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君主，法律，道德是能否构成稳定繁荣政权的重要因素。开明的君主，通过制定法律来约束其臣民的行为，通过以文治国，来达到教化与民的作用。法律行为是一种外在力，约束力，而道德是一种内在力，促进社会繁荣的推力。从春秋时的“三老掌教化”，秦时的“以吏为师”，到后期的“学在官府”，科举的推行……这种种制度，正是国家通过这种教化活动，来培养人民，拥有一种共同的道德价值标准，从而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和人民的安居乐业。
德，爵，齿合称“三达尊”，是中国古代社会评价个人一生之成就的重要标准。通俗来讲，也就是你是否德行出众，封官拜爵，年高寿长。而题刻匾额来进行表彰，便是被当时社会统治者所承认的重要表现。名人题写，官府颁发，亲友馈赠为其来源，题写门首，建坊刻石为其摆放之形式。匾文或简单几字，到洋洋百字，为其书写之形式。从三尺小匾到丈余大额……这种种形式的匾额，既是对受匾人个人行为的一种表彰，也是以树立榜样的形式，使人民懂理守法的手段。
中国的这种通过题刻匾额表彰优秀从而达到教化于民的形式可以追溯到春秋时的“表闾制”，这种制度是将城市里坊中有功之人的姓名，题刻于坊石，牌，进行宣扬，到汉代《后汉书。百官志》有载“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顺孙贞女义妇，让财救患。。。，匾表其门，以兴善行”的记载，从此可看出汉代的这种通过刻匾于门首，表彰世人的做法已大大时兴。清初，天下初定，作为少数民族的满清统治者，总结前代灭亡之教训，将皇帝圣训及国家法律刻于匾，碑之上由专人进行定期宣讲，以正社会之风气，顺治九年，清帝仿洪武制，钦定六喻圣谕“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题刻匾上，颁行八旗和各省进行宣讲，由乡老（乡中德望之人）“每遇朔望，申明戒谕，并旌别善恶实行, 登记薄册，使之共相鼓舞。到康熙时，又颁布“十六条圣谕”，雍正时甚至颁行万言的《圣谕广训》进行宣教，可以说一块圣谕匾的作用便如君亲临宣教世人。除了这种略带强制性的讲约制度外，清统治者也采用了较为怀柔的政策，推行产生于春秋时的“乡饮酒礼”的制度，简单的说就是“官民同乐的活动”这种活动在明初，于每年的孟春，孟冬时节，城市中由掌管教育的行政官员，对在各官学，府学授课的老师进行慰问（似今日之教师节），民间也进行宴请寿高德长，来宣扬尊老的活动，到清代这种活动更为时兴，据载，康熙过六十大寿时，在畅春园举办宴会，宴请退休官员，及65岁以上的庶民百姓，年过百岁的老者更是赐“升平人瑞”的匾额并赐银建坊，用此法来推行社会中尊老，爱老之美德。
在中国古代除了以上这种授予的，无论是，寿匾，颂德，庆祝，贞洁匾等等这类崇尚社会风德的匾额外，与科举有关的匾额又是能体现这种社会风气的很重要的一类。
隋代产生的科举制度打破了士大夫阶层被世袭垄断的状况，开科取士，选拔人才，推动了整个社会的进步，在中国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史中，它不仅为国家选拔出大量优秀的人才，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向人们灌输了一种，读书明理，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在古代若科甲得中，及第者不仅得到官方的表彰，从此踏入仕途，在他的家乡也会受到世人的尊敬，建坊，竖旗，立匾，入祠，便是这些高中的人必做的事情，而立匾便是其中重要的一项，在明清从生员（秀才）到进士，各个层次，不同科名均由国家授予匾额以资鼓励，而将这一方方科名，官职匾立于宗祠来告慰先祖，激励后人，立于坊门，树立榜样，教化人民，这些匾额所引出的诸如，父子进士，兄弟同等，五子登科，状元及第的美谈又为激励后人不断的拼搏进取起到了好的标杆作用。
中国古代匾额即是中国古代建筑的灵魂，它也是中国作为一个礼仪之邦，礼法文教事业兴盛的重要表现。
 （明代门楼）
 （举人匾）
 （进士匾）
 （旗敦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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