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青衿君 于 2013-4-21 11:02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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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z1 L% _- W2 w7 v闲文一篇，请鹰飞兄与诸位文友指正，谢谢！ 7 _' ~. U7 z; l" k8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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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m5 |# y S; c1 m0 y8 Z0 t 古典世界的两种强盗：海盗与土匪 . G0 R5 g# [; m2 F3 @; ]% s
“我们几个，我们幸福的几个，我们是亲密兄弟……。” ——威廉·莎士比亚《亨利五世》/ q) X0 b. h,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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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蓝色的大海上，那些满载着中国丝绸、波斯地毯、非洲象牙、吕宋香料的货船在月光下静静地航行在世界史的经纬线上。瞭望塔上睡眼朦胧的水手突然被一声巨响惊醒，他看到一艘幽灵般的三桅战舰正驶进他的眼帘，十几条黑影手持武器从舰上跳下，爬上这艘货船，恐慌的水手不禁惊呼出声“海盗！海盗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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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年来，人们关于海盗的神秘遐想从未断绝。与陆地上的同行相比，海盗更多地被赋予了一种自由和浪漫的色彩，这种色彩因异国情调的渲染而让人浮想联翩。在文艺作品里，那些头裹着五彩缤纷头巾的独眼龙们，手持闪着蓝光的水手弯刀，驾驭着飘扬着骷髅旗的船只，活跃在从直布罗陀到马六甲海峡、从太平洋到加勒比海广阔无垠的海域里，构成了一幅波澜壮阔、风诡云谲的大航海时代浮世绘。" ^: }; Y, b+ L9 R8 F3 i( M( F+ O
5 p2 c: K4 q, B! X! z 这一片蔚蓝色的海洋，永远是海盗职业生涯的通行证与墓志铭。不同于封闭的山区和狭窄的江湖，大海具有一种开放、流通和包 容的特性，大陆上悠远的江河承载着无数民族的希冀与梦想每时每刻注入其中，使海洋历久弥新而又充满活力，彼此交错的贸易航线穿越过肤色、种族、文化的偏见与仇恨，连接起各大古老文明漫长的海岸线。海洋使人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它轻易地超越了陆地因山川阻隔而带来的空间狭隘，带来了主体在感受与体验上的多样化，有助于消除陆地单一经验下的片面性与同质性。而海天一线的水平面作为一种空间上的广袤，从感官地理学上说它又是无限的，能够吸引人类热情的视线去追逐远方的梦想，这种梦想因为对异国文明和财富的想象而开始变得激动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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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盗，正是一群被陆地放逐的、激动不安的财富追逐者。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成为海盗，因为它必须先通过一种资格考核：懂水性，通航海。这一点它有别于土匪，后者因对技术性含量要求不高而使得队伍变得良莠不齐，并呈现高度文盲化的特征。海盗首先是个好水手，能驾驭船只，辨视罗盘，判断水流、风向与星辰，小心翼翼的海盗是盗贼中的经验主义者，由于时刻面对着超越自身千万倍的广袤对象与喜怒无常的外部环境，他们必须在实践中积累朴素的自然科学知识和具备简单的辩证唯物思想，而陆地上的盗贼往往就是因为缺少自然科学知识的积累从而一次又一次地与先进生产力擦肩而过，无法成为历史的火车头。* }3 D# R7 B* r& e3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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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于先进的交通工具和航海知识，海盗顺理成章地成为大陆性民族里“开眼看世界第一人”，各条海上贸易线上的抢劫使他们充分享受到各大文明的成果，指南针、火药、望远镜、短火枪、航海图这些新式装备让海盗在近代文明的交流和融合中，成为一支活跃的力量，在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时代，海盗甚至成为帝国争夺海洋霸权的前驱。 1 L7 n: a$ H% _# P! b: `' |
然而，海盗们跨越五洲四海的发迹史，并没有让生活在农业帝国寂静山区里的土匪备感嫉妒，后者因为空间上的狭隘和封闭而变得越来越保守和缺乏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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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L, q* f5 t/ d( v( t2 ~3 x9 ` 土匪的阶级成分大多是失去土地的农民，作为帝国权力金字塔的底座，土地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是他们安分守己的依据，这种建立在大地上的契约一旦因为饥荒灾害的到来和苛捐杂税的加重而丧失了合法性的时候，铤而走险的农民便开始放下锄头，拿起武器，他们啸聚山林，占山为王，却仍然走不出庄稼人祖祖辈辈以土地换得财富的思维逻辑。这种对土地的无限依恋，被缺乏诗意的土匪们浓缩为一句喜欢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土匪的这一个“土”字，不仅仅体现为一种身份的表述，同时也是一种职业活动空间的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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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1 }6 c5 B9 V3 {# u6 t 深山老林，构成了土匪主要的活动半径。人迹罕至的崇山峻岭有利于窝赃和休息，险恶茂密的丛林有助于土匪隐藏自己居心叵测的身影，空间的狭隘和逼仄使得海盗那富有异国情调的弯刀作为作案工具首先被弃用，另一种长短适中、攻守兼备、有利于林中械斗的武器——朴刀显然更受欢迎，后者为《水浒传》里各位步军头领们所深深喜爱。僻处乡间的土匪无法像海盗那样接触到各大文明的新成果，拥有鸟枪和火铳，便是他们对于即将到来的工业文明遥远的致敬，——“总共才十几个人、七八条枪”，草包司令胡传魁一语道破了土匪们在跨入现代化门槛时的窘迫和艰辛。- b/ C# O5 N g9 W5 g! A P%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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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抢劫旅人行商之外，富裕而又疏于防备的村庄是土匪乐意光临的，那是他们炫耀武力和掠夺女人的场所，在这里土匪将邂逅其自身古老的敌人、也是他们的另一班农民兄弟——乡勇，一样的出身和不一样的阶级立场，却由于争夺土地的共同热情，而在旧中国的演义和戏剧里把土匪和乡勇的恩怨世代谱写。然而，比乡村更大的行政单位——城市，却是土匪们的势力无法抵达的，那里不仅有着全副武装的官军（无论是装备还是训练水平均远高于乡勇），更重要的是城市有着完全不同于农村的生活习惯和游戏规则，乔装入城的土匪往往由于自身鲜明的乡土特征而被辨认和盯梢，成为乡村社会与城市文明冲突的导火线，最终或者被捕归案或者又变成一起杀人放火的刑事案件（《说唐》里的闹花灯、《水浒》里的闹东京）。如果说一小撮土匪的零星入城无法改变其乡村的落后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的话，那么大股土匪的大规模进城则往往意味着一场文明灾难的开始，城市不仅迅速破坏了土匪的组织结构和阶级形态，而且摧毁了农业社会朴素伦理道德约束下的身体叙事，土匪长期被低下生产力调教的身体因为受到城市中最腐朽、最骄纵部分的突然刺激，而迅速膨胀，走向堕落——以战斗力的迅速萎缩为外在特征。同时城市也因为土匪充满嫉妒的破坏性掠夺而几乎丧失了所有的文明基因，当最后一个土匪被捕获，并被押到街头凌迟示众时，农村与城市多年来相互仇视的对峙，最终没有一个赢家。 | 
发表于 2013-4-21 10:56:07
发表于 2013-4-23 11:0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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