嫩玉米和麦秸垛 我儿时的生活是自由的,没有人站出来告诉我这个应该做那个不应该做,所有关于活着的最基本的经验都缘于一次又一次失败的尝试之中。 我出生在自家的土炕上,接生的是一个大人小孩儿都尊称为李奶奶慈祥至极的老妇人。以至多年以后,我在医院中给我降生一个星期的儿子们洗澡,看到他们细嫩的后背开始蜕皮时,我一下子就想到了她老人家那双黢黑皴裂露着鲜肉的手。时间太长了,我一直怀疑我自己为什么没有那双手接触我皮肤的一丁点儿记忆,是不是因为小脑过多的占据了大脑的位置而让我麻木迟钝呢? 关于祖上,那是老人们的事儿,我不愿意多说。反正从我记事儿的时候起,就有一所不小的院子让我折腾。奶奶说城里的房子是三进的,上了初中以后,我到奶奶说的那个地方去过,门卫不让我进,捡两块儿砖头隔着墙头儿扔进去撒腿就跑拉倒。 (一)蜻蜓和八爷 城郊那个时候还种麦子,水多的地方种稻。当时气候不如现在这般干旱,往地下挖一铁锹半就能见到水,永定河里的鱼很大。 稻田边儿和麦地里是我的乐园。 除了要收割,稻田里永远都有水,赤脚趟,顺着垄沟一路走,隔一会儿就要上来走一段――长时间泡在水里,腿肚子抽筋,脑仁儿疼。春末夏初的几场雨过后,稻田里都是黑晶晶的蝌蚪,还有长了小腿儿没脱尽尾巴个头儿极小的蛙在垅上蹦来蹦去,蚂蚱,通体绿色,只有翅膀展开才能看见软翅是紫红的大蚂蚱特多,弹跳力不是太好,可是善飞,时不时的从斜刺里飞起来落到不远处的秧丛里,偶尔会撞到你光洁的小腿。 傍晚有蜻蜓――现在常见的那种蜻蜓,特别是雨后清凉的傍晚,成群结队地飞,越过院墙,透明地翅膀在夕阳的余晖中,闪着亮光,有个水坑也能让它们十分兴奋。累了,寻找伸出墙头的树枝、门楼上的草梗成了它们的栖身之所;田间高大的草叶,滴着小水珠的矮树,都是它们的家。蹑手蹑脚靠近,捏它的尾巴,成功率很高,撅一截苇草,捋去细叶,细头上挽个活扣,把蜻蜓的身子套进去,套在它的第一对与第二对翅儿之间――钓竿一样巍巍颤着,招引那些更大的蜻蜓。 那些大蜻蜓有它们自己独特的叫法,‘老刚儿’,这是雄的,眼睛大,身上挂着一层淡绿色的光,尾端有一段翠蓝,要‘招’的就是这种,很有气度的在稻田、水面上飞,总是有意志不坚定的追你的招子,它们并不是为了饱口腹之欲而是为了寻找爱人;‘老籽儿’这是雌的,周身接近于全绿色,这种小东西招不来,只能用网去捕;黄黑色相间的有一个中药名儿‘老膏药’,黑黄斑斓,雄的黄色较深;满红色的叫‘红秦椒’,形体比上述几种略小,通体红色,赤如玛瑙,红色中总有水意泛出来,喜欢落在枝头,机警,但是用手可以捏捕得到;满灰色的叫‘灰儿’贼鬼,如茸,飞行速度快,用网都不好捉,轻易逮不住一只;满身黑色的叫‘黑老婆’,翅膀比较宽,乌如墨染,它总是在旱地上飞;最普通的是满黄色的‘黄儿’,雄的背上焦黄,雌的淡些,它们喜欢 在城里待着,好像白领,离开了城市的依靠,会让它们抓狂,抓瞎。另外还有一种‘排’――雌下雄上叠在一起飞翔,正在交尾的蜻蜓,仿佛比例缩小了好多倍的直升飞机巡航,一会儿东,一会儿西,挺庄严的。 左右挥舞苇招子,吹着单音节的口哨,只要执着,总不会让人失望,捉住的蜻蜓抿了翅,夹在指缝儿间,有时两手都能夹满;或者如此这般把它们抿在唇间,翅膀搞得湿漉漉的。 别的小孩儿大多都是拿回家喂鸡,我奶奶不允许我那样做,所以我总是幻想着‘生物治虫’撒在屋里捉蚊子――十几只,二十几只,爬满了纱窗,它们努力追求光明,为了自由,那些蜻蜓们宁可暂时不要工作。丢了工作,性命之潮,也便逐渐退去。 邻居家的八爷喜欢恶作剧,把蜻蜓翅膀上端据说是保持飞行平衡的黑色小斑块抠去,看它们歪歪斜斜地飞;有时他还会让蜻蜓们自己吃自己的尾巴,至于拴着细线给它们虚假的片刻自由,然后再拽回来,揪去一侧翅膀的一小节儿,看它们在地面上挣扎打转儿,最后葬身蚁口,他都乐此不疲,玩儿得很投入,这种精神决定了八爷的生活,后来在公主坟街心花园里玩儿押宝,在长途汽车上套红蓝铅笔,把自己玩儿到了新疆,十八年,出来后玩儿了几年服装,嫌弃来钱慢,玩儿起了‘粉儿’――只贩不吸,尝试着吸,以贩养吸;没用两年,骨瘦如柴的身子终于玩儿死在大狱里。他妈一直都拒绝收他的尸,按老人的话说:天生就是坑人的货,领回来至多再臭一块儿地。 其实八爷只比我大两岁,因为个头儿猛,打架下手黑,周围孩子们都惧怕他,加之那时候所放的哪部电影里面的汉奸被八路捉到,一味的点头哈腰叫那些年轻可是有理想的面孔为‘八爷’,八爷认为那样被别人尊敬既有革命倾向又有武林侠士的风采,所以逼迫周围的小孩儿都要那样称呼他老人家。 学校的操场是黄土地,夏天总蹦那种褐色长了翅膀的蚂蚱,八爷拿小棍儿一抽一个准儿,中午太阳毒,四脖子汗流也不歇着;他还有一手挺绝的功夫,唾液腺非常发达,舌头卷成卷儿吐唾沫,有准头儿,准到能击中落在墙上他指定的某一只苍蝇。他从新疆放回来之后不久,我在街上碰到他,说完一句话,从两个门牙的缝儿里往地上挤一口唾沫,或许新疆的苍蝇少,或许觉得从牙缝儿里挤唾沫才更有气度,反正,那个武功很可惜的给荒废了。 大约是四年级的时候,学校翻盖教室,陈年老房,揭瓦时揭出很多没有长全羽毛的麻雀,全校的小男孩儿都争着上房捉,八爷捉的最多,肉乎乎的小鸟儿,脖子被他用铁丝拧在一起,好几大嘟噜,趾高气扬的在校园里溜达,颇有皇军打了胜仗班师回朝的气概。教体育的黄老师说他,他翻白眼儿不以为然,还把黄老师的气门芯儿给拔了扔进女厕所的茅坑儿,为此黄老师放开了看门孙大爷养的那条狗,拿拴狗的铁链子拴到他的脖子上。下午放学走过校门口,看见八爷半坐在地上,后背倚靠着那棵泡桐树,浑身是土,那条大狗一直低头探着身子嗅他,八爷侧着身子躲避,没有与大狗对视的勇气。 那个年月每逢清明学校都要组织同学们给烈士扫墓,少先队员不能缺席,必须去,要求进步的同学自愿去,这个日子对八爷来说俨然就是一个节日。 我们学校附近有一座烈士陵园,埋着五个烈士,抗日战争死的还是解放战争死的一直说不清楚。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免费凭吊的场所,不必劳人费马上八宝山和人民英雄纪念碑。 那五座坟在一所废弃的小教堂后身儿,平时总是阴森森的,也只有这个日子才会被人们想起来,平时鲜有人迹。小教堂里曾经有过一个外国老神甫,低眉顺眼地走动,没人愿意搭理他。 最开始入少先队需要很苛刻的条件,一个班只有那么三两个孩子,后来条件宽松了,小学毕业升入初中之前,只要没有大错,基本上都能混入革命队伍。八爷赶上了一个昌明的时代――扫墓之前听说下一批有他的名字,而且六一的时候到天安门广场上举行仪式,所以那次扫墓活动八爷更加积极。从家里偷出铁锹、扫帚、脸盆,头一天夜里仗着胆子独自把那五个坟头儿收拾得光鲜利落,准备给老师和同学们一个做好事不留名的惊喜。 扫墓活动结束后,全校师生回操场开总结大会。 校长和大队辅导员的脸色都很阴郁,对有人提前给烈士扫墓表扬了又表扬,强烈要求那个做好人好事的同学站出来。八爷有些害羞,先举了手,极不好意思的穿过坐在地上同学们的队伍往主席台上走,没等八爷登上台子,校长就从台子上蹦下来迎接他,薅着他的脖领子往办公室里拽,八爷挣扎的时候掉了一只鞋,被跟在后面的体育黄老师一脚踢出老远。 同学们很纳闷,不知道默默无闻的做了好事,为何会遭如此待遇。 过了一天恍然大悟。 原来八爷做完好事欣赏自己劳动成果的时候,或许过于激动于自己的丰功伟绩,或许真的被烈士们的英雄事迹感染,内急了,而且还是大的,当他在晴朗的夜空下完了事儿,从那座最大的坟头上下来提起裤子,一时疏忽忘记了打扫战场--手边的铁锨居然跟不存在一样,假若铲一锨土盖上不但保住了一世英名,也同样能够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爱戴的。 校长是英明的,没有叼福尔摩斯的烟斗,仅从那摊旧物的新鲜程度上就做出了正确判断――一定是做好事的人干的。 八爷因此被停了一个多月的课,每天到校唯一要做的事儿就是写检查,当然,如果他愿意,也可以把校长门口堆的煤末子用水和和,徒手攥点儿煤球解闷儿。 八爷上小学比我早一年,我初中毕业的时候,他上初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