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天启年间的那次大爆炸,且不论它是否是个谜,更不论它是否有许多波谲诡异的传说,单就其本身所产生的灾难也应当是空前的。在这“长三四里,方圆十三里”的范围内,“万余间房屋建筑顿时变成一片瓦砾。两万多居民非死即伤,断臂者、折足者、破头者无数,尸骸遍地,秽气熏天,一片狼籍,惨不忍睹,连牛马鸡犬都难逃一死”。我以为这段记载还是可信的。 灾难中心的王恭厂一带,悲惨情况可想而知,京城即使一般老百姓建房住房也很讲究风水,讲究个“择吉而居”,那么将王恭厂改名为棺材胡同也就不难理解了。可以设想,这里在大爆炸后曾经有许久都是残垣断壁,蒿草丛生,棺木成行的凄凉景像。而周边的圆洪寺,承恩寺,天仙庵,石灯庵能够长期与之并存且香火旺盛,也就自有它的道理了。 有趣的是,这几家庵堂寺院对王恭厂形成了个半包围形状,阻挡住了西南两方的出路,是不是这与美丽的太平湖有关就不得而知了,但它一直就是这个样子,直到又过去了二百多年后,随着洋教兴起,一个名叫史嘉乐的洋主教在大明濠南沟沿的西侧建成了教堂,才完成了对王恭厂的三面包围,这座教堂就是中华圣公会的安立甘教堂,它也是当时中华圣公会华北教区的总堂,属北京最早的中国‘宫殿式’教堂。 时至今日,圆洪寺,承恩寺,天仙庵,石灯庵已经都消失了,而只有安立甘教堂还保留着过去的部分风貌。这也得益于文革期间它被一家工厂当做了库房使用,没有受到严重破坏。 对于欧洲的教会,我一直不甚了了,自然也搞不清中华圣公会的教旨和教义,小时候,进去过二次,只是有个感觉,它与宣武门那儿的天主堂有些不同,起码在外部装饰上我没见到有正规的十字架。 以前的王恭厂煤铺是石驸马大街附近最大的一家煤铺,它和当时的一家街道工厂(附近的老人们都习惯地叫它二金属)占据了胡同两面的两大块空场。这家工厂穿透了王恭厂胡同和北面的永宁胡同,而煤铺则横断了王恭厂胡同及石灯胡同的中段,有时我会猜想,这里或许就是大爆炸的中心。 随着城里煤场的缩减,它的供煤任务也就日益突出,旺季时送煤师傅就是天天加班也满足不了需求,于是居民们开始自己到煤铺去拉煤,提溜煤,这样还能省下一点儿运费,大家倒也没啥不乐意的。记得我们院子外面就长年放着一辆有帮的破铁皮手推车,附近谁家没煤了就用它去推,用完了再放在老地方,内胎如果破得时间太长了,还会有人到修车铺去补补,它在那儿服务了好几年,直到哪个不开眼的终于将它偷走。 永宁胡同的东口是较陡的上坡,很窄,还有个电线杆子,记得妹妹刚会骑车的时候不论出口进口都只敢推着走,那时的土路又坑坑洼洼,推上一车煤更得小心谨慎,生怕摔碎,好在进胡同口不远路南有片凹进去的空地,可以歇歇脚。而路北则是一处高台阶的深门洞宅子,有意思的是那四级台阶全卧在门道里。后来才知道这经常紧闭着大门西侧配有车库的宅子里住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的院长。再走几步远拐过弯去就是承恩胡同了,把口处原是二轻局的医院,通常冷冷清清的,没有多少人来看病,但这座小楼占地并不少,它的南边住的是出演《闪闪的红星》里潘冬子的演员祝新运的家,他家之所以给周围百姓那么深印象,除了他这文革中的小明星外,还因为他家是率先自己在平房顶上起了二间小二楼的居民,这在当时也算是周边的一景儿了。拐向王恭厂的一号院是处大宅子,坐北朝南,宽敞的大门道有四五米深,红漆大门紧闭,门洞外面还有块半米多高的青灰色上马石,有时红漆大门上的小门会开敞,有时住在里面的人会从西侧的旁门出入,由于胡同较宽,主人的汽车就停在大门外,而未设车库,这里好长一段时间曾经是姚依林副总理的家。 面对着王恭厂路东早先是个大宅院,院子宽敞,院内是一幢中西合璧的四层小楼,印象里总是无人居住,文革中这幢小楼里关过不少人,就是当时所谓的三性学习班,学习班里的学员们上山下乡了,这小楼又交给了房管所,成为办公用房。 前不久再次经过时,小楼已经早就翻盖成正式楼房,过去的遗迹丝毫也没有了,倒是一号院和它的旁门依然在,不过已经相当破旧肮脏了,几辆收废品的破汽车斜靠在大门对面,显然它早就不是首长住宅了。 而那曾经为周边居民默默奉献并存在了上百年的煤铺已然浓妆艳抹地化身为一家超市了,尽管它黑黢黢的大天棚,暗灰色的墙砖和混搅着煤渣的地皮,还是斑斑驳驳透露出它的身分,可终究王恭厂煤铺已经消亡了,正如胡同的名字,叫做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