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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护意识，我们的父辈们做的不够好，也影响到我们这一代人，这跟我们党的意识形态有关。等我们翻然醒悟的时候，已经时过境迁，为时已晚了。儿时记忆中的古城墙，古城门楼，垂柳依依的护城河等古城风貌都只能在梦中回忆了。 北京毕竟是明清京都，无论是学者和胡同里的平民对古城文化的修养和文物保护意识比起外地要浓厚的多。虽然没有成功，但是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资料和照片，甚至古建筑的模型。比起外地一些古城的破坏还算幸运的，我们永远怀念这些文物保护的先驱们。 （转载） 1949年10月，曾参与过上海都市建设计划和南京行政中心区规划的留英学者陈占祥到达北京，成为梁思成的工作助手。陈占祥赞成梁思成的设计思想，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主张把新市区移到复兴门外，将长安街西端延伸到公主坟，以西郊三里河（原国家计委所在地）作为新的行政中心，把钓鱼台、八一湖等组织成新的绿地和公园，同时把南面的莲花池（现北京西客站地区）组织到新中心的规划中来。梁思成接受陈占祥的建议，修正了自己的在五棵松“新市区”建设行政中心区的观点。
1950年2月，梁思成、陈占祥《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自费刊印报送有关领导。最后结果是梁思成、陈占祥陷入孤立，被一些人指责为与苏联专家“分庭抗礼”，与“一边倒”方针“背道而驰”。最严重的指责是，他们设计的新行政中心“企图否定”天安门作为全国人民向往的政治中心。
1952年8月11日至15日，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当选为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的梁思成，与众多的委员就拆除天安门旁边两侧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的提案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拆除的理由是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妨碍了交通和妨碍游行队伍。这场争论的结果是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根据大会程序委员集体表决结果被拆除。在当年的一份档案中这样写道：“每年有几十万人民群众雄壮的队伍在这里接受毛主席的检阅。但在东西三座门（即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的代称。原东西三座门在长安左、右门两侧，1950年拆除）没有拆除之前，它们在交通上妨碍了这样重要的活动。”“节日游行阅兵时，军旗过三座门不得不低头，解放军同志特别生气。游行群众眼巴巴盼着到天安门前看看毛主席，但游行队伍有时直到下午还过不了三座门，看不着毛主席。”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政府有关部门找到了很多三轮车夫来控诉三座门的血债，说他们多少多少人在这里出了交通事故，一定要把三座门拆掉。梁思成保护位于中轴线上天安门城楼两侧的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的建议被认为是“影响人民利益与首都建设”。
1953年5月，北京市政府向中央写报告，要求将朝阳门、阜成门，以及东四、西四和帝王庙前的牌楼拆除，理由也是改善交通。5月9日，中央批复同意把朝阳门和阜成门的城楼及瓮城拆掉，交通取直线通过，并指出进行此项工程时，必须进行一些必要的解释，以取得人民的拥护。
明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担起了解释拆除工作的任务。梁思成与吴晗争论得非常激烈。梁思成认为，城门和牌楼、牌坊构成了北京城古老的街道的独特景观，城门是主要街道的对景，重重牌坊、牌楼把单调笔直的街道变成了有序的、丰富的空间，这与西方都市街道中雕塑、凯旋门和方尖碑等有着同样的效果，是街市中美丽的点缀与标志物。
当年的一位见证者回忆说，吴晗在会议上批评梁思成：“您是老保守，将来北京城到处建起高楼大厦，您这些牌坊、宫门在高楼包围下岂不都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梁思成当场痛哭失声。1953年11月，北京市政府提出《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要点》，指出北京古城“完全是服务于封建统治者的意旨的。它的重要建筑物是皇宫和寺庙，而以皇宫为中心，外边加上一层层的城墙，这充分表现了封建帝王唯我独尊和维护封建统治、防御农民‘造反’的思想。”“这些城墙是封建帝国的防御工事，在新时代已经毫无用处，还妨碍了交通限制首都的发展，因此，应该拆除城墙，墙砖可以用于建造房屋或者铺设马路。”梁思成建议：不破坏门楼和城墙的整体性，每座城门两边打开一个门，供车辆通行，但建议被拒绝。
1954年，中轴线上的地安门被拆除。1956年，永定门城楼周围城墙被拆掉，1957年，永定门城楼箭楼被拆掉。拆除的理由是“妨碍交通”。当时甚至有人认为故宫也可以拆改。在1958年《北京市总体规划说明》里有这样的描述：“对北京旧城进行根本性的改造，坚决打破旧城市的限制和束缚，故宫要着手改建，城墙、坛墙一律拆掉，拆掉城墙后，滨河修筑第二环路。”
1965年7月1日，地铁工程开始动工，内城城墙的拆除工作也随即展开。1969年，内城城墙在修建地铁和备战备荒中被彻底拆除。城砖大多用在了“深挖洞，广积粮”的全民工程设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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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7-26 23:15:00
发表于 2007-7-26 23:39: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