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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肯 注: 这是多年前关于美术馆后街22号院的一篇文章,作者是张一兵. 美术馆后街22号名人祖宅虽然早就拆毁了,但是从这篇文章中可以学习如何判断老四合院的设计和建成的年代. **************************************** 探访北京美术馆后街22号院 张一兵 京华本是故里，夏日小住，正可以谒先辈、访亲朋、游故地、赏蝉鸣。不意朋友一声电话，把我引到了美术馆后街22号四合院，一座看似普普通通、貌不惊人的小院。
在主人的带领下，笔者仔细考察了小院的里里外外。22号四合院的外观年代，大约是从清代中叶延续到民国时期，但其内部结构和构件中，却有许多值得探讨的地方。
22号院原为两进院落，前院正房及两厢被他人借用，至今没有归还，残破较甚，已不好判定年代。大门设于前院西侧，为广亮式，现存的构件及做法都是清中叶以后流行的，如正面雀替下部已经不做真正的丁头拱，而是阳刻拱形，并贴上木条表示小斗；又如梁及瓜柱用料皆为方（长形）形截面，等等。但这些只是表面现象。
主人赵景心先生现住后院，有一正两厢。厢房建造年代较晚，约为晚清民国时期，有院中拆下的两根方形截面五架梁为证。正房外表亦为晚清民国的通行式样，如前檐廊的梁架等，室内装修也看不出有什么特别之处。笔者征得赵先生同意，钻到天棚顶上观察了梁架结构，到后院挖出了石柱础，发现此座建筑的确与众不同。
一、各条梁及瓜柱用料的截面都是圆角（长）方形，与北京地区现存绝大部分四合院民居正房的用料有明显区别。据笔者的实地调查，在本地的四合院建筑上，凡有明确记载为清代初年的房屋，其屋梁及瓜柱皆用较小弧度的圆角（长）方形，凡是较晚一些的晚清民国时期的房屋，其屋梁及瓜柱皆用正（长）方形截面的木料。前辈学者的调查资料显示，元、明时期的屋梁截面大都为上下平面、两侧弧面的近椭圆形截面。据此，我们可以推断圆角（长）方形截面为唐、宋到明、清时期屋梁截面的中间过渡形态，从时代上看，大约出现于明代晚期及清代早期。
二、脊檩及（上）金檩与檩方之间皆用垫板（又名夹堂板），雍正时期的《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已有明确图例，故宫三大殿也是如此做法，应是明朝遗制。而现存的其它四合院建筑中较少见到这种做法，因而推测这可能是一种较早期的做法。清中叶以后脊檩及（上）金檩之下，已经普遍不再使用垫板，而是直接使用檩方了。笔者见到的实例大多是在檐檩（及下金檩）下使用垫板。对此，本地工匠的解释是，原来（朝代待考）这种做法较为正规，清中叶后就取消了上部的垫板，是为了省工省料而做的“偷手”。本屋的原始状态是有垫板的，而大修时撤去了一根垫板，也可以说明两种规制的先后。
三、五架梁及三架梁皆为中段较粗、两端略有收分的梭形梁，是元明时期的月梁造向清代以后的直梁造过渡的中间形态。现存北京地区的民居中，此种形制已极为少见，笔者调查过的上百处本地清代中期以后的民居中尚未见到一例。
四、柱础与清代一般做法不同，石础上部覆盆（古镜），下部底座为斗状，是明代以前的流行做法。本地清代础石底座皆为垂直的扁方形，没有向下的收分。
五、单檩鞍子脊。据乾隆图载，此院为某官宦府第的西配院，等级偏低。这样等级的建筑应当用鞍子脊，与房屋现状正合。因而此屋很可能为乾隆前之遗物。另外，此四合院院落格局与乾隆图相合，即乾隆以前已有此院，平面布局至今未有变化。
以上所举的几个例子可以表明，美术馆后街22号四合院现存建筑的一些构件具有明代晚期建筑的特征，与1950年向赵家出售此房屋者所称此屋为明末清初之物基本吻合。
行文至此，笔者不禁想就如何识别古建筑年代，发表一些感想。
关于这个问题，前辈学者已有许多讨论，最主要的有梁思成先生的论著（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等）及刘敦桢、陈明达、王朴子等人的论文、专著，比较通俗且容易找到的书则首推祁英涛先生的《怎样鉴定古建筑》（文物出版社出版）。几乎所有这些著述都提出过这样一个基本的观点，即古建筑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要判定其年代就一定要进行全面细致的观察，要将调查结果综合起来看，而不能只见到其中的某个部分就匆匆下结论，好像盲人摸象一般。
对于年代较为久远的建筑，识别起来更要谨慎，因为这样的建筑往往经过历朝历代多次修缮，外观上往往是最后一次修缮的样子，给人以假象。当年梁思成先生见到五台山佛光寺，就没有被这幢建筑上的一些明清构件所迷惑，而是深入其中做调查，发现其中保存了唐代的构件和做法，为我们发现了重要的国宝。宁波保国寺的外表是清代康熙时期的，其外槽的重檐、柱、墙都是康熙时加建的，只有内槽的梁架、斗拱是南宋时的原物，从外面是根本看不到的。浙江武义延福寺从外观上看，也是清代乾、嘉时期的风格，只有其正殿保留了大量元代的构件和做法。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都说明了一个问题，即识别古建筑不能光看外表。
此外，识别古建筑年代还应具备一般的古建筑常识，如官式建筑与民居的区别，外观形态及内部结构，常见构件的名称、形制、做法、功能及历朝历代演进变化的大致序列等等。一般来讲，一座建筑物的外部是保护层，要承受较为恶劣的环境条件，往往比较容易损坏，在人们对之进行修缮和装饰时，首先更换的大都是外部构件，如屋顶上的砖瓦和暴露在外的飞檐、檐柱等木构件，而其内部的梁架、础石等构件则可以维持较长时间，在良好的条件下甚至可以使用和保存上千年。因此，判定一座古建筑的年代，绝不能仅凭其外观，一定要观察其内部，主要看梁架、础石等耐用构件，才有可能得出较准确的结论。这已成为古建研究界的共识与常识，学者不可不慎重对之。
北京美术馆后街22号四合院的情况也是这样。据赵景心教授介绍，传说此屋建于明代。赵景心教授的父亲为著名学者赵紫宸先生，他的话理应引起我们的重视。这就好比谁家有一块垫床脚的石头，有一天一老者看到了，说是和田玉。对此话，主人决不会掉以轻心。据笔者调查，北京民居尚无一处是可靠的明代遗物（北京南锣鼓巷59号洪氏祠堂是民居与官式建筑的中间形式，非典型的民居，不具备完全的可比性）。因此，寻找明代民居应当是文物工作者的关注点之一，是一种责任，而不应当有了线索，却自己把它砍断了。如果真的找到一座明代民居，就等于给北京人找到一件宝贝，是功德无量的事，即使是明末清初的建筑，在北京也所剩无几了。因此，22号院实在是一座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小院。 （作者为吉林大学历史学博士研究生、深圳博物馆副研究员） | 
发表于 2006-12-7 03:5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