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儿胡同·第3219辑：--好男儿四处泄愤[含34P]

weiwei · 发表于 2015-11-16 10:49:03

“哦，好的，我给你拉一车过去。”说完这句话，周艳东把手机揣回衣兜，拿起绑着塑料桶的“齐眉棍”——这是他自制的掏粪用的舀子——走进了同福里的一个院子中。

好男儿四处泄愤

“这个小伙在可好啦，他干了好多年了，掏得最干净。每次茅坑快满了，我就给他打电话。现在，这一片居民都愿意用他。”居民大婶说。周艳东出来的时候，大婶笑呵呵地把15块钱交到了他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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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他的三蹦子停放在小胡同里，从居民院子里掏出来的粪水，倒在车后的大铁罐子里，已有半罐多。一旁的电线杆上贴着宽带的小广告。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多么奇妙，掏粪靠口碑，装宽带靠小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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掏粪工，消失在城市中已经有很多年。1995年，《中国青年报》曾经写过的“北京最后的粪桶”，那是一群回城知青，在北京掏粪为生的感人故事。随着城市发展，似乎无人记得，究竟是何时，大小罐车取代了背粪的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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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曾经家喻户晓的掏粪劳模时传祥。
然而在长辛店大街这里，还有一只手能数的过来的几个掏粪的工人。这里有些小胡同又细又深，而城市设施的发展，并没有完全影响到五环旁的这里，因此，还剩下周艳东一样的几个人，仍然从事着这样的工作。只是他们并不是“背”，而是“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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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艳东，江苏徐州邳县人。前些天和长辛店的一位老街坊聊天，得知这里还有人工挑粪的“生意”。拨通电话，一阵“梁祝”音乐声后，那边接通电话，我和这位挑粪“大叔”约好见面，跟随他半天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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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见面发现，这哪里是大叔，分明是个老哥。身材不算高，皮肤黑里透红，有些胡茬。再一打听，他生于1983年3月，不过32岁。我们印象中能做这种又脏又累工作的人，似乎只是跟不上时代的老人，其实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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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艳东的少年时代在村子里度过，初中毕业之后便出来打工。曾经在河南的羊皮作坊干活，23岁结婚，24岁也就是2007年，他来到了北京，投奔老丈人，一起在长辛店打工。他的老丈人，90年代便来到了北京。很早就开始从事挑粪的工作。
今年开春，老丈人因病回到老家，他独自撑起挑粪这一摊。挑粪这个生意，是纯“个体”的。长辛店特殊的位置，让这种行当保持到了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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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的工作，从同福里开始，小胡同最里面有一个厕所。周艳东挑起挑子，拿着扫帚和舀子走进来，一下下将旱厕坑里的屎尿舀进大桶。
很快两个大桶满了，他把挑子挑回三轮车边，举起大桶倒进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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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厕所大都是在居民院子中，不像城市里早已改造出下水道到街上的粪井，这些厕所，都仅仅是一个“坑”而已。因此，只能靠掏。一般的厕所，一挑到两挑基本上就清理干净了。
之后周艳东会用扫帚将蹲坑旁边滴落的屎尿清理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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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胡同旁的街坊们，都知道周艳东会在每个月15日、30日两次来到这里掏粪，路旁早已有居民们站在门口等待他。“一般一个月两次就够了，如果临时需要，居民们都会给我打电话。”
像这种一两挑儿就能清理干净的，一次收费大都是15元左右，视厕所所在院子的“深度”可能略有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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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出生的老街坊说，长辛店至少从那时起，就已经是像样的街道，而居民院子里一般都有厕所。看到有人来给掏粪工人照相，大家挺高兴，“当年讲究‘劳动不分贵贱’，所以有时传祥一样的劳模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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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真到了掏钱的时候，居民们也都有自己的说法。
“当年生产队里派人来挑粪，根本不收钱。”
“还15块钱啊，能不能便宜点儿？”
“您看看我们这破厕所，一直不给改造，都怕蹲着的时候塌了，被拍在茅坑里。”
这些话，着实算不上多么难听。只是自私也是人之本性。大家为了生活更健康，周艳东为了生活能过下去，贪官污吏为了更快遭雷劈。

当然也有很多老街坊，给钱的时候满脸笑容。“这活儿，咱北京人嫌脏嫌臭，干不来。多亏有人家外地小伙子，能吃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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掏粪工具，被劳动的血汗“盘”出了“包浆”。
跟着周艳东这一上午，着实没有看到什么歧视他的行为。只是有两个看他挑粪的小伙子，过路人，大声聊着，“这活儿应该找个驴车拉，或者跟那个骆驼祥子似的，自己拉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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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人们素质高了嘛。”周艳东说。偶尔会有人，老远看见他和粪车，便捂着鼻子。去掏粪的时候把车停在路边，有人会嫌臭让他赶紧开走。这些与生活比起来，都不是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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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跟他聊，他并不爱多说话，脸上倒是堆着笑容。虽然是法治社会，一个“地位低下”的清洁工不会被欺负，也难免成为心情不好的人们“泄愤”的对象，挨几句数落算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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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上午的活儿，其实不过是五六家，最后一家院子挺深，得走三四十米，并且厕所大，一共挑了五挑，收费是40块钱。粪水倒进车里，周艳东看了看，还差一点儿没满，“去车站旁边吧，那边有两个公共厕所，也是我承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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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车装满。他骑着三蹦子从长辛店南口行驶至京周路，大约十多分钟后，就到了赵辛店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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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是郊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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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上还有小轿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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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便来到了田地边。
一位大叔一位大婶两个人，正在地理忙活。打个招呼，周艳东直接把车开到了粪坑前，那里有个小斜坡，恰好让车尾稍低，一车粪水卸了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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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这儿，还没有改造的信儿。我看见那边都圈起了地，可能要盖楼啦。”大婶说。
这正是周艳东最烦心的事儿。几年前，长辛店南口旁边还有很多田地，这些年，有些地要盖楼，有些地人家不种了，找地儿卸粪已经成了一件难事儿。“前几年，卸到人家地头儿上，人家好歹给个十块八块的。现在，附近都快找不到田地了，只能免费给人家需要的，而且越卸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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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婶身边有个小坑，里面满是粪水里挑出来的白色垃圾。挑出这些东西后，粪水便可以浇进土地，待一个寒冬的下渗，来年成为天然的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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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城里人享受不到这不加化肥的绿色蔬菜。像赵辛店这对大叔大婶种地，只是两亩地，蔬菜一般都卖到附近的菜市场，周边的居民们就都消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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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早上7点到10点，3个小时不到，周艳东已经完活儿了。他带着我来到了他家，就位于长辛店、赵辛店之间的“西峰寺”。本来我一早想跟他一起出发，但他说不清楚他家的具体位置，我们才约在了同福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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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到了他家门口，倒也明了，难怪他说不清地方，这就是个普通农村院儿。门口摆着另一辆三蹦子粪车，是“自动抽粪”的。下午，周艳东会开着这辆自动的，再去胡同稍微宽阔、厕所靠近门口的院子抽一车。如此一个月，他的收入大约有4000元。
社保？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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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子里各种乱，两只小狗、两只鸡迎了出来，“都是我喂的。”墙外堆着一摞大白菜，这些菜并不是买来的，而是卸粪的菜农们送给他的。虽然卸粪不给钱，但淳朴的京郊农民，当然不忍让这个勤劳的小伙子白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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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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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租住的小屋子里外三间，才450块钱，卧室生着煤炉。之前他的老丈人、妻子都生活在这里，他自己32岁，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不再生啦，够了。”
孩子们知道父亲在北京做什么，这很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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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子里摆着个鱼缸，是之前孩子住在这里的时候，用来逗孩子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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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旁的小桌上摆着两碟小菜，一盘炒白菜，一盘据说是他老家当咸菜吃的，类似豆豉。
老丈人今年58岁，他已在长辛店挑粪多年，按理说“腕儿”更大，为什么不干了呢？
“干不动了。以前，他挑粪，我开那辆抽粪的车，每天天不亮一起出门干活。今年春天，他挑粪的时候老喘，到医院看，怀疑是肺结核，就回老家治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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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电灯电视电饭锅，屋子里没什么电器了。
但是回到老家医院检查，不是肺结核，而是肺癌。这件事儿老街坊们都不知道，周艳东也没跟大伙儿说。
“我们村有个癌症的，化疗没几天就死了。可能老丈人他觉得治疗的意义不大，所以不去医院，宁可在家等死。家人劝他，农村有合作医疗，也能报销一部分。但是他不听，他是吃过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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