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北京税收

掌柜

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民国初期的北京地区，税收机构和税种的设置，沿袭了清末的体制。由于北京是京师所在地，没有独立的财政收入和支出。国家财政与京师地方有关系的主要是税收。当时的北京地区，有税收职能的机关有9个，分别掌管税收大权，这样使税收事权不统一，行政组织也很分散。

民国初期北京地区，掌管田赋、契税（民产部分），是大兴县，宛平县署。掌管契税（旗产部分）、牲畜税、屠宰税，是左右翼税务监督衙门。掌管崇关税、烟酒税，是崇文门税局。掌管弹压捐、车捐、慈善捐，是内城巡警厅。掌管乐户捐、妓捐、铺捐、戏捐、贫民捐，是工业捐局。掌管牙税，是顺天府督粮厅。掌管当税，是京师财政厅。当时，在京城各门设有税局和分局，共15处，分别是正阳门东站、西站、广渠门、永定门、西便门、西直门、广安门、安定门、东便门、东直门、左安门、右安门、阜成门、德胜门、朝阳门。城郊及远郊也设有税局和税卡，共23处。

由于民国初期沿用的是清末的税制，因此，虽然税种繁多，但也只是行为税类和流转税类。当时，税捐按税收管理机关的不同，可分为中央税和地方税。中央税包括崇文门关税、烟酒税、牲畜税、屠宰税、当税、牙税、田赋税、契税，共8种。地方税包括铺捐、车捐、妓捐、乐户捐、戏捐、贫民捐、慈善捐、弹压捐、自治公益捐、警捐，共10种，大部分是新创税种。民国初期的北京税收，在税制上，仍然延续使用传统税制，保留古老的税种。在新税种的创办上，也开始引进西方国家的印花税、所得税。当时的税务行政组织分散，征税主权不统一，造成税捐名目繁多，重复课税，不利于有计划地扩大税源。

在北洋政府时期，也就是1928年以前，税制有了明显变化。1912年、1914年、1923年，政府分别进行了三次税制整顿。第一次提出划分国家税与地方税；第二次取消国家税和地方税的划分；第三次又在宪法中规定了国家税与地方税的划分，并统一了国家税和税种与税率。当时，在北京地区施行的国家税有崇文门关税、矿税、牙税、当税等。将过去属于国家税的田赋、契税划归地方税。由于军阀战乱，几次税制整理方案在全国都没有真正实行。但是，在京兆特别区（相当北平市地区）则根据第三次税制治理方案的精神，制定了税务治理计划，针对革除弊端，防止偷漏，制定了规章，统一了税率。对税务人员的业务标准，考察方法和赏罚制度都作了统一规定。

在第三次税制治理时，创办了18项新税种。印花税，1913年，按照清末拟定的税则，开始在北京征收。最初只对商事、产权凭证征收，委托海关监督，由邮政局、中国银行、电报局、商会发售印花税票，以后又扩大到对人事凭证的征收。广告捐，1913年由京师警察厅创办。开始仅对特许广告，包括道旁、墙壁、尾顶木架广告；游行广告，包括游行携带乐器、车载广告征收。验契费，1913年由左右翼税局开办。对新章程公布以前，原有不动产旧契呈验所征收的费，分为查验和注册两类。长途汽车捐，1918年由京兆公署创办，是对京郊汽车路征收的路捐。平绥路货捐，1918年开办，1923年废止。是对京师进出口货物征收的统捐，分28类，1408项。铺底税，1912年创办。是对停业商号转手倒卖家具、铺房所征收的税。卷烟吸户捐，1926年由京兆财政厅和警察厅联合创办，1929年废止。电车市政捐，1926年由京师警察厅征收。牲畜检验费，1926年由京师警察厅创办，是对入城的牛、猪、羊及肉进行卫生、病症检验费。四项加一捐，1926年创办，1927年废止。是对旅馆、戏院、澡堂、饭店四项营业加征的捐税。房捐（原名警捐），1927年由京兆警察厅更名为房捐，并开征，所征之款全部作为警饷，由警察厅支用。邮包税，1927年由京兆财政厅创办，委托邮局代征，1930年废止。公益捐（也称市政公益捐），1927年由京都市政公所创办，对外商、国有企业及公共事业未纳铺捐的征收。警饷附加捐，1928年由警察厅开征。是对娱乐场所和车行征收的捐。奢侈特品捐，1928年张作霖占据北京时创办。是对奢侈品类如金银饰物、贵重器具、古玩珠宝和特品类，如煤油、汽油、纸张、颜料等征收的税，同年废止。证券登记费，1928年由财政局创办，是对证券交易办理现货登记征收的税。公厕捐，由京师公署创办，征数很少。粪场捐，由京师公署创办。

在创办新税种的同时，京兆公署还增设了新税局。在正阳门东车站联运行李处；户部街设邮包税收处；正阳门东水关和地藏庵设分卡。在京城四部和远郊设立的税局、税卡，1919年在海淀青龙桥北口设青龙桥分卡；在蓝靛厂长春桥东设蓝靛厂分卡；1913年，在南苑营市街设南苑税局；在密云大石峪村设大石峪税局；1914年，在昌平三道河村设三道河税局；1923年，在曹家路小城内设曹路口分卡；1925年，在密云石井庄设石井分卡。

1928年，国民政府取代了北洋政府，税制的改革更进一步，明确划分了国家税和地方税的范围。在北京地区实行的国家税共有7种，崇关税、烟酒税，印花税、平绥路货捐、奢侈特品捐、验契费、矿税、。1948年，演变成6种，印花税，烟酒税、矿税、货物税、交易税、所得税。其中平绥路货捐、验契费和奢侈特品捐具有明显的临时性，到1948年被废除。新设的印花税、交易税和所得税，是引进西方国家的税种。

正是西方国家税种的引进，使中国近代税制机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当时开征的新税，沿用到新中国成立，直至现在。印花税，国民政府重新公布《印花税暂行条例》，扩大征收范围，并对印花税票的印刷、发售、委托代销都作了规定。以后，又增减税目，调正税率，进行多次修改，到1947年才正式公布《印花税法》，确立了印花税的征收制度。印花税是西方国家早已流行的税种，具有征收面广，税负普遍，税源较多，易为纳税人所接受和收入较多的特点。通过印花税的创办，国家可以了解、控制、引导经济向有利的方向发展。

交易税，是对在交易所内进行买卖证券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的税。《交易税条例》也是在不断修订后，于1946年公布执行，由交易所代征，买方不负纳税义务，税额全由卖方负担。

所得税，从清末开始倡导，经过北洋政府的酝酿阶段，民国政府的准备阶段，到1936年才正式开征。在北京课征的所得税，包括营利事业、薪金报酬和行商活动一时所得三项内容。1946年公布第三次修订后的《所得税法》。从对物征税到对人征税，应该说是对封建税制的一项重大改革。但是，国民政府颁布的《所得税法》只具有法律性的象征意义，其实际征收金额微乎其微，到四十年代末，从未超过政府财政收入的1？2％。

烟酒类税和矿税，在性质上同属于货物税的范围，但是，在民国时期一直单立法，单独征管。国民政府颁布《烟酒营业牌照税暂行章程》，提高了税额，征期改为按季度征收。以后又进行修改，1945年公布施行最后修订的《国产烟酒税条例》，规定烟酒类税从价就产地一道课征，行销国内各地一律不再重征，免征转口税和办理出口退税。矿税也随同《矿业法》，在1934年公布了《矿产税稽征暂行章程》，规定矿税的征收范围、税率和税额等。

货物税，由统税发展、演变而来，是对几种固定货物所征的税，其中包括对奢侈特品捐所征的货品。1946年，公布修订的《货物税条例》，对征收范围、税率、税目、评价格税、征收方法、照证制度、管理办法等都有规定。到1948年为止，又修订四次，主要是扩大征收范围和调整税率。货物税具有税源大，征收面广的特点，创办以后成为当时国家的主要税收来源。

地方税（也称市税），1982年，地方税的种类比清末时期，增加了很多新税种。清末国家税中的田赋、牙税、当税、牲畜税、屠宰税、契税、均改为地方税，当时地方税有23个税种。此后经过多次废止和新建税种，1948年时，又新增加了公粮、地价税、使用牌照税、营业牌照税、冷食税、筵席税、娱乐税、旅栈教育捐、营业税、遗产税等，变成16个税种。

当时，北京的税捐十分繁杂，在一个税种下被征货物可以有几十种，仅牙税的税目就多达几十种。对同一税捐客体，所课征的税有多种，如对戏院课征的税就有戏捐、警饷附加捐、弹压费、慈善捐等。也有一物多税的，如牲畜有牲畜税、屠宰税、检验牲畜费、牲畜牙税、猪羊小肠兽骨税等。还有因税捐规定的界限不明确，产生不同名目重复课征的现象。1928年以后，民国政府对税制进行整理，到1936年统计，北京地区废除的税目共31项，其中牙税就占20项。

同时，创办多种新税。营业税，废除厘金后创办，由牙税和当税演变而来。1931年，北平市实行，以营利为目的的事业，除农业外，均应依法征收营业税。计税标准按营业收入额和收益额。营业牌照税，是对商业企业申请或换发营业执照时征收的税。1946年，公布修订的《营业牌照税法》，规定经营商业应在开业之前，到征税机关办理登记，缴纳税款，领取营业执照后开业。营业牌照税以资本额为计税标准，采用弹性比例税率，按年征收。营业执照每年换发一次。使用牌照税，是对自有车辆等交通工具（不包括机动车辆），使用公共道路所征的税。1946年，公布修订的《使用牌照税法》，同时废止了车捐等传统税种。筵席税和娱乐捐，是对某些特定的消费行为所征的税，纳税人为消费者，由经营单位代征。1946年，国民政府公布实行《筵席及娱乐税法》，规定凡菜肴每席价格达到一定金额的征收筵席税，从价计征。凡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电影院、戏院，书场、球房等娱乐场所，均应代征娱乐税。遗产税，早在北洋政府时期就倡议课征，后经20多年的酝酿，到1940年才正式开征。1946年，公布修订的《遗产税法》和《实施细则》但当时财产登记法律手续、户籍制度等法制还不完备，对遗产税源的控制较难，所以征收上有困难和阻力。实际上，遗产税法徒有虚名。车辆养路费，是对市内机动车辆征收的养路费，代替电车市政捐。地价税，实际是土地税的内容之一，包括地价税和土地增值税。为了课征此税，1914年，开始计划整理土地。1928年，成立市土地局。经过对土地的调查、测量、登记三个阶段，又因尚未公布土地法，工作停止。土地法颁布后，1945年，市政府地政局，继续进行整理公产、清整东西郊开辟新市区土地，规定地价，房地转移登记等各项准备工作。1947年，正式开征地价税，主要是对城区土地、房地的所有权人征收。郊区没有进行改革，仍保留原由的田赋税。民国后期开征的旅栈教育捐、冷食税具有临时性。另外，对传统税种房捐、屠宰税和契税，也分别颁了新法规。

在传统税种中，房捐、契税、屠宰税、田赋这四种税的税率，变化比较显著。房捐初定时，是按照楼房、瓦房、灰房三大类，每类又分三等级来征税。灰房每间建筑面积小设备差，瓦房质量比灰房好，楼房的设备最好。但征税时没有照顾到这些实际情况，只是简单地按间为计数单位规定税率。这样一等灰房不论大小、条件，每间房捐同二等瓦房、三等楼房相同，而且出租和自用房没有区别，出现税负不合理。民国后期，改变房捐税率，分为营业用房和居住用房两类。每类又分为出租和自用房，分别以租金和房屋现值为计税标准，采用弹性比例税率从价计征。为了奖励空房出租，规定对空房的房捐加倍征税，对新建房免税一年。契税，开始沿用清末“卖九典六”的旧制，后来几次调整税率，到1943年基本确立，采用从价计征，卖契6％；典契4％；交换契2％；赠予契6％；分割契2％；占有契6％。相对于清末几十年不变的税率，民国时期的契税分类细，从价计征上是比较合理的。屠宰税，开始也沿用清末的旧税制，对猪、羊、牛征收，税率分别固定到每个牲畜。1946年，公布重新修订的《屠宰税法》，采用弹性比例税率，从价计征，并规定了不得超过的最高税率，牲畜价格按重量依市斤单位计算。田赋，税率一直沿用旧的税制，以亩数计算，无论沙碱地、洼地、山坡地，同按一个等级计算，耕地和菜园地各为一个等级。民国末年税率提高，规定了菜园地、耕地、旱地、水田，沙地、苇洼地、山坡地等不同的税率。

民国中期的税制结构中，直接税占59.3％，间接税占40.7％。到民国后期直接税占36.6％，间接税占63.4％。就当时的经济形式而言，直接税占比例大，使课税对象税负过重，容易抑制投资，阻碍经济发展。间接税比例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税制的进步。税负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的状况，三十年代初的一项税负调查表明，1928年至1932年，北京市民每年平均税负为2.30元；南京为2.40元；天津为2.70元；上海为3.40元；广州为5.40元；汉口为6.20元；青岛为8.70元。由此可见，在国内6城市中，北京市民平均税负最轻，这也说明当时的北京地区，经济不够发达，人民生活水平比较低。

1928年，北平市政府成立时，其下属的财政局、公安局、卫生局、社会局、工用局、公务局和自治筹备处，都有税收大权。其中财政局下设稽征所，所下设牲畜股，管理牲畜税和屠宰税；牙税股收牙税；赋税股收当税、田赋、契税、铺底税；车捐股收车捐；铺捐股收铺捐、公益捐；杂捐股收戏捐、乐户捐、妓捐。公安局第二科收房捐、警饷附加捐和弹压费。卫生局收共厕捐、粪场捐。社会局收贫民捐和慈善捐。工用局收广告捐和长途汽车捐。工务局收电车市政捐。自治筹备处收自治公益捐。这种多征收机关，多头征税的现象，与清末的情况大致相同。形成征税机关各自为政，谁收谁用的现象。这种传统的税务行政机构，事权不能统一，政府财政经费缺乏统一管理，经费缺乏的单位，就可以自行创办税种，或者附加税收，不受政府的管理。针对这种事权不统一的状况，北平市政府几经改革税务行政机构，到1948年，征税大权统归于财政局，征税机关也由多家变为财政局一家。财政局下设稽征处管理契税、契税附加、公粮、房捐、田赋、营业牌照税、使用牌照税、冷食税、筵席税、娱乐税、旅栈教育捐、车辆养路费；设屠宰场收屠宰税；又分设营业税征收处和土地税征收处。传统的田赋税，清未时的城郊之分，郊区田赋属于顺天府大兴、宛平两县管理和征收，北洋时期没有变化。1928年，；将郊区划归北平市管理，田赋税也随之并入财政局管理。随着税务行政机构进一步完善，税权集中化趋势的加强，还建立了稽征管理制度，包括对税务人员的考核，评定业务职称等统一的人事管理制度。这一时期，北京的国家税和地方税，法制上比较完备，各种税都有法可依，有具体的征收管理和课征方法，当时引进的新税种，如印花税、所得税、营业税、遗产税、土地税都经过多次修订法规，有较长的准备时间。

通过对民国时期税收情况的介绍，使我们对新旧中国交替时，北京地区的税收概貌，有了基本的了解。任何新事物的出现，都脱胎于旧事物，必然会残留旧事物的遗迹，了解旧事物，是为了更好地发展新事物。税务工作也是同此道理，研究民国时期的北京税收，总结经验借鉴利弊，有利于我们指导新时期的税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