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古海港”旁那些扑朔往事2023-09-28 07:28·北京日报客户端 X; |- H' }/ q6 S
北京日报 | 作者 高申 而今的什刹海,究竟经历过怎样的沧桑之变,估计连做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人,也不一定能说清了。 依照侯仁之先生的推断,在元大都的前后不同时期,什刹海(彼时叫“积水潭”“海子”)水域面积就曾出现过很大变化。在目前各类北京历史展览中,通常会选取某一时期的元大都地图,且多以元朝至正年间(1341年-1368年)为主,所以像积水潭水域变化的细节,是无法显示的。 什刹海旧影 元至正年间,正赶上积水潭水域急剧收缩的时期。若以此时的地图来看,你是不会想象出这里曾经做过“古海港”的。有关北京曾是“古海港”的说法,最具影响力的,要属邓拓在《燕山夜话》中的一篇文章。文中,邓拓直接抛出了一个新鲜话题——古代的北京有海港吗?回答:有海港,就是什刹海和积水潭的那一片水面。 这处海港虽然已经不存在了,但是,这一段历史却很值得研究。邓拓在文中提及,“当时漕运的船舶可以直接驶到元代大都城的‘海子’里来。由于船舶拥挤,以至水面都被遮住,几乎看不见了。这个海子当然只是人工造成的小内海,但是,它完全成了一个装卸漕粮的港口,则是毫无疑义的。”文内所言“人造小内海”,当非元至正年间那片弯弯绕颇多的积水潭,而应是一大片辽阔水域。 往来皆鸿儒的白米斜街 白米斜街东起地安门外大街,西南至地安门西大街。出斜街西南口就是什刹海荷花市场。在忽必烈时代,这里是积水潭的东南堤岸,路北的位置,还是古海港一片“海面”。到了元末明初,随着水域不断缩小,昔日水岸成了街巷。 话说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夏,张之洞自湖广总督任上奉旨进京。到京后,张之洞选择在白米斜街居住。张之洞于这座深宅大院里,度过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两年。宣统元年(1909年),张之洞病重,摄政王载沣还来白米斜街探望他。 到了上世纪30年代初,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冯友兰夫妇想在城里买处房子。时任北平研究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的徐旭生告诉冯友兰,张之洞后人急于出售旧宅中路院落。由徐旭生从中搭桥,冯友兰将其购得。待房子修缮一新后,冯友兰请徐旭生、常维均两家先行入住,冯家仍住清华园。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冯友兰携全家搬至白米斜街。冯友兰之女、著名作家、《南渡记》的作者宗璞也在这里度过了短暂的少年时光。 大概一年多之后,冯友兰全家随清华大学离开北平。此后不久,小院迎来了辅仁大学教授李戏渔及李霁野等。李戏渔曾随冯友兰一起工作多年,算是至交好友。李霁野年轻时受鲁迅资助,进入燕京大学读书,同时也是鲁迅的得力助手和学生。住下以后,鲁迅的母亲周太夫人、鲁迅的原配夫人朱安,每月都会按时来到李霁野家,领取鲁迅夫人许广平从上海寄过来的生活费。 及至1946年夏,冯友兰一家也自昆明返回白米斜街。不久之后,闻一多夫人高孝真也搬了进来。那个时候,闻一多已经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冯友兰就邀请闻太太和孩子们同来居住,以便相互照应。此时,闻一多的侄辈黎智(闻立志)来到北平。他的夫人魏克根据我党的指示,从事北平上层社会人士家眷的统战工作。黎智把地下工作站放在白米斜街,这里也成为进步青年前往晋察冀解放区的中转站。 扑朔迷离的火德真君庙往事 火德真君庙 逛完了白米斜街,咱们还得返回到地安门外大街。白米斜街东口往北,不远处便是万宁桥。这是一座元代留存下来,经历明、清、民国不断修葺、改造的古桥。我们已经无法想象万宁桥的元代风貌,甚至对该桥当年能否过船都充满疑惑。 矗立在它西北侧的火德真君庙,同样也有着颇多“未解之谜”。就在火德真君庙灵官殿的殿前说明牌上,标注着该庙(宫观)的始建时间是唐贞观六年(632年)。待翻阅与此有关的各类文献时,竟然深陷迷雾。明代孙承泽的《天府广记》中,有“火德真君庙,唐贞观中建”的文字。到了刘桐、于奕正编写《帝京景物略》时,只改了一个字,即“火德真君庙,唐贞观中址”。贞观是唐太宗李世民统治时期的年号,从627年至649年。有关“贞观年间”的说法,引起了朱彝尊的怀疑。于是,他在编写《日下旧闻》时,将“唐贞观中址”去掉。火德真君庙创建的时间,就成了“元至正年”。待到于敏中等人编纂《日下旧闻考》时,对朱彝尊的“节录省文”似乎并不认同,于是把孙承泽、刘桐、于奕正的说法重新展示。但此事的真相并未大白,反而越发蹊跷。根据于敏中等人的调查,乾隆年间火德真君庙里留存着几通碑。然“殿前二碑虽存而无字”,后殿“有嘉靖癸亥重修碑,碑字剥落不可读”。至于清顺治年间的三通碑、乾隆二十二年的重修碑等,亦未附录于文中。由此看来,火德真君庙的始建时间,无法得到碑刻文字的佐证。 根据文史学者宗春启先生的研究,火德真君庙大体是明初修建的。原因在于,明代建庙的重要特点,是平衡、对称,就在火德真君庙的东侧,还有过一座明永乐十三年建造的真武庙。“一水一火”,两庙于万宁桥两侧比邻而立,符合明代建庙特点。至于火德真君庙受到朝廷高度重视,则是从明天启元年(1621年)开始。就在那一年,天启帝命太常寺官员在农历六月二十二日祭祀火德之神,从此成为惯例。 泡在元代“海里”的烟袋斜街广福观 按照元代至元年间的地图所示,积水潭水域的北至东拐点,是在烟袋斜街与大石碑胡同交会处。接下来,便沿着大石碑胡同一路西去。如此一来,烟袋斜街的大部分区域,彼时都泡在“海”里,这就包括而今烟袋斜街51号及大石碑胡同6号、8号的广福观。 这座始建于明代天顺三年(1459年)的道观,据说是明朝道教管理机构道录司所在地。但以广福观的规模而言,作为道录司又未免寒酸。于是,有学者便依据“广福观碑记”中的记载,并结合其他文献史料,推断广福观是深得明宣德、正统(天顺)、景泰、成化帝恩宠的道士孙道玉所创立的别院,属于“子孙庙”,并非道录司衙署。因赠予孙道玉开设别院,明英宗朱祁镇赐名“广福观”。 那么道录司会在哪里呢?从史料记载上看,位于阜成门内的朝天宫,因其作为北京城区规模最大的道观,更有可能是道录司的所在地。 或能澄清一段“冤案”的兴善寺古碑 1900年代的兴善寺崇祯时期古碑 鼓楼西大街52号与鸦儿胡同甲23号,曾有一座始建年代不详的兴善寺。聊兴善寺,不如说说它的一方古碑。此碑是明崇祯七年(1634年)所立的《明毅宗赐曹化淳御笔草书碑》(下简称“草书碑”),而今矗立在鸦儿胡同甲23号与鼓楼西大街52号之间隔断墙内,外人无法一窥。这通“草书碑”体量甚高,仅碑身就达到3米多。坊间一般认为,石碑胡同的名称,即因此碑而来。 根据文史学者蔡辉的介绍,存世的崇祯御笔碑非常罕见,“草书碑”上的字很大,用草书写成,遒劲有力。崇祯帝所赐之人,名叫曹化淳,这又是个怎样的人物呢? 其实,在后世的很多作品中都能见到曹化淳的名字。比如在清初学者计六奇所著《明季北略》中,就曾写道:“贼(指闯王李自成)攻西直门不克,攻彰仪门(广安门)。申刻,门忽启,盖太监曹化淳所开。”出现此等说法时,曹化淳还活着。他写诗为自己辩解,其中一首《忽覩南来野史记内有捏诬语感怀》:“报国愚衷罔顾身,无端造诬自何人?家居六载还遭谤,并信从前史不真。” 到底真相如何,且看史实。崇祯初年,在除掉魏忠贤之后,崇祯帝委托曹化淳负责冤案平反工作,其中涉及两千余案件,曹化淳认真细致地完成任务,得到崇祯赐碑奖励。后来,曹化淳还曾负责北京地区军事防务。崇祯十一年(1638年),曹化淳主持建造卢沟桥畔拱极城时,被崇祯赞誉是“公清直亮”。这座拱极城,就是后来的宛平城。 明朝灭亡后,曹化淳曾多次上书清顺治皇帝,请求修缮崇祯陵墓。由此看来,曹化淳的形象至少不该是负面的。 绝少出现在历史文献的佑圣寺 佑圣寺 沿着鼓楼西大街继续西行,在路北的一条小道内,隐藏着一座或出自唐代的佑圣寺(禅林)。有关这座庙宇的唐代往事,绝少出现在历史文献之中。在朱彝尊的《日下旧闻》中,也只是寥寥数笔地提及该庙:“佑圣寺在龙华寺之后,有嘉禾张文宪碑,称寺系唐咸通年建,嘉靖三十九年重修。”《日下旧闻考》中所增补的内容,一点不比《日下旧闻》所记述更多:“佑圣寺在德胜门大街路北,张文宪碑今存寺中。稍东为寿明寺,有弘治四年及正德八年重修碑。”你看,后面所记,居然是佑圣寺的“邻居”。至于“今存寺中”的张文宪碑,则一字不录。 张文宪,字廷鉴,七岁时便以书法闻名。明孝宗将他征召入朝,因其所写的“乾坤”二大字,颇得皇帝心意,于是降旨让他在翰林院读书。嘉靖二年(1523年)张文宪中进士,最终官至工部尚书。从这简短的履历来看,张文宪还是很有才学的。 当然,唐代幽州境内也确实有过“佑圣寺”。在曹子西主编、向燕生撰稿的《北京通史》(第二卷)中,就列出了“佑圣寺”的名称,但其是被划入“幽州城内”的,这似乎与而今佑圣寺(佑圣禅林)的位置不符。抑或有两座佑圣寺,一座位于幽州城内,一座则位于幽州城外的“鼓西”地区,也未可知。 (本文图片由李哲、枫影斜渡等提供) 6 W( V$ y, K7 G3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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