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知青故事里的主人公名叫蔡立坚，是个北京姑娘。l968年春天，她独自一人来到了山西省境内的一个小山村杜家山正式落户，当一名新农民。 蔡立坚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大串联去延安时，偶尔经过处于老革命根据地的杜家山，这位北京丰台区长辛店铁路中学高二女生对这里竟产生了一种难以割舍的感情，于是，毅然排除各种阻力，落户此山之中，成为这个仅有5户16口人的小山村中的一员，也成了他们这一代青年人的先行者。 谁知，她这一举动，正好迎合了中央决策者们的心思，立即让消息灵敏的记者们找到了最好的先进典型，于是，《人民日报》记者下来作了详细采访，随即发表了长篇通讯《杜家山上的新社员》，她由此一举成名，并影响全国，在全国掀起了上山下乡的高潮。 在蔡立坚先进事迹的带动下，1968年夏天，即有她母校的5位同学来到杜家山与蔡立坚一起落户山村，此后的十年间，又先后有北京、太原、榆次的l00多位知青来杜家山，使得这个小山村红火了多年，充满了生机与活力，也有了各种各样的或喜或悲的故事。 就是蔡立坚去杜家山落户的这年秋天，一位名叫周山湖的太原知青来到了杜家山。那年与他一样克服重重阻力到杜家山落户的还有另外一些知青。他们中有24岁的大学生，也有l4岁的小学生，有兄弟俩一起来的，有姐妹成对来的，还有高干子女，甚至有宣布背叛“反动家庭”出来的…… 若干年后，重新审视这一段艰难而充满激情的峥嵘岁月，周山湖写下了他们在杜家山劳动创业的可歌可叹的种种经历。 那年腊月间，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得此消息的那个晚上，蔡立坚与她的十几个战友激动不已，一起聚在东卯大爷的土窑洞里，如痴如醉，一遍又一遍地唱着用京剧谱写的语录歌“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唱毕歌，然后蔡立坚又领着大家齐声朗诵自己写的诗：“十八颗种子四海来，十八颗种子山上栽，十八颗葵花党灌溉，十八朵葵花向阳开……” 他们立了下誓言，便照着自己的话去做，吃苦受累也心甘情愿。最初的日子里，劳动关是很难过的。刚到杜家山，周山湖便随蔡立坚等知青们一同上山拔黑豆。初秋的太阳很热很毒，把豆荚晒得翘角乍刺儿，十分扎手。周山湖的手很快就被扎破了，镰把上也沾了血色。他刚想悄悄地歇一下，却见蔡立坚他们已冲在前面了，而且不怕扎手，不用镰刀，干脆用手拔。他看到蔡立坚的那双手上皮肉绽裂，血水淋淋的，等到休息时，周山湖问起她的手，想看一眼，蔡立坚却把手藏在身后，用玩笑话挡过话头去了。 不光是蔡立坚如此，其他知青们也一样，个个争强好胜，不甘人后。一个小个子女知青，名叫刘淑琴，扛玉茭杆时，捆了小山似的一捆，怎么也背不到肩上，周山湖见了，说了一句，“太多了，你扛不动的”，她就用充满敌意的目光狠狠瞪他，仍然不依不饶地去拽那捆玉茭杆。 后来，周山湖得知，刘淑琴是蔡立坚的同班同学，她还坚决要去做女羊倌，到外村终年去风餐露宿，但队里没同意，于是她就哭了一夜，第二天竟跑出去了，要到外村去“寻找真理”，让他们一阵好找，又轮番相劝才作罢。 另有一个从榆次来的知青，名叫张建华，也是个小矮个的女生，有着银铃般的嗓子和小鸟般的性格，一天到晚叽叽喳喳地不知疲倦，唱起歌来光跑调，还十分爱唱，知青们善意地笑她是“唱一支歌八个调，唱八支歌一个调”。干起活来，她却不让人，修盖知青房时，她抢着去推装满石头的小平车，愣头愣脑地从山坡上冲下来，不想一下转不过弯来，把一车石头冲下坡，连人带车掉到坡下的老乡院子里。别人吓得脸色发白，她却从车下钻出来，哈哈地拍手大笑，好像很有趣似的，让大家哭笑不得。 另有一个榆次来的知青阎旭红却完全是另一种性格，不声不响的，带着一种大家闺秀气息，可有时会固执到不近人情的地步。杜家山的知青初来乍到，团结和睦如同一家人似的，有什么食品都拿出来大家一起“共产”，分给阎旭红一分，她却不吃，还笑眯眯地取笑说是“糖衣炮弹”。可等哪个知青生病，她就会把这些“糖衣炮弹”全搬出来了。 初次与这样一群知青在一起劳动生活，给了周山湖很大的鼓励，他觉得这里正是自己向往的革命生活，于是上山的第四天，他就写下了落户的申请书，成了杜家山新农民中的一员。 杜家山因蔡立坚而出名，前来参观的人很多，所以最初的两年，他们的干劲很足，活动不断，时而吃忆苦饭，时而座谈讲用，经常与外来参观者联欢。 这些对杜家山的知青无不是一种动力，他们干得很起劲，一个个手上磨出了老茧，肩膀上碾起老厚的两块死肉，食欲猛增，体重也猛增。就连那些女生也如此，她们一点也不担心自己的体重与肤色，反而偏爱重量级。有张颐、陈寒清两个十七岁的初二学生，刚来时瘦弱不堪，来杜家山后，下了狠心练肩膀，每天下工后担不离肩地挑水，没多少日子，两人便腰圆膀粗，往磅秤上一站，比原先的体重高出几十斤了。 干得多，吃得也多，知青点专有一个做饭的炊事员，每天做出一锅干硬的小米饭，没一会就让十几个知青吃得粒米不剩。八两一碗的大海碗，就连女知青都要吃两碗才作罢，八分钱一斤的老咸菜一顿要吃掉一脸盆。 也有不会吃的，那是知青中身体最弱的女生，名叫汪俊英，身上有五种病，全是麻烦大的病：风湿性关节炎、胃溃疡、肺气肿、心脏杂音、神经衰弱。毛病发作起来，她就成宿睡不着觉，每顿饭只能吃小半碗，人也老得快，不到二十的姑娘像个三十几岁妇人。可她干活却还不肯拉下，虽说气喘吁吁地老远就让人听得心疼，但谁也别想把她从第一线拉下来。别人下了工，她还忙着给老乡治病。 汪俊英是下乡后学识草药练会针灸的赤脚医生。到暮色降临时，她便唤一条名叫“地虎”的狗，然后，带着狗与一盏风灯，连夜到一二十公里的邻村去出诊。村里老乡告诉她，这一带时常闹豹子，她却不怕，说：“怕什么，要么是它吃了我，要么是我打死它。” 她还真行，自己学会了针灸，一个耳聋多年的妇人让她扎得听得见声音，另一个瘫了多年的老羊倌，也被她的银针扎得能下炕走路了。老羊倌感激不已，一瘸一拐地走到杜家山，给汪俊英送来一篮紫红的葡萄。 还有汪家的两兄弟，汪道五和汪道平，出身于一个旧军官的家庭，离家前，他们对眼泪汪汪的父母宣告道：“从今天起，我们不再属于你们，而是属于党和贫下中农了!” 他们还真做到脱胎换骨了，如道五主动要求接老饲养员的班喂驴，白天参加大田劳动，晚上还整夜地守在槽头，后来还把放牛的活也揽过来，一人顶了三人的活，白天黑夜地连轴转，累得不行。有一回砍堰子，砍着砍着，他就累得趴在地上睡着了，一翻身滚到了两三米深的沟下，别人都担心他摔坏了，没想到他掉到沟下，人还睡着呢! 另有一个称“诗人”的郑浦炜，诙谐而机智，才华横溢，是北京育才学校的学生。他父母让他买粮食，谁知他留了一张纸条，用那点钱作盘缠，步 行500多公里，硬是从北京走到了杜家山…… 来到这样一个一心向上的知青团体，周山湖也热血沸腾，一心投身于劳动与学习之中，因他年长几岁，又有笔头功夫，就担任了宣传工作。他一次次地向前来参观学习的人介绍情况，用激动的语气讲述这里的知青同学一件件一桩桩感人的故事，也确实感动了不少人。 但是，到了年底一结算，才发觉他们的干劲与效果不成正比，除去储备和任务粮，社员的口粮只有150多公斤，亩产还不到l00公斤，劳动日分红值仅有0．38元。更具讽刺意味的是，那年冬天交上去的1000多公斤“爱国粮”，到第二年春青黄不接时，又得从粮站用牲口驮回来，以解决青年口粮不足的燃眉之急。一算帐，不但没向国家作贡献，反而欠了国家一屁股粮款债。 从那时候起，一些知青的脑子里开始了思索：为什么我们那么多的热情，竟然像菜地里疯长的南瓜秧，开了满身绚烂夺目的雄花，却不能结果? 还有别的事，也让知青们产生了疑问。他们是怀着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心情来杜家山的，可是，时日长了，他们就发觉这里的贫下中农觉悟并不高。如被日军杀害了两个亲人的贫农老大娘，拐着小脚把队里准备灌牲口药的香油偷偷倒出一些自己食用；还看到贫农队长把好粮食留下自己吃，把差粮食拿去交公粮。 他们想不通：这就是我们“接受再教育”的老师吗? 知青们还有想不通的事，那就是当地农民对学大寨的冷漠甚至是对立的态度。知青们提出要在冬天修个“小平原”，老农们全都反对，认为还不如去积肥。他们算了一笔帐：修一亩地要费几百个工，来年亩产只增一二百斤，如果把几百个工用来开荒地，起码可以开出十几亩，每亩荒地稳得百十斤，那就是一千多斤粮食! 但是知青们认定，老农民算的是广种薄收的旧耕作帐，于是坚决批判了这种“保守、落后”的办法，坚持学大寨不走样。老农们也没办法，知青们一搬出“资本主义”几个字，他们就不作声了。 于是，那个冬天就修起了大寨田。那几个老农在老队长的带领下，随着知青们一同懒洋洋地上山去修大寨田，随着老队长一起哼起一段山西梆子，排泄心里的不满情绪：“这个事情弄不成……依呀哼……” 因为时常有这种矛盾发生，所以杜家山的老农就吃苦头了，时常处于被摆布的地步。来人参观，介绍经验时，知青们就说他们是“好老师”、“领路人”，而一到讨论学大寨，研究生产时，他们就成了“保守分子”、“懒汉懦夫世界观”。因处于这种尴尬地步，连知青们也让自己的行为弄糊涂了，自己内部的意见不能统一起来，常常为此争论不休，最后还是蔡立坚说：“就算是我们是互相教育吧。” 那时，虽说处在深山沟里，没几户人家，可阶级斗争却还得天天讲。县里的一个头头就曾责问蔡立坚：“你们知青内部难道就不存在阶级斗争吗?” 有一天，一个在杜家山“协助工作”的解放军代表，忽然郑重其事地召集大家开会，说他“发现了阶级斗争新动向”，他热泪盈眶地说：“蔡立坚同志，是我们大家衷心爱戴的知青的旗帜，而我上了杜家山，竟然发现有人叫她‘菜包子’……” 大家听了都哄地笑起来了。原来北京学校里姓蔡的学生常会获得“菜包子”的外号，杜家山有几个知青是蔡立坚的北京同班同学，有时开玩笑也戏称一声“菜包子”，显得亲热，而军代表的眼里这便成了不得了的“新动向”了! 军代表看大家笑，更气愤了，大声训道：“这是人身污辱，应当感到痛心，必须认真重视这个重要问题!”蔡立坚似乎也感到这是个问题了，随声附和，要大家以后再不能随便叫外号了。 从此，杜家山再没人叫蔡立坚“菜包子”了，然而，以前蔡立坚和同学们之间的平等和睦气氛也就大为淡薄了。 劳动的日子一天天地于下去，冲天的热情和无数感人事迹都付于流云逝水，而杜家山却还是原先那么一贫如洗。知青们与老农们一样，还是吃的少 油没菜的饭，住的还是冬天冷夏天漏的房子，年终分配，除了口粮，只剩下买盐打醋钱。 周山湖那几年把带去的衣裳穿旧穿破了，一双球鞋穿得露出指头后跟，秋天割谷子时刻得提防着别踏在谷茬上刺着脚底。那时他只要写封信给家里，父母倒是可能给寄钱寄物，但此时二十几岁的他，又是老大，怎么能向父母要衣食呢? 好在他的身体还好，别的几个有病的知青就苦了，那个过去一直是个乐天派的张建华，风湿性关节炎影响到心脏了，他有时痛得一夜只能垫着枕头坐着叫“哎哟”，外号“诗人”的郑浦炜患了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再没兴致写诗了，还有的得了慢性阑尾炎，而女生则都有不同程度的妇科病…… 最可怜的是“赤脚医生”汪俊英，她的五种疾病越来越严重，山上再呆下去就说不定那天起不来了。而杜家山的知青点为保典型，一向是不来招工、上大学的。后来，她作为特别照顾，抽到县里去工作。 到了县上，县里的干部问她愿意去哪里，她连夜写了决心书，“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结果把她分到了商业部门站柜台，一天到 晚站柜台，她的身体更坏了。偏她是个争强好胜的人，不光硬撑着干，还要对本部门的领导搞不正之风提意见，弄得众人对她意见很大，抓住她的一句话，就大会点名小会批，弄得汪俊英神经受了刺激，成了“精神分裂症”，完全丧失了工作能力，回到北京去养病，以后的生活就只能让家人养着了，整个人都废了! 杜家山的知青们不再那么坚定信心，那么无私无畏了，曾经满怀激情的人一个个地寒了心，有人走了，而留下的也没有了以往的热情。 面对这种现实，周山湖感到很痛心，对坚守在杜家山，他这个坚定派也有点动摇了。有一回他与蔡立坚进行了一次交谈。但是，蔡立坚却不能听进他的话，还以为知青们对她有意见是想把她赶下台。周山湖只能不说了。 说实话，周山湖与蔡立坚相处这些年，深知她的人品。蔡立坚是个心口一致的人，诚然作为一个领导者，缺乏才干，但她不缺热情与意志。她到杜家山这么多年，已经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这个山村，她结了婚，爱人也是来杜家山落户的知青，是个肄业大学生。他们有了孩子后，为了坚持在杜家山劳动，只能把孩子交给在榆次的奶奶养着。 蔡立坚夫妇的住房与大家一样，十分寒酸，单薄的被子，石板支的桌子，后墙上半片潮湿的雨水印，除了锅碗瓢盆以外没有别的家具。外村有一个老农来看到大名鼎鼎的蔡立坚竟是这样的家境，顺口说了一段话，“没箱子，没柜子，一顿做饭三顿吃，炕上墩个席囤子，里面放着一年的食……” 蔡立坚那几年虽说名气很大，却没有什么实际的利益，还拖一屁股的债，没过一天安生的日子，她也不愿离开杜家山，不愿搞特殊化。上级曾经两次推荐她上北京大学，只要她点头就行，但她坚决拒绝了，表示“不改变杜家山不离开”。上级要给她定干部级拿工资，她也拒绝了。后来因为她爱人是肄业大学生，按政策可以享受大学生工资待遇，她仍然坚持不要，为此他们夫妇和老公公之间发生了第一次不愉快的争执，其实这四五十块钱对他们这个家还有孩子确是急需的。 因蔡立坚自己在扎根农村的立场上很坚定，她也要求别人与她一样真心实意，可是某年就发生了突击招工的事，让她惊怒不已。一天，忽然传来一个消息，说招工指标明天冻结，于是，市革委、武装部的常委、主任们，连夜开着小车，东奔西走地为自己的子女安排工作，整整忙了一个通宵。 蔡立坚对此事痛心疾首，在一次体育场的万人大会上，她发言公开批评了这件事，说：“领导同志动员别人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自己为什么不带个好头，而要走后门，搞特权呢?”她话才说完，台下就掌声雷动，几位在主席台上就座的当事人脸上都没了颜色。 但事后，那些领导便都批评起蔡立坚，他们却会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说，“没有组织观念，提意见应当注意内外有别。”单纯而认真的蔡立坚听了，觉得他们说得有道理，很诚恳地表示接受这些意见，可见她是太单纯幼稚了。 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一次又一次地陷入痛苦的思索。杜家山的知青们终于慢慢地从幼稚与蒙昧中苏醒过来。他们不满现实，不满足于在杜家山无止尽地无效劳动，吃尽各种苦而不得温饱，对社会上的假大空产生了反感与怨愤。 1976年“四五”运动后，杜家山的知青们在暗中传抄着天安门广场的诗词，上面追查所谓的“政治谣言”，认为杜家山的北京知青多，便追查到这里来了。但杜家山开的追查会却成了传播会，大家听了只是会心地一笑，然而上面打电话来询问时，却只回答一个没情况。 每年秋后，上级还像以往那样，让杜家山带头交爱国粮，可是算了算，按要求的交上去，队里的储备粮就没了，饲料粮也不足了，蔡立坚头回犯了犹豫，就跑到县上去说。哪知上级却对她一通批评，搬出毛主席的话来，把她吓住了。回来后，她再说要交爱国粮，知青们却还是不同意，他们也会搬出毛主席的话来，把那个领导的话压住。事情弄得很尴尬了…… 终于，等来了粉碎“四人帮”，全国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改变，各地的知青们都返回城里，杜家山的知青也挣脱了“左”的缰绳，欲寻求自己的新生。但此时，杜家山知青的带头人蔡立坚却成了当地“揭批清”的重点清查对象。当时她正在北京坐月子，第二个孩子不满一个月，县委下令立即返回榆次，隔离审查，而后又把她带到杜家山去开批判会。 杜家山的知青们过去对蔡立坚虽有不少意见，与她发生过无数次的争吵，但到这时候，他们却为蔡立坚抱不平鸣冤屈了。他们不肯说工作组的人要他们讲的那些话，也瞧不起那些所谓的工作组干部，来到杜家山，白天人家干活，他们用火枪打野鸡，晚上又逼大家开会批判蔡立坚，太过分了! 批判会开完了，那些家伙走了，蔡立坚把自己关在老乡的里屋，哭得很伤心很痛苦。她反思自己的过去，一直是把上级领导当成党的代言人，没想到原来他们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会没有一点起码的党性立场，也没有一丝人味儿。 此后，杜家山这面知青典型的大旗便倒了。俗话说，树倒猢狲散，蔡立坚成了有严重问题的“帮派分子”被撤了一切职务，杜家山的知青们也纷纷回到了自己的家，回北京的，回太原的，回榆次的。只有蔡立坚一个人还坚守在杜家山，种着他们原先栽下的果园，守护着他们过去的那些年里一块块开出来的梯田。 在那最艰苦的年月里，在蔡立坚罪名种种、身败名裂的日子里，不管外面风声多大，上边的来人怎么整她，杜家山的乡亲还是信任她，关怀她的，经常来看她，安慰她，给孤身守护果园的蔡立坚送来吃的，还把她接到自己家住。他们还联名写信给省地县各级领导，要求给蔡立坚平反。蔡立坚的爱人在这艰难时刻也一直支持她，想方设法照顾她。 就这样，蔡立坚这位落魄的知青典范，在杜家山苦苦守候了两三年，她默默地在那块洒下了知青许多汗水的贫瘠土地上不停地耕作，痴痴地干着活，担粪，摘果，打树枝，刨树坑……她终于等来了春天的讯息。 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蔡立坚才重新得到了政治新生，在中央有关领导的关怀下，她获得了彻底平反，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先是担任当地公社的副书记，而后又调到省委党校，任正处级干部。 蔡立坚终于还是离开了杜家山，她的伙伴们，那一茬茬的知青们也都离开了那块贫瘠的土地。多年后，当年知青点的宣传干部周山湖回到城里，仍然做着文字工作，他为了写下一篇回忆当年杜家山的文章，走访当年上山的知青们，询问他们各自的遭遇与现状。他们有的挨过整，有的受了打击报复，有的终身残疾，有的则有了一个小康的家庭，不愿再回忆过去的苦日子。 带着感慨与惶惑，周山湖写下一篇回忆杜家山的文章，题名《带泪的禾苗》，他希望年年生长的禾苗不再挂上泪珠，不再践踏它，摈弃它。过去的已经过去，回忆毕竟不能代替现实。但教训却不能忘记，理想之火也不应熄灭。 节选《尘劫---知青畅想曲》 丁晓禾著 | 
楼主
发表于 2007-7-14 01:07:00
水草肥美牛羊壮。
这个大轮子纯粹为装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