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的满族 一、北京满族的成分 北京的满族，就是在北京居住的满族；成分，也就是北京满族中包容着哪些人。北京满族，除去本身包括旧满洲和新满洲之外还包含着部分八旗汉军和八旗蒙古。那么为什么不索性说北京满族就是北京八旗呢？不行，概念不同，实际情况也不同。 “民族”概念是一个新的概念。清代八旗满洲、蒙古、汉军，也不完全是按民族划分的。我们今天所说的满族是指1911年以后，1949 年以前，八旗满、蒙、汉经过曲折的道路，到1949 年自报自认是满族的北京居民。这个所谓满族中除满洲外包括了八旗蒙古的几乎全部，包括了八旗汉军的大部，等于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原因是辛亥革命以后，满族特别是下层满族在社会上受到歧视、压迫和不平等待遇，曾经自发地发动多次请愿运动。这时八旗蒙古因已不会说蒙语，不为盟旗蒙古所承认。八旗汉军部分上层采取“削除旗档”的办法改为汉人，下层因风俗习惯、语言行事与一般汉人不同，被汉人看做是旗人。因此八旗蒙古、八旗汉军的下层同样受到歧视，他们只好向满族靠拢。满族基于历史关系，又处境相同，不但不排斥他们，还团结在一起以壮大请愿声势，直到1949 年解放为止一直是这样。
所以我们今天所讲的北京满族是包括北京八旗蒙古和大部分北京八旗汉军在内的历史和现实的情况。 二、北京满族的居住地 满族住在北京的地方，在清代只限于北京内城（即正阳、崇文、宣武门以北）和外三营（即外火器营、健锐营、圆明园）。 北京内城中的皇城（即天安门、地安门以内），由护军八旗驻守。皇城以外才由京旗八旗驻守。护军八旗是保卫八旗最高统帅皇帝的。京旗八旗是拱卫首都的。外三营八旗是为一旦京城有警调动使用的。所以当时北京内城实为一座军营（大本营）。作为八旗军营的北京内城，八旗各有防地，如正黄旗在德胜门内，镶黄旗在安定门内，正白旗在东直门内，镶白旗在朝阳门内，正红旗在西直门内，镶红旗在阜成门内，正蓝旗在祟文门内，镶蓝旗在宣武门内。 每一旗内，满、蒙、汉八旗又各有防地。以镶黄旗为例：镶黄旗防地是北到东直门，南到朝阳门，东至东城根，西至鼓楼大街。在这块防地上又分成三小块：满洲官兵驻在东起交道口西至鼓楼大街。蒙古官兵驻在交道口以北到安定门。汉军官兵驻在从北新桥大街到北城根。
北京内城汉民迁往外城，内城由八旗居住，是在顺治五年（1648 ）八月十九日开始，目的是满汉皆安，不相扰害。迁移期限一年，每间房给银四两。
至于外三营：圆明园设于雍正二年( l724)，外火器营、健锐营都是乾隆年间设立的。
驻防八旗官兵都是携眷居住。满族居住地区以后虽经移动，但大体聚居区但也不是绝对没有办法。首先要弄清现地区以后虽经移动，但大体聚居区没有变动，在北京对满族进行调查，必须了解这个情况。 三 北京满族的姓氏 满族称姓为哈刺（hala ) ，老北京相遇，不问贵姓而问贵hala， hala 是满洲语的姓氏。满族很早就满、汉两种姓兼用，北京有所谓满洲八大姓，即 佟（佟佳氏） 齐（齐佳氏） 关（瓜尔佳氏） 富（富察氏） 马（马佳氏、费莫氏） 南（那木都鲁氏） 索（索绰络氏） 郎（钮祜禄氏） 东北说八大姓有那（那拉氏）无南。满族有hala 又有汉姓，起源很早，可以上溯到金代女真姓氏，如： 女真姓（汉姓） 相应的满洲姓（汉姓） 古里甲（汪） 瓜尔佳（关）取音 裴满（麻） 费莫（马）取音 蒲察（李） 富察（富）取音、取首字 满洲冠汉姓有规律，其规律有六： 1 ，根据女真所冠汉姓，如钮枯禄（郎） 2 ，清初原有汉姓，如瓜尔佳（关）莫（马） 3 ．取满hala 汉译首字，如富察（富）。 4 ．译义改换字面，如钮枯禄、阿克占（雷）、托罗（桃→ 陶）。 5 ．取上辈居地为姓，辉发那拉（作）。 6 ．取上辈名之首字。 据四十年代调查北京满族（实际八旗满蒙）共有215hala ，冠汉姓118 姓。汉军后来增多，只将汉姓后加上“尔佳”或“佳”字样即成八旗姓氏。 现在常常有北京已冠汉姓的满族，想知道自己原来的hala即满洲姓（或蒙古姓），这就要由现在汉姓反推hala ，这个事不太容易，首先要弄清现在所冠汉姓的来源。如果是老汉姓“关”，一定是“瓜尔佳”。老姓“马”，一定是“马佳”或‘费莫”。老姓“富”，一定是“富察”。老姓郭一定是蒙古“郭尔罗斯”。如果你知道自己是“汉军”还要追查当时老姓写法，只在汉姓后加一“佳”字，姓氏。或“尔佳”二字即得。这都比较好办。 即难办的是取上辈名字之首字为姓，但又不记得老姓了，那就须另找证据，多费周折，也不是绝对找不出来。
四、北京满族的语言 语言包括语音和语汇两大部分。 。满族有1644 年满族初到北京时都说满语，对外行文（公事）也用满文，只有对汉族召见、颁发文告使用汉语、汉文。对蒙古则用蒙语、蒙文。清朝皇帝必须具有说满、蒙、汉三种语言的训练，即见满大臣说满语、见汉大臣说汉语，见蒙古王公说蒙古语，几乎在光绪以前都是这样。光绪朝因为慈禧太后垂帘，太后不能说流利的满、蒙语，召见大臣时，遂一律改用汉语。 清朝虽称满语为国语，但具体问题上是满、蒙、汉三种语言、文字并重的。清朝编了许多书，都用满、蒙、汉文字各写一部，甚至皇帝的实录也是三种文字各缮一份。重要的碑刻也是如此，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皇帝陵墓的圣德神功碑以及陵碑也都是三种文字。
三种语言、文字并用，年深日久，变成了只有在政府衙门中办事并用，民间逐渐通用了汉语。北京满族日常说汉语起于何时，我们只能从欧洲传教士和朝鲜使节的日记中确知一二。那便是康熙晚年约当四十九年至五十一年左右，这时北京满族既能满语也能汉语，但通常使用汉语。汉人这时也能满语，但不使用。
满族虽说汉语，但语调却多有满音，语汇也是满、汉并用。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年，我小时印象中日常用语包括满语语汇甚多，有时令人感到是用汉语法连缀满语语汇而成。这就是北京满族满语逐渐与汉语交融，而所说汉语又带有浓重的满音。 原来北京曾经是辽、金、元、 明的国都，契丹、女真、蒙古语都对北京汉语已有四百多年的影响。《 明实录》 上说明太祖朱元璋要改变胡俗、废除胡礼，竟行不通。可见明朝特别是迁都北京以后，基本上默许了既成事实。清初满族对北京语言又一次注入了新鲜血液，所以北京语早已成了一种“汉语胡音”的语言。我们只要认真钻研“元曲”和学习满语会话，便会很容易地感觉出来，比如北京话的“儿”音，就不是汉语原有的。再如我们如果到吉林、黑龙江去调查，便会发现那里语音和北京语音几乎一模一样，辽宁反不行。辽宁的辽东半岛因是山东人河北人移入东北的途径，所以语音多杂有山东音。不会说汉话的蒙古学生，一学会汉语，其音就是北京音（在流行山西音的呼和浩特，特别明显）。这可反过来证明北京音是受满蒙影响的胡音。说北京话是‘汉话胡音’是不是贬低了北京话呢？不是的，我觉得正是一个进步，和历史上“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一样。和日常生活有关的一切，主要是为了实用。汉语的“入声”就很不方便，在普通话中已淘汰。“元曲”中许多女真、蒙古语词很罗嗦的也已被淘汰，是同样道理。
从语说到文，我们看书时有文言、白话两种。现在管“文言”叫做‘古汉语”，自话叫做现代汉语是非常合适的。文是为记录语言形成的。古汉语（即文言）是记录古代汉语的。白话是记录近现代语言的。试将满文翻成汉语与白话文干分合拍，所以我总觉得蒙满文促进了现代白话的发展，它们功绩不在五四提倡白话文以下。但它们是默默无闻地进行，不是几位有名学者的提倡，不为人所重视。我们应该重视这一情况。
摘自《燕都》
| 
发表于 2008-4-17 21:17:00
发表于 2008-4-17 21:33: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