个留黄色小辫相似洋人的老夫子登上讲台，发出一阵爆笑。
辜鸿铭说：“你们笑我，无非是因为我的辫子，我的辫子是有形的，可以剪掉，然而诸位同学脑袋里的辫子，就不是那么好剪的啦。”其时许多北大的调皮学生纷纷打赌要去剪老爷子的辫子以便出名，但是考虑到他的脾气，谁也没敢动手。
胡适在《每周评论》上评价过这条世界最有名的辫子，认为辜鸿铭是为了和别人不同，因为他以前在国外就剪了辫子，大清亡了他反倒留了起来。辜鸿铭大怒，声称要告胡适名誉侵害。辜鸿铭解释自己剪辫子时候说，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女朋友喜欢辫子，剪下来送给她了。是风流往事，而不是革命旧事。然后他又骂胡适这位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说的英语是“美国中下层英语”。
辜鸿铭最终没有告胡适，胡适为此还问了他好几次，状子递了没有。辜鸿铭只是批评他那篇写辫子的“诽谤文章”文辞太差，没有真去打官司。
辜鸿铭对学生也开骂，曾经教过后来担任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罗家伦英语不好，辜鸿铭老点名让他背英文诗，说：“这是洋《大雅》，那是洋《离骚》。”罗家伦有时候干脆说“不会”，引发了辜鸿铭的暴怒，甚至骂出了“忘八蛋”（和今天音近的词汇不同，这是文人骂法，意思是“无耻的家伙”）这样的话。这使得罗家伦多年之后还想起性格鲜明的辜先生。
当时的北大有不少外国教授，一次在休息室辜鸿铭遇到一个英国人，辜鸿铭用英语问他教什么的，英国人说教文学的。辜鸿铭立刻改说拉丁文，英国人当场语无伦次，辜鸿铭批评说：“教西洋文学的人怎么能不会拉丁文！”转身就走了。
1920 年，46岁的英国作家毛姆来到中国，听人说“可以不看三大殿，一定要见辜鸿铭”，毛姆的朋友就写了一封信给辜鸿铭，请他上门。年过60的辜鸿铭根本没去，毛姆只好找到辜鸿铭的小院子（今天在东城区柏树胡同28号），辜鸿铭得意地对毛姆说：“你朋友认为中国人都是苦力吧，招手就来。”毛姆本来口吃，听完这句后目瞪口呆。在辜鸿铭眼里，长者应该坐在家里等年少者拜访。
英文报纸经常约辜鸿铭写文章，辜鸿铭就写文章批评学生不听话闹运动。学生们有一次遇见辜鸿铭，说：“您老说夷狄和中华有区别，为什么先生在夷狄的报纸上骂我们呢？”辜鸿铭目瞪口呆，突然大怒道：“我连袁世凯都不怕，还怕你们！ ”
北大学生们总结出一个规矩，不能跟辜鸿铭教授提起“袁世凯”，否则一堂课当时就报废，他会一直骂到下课铃打响。
一个有原则的骂人者
辜鸿铭曾经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内的六国饭店（今天的华风宾馆）用英文讲演The Spiri tof the Chinese People“（《中国人的精神》，自译为《春秋大义》），说让外国人买票听挨骂，而且票价高过梅兰芳。听梅兰芳唱戏只要一元二角大洋，听辜的讲演却要两元。外国人却把会场坐满了。
和辜鸿铭自己译的“春秋大义”一样，他骂人并不是胡骂，除了理念不同外，多数是因为正义感。
他曾经在一次参加大型宴会时遇到外国记者，记者问：“怎么稳定中国政局？”他回答：“办法很简单，把现在座中的这些政客和官僚，统统拉出去枪毙掉，中国的政局就会安定些。”官员们听了敢怒而不敢言，因为没人能骂过他。
安福国会选出的大总统徐世昌获得了法国授予的荣誉文学博士，辜鸿铭见到法国的公使、名流就挖苦：“我一向瞧得起你们美丽的法兰西（他倾慕于法国文化，曾经说‘法国面包也比别国的俊些’），如今居然给徐世昌发博士学位！”
在蔡元培因为北大学生运动被迫辞职的时候，北大师生开展了挽留活动。辜鸿铭站出来高声喊：“校长就是我们学校的皇帝，不能走！”
辜鸿铭活着就已经是一个传奇，死后则变成了一段神话，人们往往津津乐道于他对女性的观点，却忘记了他曾经怒骂猥琐政客的酣畅淋漓和早早看到西方文明中需要批判的某些特性。他的骂声和批评都是出于义理（虽然有些已经太旧）和公心。他是贯彻了“忧道不忧贫”的人。
学者张中行先生曾经说：“我想，如果说这位怪人还有些贡献，他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在举世都奔向力和利的时候，他肯站在旁边喊：危险！危险！”
今世再无辜鸿铭，今天的教授、学者有时候也会骂人，忧道的少，忧贫的多。打开北京大学官方网站，在“历史名人 ”一栏里，已经没有辜鸿铭了。 | 
发表于 2008-5-26 18:21:00
发表于 2008-5-26 21:46: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