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马厩与八旗官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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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马厩与八旗官马

满清入关，马兵骠迅，俾以决胜负，系死生。清初，海内多事，马政尤先。其军马散牧口外。战起，朝命急宣，旬日间万马奔腾，事平仍还马于牧。“御马驼厂”则由近及远，在禁城、在皇城、在京郊，计十六厩，分述如下：
    禁城四厩：“ 御马厩”与“副马厩”专供御乘，匹数无定额，神骏龙骥，率皆上选。惟“副马”平常不动，只俟不时之需。皇帝巡幸、祭陵、祭天，出则伞盖如云。为此，“仗马厩”特畜仪仗马三十匹、祭祀用马四十匹、驽马二十匹，以备仪骑，兼驮货物。因良驽参差，较之御马已嫌逊色。“花马厩”畜养花马无定额，另养驽马五十五匹。花马以乘皇子皇孙，驽马仅备太监骑用。马非良种，均供散乘，且出入不时。较之仗马，是又等而下之矣。
   皇城内五厩：“东华门外骡马厩”。畜骡三十匹，马六十匹，“西华门外骡马厩”畜骡六十匹，马五十匹；“西华门外小马厩”畜养最杂，计有小马十四、红马四、骆驼四、驼羔四、骡八，另养套头马及驽马各二十匹，“东华门外公马厩”则析分为三，曰“东一厩”、“东二厩”、“东三厩”，各养驽马七十一匹，骆驼十峰；“西华门外公马厩”分为“西一厩”和“西二厩”，驼、马额数与“公马厩”同。清宫差役繁重，举凡传旨传差、迎送宫眷、运菜运水、内廷演武、护军巡城，所用骡马，均由此五厩内出之。需要指出的是，厩内“驽马”，乃与御马相对而言。虽系等外，而蹄色脚力，仍为常马所不及，是可见内廷甄选之严格。

京郊七厩：一厩在西郊安河村，畜马二百匹、驼十峰。马杂而驽，最系末流，仅役于太监。南苑六厩，马无定额。厩马之外，另附一“桐马群”。群内腾马四匹，牝马三十六匹，因系种马，皆极骏健。牝马并按时取乳，以哺马驹。京城“御马驼厂”中，是唯一主蕃育驯养者。
   “御马驼厂”辖于上驷院。厂内分工缜密，核察极严。每厩，上设厩官、厩长、厩副、牧长、牧副，下设厩丁、牧丁、草夫、甲兵。骡马野牧，每群配厩丁十五人，骟马每群二十人。马匹供役不同，“待遇”悬殊。凡御乘之宝马，日给黑豆一升五合、米二升、麦麸四升、草十四斤，驽马黑豆二升、麦麸四升，草十一斤，至无差老马，仅给黑豆三合、米六合五勺、麦麸三升、草四斤十两。“御马驼厂”镌有铁章。凡书“御马”、“御驼”者，其形为圆。御马入厩之始，即于臀左烙之。一有此章，则身价十倍。凡书“公马”、“公驼”者，形制为方，皆烙于臀右。马难常佳，迭有升降。凡公马公驼而赝御选者，则于臀左加烙圆印，书日“升缺马”、“升缺驼”。如御马御驼被汰，降入公马公驼之列者，则在原章上烙以“x ”，印，复于臀左加烙方章，书日“裁降马’、“裁降驼”。清帝爱宝马，每视坐骑为掌上明珠，以是厩中畜养殊难。稍有不周，辄遭呵斥。御马“出收”，定点在内蒙及察哈尔地区。惟口外马匪猖獗，常视御马为袭取的目标。一经得手，即鞭骑远遁，官军无奈其何。鉴此，特于牧厂设置“防牧官”。如“商都达布逊诺尔”牧厂在“恭迎”御马之后，即加派参将三名、晓骑校十二名、护军校十二名、护军三百四十名日夜巡逻。因恐生不测，几至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直到御马返京，半年的担惊受怕才暂告结束。

至此，不妨稍及一下当时遍布北京内外的“八旗官马圈”。

“官马圈”为旗营豢马之所。其在城内者，日“内圈”。内圈有三．一为“两固山官马圈”，专畜常备战马。满洲八旗，旗畜二百匹，蒙古八旗，旗畜一百匹，合为一厩，共有战马两千四百匹。一为“拴养马圈”，专畜现役战马，训练出征，皆依战斗编制。满洲八旗为首，旗畜九十匹。以下依次递降，至内火器营八旗，合养战马七十二匹。全圈有马两千匹。末为“应差马圈”，分养于王公府第、坛庙官署、都统衙门。少则五匹，多则二十匹，专司旗兵通信联络。战争迫近时，内圈战马倾厩出动。如不足，则向口外及内蒙四十九旗王公飞檄征调。内圈军马骠逸，阵前驰骤，势如狂飙，堪令风云增色。

为“外圈”散落近郊，统称“放青马厂”。惟空有栏圈，而马无一匹。盖外圈职责，为专司放牧。春草初萌时，先牧马群于郊外，日出开圈，日晡收栏，名日“放青”。四月初一以后，又驱马群至坝上高原。秋分而返，仍在城外暂牧。至霜降，牧马入城，于是外圈又空。放青地点多集中两处，一在西直门外“黄旗马圈”，一在广安门外南北村庄，西便门外的“小马厂村”即因专收小马而得名。

“八旗官马圈”直隶于军。每厩，例由管圈参领、管圈章京、管圈骁骑校共十六人分班入值，以主马政。别以领催六人，马甲四十六人司其畜养。又于厩外设“马档房”专司放青入圈，发放钱粮。军马常备不懈，甄选务求优良，几无老马。每冬，还须逐匹核查入册，若有病残，即时汰去，并以新马补缺。入厩时，例用一长三寸，宽二寸的铁章烙臀为记，标明“官马”。因生马难驯，“逃圈”层出不穷。居民发现后，须将马匹送回军营。匿之，即以私藏军火论。如敢私下交易，更是罪不可逭。因此，尽管逃马事件时有发生，确属丢失者却极为罕见。

   满洲素重骑射。凡从军者，无论马兵、步兵、炮兵、弓箭兵、鸟枪兵，均为一人一马，皆称“骁骑”。“世祖入关，从龙者不下二十万匹”。《熙朝纪政》 其马额既与兵额同，则当时北京城中，实有千军万厩。费解的是，约从清朝中期开始，京城马匹突然锐减，终至荡然无存。至光绪庚子后，竟连御马御驼亦寥若晨星。鉴此，史学家祟璋先生曾作了大量考证，并将结论归纳为四条：
       一曰“分防各省”。清初战争频繁，为便于调遣，军马都云集在北京地区。旗兵为辟牧场，曾跑马圈占大批良田。不久，清兵驰下江南，马随人去，牧场抛荒。遂又叠发廷谕，厉行招垦。一度风吹草低，马蹄声碎的地方，又重新恢复了田园风光。此为京畿军马消亡过程之大略。
       二曰：“京旗圈马灭于发捻”。嘉庆癸酉，天理教义军攻入皇宫，失败。清廷为根绝后患，即发大兵入剿河南，京城官马一部从征。事弭，马多不还。太平天国军兴，清廷穷于应付，“官马圈”几被竭泽而渔。后来，当僧格林沁与胜保为“剿捻”组建“小马队”时，因军马严重不足，只好远从内蒙乌珠穆沁旗调马助战。“八旗官马圈”便在这两次战争中彻底覆亡。
        三曰：“上驷院御马灭于庚申及庚子” 一八六O 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火烧名苑，殃及御马。时隔四十年，北京又陷。这次，不惟御马重罹浩劫，就连李鸿章为“神机营”，购进之洋马，亦悉在战场上饮弹身亡。城内马匹遂为之一空。
        四曰：“牧养方法之不良”。当时养马之法，乃系极端落后与迷信之混合物。如御马保健，额设医师长三人、次长二人、医生十五人、癞医六人、兽医十六人总其全责。马病，不知辨证诊治，而草药只固定几种，敷衍塞责，一成不变。无效，则祷之于马神，祈祝既毕，生死由之。厩长既为贪官，厩丁恒多无赖，克扣马料，弊病百端。健马入厩，始而饥，继而病，终则亡。“八旗官马厩”则与上驷院如出一辙。可惜的是，入关马匹二十万众，未能生息蕃衍，却在二百余年后消亡殆尽。清王朝之隆兴衰替，似可从其马政中窥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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