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是说,做是做。开始京城旗兵每月还训练五六次,后来则少得可怜,再后来训练成了“闲谈饮茶”,而驻外省地的旗兵,则以骑马为耻,出门讲究坐车是否气派。到康乾交替的时候,就是皇帝要亲临观光的演练也仅仅是摆摆花架子。更有甚者,一次乾隆亲自检阅考核八旗大臣举荐的将官,结果这些人中有的“所射非不至布靶,即擦地而;甚至有任意放箭,几至伤人者……”重臣们推荐的八旗将官的箭法,竟然在皇帝面前也射不到靶子上,几乎伤了别人,可想而知这些人再去各地带兵打仗会是什么样。2 T4 v* \! M. L' D; J
早在康熙初年,在平定“三藩之乱”的一些战争中,八旗兵已大显疲态。一将领听到吴三桂进兵的消息,竟吓得把大炮埋起来,拼命逃跑。翻翻史书,人们便发现,到了乾隆末期,八旗子弟已经不能跟任何对手打仗了。他们那英勇豪强的人生风格已荡然无存了。/ d6 o0 \3 X B, F8 l
从前他们曾以武力创造了一个新时代,而这个新时代一开始就为他们掘好了坟墓。# ]% m' ^2 V" _+ b- m
如果清王朝开国伊始,便倡导满蒙八旗向汉人学习农耕桑麻,为自己飞刀走马的渔猎民族引进些农耕文化的田园精神,那么,历史也许会因此智慧而掀起令人兴奋的一章。而八旗子弟后来的命运,也决不会叫人那样触目惊心。7 W$ Q. @0 a. B, z1 \
可惜的是入关后的满洲贵族,毫无应变新的历史智慧。“八旗制度”的致命伤便是规定:旗人不许务农,不许经商,更不许从事其他人间生计。甚至不许离开所居旗地100里之外。如有违犯则要开除出旗籍。旗人一生只有“当兵与作官”,旗人一生只练两种功夫即:“学满文练骑射”。$ I' `3 l# E) Q9 @, L
身为八旗,便由国家供养。国家拨土地给旗兵,但只许旗人当地主,干活的是不在旗籍的奴仆和汉人。失去土地的旗人,国家可救济米粮。这些渔猎生涯的旗人地主,生下来就把土地看得无足轻重。他们的皇帝和旗制都告诉他们:从事田垅生产是有失旗人身份的事情。即使当“地主”他们也不情愿。换句话说,这个已经成了社会国家“主人”的民族,崇尚的新观念是“不劳而食”。于是他们宁愿把土地抵押出去给汉人也不愿管理。后来干脆把一片片洋溢着浩荡皇恩的土地统统卖给汉人了事,自己则去领取每月的救济粮,成了不折不扣的寄生于社会的一群“不劳而食者”。3 `, L& k6 k j
雍正初年的资料证实:当时兴起的抵押土地之风使许多旗人丧失了田产。到了19世纪“旗人地主几乎见不到了”(《清朝八旗驻防兴衰史》第119页)。于是这些看不起农商,也做不了农商,天性懒惰又崇尚享乐的高人一等的人们,怎么活呢?皇亲国戚、八旗贵胄中不乏挥金如土者,自不必说,大面积的灾难是普通的八旗兵丁。他们腐化日甚,几近溃烂。雍正皇帝曾痛心疾首地指出:今日旗兵,几乎无所不为,他们狂嫖滥赌,敲诈盗窃,斗鸡、斗鸟、斗蟋蟀、雇人当差、转卖军粮,放印子钱,典当钱粮,甚至把盔甲军器也送进当铺换钱花了。雍正震怒之余,派人去查办,声言要“从重治罪”。(《上谕八旗》2册)但是这时节八旗腐败已经为一时之尚,流行之疾,其锋吹毛断发,其势如洪水猛兽。皇帝爷也无回天之力了。& R2 [& w9 T$ J6 }+ k
跟这些专门敲诈有钱人的“戳包儿”者相比,《清稗类钞》中,还记有更缺德的一伙人,这些人却是皇家宗室子弟,他们竟然把罪恶伸向乡间贫苦农家。“首、咸以还,京师风气日偷,宗室子弟往往游博无度,资尽则辄往荒僻,捉农家乳孩子以归。次日,故张贴招领,托词途中拾得者。至农家来赎时,则又多方勒索酬金,必取勇而后者。”' T2 R, V. y! {: i- f3 D
这些努尔哈赤的嫡传子孙,这些“社会金字塔”顶端的皇帝集团的人们,花光了钱,竟然跑到乡下去偷农家的婴孩从中勒索。观此一节,清王朝不灭之真是天理难容。谁能想到,昔日金戈铁马的八旗子弟竟如此下作地毁灭着自己的灵魂。( @" D% Z# Q- Z% P3 D4 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