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我正准备结婚，忙忙乱乱的。一个陌生的电话打进来，准确的叫出了我的名字，我却一时想不起这个人是谁。他走进了家门，背着一个破旧的挎包，挎包的背带磨损得厉害，有一截纬线隐约露出来，紧紧的绷在肩膀头儿。在我布置得漂亮的新房里，我们说话，冰箱中只剩下三瓶啤酒，打开，对坐着喝，没菜。
朋友的酒量不大，喝完一瓶的时候，脸微红，话多起来，说起小时候的事情，说起自己的父母，兴起，他把腿伸开，我看到他皱巴的皮鞋里是一只没穿袜子的脚。
这个人曾经是我的同事，家在山西。我和他的交往，仅仅是一起出过一次差。当时我正在实习期，被分在一个部委的下属公司。出差补助每天八块钱，有的地方还要用全国粮票。他呢，我不了解。办完了公事，从兰州回北京。我们两人只有一张卧铺票，他极力推让给我。我拉他到卧铺里聊天，听说了一些他的情况，知道他的老家在我们要路过的一个地方。那时候的我是刚放出笼的小鸟，对一切都感到新奇，极力怂恿他回家看看。说到回家，他的眼睛一亮，瞬间又黯淡下去，犹豫说怕领导批，不给报销差旅费。我轻狂，说：“怕什么怕，先回去瞅瞅再说。”或许是思家心切，他同意了。在呼和浩特下了火车转乘长途汽车，颠簸了二十多个小时，来到一个县城，偏关。在我的眼里，那是一个非常破旧的地方，好像整座城都不会找出一块整砖，路况极差，一脚踩下去，浮土能没过脚面，天黑以后，没有路灯，伸手不见五指。他把我安置在县政府招待所里，我说要跟他回家，他拒绝了。翻遍了背包，没有东西可以拿出手，有一瓶没开盖的二锅头还有四袋康师傅方便面，拿出来递给他说，哥们，别嫌弃，拿回去给老人吧。他不语，接了。
苦等了三天以后，他回来了，满头满脸的灰土，精神也不好。他的父亲母亲跟在他的身后，我请他们吃饭。
他父亲从包包里拿出那瓶二锅头，打开给我倒了满满一碗，剩下的爷儿俩分了。他母亲颧骨红红的，围一块看不出本色的头巾，殷殷地笑，眼里好似总有泪。他们说话口音鼻音都很重，我听不清楚，大概意思是娃离家到北京独自一个人不容易，要我多帮助，多照顾之类。天渐渐黑下来，我对朋友说：“让老人住下吧，明天再走。”他父亲反复说还要回去圈羊，他母亲偷眼看了他和他的父亲，解下头巾把吃剩下的饭菜一点儿一点儿包裹：“带回去给你奶尝尝，县政府的饭，香嘞。”
苦留老人，老人执意要回去。我跑进房间里，从背包中拿出一把手电筒和没花完的全国粮票，送给老人。
朋友后半夜才回来，进屋后，什么话都没说，躺下就睡过去。第二天在长途车站等车的时候，他告诉我，他把父母送到镇口才回来。从县城到他家白天走也要走四个小时，没有车通那里，而且一再感谢我拿那个手电筒给他们。家里原来有一个，坏了，想买个新的，一直都舍不得。路上，手电筒也不是老用，只有碰到极不好走的路的时候，才打开用一下。到了镇口，父亲要他把手电筒带回来还给我，他自己做主，没拿，如果我还要的话，等回北京发了工资以后买一个新的还给我。他说这一番话的时候没有抬头，脚尖儿一直在拨弄一块小石头。
回到北京报销差旅费，当然有一场风波，我那个该死的主管死活不给我们签字。一场小酒，酒酣之时，我把我所见所闻讲给那个主管听，三十多岁的大老爷儿们满脸淌泪，稀里哗啦的。喝完酒我们走了好长好长的路，买了一个大手电，锡铁皮，用四节一号电池，十节电池，同那个朋友一道给家里寄去。
实习期结束，我回到了学校继续我无忧无虑的日子。后来那个朋友写信给我说，他的父母收到手电筒以后非常高兴，全村人没有见过装那么多电池的手电筒，过节过年的时候才舍得拿出来用。村里老人有病或者有什么急事来借，他父母也是一次又一次叮嘱人家小心使用，千万别使坏了，这是在北京的儿子的朋友送的，不容易买到，而且反复说喝过好酒——北京产的二锅头，在县政府招待所。
我后来回实习单位拿实习鉴定的时候，我的那个朋友已经不在了，具体原因并不清楚，或许与学历不够有关，他只是个临时工，中专肄业。
偶然的一次机会，我在四道口的一个水果摊儿看到他，他正帮助人家卖水果。聊了一会儿，我就走了。走出好远，他喊着我的名字追上来，递给我一个塑料袋，里面装了四五个苹果，“拿回去给父母吃罢！”几番推辞之后，我收下了，给他写了我家的地址，电话。
“你写给我的地址我一直都留着，只是混得不好，不好意思找你，今天没事，想给你打个电话，看看你。”朋友临出我家门的时候跟我说。
热闹的婚礼结束后，我和妻子收拾朋友送给我们的礼物，其中有一个不起眼的塑料袋，里面用报纸方方正正的包着一件东西，拿在手里有些沉。打开，是一块床单布。手织的土布，很粗糙，摸上去有些拉手。大红大绿的格子印染在布上，布边儿细细的针脚儿缝纳得很密，抖落开，有一股淡淡的霉味。这是我那个朋友送的，我没有看到他的人，想必是撂下礼物就走了。里面有一张小纸条，写着我的名字，祝我新婚快乐，他不知道我妻子的名字。“这是我娘亲手织的，前几天来的时候本想送给你，可是怕你看不上。结婚是人生大事，本来应该送点儿好东西，可是我真的没有钱，思来想去，还是把这张床单送给你，别嫌不好。”他说。
我不知道织这样大的一块布需要多少时日，但是我能够感受到一位母亲对待自己孩子的一份苦心――孩子长大了，她手足无措，知道自己再也不能给孩子提供些什么帮助，于是她尽量好的去对待她孩子周围的朋友，希望儿子走路的时候不会太孤单。棉花纺成线，一丝一缕的线织成布，要花去一位母亲的多少夜晚与心血，织布机每一次推踏之间多少无法用言语描述的关爱，一点一滴溶进了不停顿的劳作中。母亲的心里只有儿子，把儿子装在心里的母亲，一定是幸福的。中国，这样的母亲不会少。
我把这个长长的故事说给妻子听，听过之后，那块儿床单就被妻子收进柜子里，到现在还是崭新的。
如今，这个朋友还在北京，有一家果品公司。他的母亲已经过世了，娶了一个老家的姑娘，也是高高的颧骨，见我，殷殷地笑，不爱说话。
发表于 2007-4-23 16:27:00
发表于 2007-4-23 17:3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