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 2007-8-15 21:59:00
发表于 2007-8-16 19:31:00
楼主
劳 改 农 场 知 青 部 落
一个“五七干校”知青手记
胡 涂 人
六十年代末，国内知青上山下乡的大潮风起云涌。１７岁的我随母亲去了一机部在河南省罗山县的“五七”干校。罗山县属信阳地区在河南最南部离武汉很近。罗山地处河南、安徽、湖北三省交界，解放前属于三不管地区，地广人稀，交通闭塞，丘陵起伏，荒草丛生，是个土匪出没的地方。当地干部讲，这里６０岁以上的男人多当过土匪，提醒干校的人不要轻易地走出去接受再“教育”。当地人看到干校耕地的拖拉机竟摸着它问：“这铁牛吃多少草料？”当闻之它不吃草，只喝油时，他们摇着头十分费解。这的老年妇女从不出门，连汽车都没见过。干校所在地原是公安部武汉公安厅的“五一劳改农场”。
囚舍•劳改犯•地牢
我们连在四分场五中队。我头一天进到点里就目睹了囚舍：它是一座破败简陋的四方形院落，约有５００多平方米。房舍用泥坯茅草搭建，西、北、东是三趟舍间，南面是院子出入的门洞，门洞的上面部用青砖砌的门楼，楼壁上有几个方形的监视孔。犯人晚上禁在院内由军人和狼狗监守，军人居高临下，院内犯人的一举一动尽收眼底。
我初来乍到“劳改农场”，甚感好奇，四处瞎转。
囚院的北边是一座竹杆搭的低矮的鸡舍，我低头钻了进去，那些趴在竹架草窝中下蛋的母鸡扑煽着翅膀“嘎嘎”地惊叫着乱飞，草窝中还有微温白净的蛋，真有意思。
我又钻进隔壁的小屋，看见一个６０多岁的老头儿，他正坐在竹床上剥着烟屁，在旁边的一个白磁碗中已经积满了剥出的烟丝。
“劳改犯！”当时我心中一惊。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与劳改犯面对面。他满头白发，驼背。他似乎知道我来自何方，向我谦卑地点点头，脸上挤出些笑容。这老头儿有着一副博学而慈祥的面孔，很像我们部里那些早年留学欧美的高工。但是我从他那双昏花的老眼中感到了他内心的凄寂与悲凉，让人不忍和他对视。他，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会犯下什么罪哪？弄得妻离子散（后来我从劳改队长的口中得知他是个“右派”）？看到他晚景如此地凄凉，让我大动恻隐之心，赶紧掏出从北京带来的牡丹烟递上一支。他伸出瘦骨嶙嶙的手哆哆缩缩地接过，向我投过感激的一瞥。离开这老人后，我在心里暗暗为他祷告，但愿他的暮年有个善终。
我又转到猪圈，在它的上坡的地方，发现了地下有一大洞，一人多深，里面还躺着一条死蛇，特渗得慌。洞口处有一厚厚的圆形木盖，木盖上带着铁锁链的搭扣……以后我听原劳改队的干部讲，这地洞是囚禁被抓回来的逃犯。它原来是一处地牢。
说实在的，自从当天清晨我一下火车，步入信阳市这座破旧肮脏的小城，看到街上蓬头垢面的乞丐，饭馆里随意出入的猪狗在你的膝下拱来拱去，就够让人堵得慌了。我万万没有想到北京外面的情景是这样！
彪悍粗暴的水牛
干校地处南方,气候炎热，盛产稻米。每年的三、四月间要耕水田。那时你上身穿棉背心，下身穿短裤，赤裸双腿终日泡在冰凉的水田里，扶着挂满泥草的铁犁，吃力的亦步亦驱地挥舞着鞭子驱赶着动作迟缓，力大无比的水牛。
水牛往往在国画家的笔下多为画面情调的一个点缀，模样千篇一律的憨态可鞠。其实不然，尤其成年雄性水牛，劳炼一身强健筋骨，身色黑亮，体格硕大，极为彪悍；壮硕的头上盘着一对威猛巨角，雄骏伟岸，让人一见难忘。
成年雄性水牛性情暴躁，如果两只雄性水牛相遇必将有一番恶斗，尤其棋逢对手之间地恶斗屡见不鲜。它们彼此瞪着如铃般大的，血红的眼珠盯住对方，低低地抵着头，体态逞拱形攻击状，四条粗壮有力的腿弓弦一般紧绷在地；那双孔武有力的巨角斜刺指向对方－－“咔嚓！”瞬间一声剧烈地撞击，两对巨角交叉地绞在一起“咔！咔！咔！”声不绝于耳。两头暴怒的牛口中喷着白沫，呼哧呼哧猛喘，欲将对手置于死地。曾有的水牛被对手的利角挑进腹部撕出肠肚。往往我们怕它们两败俱伤，便用绳索栓在它们各自的一条后腿，然后七、八个壮汉分头拔河似地呼喊着号子“一，二，三！”……犹如蚍蜉撼树；于是又用火把烧其头颈，仍无效。两牛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其倔强之悲壮令人叹为观止。
我就亲历过两次这样的遭遇，虽未展开恶斗，但一想起来，至今令我心惊肉跳。
我的水牛是干校牛群中的“二大王”，外号叫“矬子”，因脖子非常粗而得名，性情极为粗暴。
一次，我和知青小杨各自在隔着的一条3米宽的土道两边的地里赶着牛犁地。他的牛是豁鼻子叫“大豁子”。“大豁子”一看和“矬子”仅隔一条小路很害怕，它总斜着眼睛看“矬子”。“矬子”若无其事地拖着犁亦步亦趋。 我和小扬还在说说笑笑……突然间，“矬子”斜刺地冲着“大豁子”奔了过去，我拉都拉不住。“大豁子”一看撒腿就跑。“矬子”在后面穷追不舍。两条牛身后都拖着犁铧，锋利的犁头就在两条牛的屁股后面，随着牛的奔跑跃动的频率一蹿一蹿的，随时可能剁在它们的后腿上，情形非常地危险！也就在这时，“矬子”身后的犁头深深地插入田埂，把它带了一个大马趴，才止住了它狂暴地攻击。当时把我和小杨还有“大豁子”吓坏了。
一次，下午收工。我赶着“矬子”在前面走。小勤赶着“大象鼻”在呼喊着“驾！驾！”一阵风似地从我的身后跑过来——“矬子”以为“大象鼻”要攻击它，立马冲着它冲了出去。我拼命地扯着牵绳，根本就拉不住，手掌都被牵绳磨出了血痕。“大象鼻”拼命地逃。“矬子”拼命地追。我和小勤在后面拼命地喊叫，我们最担心的是拖在它们身后的犁头随时可能琢进它们的后腿，切断它们的腿骨，那后果就不可想象了。后来还是让前面的几个干部挥舞着铁锨给“矬子”拦住了。好险哪！
养牛班的一位干部给一头牛往地桩上栓牛鼻绳。成群的牛蝇叮得牛不停地摇头摆尾，这牛的大角一下碰到他的肋骨上，他当即抱着肋部跌到在地，呻吟不止。上医院一检查：两根肋骨断了。
水牛是畜类中的施瓦辛格。尽管如此，水牛对人类充满着温情。
我刚到干校时，在田野中常看见一些当地的5、 6岁的小娃娃悠然自得地骑在牛背上，口中唱着自编的山歌：“太阳东边出来西边落，我吃饱了不饿……”
我觉得纳闷？牛那么大？孩子那么小？怎么骑上去的？有一天，我看见一个小孩子把牛鼻绳往下一拉，那硕大的牛便低下头，他的两脚蹬着牛的大角，然后用手拍拍牛颈，牛一仰头就把小孩送上牛背。
我是犁田班的，经常和牛打交道，你站在它的旁边给它戴套或松套时，由于牛蝇叮咬，它四蹄乱动，它的蹄子一不留神就会踩在你的赤足上，痛得你龇牙咧嘴；但是你只要用鞭杆轻轻地敲敲它踩着你的那条腿，它立刻把那条腿抬得高高的；有时它会感到“咯脚”——踩着你了——它马上把蹄儿抬起来……似乎满通人性的。牛是人类农耕的伙伴已经有数千年了啊。
有一次我和“矬子”到外边一块很远的地里干活，我年轻性情急燥，老想早点干完，早点回去；“矬子”总是不紧不慢地慢慢悠悠地拖着犁……真让你起急，于是便挥鞭驱赶它，但是它仍我行我素，慢慢腾腾。我一看鞭子不管用，就解下皮带抽它，皮带的铁扣打在它的身上，一个坑一个坑，它的速度比方才快了点儿……仍不能让我感到满意——于是我又挥舞皮带……
“哏——哏——”
“矬子”低声细声细气地叫着，看着我——眼睛中流淌出一滴一滴的泪水……我的心一下就软了下来，扔掉手中的皮带，走上前搂住它的大脑袋——“矬子”在同类中力大无比，性情粗暴强悍；然而在我这个少年面前，这庞然大物却如此地温顺，何况我又这样的残忍地逼它，它本可以大角一摆，让我不死也得扒层皮。但是不论你对它如何地粗暴，它永远不会向人类“报复”，它只会忍辱负重，在人的面前温顺至极。也难怪，画家们把水牛描绘的如此憨态可鞠。水牛是我平生最喜爱，最难忘的动物。
凶暴的大郎猪
刚到干校那天，我在菜地见到一个黑黢黢的怪物：它的身体像个汽油桶一样粗，它正带着一群小猪在菜地拱菜吃。它的屁股正对着我，只见它的臀部长着两个像小脸盆似的大屁股蛋儿。这时它一转过身来，那短粗的鼻子两边呲着两只弯曲的獠牙配着一对贼亮的小眼睛甚是吓人。它用那轻蔑的眼神瞅了我一下然后带着那群猪仔安然离去。后来我听劳改队的干部说：“它是咱的大朗猪。”
“大郎猪？”我不明白。
“就是种猪。配种的。”他说。我这才搞清它的身份。
后来我们青年排的男知青成了猪倌。干校猪圈有几十头猪。有两只种猪，那只老的就是大郎猪，小的叫小郎猪。真是异性相斥，这两只种猪水火不相容。大的一见小的就掐，小的就“嗷嗷”叫着四下逃窜。大郎猪是猪群中的霸头，吃食极独，有别的猪和它在一个槽吃食，它就用嘴将其一下子挑出２、３尺远。我们时常干预，但是它那凶狠相每每也令我们提心吊胆。
一次干部王某看它欺负别的猪，便用一个木棍使劲的捅它，没想到这老瘟猪迎着棍子一拱把王拱了个四脚朝天的倒在地上，那老猪冲上前骑在他的身上，一对獠牙的大嘴巴正冲着他的面孔……当时把我们吓呆了。只要那老猪啃他一下可就瞎菜啦！这时候我们班长小靳急中生智用排子车去撞那畜生，结果这斯毛长皮厚根本不怵；依旧冲着倒霉的王“哼哼”的愤怒地喘着粗气。王用双手抵着那满是糟糠和菜叶的臭哄的猪嘴，惊呼“快，快把它哄走！”
大郎猪有４００多斤，真要是“胯嚓”卧在王的身上那可真够他一呛。这时候，小勤拿着鞭子冲大郎猪挥去，一见鞭子它立马放弃了王，调头就跑。
王这才悻悻地从地上爬起来，糊撸着脸上和胸前的糟糠和菜叶（猪食）：“太危险啦！太危险啦！多亏了小勤哪！以后你们对付它不能用棍子和排子车，那对它不起作用，看来还得用鞭子。你们一定要记住我的这次盲动地教训。我差点付出血的代价。想想真是后怕呀！”
看他现在这一本正经的样子和他方才那狼狈不堪像真让我们哭笑不是。从此以后我们再不敢用棍棒和其他的东西对付这老东西了。
我们的大朗猪不仅为干校的母猪配种，还替周边地区老乡的母猪配种。每配一次收２元钱。可是有不少老乡不舍得花这２元钱，便把自家的母猪哄到我们的猪圈附近，那母猪自己就奔这儿来。于是我们就开始抓“破鞋”，把抓住的“私通者”栓在树上，用鞭子一通“体罚”。这母猪的尖厉的嚎叫声立马招来大郎猪焦切的回应。它会立起笨重的身体趴在圈的墙头，前肢乱捣嘴里吐着白沫呼哧呼哧地嚎叫着。我们只得连哄带打的把那来偷情的母猪驱逐出境，在不然干脆把它栓的远远的，等天黑时它的主人来寻它。有时我们一听见大朗猪闹圈，便跑到四周去寻查；准能逮到“破鞋”。老乡的不少母猪似乎轻车熟路了，有的一放出圈门就知道奔干校的猪圈来。弄的你没脾气。这大郎猪的“情人”也太多了，赶不尽哄不绝。
蛇，天天见
这地方蛇太多，几乎天天见。
某日凌晨，我们连的一位老干部上厕所。他打着手电，心里嘀咕着可千万别碰见蛇。他站站兢兢地钻进低矮的茅房，用手电一照，眼前的房梁上悬着一条两尺多长吐着信子的赤链蛇。老头儿惨叫一声跌倒在地，差点没背过气去。这位一九三八年的老干部不怕鬼子的刺刀，就怕蛇：“这东西见了让人就渗的慌。”
某日，一位看水的干部巡行到偏僻荒凉的土门冲，此处两侧丘峰陡立，壁上斜刺长着松柏，阴森，幽寂，潮湿。他忽然瞧见不远处田间尺把高的稻禾刷刷地摆动。他定睛细看，原来是两条大蛇在潜行。他当即掷出铁锨将其中一条插在泥里，他上前用手一摁锨把，那条蛇“滋溜”自下而上盘到锨把的顶端，吓得他撒腿就跑。后来喊来人合力将这条蛇打死。中午饭时，他们把剥得白净溜光的蛇系在院里的桃树上，还挂上一块小牌：“此蛇捕于土门冲，全长２•１６米。”
某日，我去犁地，耕间歇息，水牛惬意地泡在塘里，我也逍遥地光着屁股骑在牛背上抽烟……这时偏从远处过来两位干校的年轻女干部。我赶紧滑下牛背藏入水中，水才齐腰深，我只得蹲在水里。
“这儿水深吗？”她俩抱着脸盆问我。
“深！深着哪！”我缩着脖子仰着脸用手冲她们比划着说：“刚才我还看见水里有条蛇！”
她们一听有蛇，抱着脸盆走了。我松了口气，得意地凫在水面；忽然，我发现在眼前两米左右有个东西在水面上忽左忽右地晃动。哇！是条蛇与我迎面相遇。它这时一怔，兀地掉头潜入水中不见了，我赶紧一手捂着屁股惶惶窜到岸上，惊魂未定，就在岸上草丛中，眼瞧着我右脚丫子起落处伏着一条蛇，脚丫落下去处正踩在凉丝丝，软绵绵的蛇身上；蛇极愤怒地张开大口噌地啃在我右脚的小脚趾上。幸而是条无毒的水蛇。
中午，我赶着牛回点里，路上碰见连里放羊的一位女知青。她跟在羊群后边，歪戴着一顶旧草帽，低着头，双手耍弄着一条小蛇。哦！好一个吉普赛女郎！当时我眼前一亮，在这午间当顶的阳光之下，那光，那影，那急煎煎的羊群，那漫不经心的少女，那歪斜在她头顶的旧草帽，那双纤细的手指间盘曲的小蛇。这一切，那么自然，淳朴，大胆，野性。真美。同时我也身感自己一个男爷们儿遇蛇竟不如这小女子如此潇洒。惭愧！
毒日头．蚊子.小咬
在我印象中，干校最难熬的是夏季，夏季最难熬的是割麦时节．
那时每天早晨四点起床，趁着凉爽和露水开镰．可一转眼到了七点钟，天边的日头，变得耀眼刺目，火毒火毒；咸的汗蛰得眼睛睁不开．用满是尘土泥垢的手一抹，脸像花瓜一样；那裸露的脸，颈，手臂让麦芒蛰划得红红的一道一道的，痛痒难耐，再让汗水一浸一片一片火烧火爎热辣辣的疼。挨到傍晚装车时，去抱散放在田里的麦捆，还要小心不定哪一捆底下就藏着一条毒蛇（蝮蛇或蝰蛇）。当地人称“土狗子”。
那会即便到了晚上，气温也常在38、9度。在户外乘凉还得穿上长衫长裤和雨鞋，抵御在你周身成团成团的穷凶极恶的蚊子。有一天晚上，太闷热；我和知青小杨抱着板凳坐在池塘里，露出水面的脑袋还得用湿毛巾包上，预防无情的蚊子。夜里12点左右，泡得我们浑身起鸡皮疙瘩，这才窜回屋一头扎进蒸笼般的蚊帐里；在你睡意朦胧中又被人摇醒——“4点啦！伙计！该出工了！” 真累！在以后，我教女儿那首唐诗“锄禾日当午，旱滴禾下土”时，感慨巨深！
这里还有一种像黑芝麻大小的飞虫“小咬”。它们极凶狠，专在厕所活动；你蹲在那也瞧不见它，它却要咬得你不知所措。咬的包极痛极痒，像被火燎了屁股的猴子直想蹦高！
那天，我去找知青小李，一进屋只见他四仰八叉躺在床摆个大字，一动不动。我一问方知，他刚才上厕所，不幸被小咬叮了“命根”，痛痒难挨，他不的不用夹衣服的夹子牢牢地夹在患处。
小吕和他的父亲
五七干校的知青，也是六十年代后期上山下乡知青群体中的一支。我们人数不多，际遇与插队、兵团知青有别，我们不必为温饱忧虑。但是我们失去的是人格上的独立和精神上的自由。那些随 “黑帮”、“叛徒”、“特务”的父母一同下放到干校的子弟的精神更是倍感压抑。
小吕就是其中的一个。他的父亲是一位十分博学的老人，他到干校时已经５０多岁的人了，是我们院里的一个老处长。他１９２９年曾入过党，在１９３３年间，由于我党内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的领导，使党在白区的地下组织遭受严重损失。许多的党员和组织失去了联系。小吕的父亲就是其中之一。１９４４年，他历任新四军的一个团的团长，才重新入党，由于他的历史问题，当时所在的师部经请示新四军军部才得以批准其重新入党。这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在院里的大字报上看到的。小吕的父亲因此“脱党”在当时被定为“叛徒”，以至１９６９年６月到干校时还没“解放”。我的不少朋友就是因父母有“问题”，没有到干校来，宁可去山西、陕西、内蒙、云南插队。
我记得他们父子来到干校是个“逢十”（干校的休息日随劳改农场逢“１０号、２０号、３０号”休息），当时我们连就我一个知青，使我感到十分地孤独。那天我正在洗衣服，忽然一阵节奏明快，旋律激荡的手风琴声打破了干校那沉闷的气氛。我好奇地过去一看，一个个子不高到“小孩儿”（我们知青自称“小孩”）正蹲坐在门坎上闷着头抱着一只很小的手风琴在拉着……我呆呆地站在他的对面听着，一支曲子毕，他一抬头看见了我，冲我点点头，一笑。
“你拉得不错！”我说。他摇摇头，腼腆地一笑：“不好。不好。你会玩吗？你玩玩吧。”他说着摘下琴。我那会呀。从此我们就相识了。
那天晚上，我带着小吕到菜地棚子里去抽烟，因为在点儿里干部们是不允许“小孩”抽烟的。每每我们都躲到离宿舍较远的地方去吸烟。在菜棚里，小吕还拿出６毛５分钱一瓶葡萄酒，他打开盖把瓶子举起，一仰脖子“咕咚、咕咚”就往嘴里灌了两大口，冲我笑着说：“美国兵就是这么喝酒，特潇洒！你看过电影《奇袭》吗？那里的美国兵就这么喝。真没治了！”
我递给他一支“大前门”，并点上火。他深深地吸了一大口，忽然他的身子摇摆起来，脚步也乱了：“哎吆！哥们怎么头晕起来啦！”
我赶紧上前扶住他，让他坐下：“你以前没抽过烟吧？”
他连连摇头：“没有。没有。这是第一次。”
“那你干吗吸那么一大口？我头一次吸烟是在北京农村劳动的时候，上厕所蹲茅坑；一个同学递我一支烟，告我‘点根烟熏熏吧，省得臭。’我当是深深地吸了一口，立刻就晕了，蹲不住了，差点栽茅坑里。”
小吕听了捂着嘴嘎嘎大笑，说：“第一回抽烟是不是都这样啊？”
我点点头：“恩。以后就好了。”
从此我教会了小吕抽烟,从此我们两行影不离。
后来新的红砖房盖好了，我们就搬进了新房。由于人多，房少，只好架双层床。那天我们把两个单人床叠架在一起，上层的床腿与下层的床帮用木板和铁丝缠紧绞住。因为谁都没干过这活儿，尽管这些知识分子十分的认真，结果把床架好后仔细一看没缠住，上面的床还晃动，得重来。当年毛泽东有句话：“世上就怕讲认真二字，只要认真就能发现问题，就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大意）”
小吕的父亲信口说了一句：“看来光靠‘认真’两个字还是不行，经验很重要，否则要出问题。”——他父亲刚说完这句半开玩笑的话，我就注意到跟我们一起架床的干部小Ｘ盯了老头儿一眼，但什么话也没说。
没想到一个星期后，我们连里的指导员找我谈话，说最近发生了一些“阶级斗争”新动向，有人“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这个人就是“叛徒”吕ＸＸ。连里准备召开一次批斗会，让我作为知青代表发言。我一听心里就非常不痛快，我和小吕是哥们。让我上台当着他的面批判他老爹……这怎么行？我想起自己看过的一本美国小说，写的是在一个孤儿院里，有一个白人少年和一个黑人少年是很好的朋友。那个怀有种族仇视心理的体育教练为了让两个少年相互仇恨，让他们进行拳击比赛，让彼此斗殴产生仇恨。但是他们拒绝了。看罢我对那个白人教练非常地厌恶。没想到今天轮到了自己的头上。可是在当时那种红色恐怖之下，我又不能公开的反抗。我只好推脱自己文化水平低，不会写批判稿。指导员说可以给你提供发言稿。最后没办法我只好违心地答应了。事后，我把这事跟小吕讲了。他一听说要批判他父亲，心情立马沉重起来，低着头一言不发，使劲地嘬着烟……我再三跟他道歉自己也实出无奈。最后小吕说：“谢谢你告诉我，没办法，你该怎么发言就怎么发吧,我不怪你。”
那天开批判会前，我坐在下面，一会儿几个干部高喊着“打倒叛徒，走资派吕ＸＸ！”的口号声中小吕的父亲被押上台，老头儿低低地垂着头。我好象感觉到不少人就在等着看我上台批判自己好朋友的父亲。我心里像有七八个吊桶上八下，扑通扑通的跳着，那也不敢看低着头——“下一个发言的是知青ＸＸＸ。”——哎吆！该我了，我不知道自己怎么走上的台，也不知道自己念的那篇批判稿上写的都是什么，我也不敢看台下，怕和小吕的目光相遇……我稀糊涂把那稿子念完，学着他们喊了两句“打倒之类的”赶紧溜下了台。
后来小吕跟我说：“你知道当时我坐在台下心里是什么滋味儿吗？看着自己的老爹让人推着搡着……别提了！”
有些大人的心理可能很阴暗，本希望破坏两个少年的友情，结果势得其反，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好。
知青•小黑屋•讲故事•偷书
后来到干校的知青越来越多，于是成立了青年排。我和5个男知青单独住在一起。
在中国传统民居中只有厕所和灶间的顶棚才开天窗。我们住的房子就是当时劳改队干部的伙房，经年地烟熏火燎棚壁乌黑油亮，窗户上钉的是塑料布。这是点里最坏的房。夏天漏雨，冬天灌雪。
那个冬天，我们不会生火，小屋里阴寒潮湿，晚上钻被窝，被子里潮的发涩。为了保温就把塑料布搭在被子上面。有一天早晨，我们睁开眼睛一看，塑料布上落了一层雪。雪是从天窗飘进来的。
小靳和小吕合睡一张双人床，有一次清晨起来，从他们的被窝之间拎出半尺长的死耗子。耗子为了取暖钻到他们中间，竟被闷死了。
就是这样的一间小屋，日后竟成了干校部分那男知青的“据点”。在这里我们可以吸烟、喝酒、畅谈、声嘶力竭地歌唱。在25年后，我们相聚时，别的连的一个男知青还津津乐道“那可是咱们当年的‘裴多芬俱乐部’！”
小英是我们中读书最多的一个。晚上，我们一钻进被窝儿，灯一关：“嘿——，小英再给哨一个！”
“要听打仗的！要听往死里边打的！”
“嗷——！”
“年轻的白杨，绿色的长椅”
不知谁又起了个头，于是几条嗓子满怀深情地——
“湖岸上坐着我和你，我们的双脚埋进了青草窝，我们的身影映在明镜里，你磨着我讲一个故事，还要关于爱情的！”
“哦——！关于爱情的！爱情的！”在青春燥动中我们吵吵嚷嚷。
于是，小英讲了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发卡与表链”（欧• 亨利的《麦琦的礼物》）——圣诞节到了，女主人为了给自己的丈夫那块祖传的怀表配上一条表链；她卖掉自己那头美丽的金色长发，她知道丈夫极为喜欢她的这头长发。丈夫回来后惊诧地望着她——她赶紧安慰他说“没关系它们还会长出来的。你看我给你买了一件什么礼物？”说罢她拿出了那条表链——“可是亲爱的，你看我又送你的是什么礼物？”丈夫说着拿出一副发卡——这是她平生最喜欢的那副发卡。原来他当掉了自己祖传的怀表。
这故事听了只想让人掉眼泪。让我感到人世间怎么哪么多的遗憾？
听故事我们晚睡迟起，连里都“天天读”了，我们还在睡梦中，直到排长的老拳砸得门板山响，哥几个才钻出被窝——“娘的！邻村的鸡叫得那么晚？咱村的鸡怎么叫得这么早？”（《半夜鸡叫》）。
有一天，小英被连里叫走了。他一回来，我们就明白了，说他讲西方资产阶级的黄色小说，腐蚀知青思想。从此小英的嘴上了锁。我们的日子又难混了——
“命啊——啊——啊——！
我的命运，我的青春，
请回答：为什么——
这样残酷地作弄我？
啊巴啦呀————”（印度歌曲〈拉滋之歌〉）
那天晚上，小吕的手风琴如泣如诉。我们几个倒在床上悲忿地哼哼叽叽。
突然从窗外传进一声怒吼——“吕××的狗崽子！拉什么黄色歌曲！”
我们都傻了。小吕的手风立马瘪茄子了。
“小吕！”韩仲从床上蹦起来说“拉他妈的‘三套车’！这是列宁最喜欢的。”
列宁，唉，列宁。
一天，我从小英不慎的口中得知他带来一皮箱书，全是外国文学名著。可是谁向他借，怎么求他，他就是不借。后来，我从一个干部那儿了解到：小英在北京某中学时，不参加“运动”，组织“读书会”，结果被打成“反动学生”。难怪哪！怎么办？我们几个成天琢磨着如何才能 把那些书搞到手。
一天，上工时，我借故肚子痛上医务室。我溜回宿舍，从小英的铺底下找到那串钥匙，匆匆地打开皮箱掏出一本《麦田守望者》。开头两天，我还提心吊旦，后来发现他根本就不知道。最后除了小英，别的人都知道这个秘密。结果那一箱子书大部分被我们偷出来看，并被借阅出去后“丢失”了。
小英可能发现了，却装做不知道，这点一直让我感到不安。
直到我们离开干校后，回到北京。我主动向他承认“祸首”是自己，玩得太不仗义。他听了一笑说：“书，不就是给人看的吗？可在那个时候我不能公开拿出来让你们看，但是你们可以偷出来看。”
“那么些书都丢了实在可惜！”我懊悔地说。
“与其让它们失散在想读书的人手里，也比让那帮不读书的白痴烧了强！”
小英一脸郑重之色。我的那颗从未平静的心终于平静下来。
干校嬉皮士
有一天，点里出现了一个孩子。他矮矮的个子，长着一对目光呆滞的小三角眼， 鼻子下面老拖着两淌清鼻涕。他穿着一身藏蓝色土布衣褂，脚上是一双粗布底鞋，鞋带系在脚腕上。这孩子看上去也就11、2岁，要不是他那一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我还以为他是当地老乡的娃子呢。
那天我去医务室看病，两个小护士叫他“小五子”——还让他叫她们“阿姨”，否则不给他药。他低着头噘着嘴就是不叫，一副可怜巴巴的模样。我帮他把药要了过来。
当时我得了“疟疾”发高烧，身体极虚弱，走路都很吃力。
“瞧您病的这样，我来背您吧。”
这话从这孩子嘴里十分恳切地讲出来，让我觉得又可笑，又难为情：“不。不。谢谢！谢谢！”
“甭看我个小，我背得动！”他说着走到我的面前背过身，躬下腰。
我没让他背，但是心里特受感动。
“她们干嘛让你叫‘阿姨’？”我问他。
“嗨，我才来干校，人生地不熟。我妈妈病了，我替她拿药去。上次，我一进医务室的门，就冲那特壮的小护士叫了声‘阿姨’。弄得满屋子人哄堂大笑。闹了半天，她也是知青！这年头儿，姑娘们怎么发育的那么早熟。让人都分不出来。”
他还挺逗。
小五子的妈妈是我们院某处的处长，眼下还是“走资派”。他为了照顾她也到干校来了。
有一天晚上，点里演电影《地雷战》。我一个人在屋里看《复活》，门“滋钮”一响，小五子溜进来。他眼睛四下一溜，笑眯眯地从兜里掏出一包牡丹烟。
“你也抽烟？”我问他。
“抽。抽了两年了。”他老练地从嘴里喷出一个又一个冉冉升起的烟圈儿。
他翻了翻我手中的书，摇摇头：“我就不喜欢托老头儿的书。全是东正教的那套改良主义。他迷信宗教的力量改变社会中不平等的现象，这怎么行？”
这话从他的嘴里冒出来，吓我一跳 ！
“你看过不少书？”我惊诧地问他。
“不能说不少，反正看过点儿。”他不以为然地又冲灯泡喷出一个烟圈。
“你今年多大了？”
“15。属羊的。”
这小子是有点怪，瞧他这身的打扮。
“你干吗这身打扮？”我一直就想问他。
“这有什么不好？如今咱是人下人哪！唉，再说，我不想让别人注意我。人们忘了我也罢，瞧不起我也罢，无所谓。这样一来我才是自由的。我不必背上名誉、责任、义务之类的包袱，活得才能自在点儿。同时谁也不注意你的时候，你也许可以悄悄地钻进他们的心里，洞察他们内心中的秘密。”他说完诡秘地一笑。
这淌着鼻涕的孩子在我面前突然像变了一个人。而且我觉得这小五子变得有点可恶。
那天晚上，他对我讲了自己的一段辛酸地经历：
“文化大革命不久，1967年吧，我们家老头儿跟老太太都被隔离审查。”
他的父亲原来是３０１医院的副院长，后来转业到铁道部总医院当院长。他们家兄弟5个，他最小。当时父母单位每个月给他们每人15元 生活费。
“这点钱根本不够花的。”他说“正像《红灯记》里唱得‘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那时我才12岁，就想找点儿活干，挣点钱花。我找了好几个地方，煤场送煤呀什么的，结果人家都嫌我小不要我。后来，我家过去的一个保姆介绍我到公主坟商场那的一家菜站干临时工。当时正赶上冬季卖大白菜，干一天1块钱。那姥姥跟我说‘没辙啦，先跟这凑合干着。我那年出去给人家当佣人比你还小哪。’
“我心说，姥姥哎，您那是什么年月？是解放前！是旧社会！唉——
“干临时工，我每天都起的很早，工作就是搬运大白菜。甭看我在那帮人中年纪最小，我是最卖力气的一个。我总怕人家嫌我小不要我。
“那年冬天，也不怎么那么冷！我也没手套，冰冷的大白菜把我的手冻得长满了冻疮，10个指头肿得跟胡萝卜似的。
“那会儿，谁都能支使我干这干那。我每天还得背着哥哥们跑出来。不能让他们知道。要不然他们该打我了。他们会认为我给家里丢人显眼。都到这份儿上了，人还要那份尊严干什么？
“终于熬到该发工资的那天了，我真激动！我当时毕竟才12岁呀，就自己能挣钱了。那天傍晚，结帐时，会计发现丢5块钱。众人慌了，乱成一团。我心里对他们厌烦到了极点。我真想走，可我又不敢挪动一步。
“最后，会计突然冲我走来。他长得虎背熊腰。大家背后都叫他‘老狗熊’。他盯着我问‘你为么不说话？’
“我十分害怕，一声也不敢吭。他的手一下子拧住我长满冻疮的耳朵，痛得我眼泪都流出来了。这时那帮人都围过来，七嘴八舌地问我。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最后他们一致指责是我偷的。我想也许是因为我最小吧。我起早贪黑的白白地干了一个月，一分钱也没有拿着……”
小五子的表情悲愤至极，像一个饱经沧桑的成年人。
从此我们成了朋友。
日后我离开了干校去了山东，他回到了北京。可是他在京城仍然这副打扮，甚至腰上还系了一条红腰带，衣袋里还斜插着一杆旱烟袋。一次，他去莫斯科餐厅吃饭。他一进门就让值班的经理哄出来。他气急败坏地从兜里掏出一大把人民币冲着经理挥舞着，跳着脚大叫大嚷：“我有钱！有钱！你别忘了，这儿可是人民大众的餐厅！”
那位经理才醒过梦来，自己今儿遇上了一个行为怪异的时髦青年。
小五子对我说：“什么是时髦？与众不同就是时髦。可惜大多数人并不懂它的本意。他们只会赶时髦。”
我还记得他讲的一句话：“如果一个人抛弃一切虚荣，抛弃一切浮在社会表面的油花，不去追求任何具体的东西，他会变成一个大智大慧者。”
这些话当时仅仅出自一个15岁的孩子之口。
失去人性的年代
1970年下半年，干校突然掀起了抓“五•一六”的政治运动。当时对“五•一六”分子进行了批斗：辱骂，体罚，甚至殴打。整得平日不少极有尊严的男女巴哒巴哒地掉眼泪。我们知青自然冲当马前卒。我也是其中一个，还动手打过一个平时特熟的“五•一六”两大嘴巴。为此我深为自己当日的无知愚鲁感到内疚。那个年月是我们国家的道德上极端堕落时期。
当时不少人不明不白地含冤而死，干校机械连的干部老董的死就是其中的一例。
老董30多岁，东北人，老笑嘻嘻的。后来我听说他是“五，一六”，并在一间库房里上吊自杀了。
他们连的知青李勋对我说：“那天中午，正好吃红烧肉；一听他上吊了，我当时就吐了，一口没吃。”
“你知道老董是怎么死的吗？”
他们连的知青小靳对我说：“老董是让××打的！”
××也是知青，我们是一个院的，很熟。
“老董后来受不了了。你想想天天用手扶拖拉机的三角皮带抽你，搁着谁也受不了啊！他还留下了遗书，说‘我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对不起孩子和爱人……’”
小靳说着说着眼圈都红了，
“老董死后，连里的领导还说他是‘自决于人民，自决于党’因为他是党员吗。其实老董是死于绝望和心碎 。
“后来，连里派我和另外两个知青去埋老董。那天气阴沉沉的，我们找了个包装的木箱子把他装在里面，放在拖拉机的拖斗里。××也去了。一路上，我们谁也不理谁。后来拖拉机停住了。‘就这吧。’谁说了一句。我说‘还是远点吧。’我想老董肯定恨这里。于是又翻过了几个山丘，最后停在一处荒草丛生的土岗子上。我们就把老董埋了。
“××当时还红着眼圈说‘没想到，老董就埋在这了。’
“后来，我问×ב你为什么对老董那么狠？’他说‘我是为了入团。’
老董死了。××入团了。
我听后深为老董感到悲愤和不平，也感到××的可怜。唉——，在那个草菅人命的年代，有多少成年人都身不自属地干出骇人听闻的事，更何况一个无知的青少年呢。
有一天，从北京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我们连的女干部××的丈夫自杀了。他临死前还杀死了他们10岁的儿子。他是个“五•一六”分子。
当时把我惊呆了！六十年代，我们两家是邻居。××和她的丈夫同是五十年代留苏的学生。她气质不错，那时小小的我就很喜欢她。她当然不知道了。她的丈夫在中科院××研究所。他的额头很宽，秃顶，脑袋光亮。那时我就觉得他长得很像列宁，只是他的鼻梁上戴着一副鮘瑁的宽边眼睛，一望而知是一个十分博学的人。他们还有一个十分可爱漂亮的小男孩。这个3口之家十分令人羡慕。没想到，它突如其来地破碎了。
当时有人说：“这个人太残忍！虎毒还不食子呢！这就是‘五，一六’分子的反动本质！”还有不少人不说。
至今，我仍然为那个男人地选择感怀至深。我觉得他比那些说三道四的人活得更为深刻。在当时那种残酷的政治氛围之中，一位父亲面对自己无望而叵测的未来，面对自己稚嫩的孩子的日后……他的选择该是何等的锥心刺骨！他带走了自己的儿子。这一选择在那毫无人性的年代中我认为是父爱的最高体现。当时，一个没有父亲，一个又有“问题”而“自杀”的父亲的孩子，其日后的命运可想而知。何况中国还有古训：“士可杀不可辱！”一说。
30年后的聚首
1999年4月22日是我们一机部五七干校的30周年纪念日。
干校在京的知青200余人相聚了。当年我们天各一方，时隔30年，悠悠岁月，我们都老了。如今相见有多少人似曾相识却不识了。但是，我感觉到在我们之间有一点没变：干校“男女有别”的“规矩”没变。我们干校的知青，男的和女的很少交往。我们同在一起，却“鸡犬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不是我们不想往来，而是没那环境，没那气氛，也就没那胆了。
一个男知青挺喜欢那放羊时耍蛇的女知青，苦于隔膜，只好壮着胆子通过另一个女知青转给“她”一张便条，表示对“她”的好感。没想到她们把那三言两语的便条上交了。于是，这个想入非非的傻蛋竟成了“小流氓”。他忘了爱情在那个年代是多余的东西。干校汽车班的一个男知青和我们连里的一个女知青暗接连理。后来他俩的私秘被各自单位的领导知道了，结果是棒打鸳鸯，了结了彼此的情缘。我甚至与我们青年排里80％的女知青到现在还没讲过一句话，都不知道她们讲话的声音是什么样儿。
在今天，在这相聚的大厅里，女同学在左侧一溜坐着；男同学在右侧一溜坐着，彼此遥遥相对。这光景让人觉得那么熟悉，熟悉的令人心里不是滋味。那位干校的小司机如今已是部里的一位处长与我们排里的那位女知青相见如同陌路人，似乎他们之间就不曾有过当年的那段恋情。我看在眼里倍觉心寒。还有我，那个当年迷恋“牧羊女”的傻蛋——真想过去问问她——一位姿色稍衰，余韵犹存的妇人：“当年您是怎么想的？”但是我没那勇气。甚至在我们点儿的知青合影时，她和我都知趣地站在众人的左右两边。这就是当年干校的那种生存环境给我们知青造成的难以愈合地心理创伤。
在我拿到干校同学的“合影”与“通讯录”后，我竟看了三天。我那比我小11岁的妻子都觉得纳闷？她那里知道我与这群人的那段情缘。看到这帮干校的同学——虽然其中升官者有之，发财者有之，退休者有之，下岗者有之，病亡者有之；这些当年的翩翩少男少女，如今已是暮气沉沉的半老爹娘；那还有当年的纯真，当年的潇洒，当年的热情；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却保留着对昔日生活的怀恋；这份怀恋不论是美好的，还是丑陋的，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因为它是以我们各自的青春为代价换得的。在这寸尺的片幅中饱含了多少酸甜苦辣的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