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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康熙怀柔县志及吴、潘事迹 文／·浩淼蔚蓝
& g) V9 [. D" i8 M" M u4 q @ 今春，病休在家，有朋友拿来一些有关怀柔历史的书籍供我消磨时间。悉心留览后，觉得多数文章均患有谋篇欠精，史评嫌浅，考辨不详之病。但也有王宝俊老先生的文章可以一读。王先生的怀柔历史文章贵在涉猎广，旁征丰，史评简约。尤其读了王老先生有关清代吴景果、潘其灿表兄弟俩在怀柔时的文章，非常感兴趣。因为近两年来，我一直关注清初姑苏文士吴、潘在怀柔的事迹和文迹。 之所以我关注吴景果和潘其灿，是因为他俩对怀柔发展的贡献。关于吴景果任怀柔县令的政绩以及亲民的执政风格自不必说，仅吴潘二人利用业余时间，编修了怀柔县志一事就功不可没。如果没有他们在康熙六十年编修的怀柔县志，我们今天的对外宣传，旅游推介，文化建设将虚弱掉历史之根基，经济建设、社会管理也会失之历史之镜鉴。现在，怀柔区域内的红螺文化、长城文化、山川文化、满族文化以及以板栗为主的林园文化建设，都可在这部县志中深掘历史文化的积淀；在怀柔区域外，包括国家科研机关，各大院校的专家学者，在研究清初的土地兼并、经济形态，水旱蝗灾，地震，北方农业发展，山林管理等也无不以这部县志的内容为可靠的论据。不仅如此，这部邑志“搜群书，征故牒，博考碑碣，旁采见闻”基本达到了“博采而精于考证，分任而一其义例，秉笔严而论平，岁月宽而帙简，”的水准。这部定稿后的志书，在潘其灿看来，“视旧志固为迳庭，即较顺密诸邻邑之志，窃以为胜之远矣”我认为他这样说是实事求是的，并非自耀。吴景果说的比较谦虚些，“顾惟以拙钝之才，处冲疲之地，九年鞅掌，救过不暇，愧无纤毫裨益于地方，独赐区区文字之业，尚得尽心以效其一得。”吴景果在怀柔任县令九年，虽然政绩不菲，但他于此似乎不太重看，唯独不掩修成县志的自豪与欣慰。
读了怀柔文史专家王宝俊先生的文章，觉得王老是很欣赏吴景果和潘其灿的。他的《潘其灿和张若吕的红螺寺诗》、《吴景果其人其事》等文章都提到了江南文士潘其灿，并不吝赞赏之词。如：“潘其灿，字朗君，江苏省吴江县人，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文人。但命运不佳多次科举考试均未能得中举人、进士”。关于潘其灿的学历，这里许因为王宝俊先生所持史料有限而导致记之欠确，其实，潘其灿还是有较高学历的。据清·沈德潜编的《清诗别裁集》三十二卷载： “潘其灿字景瞻，江南吴江人。康熙丁酉举人，太史稼堂次子”。这句话明确指出了潘其灿于1717年就中了举人。当初看到这一资料时，我曾怀疑是重名重姓，后来细看了由王宝俊先生标点的清·康熙怀柔县志，志书上也有佐证。该志第八卷有吴景果的一首《叠前韵酬潘郎君表弟》：“浊水清尘自两途，君才早合上蓬壶。一蜚共羡毛丰满，三匝谁怜尾毕逋。人惜雄文空撤棘，（君礼闱卷荐而不售）家传良史待编蒲。昌平山水重搜辑，好共皮寻督亢图。（顾亭林昌平山水记，备载怀柔山川风土，此书乃尊甫稼堂太史所刻，今余与朗君商略修志，故及之）”诗中的注释“尊甫”是对他人父亲的尊称，诗是写给潘其灿的，尊甫太史稼堂当然是指潘其灿之父了，联系到上文所引沈德潜，所言“太史稼堂次子”就完全可以互证这两处的潘其灿定是同一个人；县志卷七还有时任御史，吴景果的外甥，陈沂震送舅舅来怀柔任知县的赠序一篇，文中在夸耀舅舅才华时也提到了潘其灿的老爹潘稼堂，另外，流传下来的日本国记录镰仓幕府历史的编年体史书，《吾妻镜》又称《东鉴》的尤侗本，就是潘稼堂长子潘其炳从尤西堂太史水哉軒蔵本鈔得的。“其炳”“其灿”长子、次子。由此可见，潘其灿就是潘稼堂的二儿子，然吴景果不是稼堂的外甥就是他的内侄。
为何史籍中总在潘稼堂名字前后冠以“太史”呢？原来潘稼堂就是潘耒，《清史稿》有传，潘耒［公元1646年——1708年］字次耕，又字稼堂，江苏吴江人。生于清世祖顺治三年，卒于圣祖康熙四十七年，年六十三岁。幼孤，天资奇慧，读书数行并下。受业于同郡徐枋、顾炎武，能承其教。群经、诸史，旁及算术、宗乘，无不通贯。嘉定陆元辅、平湖陆陇其皆交口许为淹博。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以布衣试中“博学鸿儒”，授翰林院检讨，与修明史。寻充日讲起居注官，纂修实录、圣训。又充会试同考官，称得士，名益盛。忌者颇众，坐浮躁降调归。后圣祖南巡，复原官。大学士陈廷敬欲荐起之，力辞止。性好山水，历游名胜，各纪以诗文。晚年，研究易象数，多所心得。耒工于诗文，其登临怀古诸作，名流多为折服。著有《遂初堂诗集》十六卷，文集二十卷，及别集四卷，又因顾炎武音学五书为类音八卷，并行于世。由此观之潘耒入仕后主要做的是当年司马迁做过的工作，因此史称潘稼堂为太史并不为过。
潘稼堂不但是明末伟大思想家顾炎武的学生，而且顾炎武流传于世的包括《日知录》、《昌平山水记》等大部分诗文著作都是潘稼堂收集刊刻的。至于清初顾炎武收潘稼堂为弟子，还涉及到历史上的一桩“江南大案”，如果没发生这个大案，如果潘稼堂的同胞哥哥江南著名史学家潘柽章等没在大案中被凌迟处死，潘稼堂也许不会成为顾炎武的一个富才华有成就但不是很听话的弟子。
介绍了潘其灿和吴景果的小背景，再回头看这俩表兄弟仅凭两人之力，用不足半年时间就修成一部高水平的怀柔县志就不奇怪了。因为潘其灿出身于文史世家。潘其灿的大伯潘柽章、其父潘稼堂、其兄潘其炳都是史学家、文学家。吴景果（字半淞）则是这个世家的旁系亲属，并有由秀才被朝廷招试赐为监生的学历。
康熙四十四年，皇帝搜罗“负鸿才而滞于庠序”的“文学之士”，“取入殿庭，任篡修之事”，所谓的“庠序”就是指地方的各级学校。这次共录取了五十人，吴景果入选，由生员赐监生，并授内廷修书职，编修方舆志书。该职务没有品级，吴景果一干就是八年。康熙五十二年六月，按清朝官吏的一项“议叙”管理制度，经考核，对成绩优良者给以议叙，以示奖励。议叙的方法有两种。一是加级，一是记录。经“议叙”，吴景果因“所撰历代诗余，皇舆全览，子史精华，凡数百卷，每一书进九重，未尝不怡颜称善也”而被加级提拔，赴怀柔当了县令。当时做县令要求的学历，一般是举人、贡士或才学稍逊的进士，吴景果的学历并没达到上述条件，可见他的授职完全是因为有才能而破格任用的。 没有品级的内庭文职吴景果来怀柔当上了七品知县，本是件很爽的事情，可从京师至怀后，进入眼帘的却是“哀鸿满中野，乍看一心惊”，看来就任前的期望值订得有点高，当亲见了怀柔县“山邑仅斗大，寒野天苍茫。吏人三五辈，蚩蚩复攘攘。据京百余里，恍在天一方。”之后，心底立即产生了，“奈何适兹土，俯仰情内伤。”的无所适从与伤感。好在吴景果知道虽然“怀柔地极寒苦”，可“又当辇路要冲”，地理位置于畿辅十分要害，既然要害，必然受重视，也能够干出显山露水的成绩。因此，他不打算象以往有些来怀任职者那样，“席未暖辄思营求以去”。同时分析了以往那些视怀柔为畏途的知县，为何“惶惶然以得代为幸，而去之唯恐不速”的主要原因。决心“勤抚字”，“起凋残”，“厚养民生，兴行教化，专心一志，……克尽其难”。再者说，他本人也明白自己没有丝毫选择的余地和条件，“顾念微贱儒生，久依内禁，一旦膺民社之任，方竞竞陨越是惧，何敢计地美恶为欣戚”。九年来吴景果在营建、储粮备荒、兴办教育、劝耕农果、备办皇差、修桥补路、接待上方、邮递摆渡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尤其可贵的是，他还以一县之令的面子，约请医术高明的郎中，写出防病治病的宣传材料，在县域内大量刊刻印发散布，力求做到“家喻户晓”，“俾吾民习之方药，”。吴景果还在散布的材料的序言中寄语全县民众：“若夫平心息忿，忧惜躯命，不以身试危殆，则尤司土者厚望”吴景果此时为怀柔一任“司土者”，不羡那些“得善地，身处膏脂，快意一时”，的同年，而悉心于人民的卫生防疫工作，实在是难能可贵了。吴景果在怀柔任职九年，用潘其灿的评价是“殚心民力，尽力主事，始而黾勉，继而练达，今则游刃有余，士快民怀，胥吏悦服，上台多相倚重”。这话虽嫌过誉，事实上他也确实做了不少有益于怀柔发展的事情，当然，县志是他哥俩编纂的，对于记录自己任上的工作成绩，当然会详细一些。 康熙五十二年，到任后就有修志打算的吴景果，因政务繁忙仅是积累了一些资料，到了康熙六十年，他已经连任怀柔县令八年多，县志的编纂仍难以进行。任期至此，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说走就得走。此时吴景果的执政水平已经从“黾勉”经“练达”到了“游刃有余”的境界了，这就为他修志创造了有利条件。更为有利的是，到了康熙六十年，公元1721年４月，中举四年都没入仕，刚刚受聘于一个教育职位的潘其灿，在上岗前从江南来怀柔旅游了，当然，若不是因为他表哥在怀当县令，他也许想不到来怀柔。据潘其灿《清·康熙怀柔县志》序，“康熙“辛丑四月，访半淞表兄于怀柔，因留度官斋，无事出邑志观之，繁芜纰漏”，潘其灿就对吴景果说：“滋邑虽小，然为翠华经临驻跸之重地，而顾无新志，君盍以内廷供奉之笔，成此邦志乘之书乎”？吴景果答道：“余留心已久，颇有缀集，微君言，故愿相与成之”。 此前，吴景果“曩在内庭编纂方舆之书”，因而得以“纵观直省所上郡邑志，虽体裁未必皆善，无不粲然各有新编，独怀柔志犹仍明时旧本，”原来，在吴景果未来怀任职时他就知道怀柔县志还是一百四十多年前的旧志，在翰林院他就对此“心窃怪之”了。搞编史修志工作八年的吴景果当然知道及时续编邑志的重要性，他认为“邑之有志，所以辩土域、纪政事、而备文献”，“故邑不可一日无志，志不可百年不修”，怀柔“地荒人朴，士鲜通儒，其能留心邑志者绝无其人，前后为令者，惮于修举，因仍缺漏以至于今。及今不为搜辑，事迹将日益磨灭，后有作者亦何措手乎”。这话说极其确实，当时如果不及时修志，今天哪里还能查清红螺寺历史渊源，宣传红螺文化时上哪里引用那么丰富的红螺诗文？今天写怀柔路桥史，邮政史，考辨风俗灾详的作者也真是无从“措手”了。对邑志的重要作用有着深刻认识吴景果，自从“授官兹邑，即有意修辑”，他在忙及政务之余，“常手录得数百条”，正愁无暇而“未及诠次”之际，他表弟潘其灿来怀柔“过访署斋，谈及邑志，互相怂恿”，随后二人便“共坐一室”，一方面“出前所录者排纂之，又搜群书，征故牒，博考碑碣，旁采见闻”，自明朝初年到编志的康熙六十年，“凡所应载，靡不备列，三易稿而成书八卷”。至此，潘景瞻其灿以其史家之后之禀赋，吴半淞景果以其“久在馆局”，练就的“著作之才”，出宰百里之怀柔，“不鄙夷其官，抚循凋敝，修举废坠，政绩固已斑斑。又以九年之久，搜罗考订，备有苦心”，兄弟两人攒力修成了这部“往迹今制，官方民隐，了如指掌，事详而赅，文质以谨”的康熙怀柔县志。今天，怀柔所谓的文化新都建设离不开这部县志，怀柔的宜居城市建设也离不开这部县志，关键是要充分研究充分利用。 怀柔的年轻朋友们，当你从事旅游宣传，景区推介，或是策划一个楼盘销售计划引用这部县志所及的文史资料时；当你徜徉于红螺古寺之幽静，与那一首首优美的红螺诗有所共鸣时，请别忘了两百多年前，为我们怀柔辑留下丰富文化珠玑的姑苏才子吴、潘。
星期四 2007年10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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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10-5 23: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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