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果松荫院长家
1967年1月,从中央音乐学院传出了一件爆炸性的新闻,它轰动了北京、全国乃至世界。 第一届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燕京大学音乐系教授,全国人大代表,第一任中国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从修正主义“牛鬼蛇神”队伍中失踪了潜逃了。这对正在轰轰烈烈开展运动的中央音乐学院的造反派不蒂是当头一棒,对以四人帮为主的中央文革也是个沉重打击,当时握有绝对生杀大权的康生和谢富治立即指示公安部“要彻底查清”。1967年5月,公安部成立了马思聪专案小组,代号002号案件”。经过半年多的立案侦察,“002号案件”专案组写出书面报告,经谢富治签发、上报,将马思聪的出走定为“叛国投敌”。随后,马思聪的亲朋好友纷纷受到了株连和追查,其中有含冤病故的,也有自杀身亡的。 马思聪这位伟大的蜚声乐坛的著名音乐家,是在经历批斗,毒打,人格侮辱,实在无法忍受的情况下,携妻儿潜逃出走的,经香港而到美国定居,其后直到1987年病逝于国外,他再也无缘踏上他所挚爱着的土地。周恩来总理曾经说过:“我平生有两件事深感遗憾,其一就是马思聪五十多岁背井离乡到国外去,我很难过。” 在昔日声名显赫的老七爷府大院里蹒跚着一队“剃光了头发,脸上涂了墨,全身贴满了大字报,被打得这体鳞伤”的“牛鬼蛇神”。在那或许是王府马厩的小房间里,潮湿肮脏,满地是被撕碎了的乐谱,而他们或是被按倒头跪着,或是在皮带的抽打下爬也爬不起来。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以摧残他们取乐的却是那些从小唱着由马思聪谱曲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长大的青年人。 这真是段可怕的回忆,其实在这队“牛鬼蛇神”中还有个受到更大摧残的人,他就是赵沨,赵沨是当时中央音乐学院的党委书记兼副院长,是正宗嫡系的有黑根子的“三反分子”,也是中央音乐学院里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而他所受的特殊照顾就更不一般了…… 这些悲惨的记忆还是让我们暂时忘却吧,我们来说说赵沨的家。 赵沨的家住得并不远,也在石驸马大街上,就是夹在克勤王府与斗公府间的那座院落,它的旧门牌是石驸马大街20号,新门牌是新文化街47号。在文革中附近的孩子们给它起了个很搞笑的名字,叫“苏联大院”,北京的孩子起外号是相当有名堂的,至于为什么起这么个外号,后面我会说到。 这座院子是我从小的乐园,我的许多童年乐趣都与它脉脉相关,就是到今天在我的梦境中仍然有时会呈现当年的情景。那时候这个大院儿是外语学院的宿舍(再早是北京俄语专科学校宿舍),虽然我并不住在这里,但我的小学同学有七八个都是这院里的孩子,还有些是发小儿,所以我从四五岁起就经常泡在这院子里玩儿,原来宿舍传达室有位看门的邢大爷,他与我也极熟,从不拦阻我到院里玩儿。再以后外国语学院迁往海淀苏州街,院子里陆续搬进来一些非学院职工的居民,传达室失去作用也就消失了,而对进出院子人员的管理和盘查也就根本放弃了。 今天回过头来,再了解了这段历史,也弄清了小时候曾经困惑过我的一个问题,那就是赵沨为什么会搬到这儿来住。 这也就涉及到一段童年的很幼稚的记忆了。 赵沨的家在院子的紧后院,就是飞哥及草长鹰飞版主都拍摄过的在红墙环绕包围中的那座小独院。这原是俄语学院的一位院长的住宅,如今我已经记不记他的姓名了,但只记得他对我们这些男孩子们特别好,更具体的说就是他经常会主动给我们一些烟盒,都是些我们不易搜罗到的,如熊猫的,中华的,花溪的,红牡丹、绿牡丹的,偶尔还会有外国牌子的。而赵沨却是不抽香烟的,他只抽烟斗。 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个子不高,较白有些胖,我的印象里他总是穿件半长的花呢上衣,里面是条深色花呢短围巾,头上斜戴顶无沿的但顶上有个小疙瘩的扁花呢帽子,从院里经过时总略显匆忙,他常年戴副茶色水晶眼睛,也常年在嘴上叼着他的半黑半棕色的烟斗。这在我们的印象中不蒂奇装异服,那个年代这种着装打扮的人往往会被归为异类。 尽管当他遇到院子里的孩子们也会习惯性的微笑,可我们都能感到这种微笑离我们很远,而不像前院长,会时不时的摸摸孩子的头,揑揑孩子们的鼻子,问些不着瘙痒的家常话。 再一个更让我们许多男孩子不满的是,从他搬进来后,将他家东面的非常大的一块院子圈了起来,将至少十多棵高大的松柏树伐掉,改种了一大片向日葵和蓖麻,而圈占进去的这块地有近二十米长的院墙,恰恰是我们这些男孩子翻进女八中操场的捷径和最方便处。 除了这两条外,其实他同我们没什么“过节”了,但是仅仅砌道墙便想挡住我们那就错了,不久那道东西向的墙上就被我们拆去了些砖头,弄成一个个的脚窝儿,用不了费多大力量也就可以爬到墙头儿上并重新可以轻易翻进女八中操场。而从此后,他家种的向日葵和蓖麻也就不再能仅仅作为他个人收成了。 非常非常巧合的是,那时还是小姑娘的我的爱人与赵沨的儿子是小学同班同学,还在一个学习小组,而他们的小组就设在赵沨家。 赵沨的妻子叫吴锡麟(这是我们从传达室及传达室取消后院里邮报箱中很多很频繁的来信上得知的),她个子不高,脸色有些病态的白,是个很典雅很有气质的女人,她不喜欢说话,但她的微笑却让人有亲切感。赵沨有两个与我们年岁差不多的儿子,都是实验二小的学生,学习都很不错,那时的实验二小是全日制,一周中只有一个下午没课,而我们这些石驸马二小的孩子是半日制,所以我们很少能玩到一块儿,特别是我们经常爬他家墙头儿(严格说本来并不是他家的)毁坏他家的向日葵和蓖麻,在骨子里他们还对我们有些仇视。但小孩子总要有玩伴的,时间长了,双方也就都不再介意了。 爱人是赵沨长子赵友的同学,她在形容赵沨家的住房时,措词很谨慎,她认为那房子特别是那独家院子尽管很大,很气派,但有些瘆人。我问过她因为什么,她说只是感觉,具体说不出所以然来,然后她想想又说可能是院内及院子周边有许多高大松树的原因。爱人也是老北京的世家,她说是松柏树的原因是很有传统道理的。 赵沨住的房子是三间前廊后厦的殿座式房屋,由于进深大,便从中隔开变为六间,又因为人口少,中间的两间做为穿堂和客厅,所谓穿堂是因为南面是一座不小的院子,院子里的东西两边各有一座圈起来,比地平高出约半米的花坛,而花坛上种的却是两棵数百年树龄的白皮松,郁郁葱葱的,这在北京人居家住房中很少见,正对中厅的是砖墁甬路,甬路通到院门,从外面看,这院门原是正门但我却知道它从未开启过,除了原院长搬走赵沨未搬进来由着我们在这儿淘气时打开过。正门早先是有个小门楼,那门道还足够我们避雨,周围是正方形的近三米高的红墙。顺便说一下,这是我们在20号大院里唯一没有爬上去过的墙。 三间宽大正房的北面连接的显然是后起的廊子,通到与主体建筑无关的二间北房,一半是小锅炉房,另一半是洗澡间,再向西还有二间房,是保姆住房和厨房。赵沨家自己圈起来的院子在东面,那里中间是条二米多宽的甬路,甬路通过院子的前门再转过东面,再向前便转而东向,在与女八中的操场墙连接处戛然而止,早年间这儿明显是有个随墙门的,而后用砖将其砌死了。 赵沨家东面的墙另一面就是女八中的操场,而他家北面的墙后就是实验二小的南操场,这二个操场前面我已经说过了,这样,实际上石驸马大街20号的后院也就与女八与实验二小南操场连为一体。而这两道墙都是很随意的比较矮的墙。 为什么我要对赵沨住的房子说这么多,因为自打小时候我们就说这房子像庙,其后更认为它与克勤郡王府是相关连的,前不久回新文化街,听老街坊说,在赵沨家的地下室发现了克勤郡王的祖先牌位,并且有关的文物管理部门也来鉴定过了。事实上也就可以认定这里曾经是克勤郡王府的家庙。 有人也许觉得奇怪,这个院子俄语学院的院长住过,中央音乐学院的院长住过,那么长的时间里为什么没有发现,而直到最近才被人发现克勤郡王家的祖先牌位呢? 我个人的猜测是,两位院长住的年代,人们并不注意房子原来的功能,即使住的就是克勤郡王府的家庙也无所谓,赵沨先生去世,这里建立了一个“赵沨工作室”,进来了些年青人,虽然周围居民都与他们没有什么来往,甚至许多都没见过住在里面的人,但年青人总是好奇心盛些,东瞧瞧西看看,也就会找到地下室并发现了牌位。 随后又翻阅了一下赵沨历史,才了解到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几十年来为祖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教育事业上在音乐领域他都是个伟人,文革中他以及他的家人都遭遇了很大的不幸,朋友们有时间也可以查看下他的生平。而他住进石驸马大街20号则是因为俄语学校与音乐学院的交接而连带的结果。 文革中只见到过赵沨一次,那时我已经上中学了,由于功课忙和兴趣转移,很少再干那些爬墙头儿的淘气勾当,更不会去偷吃他家的向日葵了。那是文革中去音乐学院看大字报,才知道老七爷府里铺天盖地的都是批判他的大字报,在一队被批斗后劳动的队伍里我看到了他的身影。至于他的儿子们,虽然偶有路遇,也不过是打个招呼而已,其后,他的大儿子赵友竟然患上了精神上的疾病,不过这都是插队以后得到的消息了,其后也就再没有了音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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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8-15 0:49:23编辑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