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安门话旧

小小的我

地安门话旧

老北京曾经是皇城，龙脉之气天生造就。“真龙天子”拥有绝对的地位和权利，统治四方，成就所谓的百年大业。紧跟其后还有两条龙。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地龙”和“水龙”。
     南北相同的中轴线，号称“地龙”，从钟鼓楼至永定门有八里之长。中轴线沿线景物堪称经典之作，钟鼓楼、万宁桥、火神庙、地安门、景山万春亭、神武门、保和殿、中和殿、太和殿、午门、天安门（承天门）、正阳门、五牌楼、天桥、永定门，其间穿插着错落有序的城台范囿，商铺民居。中轴线是北京城中心线，从元代营建大都城时就已经形成，只不过当时北京城的中心是在钟鼓楼一带，鼓楼就是元代中心台的所在地。受到“面朝背市”的影响，从元代起，什刹海就成为了繁华之地、温柔之乡，成为京城传统商业区；到了明代，突出了皇权思想，随着皇城的南移，京城中心设置在“真龙天子”主持朝政的皇宫之中；到了清代，沿袭了明代的旧制，因此皇宫即是国家的统治中心，也是北京城的中心。
    另一条则是发源于昌平白浮泉，从高粱桥流入京城的一道水系，称为“水龙”。有人把它比喻为盘桓于京城之中的长龙，龙身是西海、后海、前海、北海、中海，南海是它的龙首，龙须、龙爪是环绕京城的筒子河与护城河，龙尾是在上世纪70 年代被填理的太平湖。两条龙脉交汇处在距离地安门北侧的万宁桥．
     从明代开始，地安门城楼以南是皇城禁区，百姓不得入内，官员在皇城以外必须下马整冠，如果在皇城中扬鞭跃马，犯了“欺君之罪”，将会受到惩治；而流入皇宫的内外三海则是御河，专供皇家使用，官吏和百姓不得擅自侵占。明朝大太监李广因为在后海南沿修筑私它，擅自把御河的水引入园中而遭受弹劾、赐死。什刹海地区能把御河水引入园内的只有醉亲王府、恭王府和棍贝子府。为何？恐怕是沾了皇亲国戚的光吧。

中国的城市有着漫长的发展历史。帝王当初在平原上建立皇都，除考虑生存条件外，还要考虑城市安全问题。于是都城四周以土[ 砖石）筑墙，墙的外侧挖掘河渠，以防御外敌的侵入。明清两朝，北京城总共有四道城墙，即以简子河为界的皇宫；东、西皇城根及地安门东、西大街、东、西长安街的为界的立城；二环路沿线及护城河环烧的内城。三道城墙再加上两道水域，构成护卫京城的屏降。嘉靖三十二年（1553 年），明世宗为了加强京城的防御，在外城又增修了东、西便门、广渠、广安、左、右安门和永定门城楼和城墙。于是北京就有了“内九外七皇城四，九门八典一口钟”的典故。“皇城四”就是指的天安门、地安门，东安（华）门和西安门。皇城东西长2500 米，南北长2790 米，围绕皇城，约有18 里路。清代，皇城外设置72 座岗亭，每个岗亭有10 名兵士，主要沿着城根巡逻，负责 皇城外围的安全保卫。为了增强皇宫的安全，皇城四门分别驻扎百余名步兵营将士，以防不测。

地安门城楼是老北京中轴线上的重要标志性建筑，是皇城的北大门；天安门则是皇城的南大门，南北互相对应，窝意天地平安、风调雨顺。旧时，地安门城楼位于地安门内大街北端。北对鼓樱，南时景山。明代永乐十八年（1420 年）修建，叫北安门，俗称厚载门、后门。明朝弘治十六年( 1 503 年）、隆庆五年（1571 年）和清顺治九年（1652 年）对地安门进行修塔或重建，顺治九年重建后改名叫地安门。
     早年的地安门城楼，为砖木结构宫门式建筑，单檐歇山顶，覆黄琉璃瓦，高度为1 1 . 8 米，进深为12 . 5 米。面阔七间，门洞有三个。中间门道设置朱红色大门，为皇帝专用，平时关闭。左右两侧门洞供路人通行，两旁为警卫用房。在地安门门楼左右两侧，修建有燕翅楼（二层）各一座，是满清政府内务府满、蒙、汉三旗公哥署。传说，地安门城楼门墩下理藏有一只黄金制作的老鼠。所以，什刹海地区流传着这样一个俗谚，“金门坎儿，金门墩儿，机灵鬼儿，透亮碑儿。”俗谚中的“金门墩儿”指的就是地安门。
     因为地安门是皇城的北大门，所以皇室许多重要活动与地安门有关。明清两代皇帝北上领军出征或巡视天下或到地坛祭地或到火德真君庙祭火祖时，多从地安门通过。住在北城的大臣上朝也需要通过地安门然后进宫。1900 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当他们来到地安门时，遭到清军守兵的顽强抵抗，并为慈禧太后逃出皇城，到西安避难赢得了时间。慈禧太后为了避难方便，特意换上农妇的装束，在夜深人静时，带着光绪皇帝仓皇出走。1924 年11 月5 日末代皇帝溥仪被冯玉祥国民军队驱出皇宫时，由此门离开皇城，到其父载沣的醉亲王府暂时居住。部分太监曾居住在燕翅楼上。

地安门内大街距离皇宫较近，明清两朝在附近设置了许多为皇家服务的衙门。马路东侧的黄花门街原来是皇宫后勤集中之地。明代街南设有管理制造皇帝、太子、亲王冠冕、龙袍的尚衣监；街北设有办造各宫用帘子、篾簟、地毯的司设监。黄花门街43 号院是清末慈禧总管太监李莲英的住宅。碾子胡同居住的多是为皇室服务的勤杂人员。掌管内外奏章、督理皇城事务、管门禁、催促供应的司礼监，设置在吉安所胡同。清朝，宫眷薨逝，以衾被从宫中裹出，于此殡殓。妃嫔以上丧仪由内务府请旨施行，贵人以下则由吉安所安葬。旧址在现今10 号院。安乐堂胡同在地安门内大街东侧最北端，安乐堂是明代安置无权势、重病垂危太监场所或犯罪被关押的地方。永乐十五年所建。明刘若愚《酌中志．内臣职掌纪略》 “安乐堂在北安门里，掌房官一员，掌司数十员。凡在里内宫，及小火者，有病送此处医治。痊可之日，重谢房主，消假供职。如不幸病故，则各有送终内官、启铜符出北安门，内官监给棺木，惜薪司给焚化赀，抬至净乐堂焚化。”西城养蜂夹道也有一处安乐堂。明代成化年间在这里发生过皇子朱樘（弘治皇帝）与母亲纪氏（纪氏当时只是个宫女，受到明成化皇帝的宠幸，怀孕后遭到万贵妃的嫉恨）在此避难的历史事件。

马路西侧的米粮库胡同原来是明清两代存放皇粮的地方．清末以后，仓库荒废变成宅院。别看就是小小的米粮库，曾经住过一些有身份的人物。如辅仁大学校长的陈垣，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为咱北京城作过突出贡献的梁思成、林徽音夫妇和国文大师胡适，还有一代伟人邓小平。走进恭俭胡同，老北京的物件随处可见。胡同幽深、墙壁斑驳；一座座形状各异的四合院错落别致；院门外的石墩、雕花、楹联透出一股古朴的气息；遗弃在路边，旮旯的石磨、碾子显露出岁月的无情；屋脊处随手可及的蒿草，在寒风中摇曳；时有时无的鸽子哨音盘桓在胡同上空；俨然是咱老北京古风古韵的一个缩影。恭俭胡同，打明代开始皇家就在这设有内官监，负责营造库、米盐库、油漆作、外铁作、婚礼作、神木厂、铸钟厂、蜂窝厂、马鞍房、琉璃局等日常事务的管理工作。现在胡同还遗留着如油漆作、石磨房的地名。现在大都成为民居，末代皇帝溥仪的英语老师庄士敦曾经居住在油漆作1号。
     城市发展、战乱、人为的破坏，再加上政府财力的不足，仅仅只是百余年，北京城中的城楼、城墙已经所剩无几。据史料记载，老北京的城墙，拆除最早的恐怕就是地安门城楼东、西两侧的北皇城墙。分别与1913 、1923 年拆除。1955 年2 月3 日．因为拓宽马路，皇城北大门― 地安门城楼在一日之间也变成一堆瓦砾与尘土。
     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国人对那些历史的遗存并不珍惜。与地安门城楼、城墙命运相同的还有建立于明代的东、西步粮桥（东、西不压桥）、三座桥，李广桥；还有那万宁桥畔号称“京城第一杆”的天汇杆茶馆；西不压桥东侧（据说是天启年间佞宦魏忠贤出资兴建）的药王庙和位于地安门西大街的白马关帝庙（在隋代遗址上所建，是什刹海地区最古老的庙宇之一）、贤良祠、旌勇祠、宛平县街门以及与这些人文景观密不可分的京城民俗文化活动。
     旧时，地安门至鼓揍这一带在京城中也算得上是个繁华热闹之地。从明代天启元年（1 621 年）到清代光绪年间，每到农历六月二十二日，万宁桥畔的火德真君庙都要举行祭祀火祖诞辰活动。这一天，除帝后需要亲身祭祀外．平民百姓也要乘此机会看一番热闹。平时，附近的居民还喜欢到庙前的集市上逛上一逛，买些可心的物件，明清两代农历春节期间，京城都要举办“上元灯会”，明代赏灯最热闹的地方是灯市口，清代据《燕京岁时记》 记载，“六街之灯以东四牌楼及地安门为最盛”。“上元灯会”期间，地安门 外至鼓楼前，家家店铺高挂灯笼和燃放焰火，晚间观看灯火的游客犹如潮涌。地安门“上元灯会”一直沿袭到民国。元月十三至十七，设在地安门西大街宛平县街的城隍庙内举办庙会。晚间，院子里有“火烧判官”的活动，引来京城百姓纷纷争相观看。清朝顺治至光绪年间，每年“三九”的第六天，在中南海举行“检阅冰鞋”典礼、皇帝与大臣们来到演武厅观看“八旗冰鞋营”的操练。皇室的冰事活动也推动了什刹海冰上活动的开展，每到隆冬季节，湖面上就有许多冰床（类似与现在的冰车，但形状较大，能坐多人）在冰面上飞速滑行。一些达官贵人和文人墨客为显示与众不同，常把若干个冰床组合在一起，饮酒作乐、诗歌酬唱。农历四月二十二，为宛平县城隍出巡日。城隍出巡声势浩大，除县衙官吏外，尾随其后的是平日的香客，还有京城四周的各种花会，出巡队伍有数里之长。此项活动在清光绪年间停办。每到复秋之际，地安门外的什刹海又成为京城百姓消闲纳凉之处，“十刹前海，万柳沿堤，风景绝佳，昔为夏日游客载酒嬉游之地”。荷花市场、会贤堂饭庄还有那些沿湖临时搭建的简易茶棚都汇集来此游玩的客人。荷叶粥、酸梅汤成为畅销的时令食品。
    值得庆幸的是，地安门内大街马路两侧还保留着明代皇城内的残墙。两段古城场保存至今，得益于上世纪50 年代在此临时设置的公交停车场，作为院墙．躲过了一次次的劫难。随着近几年什刹海地区旅游资源的开发，这两段古城墙才得以重见天日。目前城墙修葺一街，红墙黄瓦，排列整齐的龙饰瓦当在阳光下，发着耀眼的光芒。

车水马龙、人声鼎沸，通衢大道贯通东西南北，明清古道深埋于沥青路下。旧日皇城的北大门―---- 地安门也溶进到现代都市的行列中。仅仅只是百年的历史，竟发生如此大的变化。追忆和缅怀那些历史文化遗迹时，我们不应对前人的失误指责再三，而是应该更为理智地思考，如何保护和利用这些历史文化遗存，使其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让更多的后者懂得北京城的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