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北京西城小酱房胡同当中有一座大四合院。每天,大门内外人来人往、车水马龙。从每年的九月开始,这里就更加热闹。只见院子里的伙计们你端盆、我打水,那边又抬过来一个大瓦罐。在忙碌的伙计中,有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显得格外机灵,他一会儿屋里一会儿屋外,刚刚搬完东西,抬腿又上了炕。就是这么忙活,他嘴里也没闲着,时不时的就会喊一声:“四爷!您看这罐搁这儿行不行?”这个机灵的小伙计名叫寇双堂,忙里忙外的大院儿,是宫廷在此设置的、专为王公大臣们玩乐而繁殖、饲养鸣虫、蝴蝶等宠物及花卉的“份房”。“份房”的总管名叫李四爷,他手下掌管着十几个伙计。伙计们平时一个比一个能干,可是最让四爷“得意”的,还得说是寇双堂。
寇双堂的家在棉花胡同六号,哥儿仨当中他行二。他的祖上在旗,且一直在朝中做事,家境发达。随着清朝统治的衰败,到了父亲这一代,家境开始没落。为了让孩子尽早走出家门,在宫中做事的父亲,托人给寇双堂找了个差事,那就是到“份房”养蛐蛐儿,给李四爷当了徒弟。寇家以前一直是富户,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平时亲朋好友在一起谈鸽子、论鸟、养花、养鱼,要不就是听书唱曲儿。每到秋天斗蛐蛐儿、玩儿蝈蝈儿更是父辈们每天的“乐儿”。在这种环境的熏陶下,小双堂从几岁开始就喜欢那些会叫的“小虫”,凡是大人们“刷”(淘汰)下来的虫子,他一概小心翼翼地“珍藏”起来。平时,除了听它们叫唤以外,也学着大人的样子,把两只蛐蛐放在一起让它们“掐”。有一次,他还突发“灵感”,把一只二尾儿和一只三尾儿放在一起任其“较量”,可他怎么也弄不明白,不管他怎么逗引,两只蛐蛐怎么不“打架”呢?(
每年的“白露”是斗蛐蛐“开盆儿”的日子,从这天开始,京城内外上至皇帝王公贵族、下至黎民百姓,纷纷开始斗蛐蛐。在朝廷的“份房”里,一年中这一时期最忙。按照“四爷”的吩咐,伙计们先将从外地选回的、优良品种的雄、雌蟋蟀,一起放在垫好土的盆儿里“过蛉子”,雌蟋蟀在土里“扎籽”后,便要将这些盛有成千上万只“籽”的瓦盆儿,用筛子将籽筛出来。留做以后备用,份虫都是用前几年收集的老籽进行繁殖,将这些“籽”放入装有土的小盆中,经过七冻七化以后,在温度、湿度适合的条件下,18天后,那些眼睛很难看清的、比芝麻粒儿还小许多的蟋蟀幼虫,便纷纷从土里钻了出来。再经过每七天脱一次壳皮,共脱七次,四十九天以后才能算是成虫了。
要“伺候”好这些小虫子,需要干的事儿可忒多了。为了保证它们的温暖舒适,在它们“居住”的一溜儿大北房里,全部搭(砌)满了火炕,而维持炕火的平稳燃烧,除了定时加煤外,还要由经验丰富的伙计对炕火进行掌握调节。而不同大小的蛐蛐,所需温度也不同(小时36度左右,长大后28至30度左右),需要放在不同位置和不同房间。小蛐蛐住的便踏实了,这吃的就更有一番风味了。根据多年的经验,“份房”为蛐蛐们准备了最利于它们生长的食物。而这种食物就是把胡萝卜丝和棒子面等各种杂面熬成粥状,然后抹在嫩白菜叶上。这种食物小蛐蛐非常爱吃,两天更换一次。另外,根据蛐蛐的生长,不断调节屋子里的温度、湿度等一系列复杂的活儿,还都需要伙计们认真操持。
来到“份房”后,寇双堂非常勤快,从填煤弄火,到洗萝卜洗菜,整天忙个不停。小蛐蛐出来后,要频繁地“分罐”,将脱壳次数相同的蛐蛐放在同一罐里。“分罐”的活儿非常麻烦,要想从欢蹦乱跳的蛐蛐堆里挑出“匀溜个儿”来,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这活儿不轻松,而寇双堂却挺爱干。每次“分罐”,寇双堂都非常耐心,经过多次实践,他挑的不仅又快又准,而且还丝毫不伤虫子。久而久之,“分罐”可说是他手中一绝。在“份房”多年,寇双堂没事儿时他去向“四爷”讨教,从给蛐蛐“洗菜做饭”开始,直到它们“进屋睡觉”,要干的活儿,他样样不落,干的又快又好。时间一长,他不仅很得“四爷”赏识,而且“份虫”的手艺也提高很快,在“份房”中成了重要的人物。
每年最忙的3个月过去了,到了天上飞雪花的时候,“份房”里的“虫”全都长大了。这时候,寇双堂和伙计们将那些“有好叫儿的”或者出奇的蛐蛐、蝈蝈、油葫芦等挑选出来,由宫里派来的人取走,自此,“皇家份房”一年中的重大使命宣告完成。而还有一部分上品“虫”,则由伙计们带出去,归于京城上阶层“玩儿家”。那些年,寇双堂熟悉的去处,就是那些王府和名人宅院。这些地方的主人,早已仰慕寇双堂的大名。就这样,不仅精心“份养”的“冬虫”找到了主人,而且寇双堂还增加了不小的“进项”。
随着清朝统治的瓦解,原来的“份房”已不再向朝廷供奉宠物,而是将每年份出的虫儿向社会各阶层出售。直到1966年“文革”开始后,“份房”的盆盆罐罐一概被砸,李四爷和伙计们被轰回了家,自此,小酱房胡同的这座曾经有过兴盛、有过繁荣的皇家“宠物基地”,便永远地销声匿迹了。从“份房”回来,寇家已搬到宣武区四平园,全家住在一个平房院里。此时,寇双堂已经成了家,夫妇俩抚养着子女们。面对“份房”被砸、全家生计无法维持的状况,无奈中的寇双堂,只好又找回李四爷留下的、“份虫儿”用的瓦罐和用具,开始在家里悄无声息地干起了“份虫儿”的营生。虽然这次寇家没有打鼓就开了张,但实际上多年为皇宫“份虫”的手艺,却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延续了下来。
原来“份房”里的寇双堂是伙计,如今在家里他既是伙计又是老板,既忙里又忙外,这个时候,他的儿子寇金宝不知不觉地加入到他的日常劳作中。开始只是做一些小事,直到后来他学会并继承下全部“份虫”的手艺、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
寇金宝打小儿就生活在鸣虫儿的世界里,自然就对小“虫儿”们有了感情,慢慢的他好像还听懂了它们的语言。蛐蛐们叫得慢时,他知道它们这是饿了;蛐蛐们叫得快了,他又说它们这是渴了;等到喂完食和水他心里才踏实。随着年龄的增长,懂事儿的小金宝所以从好奇、观望,到以后的帮父亲料理各种活计,正是因为他逐渐地明白了:这些小虫子们生长的好坏,与全家人的生活息息相关。
每年“份虫”的季节一到,小金宝比父亲还忙活。每天很早他就把虫子们安排好,开始把罐里的榆树皮拿出来刷洗,随即将罐里的黄土、沙土过箩后,放在大铁锅里旺火翻炒(消毒),炒过的土晾凉后再垫到罐里。虫子的“居室”整理完了,又开始洗菜、洗萝卜、熬粥、抹食、喂食,一连串的活儿干完后,小金宝才能直直腰,然后就和父亲学起“分秧儿”、“打母儿”来。寇金宝按照父亲的传授,通过大量实践,逐渐掌握了小虫子们的生活习性,熟悉了它们兄弟姐妹的外形与区别,手艺达到了“3壳辨公母、4壳分优劣”的程度。
几年后,寇金宝将父亲的手艺继承下来,并独立掌管门户。其间,他份出的蛐蛐“叫儿”的好,膀子又长又宽,放在罐儿里滴溜溜乱转,鼓起膀来“嘟、嘟”的叫声跟小铜铃儿似的。份出的蝈蝈就更甭提了,绿蝈蝈发亮,铁蝈蝈发紫,把它们放在葫芦里,其鸣叫格外动听。寇家份的“虫儿”好,销路就好,一传十、十传百,名声越传越远。原来父亲在皇家“份房”就出了名,如今寇金宝在北京城也叫响了。从那时起,谁的手中要有“寇家”的“虫儿”,也是一件得意的事情。
“南城寇家”是份虫儿名家,自然结交多方朋友,大家经常在一起切磋、交流。金针儿李、王长友、金受瑞,黄振峰,马长宽几人,虫儿玩儿的讲究,也是寇家的常客。受这几位之托,有一次寇金宝到山东德州去逮秋虫儿。这一次,他的收获不小,背着装满蛐蛐的书包他登上了返回的汽车。回到北京他家门未进就来到金针儿李的家,一进门,正巧这几位都在这里。几个人迫不及待地打开书包一看,当时就傻眼了。原来,书包里的蛐蛐死了一大半,心疼得几个人捶胸顿足、叫苦连天。冷静下来后,寇金宝忽然想起,自己回来时把书包放在了汽车发动机的盖上,一定是上面温度太高,把虫子们都蒸死了。通过这件事,各玩家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小虫儿,几个人的友情也更加亲密。
画家董寿平先生也喜欢蛐蛐。他经常带弟子到四平园看寇先生份蛐蛐、蝈蝈。在长时间的交往中,董先生一直有个心愿,那就是为寇先生画一张蝈蝈图。这个心愿过后还是由他的弟子崔国一先生完成了。这张名为“百子蝈蝈图”的横幅国画,装裱精美,其上画着形态各异、栩栩如生的100只蝈蝈。这些蝈蝈有的爬上了酸枣树、有的趴在草丛里,还有玩耍的、追逐的、吃东西的,不仅表现出了蝈蝈的生存百态,就连蝈蝈脱壳的全过程,也都从画面上表现出来。
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南城寇家”在北京“罐家”中,一直保持很高的声誉。所以名气甚高,就是因为寇家具有至少100多年的份虫经验,份出的虫子非同一般。说起自家份的虫儿,寇金宝自豪地说:“秋虫儿玩儿的是‘斗’,冬虫儿玩儿的是‘叫儿’,好虫子外形就不一般。就拿大铁蝈蝈来说,按大小分为头号、2号、3号。头号铁蝈蝈身长在5厘米以上,颜色黑紫,头部又宽又大,白脖领又宽又厚,膀子都长3厘米以上,膀子不但长而且厚,膀筋足,杠压的深,膀子下面是粉白色肚皮。这种蝈蝈行动缓慢,双须徐徐摆动,悠闲地震动双膀,发出一阵阵‘酣儿’,声音跟大提琴似的,看上去就有一种大将风度。”
沧海桑田,南城寇家份虫子的经历坎坷离奇,但寇家份虫的手艺却一直未终断。但愿寇家后人重新回到份房,把最好的虫子献给爱戴他的老北京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