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京景物记略之十四)
海怡府 文/非墨 “和平门北。北京急救中心。市教委。往北,右拐,再拐,就到了。”梅在电话里讲了老半天也没讲明白。她着急,我们也着急,好像她的这些老哥们几时不见,怎么就变得这么笨了呢,怎么连这也听不明白?打的到那个地方时,才知道原来是东松树胡同里的一家四合院,挂着些大红灯笼,刚装修过,是家茶馆儿。如果想吃饭,这儿也做,卖的是粤菜,混着点儿川味。菜的味道还可以,却不怎么正宗地道。 梅是四妹,我是大哥,烛龙是老二,萝卜是老三。认识梅,是在我和萝卜刚来北京的时候,我们几个都没找女朋友,没什么事,下班后相约到莲花池划船。我眼尖,见一着黑纱衣黑裙的女子,坐在湖边的椅子上,独自生闷气,我就开玩笑说:“那女人可能要跳湖,你们俩可要做好英雄救美的心理准备。”他们却也不信,看了看她,竟然都暧昧地笑了。 我们并没跟她打招呼,租了船,往水中央去,想着《浆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我们怎么就没有那种诗意和心境呢。等到划到湖对岸,却不知道什么时候,那女子也坐到这边来了。便斗着胆子,吆喝着,邀她上船来玩,谁知那女子犹豫了一下,接上话,竟大大方方上船来。 细问去,原来却是单位对面一家餐饮业的大堂经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出生,却装成老成的七十年代的人。对于男人来说,年少时,喜欢装深沉,就像小王八,却道天凉好个秋;年纪大了,却装嫩,老黄瓜刷绿漆,就像老青蛙。女人不管什么时候,多半是要装嫩的,女人装老其实是为了“自卫”。以梅的话说,是为了树立工作中的威信,掩饰身上的稚嫩。不过,她看上去确实也比实际年龄成熟多了,这一点在我后来认识的另一个在北京搞餐饮业的常州女子那里,得到相近的“理论”证实。她们就像昆虫,长期待在那个“险恶”的环境里,为了生存,身上似乎不得不长出一种“伪装”和“保护色”。 梅其实是很江湖的。那年的圣诞节,她请我和萝卜吃饭,同桌的还有几个老板样的男人。那夜她喝醉了酒,又哭又闹,说准备离开那家餐饮业,去卖电梯——我和萝卜不置可否。我们都觉得一个孤身女子,学历又不高,在北京混,真的是不容易的。 后来,很久没联系了。突然听说,她开了一家洗衣店,然后又在海怡府开茶馆。梅跟萝卜打电话,邀请我们去海怡府。烛龙出差,好久断了联系,我本不想去。萝卜倒劝我说:“一个女子,在北京混,也不容易。”我便答应了。我们到海怡府,梅主动要求请客,见我们很亲切,话很多,说她想用18万元/年的租金,从老板手里将海怡府盘过来,想听听我们的意见和建议,合不合算。我记得梅因什么事,曾向萝卜提出借钱,萝卜因手头紧,没答应。这次,梅并没提要借钱的事。 海怡府的环境是不错的,院里种着几棵树,一棵柏树,一棵柿树,梅骄傲地说:“那表示百事兴旺哩!”还有一棵是石榴树,树上结着果,挂着两只鸟笼,鸟在笼中却不说话。这院子还是不错的,据说是贺子珍住过的地方,不知是真是假。 说起贺子珍,充满传奇色彩。小时候,由于盛传江青恶毒,社会上到处怀念杨开慧、贺子珍,这是很奇怪的现象,我不知道社会学家和学者研究过没有。毛泽东曾对贺子珍说:“你是铁,我是钢,碰到一起响叮当。”贺子珍是江西省永新县云山人,1926年毕业于永新女子学校,时称为“永新一枝花”,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共青团永新县委书记、中共吉安县委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1927年在参加组织永新农民武装暴动后,随袁文才部上井冈山。1928年在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前委机关做机要和宣传工作,同年与毛泽东结婚,任中共湘赣边特委机关秘书、毛泽东的秘书。1929年1月随同红四军主力下山,后任机要科科长。长征到达陕北后,在1937年冬却发生突然婚变,贺子珍在延安窑洞“神秘失踪”——官方解释是去苏联治病,后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48年回国,曾在沈阳财政厅任处长。1949年秋任浙江省妇联主席,10月调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工作。1959年在庐山,毛泽东与贺子珍见了最后一面。1984年4月19日贺子珍逝世,时年75岁。 贺子珍与毛泽东生三子三女,1936年冬生于陕北保安的李敏是唯一活下来的孩子。贺子珍的妹妹叫贺怡,嫁给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潭,1949年贺怡到赣南寻找毛泽东、贺子珍长征前夕留在当地的孩子,孩子未寻到,却发生车祸遇难。据说贺子珍患有精神分裂症。 海怡府只是地点偏僻了点,如果真的要开茶馆和饭店,可能得靠口碑相传,走“上层”路线,抓回头客。再者就是装修得过于俗气,从心底里我便觉得不如老舍故居和茅盾故居的四合院好。外地人到北京旅游,其实应该抽时间访访这些名人故居,或到海怡府这样的地方坐坐,喝杯茶的。但世人多喜欢俗气的东西,生意经我不懂,不敢乱信口开河。再说,梅是河南驻马店人,虚荣心强,河南人在社会上的口碑不是很好,话不可全信。 第二次,我带着小王八来海怡府玩。小王八一见女人就来劲,要了不少酒,先把自己灌醉,也把梅灌醉。梅是有酒量的,但那天似乎也不胜酒力。借着酒劲,小王八拨通了几个女子的手机,然后交给梅客串打电话。玩得兴起,乘我上厕所之机,抓起我的手机,拨通了星星的眼睛的电话,梅在电话里对楠子也说了很多酒话和胡话。以至于几天后,已断了很久消息的楠子还在追问我:“那个怨妇究竟是谁?”我回答说:“哪个怨妇?我不认识什么怨妇。” 梅又说:“还将在王府井附近另开一家茶馆。”茶生意好做,一本万利。后,我与大傻骑自行车到王府井,寻寻觅觅好半天,却在王府井教堂背后的巷子里,找到一家叫“凯悦”饭店的一楼,梅在那里为人沏茶……那地儿却更不如海怡府了。梅说:“租海怡府的事泡汤了,价钱与老板没谈下来。” 我说:“哦。”没细问相关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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