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亓桂林
2005年的晚秋时节，我到北京去看望一位重病的老上级，顺便去看看我的小学的老同学亓桂林。亓桂林的家就在朝阳门外人民日报社北边原来北京机械学院的家属院，到了亓家的门口亓桂林的爱人正好关门要出来，我说：“您好，亓桂林在家吗?”她没有抬头就示意让我随她下楼。她竟然没有认出我来，可也难怪，我此前虽然几次到过亓桂林家，却很少见到她，这么些年只与她见过二次面，所以印象不深，记不住也是正常的。出了楼门她说：“你找亓桂林有什么事吗？”。我说我们是老同学，我在郑州市工作，这次来北京办事，顺便看看老同学。她十分平静地对我说：“他去世已经快2年了”。这真是晴天霹雳，亓桂林，只比我大一岁，而且看起来十分强壮，他会这么突然离开人世，太出乎我意料了。我再问他得的什么病，回答是心脏病。亓桂林的爱人说完问我：“还有什么事吗？谢谢你们来看桂林，没事那我就走了”。说完她就转身走了。我的心上下翻腾，说不出来的难受，难以置信他怎么就会不吭不哈就走了呢子？可能亓桂林走得太急，他来不及交代任何事，再加上她爱人对我印象不深，自然也就不会想到会通知一个在郑州的同学知道此事。
我与亓桂林认识，是1954年的事。那时北京机院还叫北京机校，规模很大，此时建校没有多久。我父亲在机校基建科工作，亓桂林的父亲在后勤处工作，我们两家是隔壁的邻居，又是山东老乡，关系很好，做了好饭都互相送给对方尝尝。当时我与亓桂林都在机校子弟小学上学，这个学校主要是解决机校教职员工子女上学的问题，从一年级到四年级，每个年级都只有一个班级，当时的校长好象姓许，叫什么名字记不得了，可能还是机校某个机构负责人兼任的，他给我们上过一堂课讲遵守纪律的故事，讲的是曹操在一次行军前严令不得践踏农民的庄稼，违者斩首，没想到他的坐骑受惊跑进麦地踏毁了一片麦子，军队不能无首，所以不能杀曹操，结果是以割去曹操的头发代替以示惩戒，他讲得很生动，所以至今还记得。我与亓桂林同在四年级班还是同桌，班主任是于老师。亓桂林不但学习好，而且在同学中人缘特别好，淘气包、老实蛋他都能相处得很融洽，挺招人喜欢。真是一个天生的领袖人物。身前身后总是一帮子小弟兄，放学后他家常常聚满了孩子，热闹非常，他父母也从不嫌烦。他喜欢看书，当然也喜欢买书，父母给的零花钱大多买书看。星期天我与他步行进朝阳门到城里，那时朝阳门城楼、城墙都在，现在那里找不到当年童年的影子了。我俩进城第一个要转的就是书店，找书看。另外每天放学有时间的话，我们俩常去的地方就是机校的图书馆，机校的图书馆在教学楼第四层，有一个很大的阅览室，各类书报杂志很多很齐全，真是一个斑斓的多彩世界，对我们有很大的吸引力。我记得很清楚，当时阅览室摆放的苏联杂志还比较多，如《苏联画报》、漫画杂志《鳄鱼》、《知识就是力量》等。我们来这里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从来不阻拦我们，我真感谢他们，对我们这么信任，对我们在这里学习这么支持。在那里可以尽情浏览，在知识的海洋里暢游，让我们早早的看到了一个崭新的更大的世界。在这里我们初步知晓世界和祖国的大事，开阔了眼界，学习了不少知识。让我们对学校的学习也充满了乐趣和渴望。机校的这个阅览室对我们热爱学习，追求知识，起了很大作用。其他同学在我的记忆里没有人来过这个阅览室。由于酷爱读书，亓桂林的作文成绩总是很好，在我们年级是出了名的。他与其他同学在一起经常背诵一些文章的片段，走在路上他常常触景生情，让大家用语言描绘眼前见到的景物、人物、物体。大家说完，他评论一番，然后他自己再描绘一遍，他总是高人一筹。记得有一次下雨，他问我下雨该怎么描写，我说“倾盆大雨哗哗下”，他笑了，说：“你看这样说行不行，大自然硕大的喷壶向广阔的田野挥洒，让饥渴的五谷、树木、花草得到雨露的滋润”。真是巧思。
上五年级第一学期我们俩都在慈云寺小学学习，那时机校子弟学校不设五年级。转到新校不久，亓桂林就被选为班干部，在学校比较活跃，很多老师同学都认识他，记得有一次我们几个同学碰到校长，校长突发奇想要检查我们的卫生，校长看着我们的脏手说：“看看，你们这双手是怎么搞的？”我们都很不好意思，亓桂林却说：“校长，我们的手怎么了，这是劳动人民粗糙的手啊。”我们都笑了，校长也笑了，抓住亓桂林的手，拍了二下说：“不对，这是懒小子肮脏的手。”
五年级下学期，一机部子弟小学建立，我们这些在慈云寺小学上学的机校的子弟就都回到一机部子弟小学学习，当时五年级是两个班，我们分别在两个班学习。也分别被选为两个班的学习委员。两个班都办有墙报，但是我总感到他们班的墙报办得比我们班好，亓桂林告诉我如何确定每期墙报的主题，如何组织稿件，让墙报的内容丰富，生动耐看。我就照他说的办，使我们班的墙报办得有了起色。不过由于我善于绘画，墙报的版面显得比较活泼，他就让我给他们班的墙报画刊头，装饰版面，他还故意把我的名字写在刊头的下面，我呢有时就让他给我们班的墙报写点文章，每期墙报出来后，两班的同学都相互观阅，有同学看了墙报就嚷嚷：“嘿，我们两个班出了一个作家，出了一个画家。亓桂林写稿，鞠衍行画插图”，同学的话还真的激起我的幻想，我还真的希望将来有这么一天。他爱读书，爱学习对我的学习起到了积极的影响，使我受益非浅，我爱读书，作文也有进步与受他影响分不开的。除了学习之外，他兴趣广泛，有次他把我叫到他家，让我看他买来的两套制作飞机模型的材料，要我同他一起作飞机模型。我们用了几天放学后的时间终于作成了，拿到机校的大操场放飞，看到小飞机在天空翱翔，我们高兴得欢呼跳跃。我们住的家属楼南一大片闲置的高地，他把我叫过去说：“《少年报》号召种向日葵、蓖麻，收获后送给国家，咱俩就在这里种，我给你种子。等到秋天看谁的收获大”。我们费了两天的功夫各自剜好两块地，下了种，又浇了水。过了几天种子都发芽钻出了地面，以后我们每天早上都要到这里看看这些可爱的幼芽，隔一段时间浇水、除草，十分操心。最后收获如何，我没有印象。但是在学校操场东边沿着校院的竹篱笆，分给各班有种向日葵的园地，这一年是丰收了，好象是在一次大会上各班把收获的葵花子献给国家。这一年过年的时候，亓桂林要我与他一起在他家熬大年夜，他准备了花生、蚕豆，还拿了一堆小人书，那时不要说没有电视机，就连收音机也没有，人们在除夕之夜就是全家人坐在一起，说地谈天，吃年夜饭，放放鞭炮。大年夜的钟声响过鞭炮放过后，大人都睡了，我们俩人还决心要熬到初一早上，边吃边聊，说起了过年的传说、农历年与阳历年的不同。说到理想和愿望，他的兴致来了，他讲先要争取考上一个好中学，一定要考上北京四中，他已经打听到，这所中学条件好，中央机关高级干部的子弟多是在这里上学，上个好中学才能考上好大学。他长大了就是要当一位作家要写出很多的好书让大家看。一个人要想精神不死，就要通过写出好书把它留给后人。他的这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和亓桂林在一起，日子总是过得那么趣味盎然，令人愉快。1955年国庆节前，这时我们都是六年级的学生了，每班要推选一人作为参加国庆盛典的少先队的代表，我与亓桂林有幸被大家选为代表。天没有亮，我们就来到天安门广场，我们被安排在正对天安门对面的少先队的方块，而且就在第一排，这次给我留下最深印象是两件事，一是这一年是解放军第一次实行军衔制，解放军陆军方队的战士都是戴着船形帽。各军种军官都是第一次穿着肩披肩章的礼服。彭德怀身着华丽的元帅服坐着敞篷车检阅受阅部队。场面十分壮观。二是见到了毛主席，本来我们就站在天安门正对面的广场上，可以看到毛主席的概貌，不是特别清楚，但是大游行结束后，允许少先队方块队跑向天安门前，我们随着潮水般的队伍极力跑向前去，一直跑到接近金水桥前。在这里可以再清楚不过地看到毛主席，这时我们就觉得我们太幸福了，我们见到毛主席了。最后毛主席还特意分别走向天安门城楼的两头向人们挥手致意。我还见到了苏联卫国战争英雄卓娅与舒拉的母亲就站在观礼台上，我是从《少年报》上见到这位光荣母亲来到北京的消息和照片。《卓娅和舒拉的故事》这本书很多孩子们都看过，当然我也读过，也买过这本书，也见到他们娘仨的照片，这个光荣家庭的故事深深感动了一代人。
回忆童年时期，我们比起现在每天忙于考试，被沉重的功课压得抬不起头的学生相比，我与亓桂林的童年可以算得上是快乐幸福的。
但是我们有时也闹过一些矛盾，有一次是什么原因闹起别扭，现在已经忘记了，我与他发生过争执后，他耿耿在怀，带着一群小弟兄把我孤立起来，让这帮人都不要理我，开始我还浑然不觉，后来见面都不搭理我，才知道坏事了。我们两人闹别扭很快就被老师发觉了，两个班的班主任陈老师和张老师还有少先队大队辅导员熊老师一起把我们找去又是批评又是哄，让我们俩和好。后来我对亓桂林说：“咱们的友谊太经不起考验了，吵一会嘴就拉倒了。在老师和同学面前太丢人了”亓桂林毫不示弱说：“谁让你吵吵那么厉害，好像就你有理，看到了吧，有理也没人搭理你”。还有一次，机校食堂让人择豆角，择一袋给一万元钱（相当现在一元），在当时对于一个小学生来说这可不是个小数目。桂林有他父亲帮忙，搞来了三袋豆角，就叫我与他同择，我爷爷过来见了，便帮我们择，择完后管理员拿了三万元递给了我，我竟然会鬼使神差地把钱分三份，给了亓桂林一万元。我拿了二万元，亓桂林一声没吭，就跑回家去了。我是钱迷心窍，到这时还没意识到我丢大人了，也犯了大错。不过亓桂林的愤怒在以后的两天没表示出来，一切都照常。到了第三天，放学后亓桂林同班同学段庸来叫我，说是几个同学弄来了一堆肥料，要上到亓桂林与我的园地里，当时地里种的是向日葵。到了那里，看到亓桂林和几个小弟兄已经在那里等我。段庸对我说：“这堆肥料都上到你和亓桂林的地块里吧，支持你们为国家种向日葵”。我没想到还有什么问题，拿起一个废弃的旧盆就往里装肥料。在场的几个同学也都噢噢叫着往各自的傢伙里装肥，但是他们却是把肥料都上到亓桂林的那块地里，当我把肥料倒在我的地块里，转过身一看，那堆肥早已经被这帮小弟兄全部上到亓桂林的地里。大家看到我这副蒙在鼓里刚刚明白过来的狼狈相都哈哈大笑，亓桂林冷冷地站在远处。段庸走过来，指着我说：“鞠衍行，你太不像话了，食堂择豆角，大家争都争不上，亓桂林搞来三袋，谁要都不给，只叫你跟他择，对你可太够哥们了，可你干了啥，太没良心，太不够意思了。”我还能说什么为自己辩解呢？只有丢人的份了。亓桂林走过来说：“好啦!好啦！不要再说了，以后谁也不许再提这件事。”后来我拿来一万元（相当现在一元）钱给亓桂林，他坚决不要。从此再也没人提起这件对我不光彩的事。当时年纪小，没有从这事想得那么多，只是觉得自己作错了事，让朋友解解气也是应该的。现在看起来，亓桂林小小年纪，办事就很有道道，有心计，那时我和同学们都认定他将来会有大出息。
1955年3月，我父亲要调到郑州工作，我哭着哀求父亲让我住校留在北京（当时学校大部份学生都住校）。班主任陈老师也向学校询问有无让我留在北京上学的可能。另外也有亓桂林哭着找陈老师，求告不要让我走。我父亲当然不会答应。走的前一天我们班为我开欢送会，亓桂林带着他班几个班干部也来参加。会上让亓桂林讲话，他哭得说不成，只是把一张照片和几本书送给我。第二天一早我就要随父亲和他的几位同志坐汽车到火车站。我坐上汽车才想起亓桂林给我的一块砚台，丢在屋内，我急得顾不上汽车已经发动，跑下车到屋内拿上砚台，又慌慌张张往车上跑，摔倒了把砚台也摔碎了，这是亓桂林给我的，碎了也得拾起来，我急忙拾起碎片，父亲很生气，因为车上还有几个与父亲一同调到郑州工作的叔叔，他嫌我耽误了开车，下了车把我手中砚台的碎片夺下，扔了出去，不顾我又哭又喊，硬是把我拽上了汽车。司机看看父亲，父亲喊道：“开车”。上了火车到郑州的一路上，我泪迹不干，没同父亲说一句话。父亲后来知道了这块砚台的来历，还向我道了歉。
到郑州后，我同亓桂林一直保持通信，他给我的来信，总是很别致，处处显示他要作一个文化人的志向，用一大张白纸，按办报纸的形式，分几栏，分别告诉我北京、学校以及他与几个兄弟的事情，读起来很有味道。上中学时他终于实现了自已的愿望，考上了当时北京高干子弟特别集中的北京四中。但高中毕业高考结束，他却与我断了音信，我去了两封信，他都没回信，后来我给老师写信询问，才知道他考大学名落孙山。这真是太意外了，他在学校的学习始终很好，老师和同学都对他考上名牌大学抱有很大希望，他自已也很有把握，这对于他将来要实现的理想，以及对他从来都对自己抱有绝对的自信心的性格真是沉重的打击。他在家躺了半个多月没有出门。直到后来党组织与学校推荐他到公安干校去学习，毕业后到公安机关担任民警，他的情绪才逐渐转过来。也恢复给我写信，告诉我，他对这项工作感到很自豪，很满意。他确实干得很好，多次被评为先进模范，但是对于要当一位要写很好的书的作家，他从此再也没提起。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我们又断了联系。这年年底毛主席最后一次大规模在天安门广场检阅红卫兵我参加了。我到梦牵魂绕的母校去了，学校里不见学生，过去那种愉快欢乐的场景都没有了。我到一个办公室敲门进去，还真巧，亓桂林的班主任张薇老师与几个我原来的熟悉的老师都在这里，有的写大字报，有的在油印材料，虽然多年没见面了，但是都能认出来。师生情谊是什么都挡不住的，老师们很高兴地问长问短。我不说“国事”，只回忆在学校的美好时光。说得老师们都叹起气来。我自然要问亓桂林的情况，老师们都说不太清楚，他们只告诉我的班主任陈老师已经退休了。我走时，张老师送我出来，小声对我说：“亓桂林的父亲说是有问题被揪出来还被逐出北京，亓桂林原在门头沟公安局工作，现在情况啥样确实不清楚，估计不会太好，你现在也别找他了，既使见了面也不好说什么”。那时人们在政治上的狂热是现在没经历过“文革”的人所不能想像到的，要是别人的父亲出现这种情况，我是会连父带子一起恨之骨的。但是对亓桂林，我却充满了同情，没有实现当作家的理想已经够倒霉的了，在“文革”这个“经受大风大浪考验”的时机父亲又出了问题。唉，在这个亲属出问题珠连九族的年代里，不出现奇迹，亓桂林这辈子算完了。
“文革”结束后，“拨乱反正”、“平反昭雪”已进行了几年，我想说不定亓桂林的父亲也是被冤枉的，我又给亓桂林的班主任张老师写信，询问情况。张老师回信告诉我，亓桂林的父亲已经平反了，落实政策，已回到机院，老房早就被别人住下了，现在住在一间临时房内。亓桂林还在门头沟公安局工作，星期天回来，可能是先前受父亲问题的牵连，现在还没有成家。听到这个消息我很高兴，这样有机会可以到北京看看他。
1986年组织上让我到北京的一个培训班学习，我先去见了张薇老师，具体问清了亓桂林工作单位地址和他家的具体地址，得知亓桂林仍然没有结婚成家。张老师家离亓桂林家不远，我先去看望亓桂林的俩位老人，真巧，俩位老人都在家，所谓的家其实只是一间房，做饭只能在走廊里。没想到我把眼镜一摘，亓桂林他妈竟然会认得我就是老鞠家的衍行，他们十分高兴，忙着让我坐下，接着就问我及父母的情况。我决心到门头沟去找亓桂林。门头沟离市区太远了，这天一早我就乘车直往门头沟而去，先到区公安局询问，得知他在一个派出所担任所长。赶到派出所，所内的民警说，他今天说是有事要回家，但不知是在门头沟他女朋友的家还是在市内的家。我问明门头沟家的地址就马不停蹄立即寻找，到了亓桂林未来老丈人家，他和女朋友都不在，老人告诉我他俩都回市内的家了。于是我就又回到市区亓桂林的家，他妈告诉我，亓桂林今天要带着女朋友来家，一会儿就会到家。过了不长时间，亓桂林带着他女朋友来了，他妈指着我说：“还认识不，衍行来看你了”。我与亓桂林有31年没见面了，今天见面我们俩人却都比较平静，根本不像多年未见面的朋友。可能是我们历经沧桑，变得沉稳成熟了。亓桂林的面容与儿时的相比基本轮廓没大的变化，但是儿时那种经常显露活泼智慧幽默的神气没有了，那种充满活力，热情洋溢的踪迹没有了。简单寒暄了几句，接着就开饭了。饭后我们两人找了地方，我讲了对儿时回忆，对朋友的思念。他的话不多，他说在公安战线上工作得很充实，由于工作表现好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很感激党组织的支持和关心。他对自己要求很严，单位虽然给配了车，但是他从不私用，单位离家这么远，很少回家，回家也是坐公交车。现在父母年纪大了身边没人照顾，他想要求调回市区工作，组织也答应给予考虑。对于“文革”中的遭遇也没有丝毫的怨言，老师同学怎样，他只字未谈。对于我的情况如何，他则任由我说，不予深问，甚至我在那里工作，结婚没有，他都不问及。与他少年时代海阔天空无所不谈的性格相对照变化实在太大了。亓桂林一定有很多苦衷深埋在心中，可以想像得到，“文革”中他父亲被打成叛徒，他肯定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他的事业、他的理想都会因此受到极大的挫折。我已经有了两个孩子了，他比我大一岁，现在赶上了好时候，可是已步入中年，45岁尚未结婚生子。暂且不说亓桂林怎么想，我都认为世道对亓桂林不公平，他那么有才华，本来可以有机会实现他的抱负，他完全可以取得更大的人生价值，然而却因为这场“文革”改变了他人生的轨迹。看他一副与世无争平静的样子，这反而让我因同情他而难受的心情好受了一些。他没有被人生的挫折所压倒。今天对亓桂林是宝贵的，为了给他与女朋友有更多时间相聚，我不能待时间长了。以后还有时间来，于是吃过饭我急急告辞。我出门时，亓桂林一直把我送到汽车站。我要他结婚时一定通知我，远隔千里我也要来参加他的婚礼。他没回答只是笑笑。以后我又分别利用两个星期天到他家去，他都没回家。那时别说手机，绝大多数家庭都没有电话，所以相互联系，没有现在这样方便。直到我回郑州也没能再见他一面。
1990年，我又来北京参加一个培训班的学习，我到亓桂林家去看他。此时他父亲已经去世，母亲到南方他妹妹那里去了，他住进了新居，家中就他一个人，妻子还在门头沟娘家住，已为他生了一个儿子。他的气色比前几年好些了，我请他上街吃饭，他不去，说：“还是让你看看我的手艺吧！咱哥俩自做自吃，边吃边聊，这多好。”我埋怨他结婚不通知我，他说：“北京离郑州那么远，为此专门跑一趟耽误工作，耽误时间。再说我40多岁结婚，媳妇也是大龄青年，不想搞得张张扬扬的，简简单单把媳妇领进家就行了”。
1997年，我到北京出差，又到亓桂林家去，他家又搬了，我几经打听找到了他家，见到他妻子和儿子，他不在家，妻子没有认出我来。可我头一回见到他的儿子却对我分外热情，又是让座又是端茶。孩子长得很正，看着就知道是个聪明灵利的好孩子。看到亓桂林有这么好的儿子，心里真是特别高兴，老天爷还是关照好人的。当天要回郑州，这次是见不着亓桂林了。以后来北京还是有机会的。但是那曾想到，以后再也见不到亓桂林了。
亓桂林走了，悄然无声地走了，他的班主任老师张薇老师也在前几年去世了。后来我的班主任陈老师是刚过百岁大寿去世了。我再到北京总是感到精神空泛，再也没有了以往来北京就要见到老师、同学的那种喜悦。他们的离去带走了对这个世界，对亲人，对思念他们的学生的记忆。使后人心中失去了对他们宝贵的精神依托。他们留给我很多美好的记忆，让人享受温暖，让人感受深爱，让人热爱生活，让人正确对待人生，总之让我对过去是那么留恋，尤其是当我已是60多岁的时候，更加割舍不断对他们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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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26 22: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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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少年时代的亓桂林
这是在门头沟公安局工作时的亓桂林
这是亓桂林班主任张薇老师俩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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