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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泰：弱者的胜利——《半生为人》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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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 |! V' b( t2 z( e在《半生为人》之中，那些陋室补丁粗茶淡饭、一扫琐碎凡俗宿昔晦气走向别样生活的人们，一个一个各不相同，又都审美地统一在一个意义的追寻之中。带着朝露的清气，带着不可捉摸的旭日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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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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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读《半生为人》，感慨万端。这是一个当年的幸存者，讲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他们“从不怀疑中产生了怀疑”的初航。不是重新结集的号角，只是历史潮流的涨落之中，沉淀下来的一些个体经验。只是一个瘦小，纤弱，坐过牢的女人，在一个接一个地给亲人和朋友们送葬以后，带着一个孩子，在绝境中挣扎过来的苦难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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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凄厉的绝叫，没有剧烈的抗议，没有深长的悲叹。万千心事，凝成了这么一本，如此忧伤又如此美丽的意义之书。如同天问，如同长歌当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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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用“忧伤”一词，作者未必认同。我所谓的忧伤，是指人对于失去了的幸福的憧憬。在那荒诞残酷的年代，还有可以失去的幸福吗？有的，那就是叛逆——意义的追寻。荒诞残酷中的意义，就是对荒诞残酷的抗争。那些不能安于无意义状态的意义的追寻者们，原本分散在社会的各个角落，互不知道对方的存在。由于共同的追寻，得以在人海中偶然相逢、相知、相加持，相濡以沫。这种人际关系，在商业时代已经不可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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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所谓憧憬，可以说是一种思念的情感。直接地是对那些初航时分曾与并肩的水手们的思念；间接地是对一种被理想主义照亮了的生活和人际关系的思念。这个，实际上也就是，对于一种更高人生价值的思念。由于那种照亮生活的理想主义，以及与之相应的人际关系现在已经杳不可寻，所以这个思念，或者说憧憬，就成了我所谓的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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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忧伤为基调，也就是以情感为主导，只听从心灵的呼声。这样的书写，只能是个体书写。不服务于任何共同主题，也不受制于外来指令或需要。因此个体书写，才呈现出无限丰富的差异和多样性，各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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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晓此书，就不同于，例如“孤岛张爱玲”那种。张爱玲面对的是无数细小蚤子（“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徐晓面对的是一头巨大怪物——霍布斯所说的利维坦。不仅面对，她还要抗争。以致她的个体书写，只能是一种群体意识笼罩下的个体书写。意识领域群体和个体之间的历史性碰撞，使全书整体上形成了一个矛盾冲突的张力结构。情感主导的张力结构，作为符号，更像是诗，而不是戏剧。这是本书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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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半生为人》，像是读一首长诗。幸福或者意义，都只能在追求它的过程中得之。人在无过程状态中对于过程（幸福或意义）的憧憬，具有逃避现实的成分。对于已经逝去的“意义”的思念，首先是一种对当前强权横行无忌人们惟利是图的现实的逃避。真要回到从前，那份残酷惨烈，没人愿再次忍受。哪怕它可以有把握地换得，那种不幸中的幸福（或者说意义）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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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说，这是一首忧伤的长诗。说来矛盾，正因为如此，我读此书的感觉，一方面是切肤之痛历久长存，一方面又得到一种审美的快乐，一种慰藉，甚至鼓舞。为那些不能安于无意义状态的意义的追寻者们，即使在今天的人们已经无法想象的残酷惨烈之中，也能创造出如此美丽、如此有意义的人生。难免要想一想，他们能，为什么我们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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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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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比之于龙应台的《大江大海》，没有那么波澜壮阔。比之于齐邦媛的《巨流河》，没有那么源远流长。但书中的人们，各有其心灵的而不是履历的自我，独一无二，不可重复。他们在共同的宏观背景下展现出来的微观心理，另有其多维的广阔和纵深，标志着“个体”的存在。特别是在那个，智力在暴力面前、群体在惟一个体面前双重失能的时代，要透过无数被工具化、数据化、符号化了的公共面貌，发现个体的存在更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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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无数没有面孔的“人们”中，作者首先找到的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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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久不能平静的日子里，我好像才意识到，信仰和真理，是不能等同的。”她曾经抗拒过这种疏离的意识，为了不能坚持“为信仰而献身的理想主义”，甚至说“无可争议地划分了人格的高下”。甚至多年后回忆起来，仍然有失落之感：“如今，当年轻时的伙伴聚会散场之后，不管你是从怎样豪华的酒店或怎样寒酸的饭馆走出来，走在喧嚣或者沉寂的夜色中，你为什么会陡然生出一点儿向往……而当你咔嚓一声打开房门，走进你那仍然简陋或者不再简陋的家时，又为什么会陡然地生出一丝失落，为你日复一日面临着的琐碎而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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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信仰的是什么，这种对信仰或意义的需要（或者说缺乏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的。执著也罢，怀疑也罢，没有信仰也罢，这份严肃认真，都是对信仰负责的态度。“珍重不从今日始，出山时节千徘徊。”难道不是更加“无可争议地划分了人格的高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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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强迫信仰的时代，不信仰就是犯罪，何况怀疑！她因此祸从口出，可谓性格就是命运。1975年，不到20岁的她，在一个严寒冬夜被电话叫醒，下楼接电话时，突然被一只肮脏发臭的帽子罩住眼睛，连袜子都来不及穿，光着脚板就被带进了阴冷潮湿的监狱。狱中无信息，甚至外面发生了震撼世界的“四五”事件，甚至“四五”事件的一些被捕者关到了她所在的监狱，她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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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她，只不过是一个能够独立思考，跟着感觉走的好奇女孩。作为政治犯被捕，在当时十分平常。在四壁大墙里孤绝，任性地乱想。两年多后出狱，又任性地乱走，结果走进了当年的《今天》编辑部。不管自不自觉，总是处在历史的前线。不管有意无意，总是投身于不可知的命运。这，就很不平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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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有时候，是比思想更深刻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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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出狱时，正碰上历史的转折。满街大小字报，民刊如雨后春笋。对于非人处境的共同厌恶和对于别样生活的共同渴望，使“个人”们（工人，市民，大学生，待业知青，复员军人……）走到一起，形成许多松散的团体。自动的，志愿的，业余的，义务的。无机可投，无利可图，只有奉献，只有风险。但是都很乐意，带着冒险的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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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编辑部，同样不例外。她写道：“条件虽然艰苦，做自己喜欢的事大家都觉得很神圣。”那份有所追求的快乐，那份非功利、无目的因而是审美的人生境界，现在到哪里找去？在《半生为人》之中，那些陋室补丁粗茶淡饭、一扫琐碎凡俗宿昔晦气走向别样生活的人们，一个一个各不相同，又都审美地统一在一个意义的追寻之中。带着朝露的清气，带着不可捉摸的旭日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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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当年投身于《今天》、各有才华个性而不为人知的人们，周郿英、赵一凡、史铁生、鄂复明、李南、崔德英、王捷、刘羽、田晓青这些名字在书中的出现，让我真有一种，“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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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一凡。一个残疾人，英年早逝。“文革”时不辞酷暑严寒，奔走于北京各个院校，选录大字报，收集小报、传单和当时难得一见的地下文学作品，还有禁书。细心地分类编号，抄写翻拍，予以保存，十年如一日。“我不知道，”作者写道，“一凡当年收集这些资料时有什么打算，但像他这样当时就懂得这些资料的价值，并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收集保存的人，恐怕绝无仅有。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一凡拄双拐行走，他的脊柱靠金属支撑着，一条腿在地上拖着几乎抬不起来，可以想象……（他做这些事）多么吃力，多么辛苦，除了一凡谁能有这样的执着和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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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成吨的珍贵资料，在一凡被捕时没有失去，是一个偶然；他死前立遗嘱要把它交给作者处理，作者因为坐月子未能及时知道，是一个偶然；知道时已经被一凡的保姆卖给了废品收购站，无处追寻，更是一个偶然。这些偶然因素的随机遇合，惊涛骇浪摄魄揪心的程度，不亚于宏观历史的突发事变，更不是任何一个雨果或者任何一个狄更斯虚构得出来的。我们在痛心疾首之余，甚至已经没有力气为它偶然地得以留下些少劫火余烬，而额手庆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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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烬之一是，“文革”以后《光明日报》发表遇罗克的《出身论》，原文就是一凡提供的。我不知道血腥污泥深处，埋葬着多少遇罗克这样的人杰和《出身论》这样的好文。我感激由于一凡，我们得以见其万一。但是书中一凡，仍然是活生生的、日常生活中的个人。他那面对陌生人时的腼腆失措，白床单下显得有些怪异的畸形，以及虽坐牢也没有改变的、不同于“正统”的共产主义信仰，协同地组成一个整体——他这个人。我们的信仰可以和他不同，我们可以奇怪他为什么如此执著，但是我们绝对不会因此减少，对于他的爱和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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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另一位朋友史铁生，也是残疾人，也是英年早逝。我读此篇，印象最深的是他和作者的相逢：荒凉的1974年，在荒凉的地坛公园，各自读书的两个陌生人，偶然交谈起来，她有些在当时看来的反动言论。他说，“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不怕我告发你？”她说，“这里没证人，如果你告发，我就全推到你头上”。“我们的友谊就这样开始了，”作者写道，“这样的一种友谊，在那个亲友间也只能用手握得紧一点儿来表示心照不宣的年代，几乎不可想象。只有在充斥着苍凉伤感的自然气息的地坛公园才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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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用假话套话交往是生存条件的时代，说真话是心灵的呼吸。心灵，只要是自己的，就是活的，就需要呼吸。对于拥有自己的心灵、即拥有个体自我的人们来说，只要有机会在某处单独相对，那个某处就有可能成为地坛公园。就在这同一年，作者遇到东海舰队的海军军人郭海、安晓峰、杨建新……才知道军人也是人，也有大于安全需要的说真话的需要。她把他们作为体面的朋友介绍给了一凡，直到被一网打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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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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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和她的丈夫周郿英，是在《今天》编辑部认识和相爱的。结婚不久，周重病住院，多年辗转病榻，终于痛苦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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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无神论者，为了挽救丈夫的生命，除了求神拜佛，想尽办法，什么手段（包括贿赂医生）都用上了：争取到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医生、最好最昂贵的药品……无法上班，还要照顾好儿子。奔走于家和医院之间，身心俱疲，以致“一直像个瘸子一样地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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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都是白费，她为此深深地自责：“我一直以为，我吃的苦是他的疾病的结果，我愿意承受那结果。可我却从来没有想过，他所受的苦是我的努力的结果，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愿意承受那结果。”事实上，他的痛苦也就是她的痛苦。如果早知道是白受的，谁都愿早些结束。首先是为对方，其次是为自己。在无穷的思念中，她给他的在天之灵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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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只有你知道，我讲述的这些，都是事实。但并不是事实的全部。全部的真相是，我为你活着而拼尽全力，同时我也祈祷别的。那‘别的’我不能告诉你，也不能告诉任何人。不知你是否记得，就在我们等待了五个多月的手术的前一天，我突然失踪了一个上午。我回到医院时，你刚刚用剃须刀在小腹部做完备皮。你虚弱得连说话都困难，我却把你一个人丢下。我去哪里了？你问我，我说，去办点事儿。但眼睛不肯看着你……现在我告诉你，那天我去了北京城南道教寺庙白云观，我在每一尊神像前放上几炷香，放下一些钱，然后虔诚地下跪，磕头，乞求神保佑你手术成功。同时，我还乞求，如果手术不成功，保佑你尽快解脱……我发誓，你少受点儿罪是我希望你尽早解脱的惟一理由！但是，你相信吗？其他人相信吗？我自己相信吗？事实是，你病着，我有无穷无尽的麻烦。时间、金钱、儿子的成长、我自身的向往……那时候，我们并不知道那煎熬会延续三年五年，还是十年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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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力千钧，使人灵腑为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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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神论者烧香磕头，慌不择路惊心动魄。她这样做的理由，即使不是惟一的，也没有任何人有资格指责她。那样的指责是以理杀人。她对以理杀人的文化的恐惧，是显现在深层心理学中的深层历史学，并不是毫无根据。在以理杀人的文化中，个人的孤独无助、绝望挣扎都不在话下。一种能够把这种不在话下的残酷性充分表达出来，使人感同身受的文字，不管多么平淡，都是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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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文自然天成，文字全无藻饰。汗腥气、泪腥气、血腥气、监狱里阴冷的湿气，医院里陈旧的药水气，昏暗灯光下印刷民办刊物的油墨气，小街上的烧饼的香气和粮票的浊气、老旧四合院里随着沙哑歌声唱出来的酒气……汇成一股真气，兼具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英国美学家鲍桑葵所说的“艰难的美”、“广阔的美”和“错杂的美”。我想这就是所谓“粗服乱头，不掩国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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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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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朋友曾说，”作者写道，“我的写作美化了生活。为此，我曾想给这本书命名为‘美化，直至死’。与其说是想回应这善意的批评，不如说是无可奈何的孤绝。作为人，作为女人，作为母亲，当你在任何角色中都面临困境的时候，你怎样论证活着的正当性？作为历史的参与者，作为悲剧的见证者，你怎样能够保持内心的高傲和宁静？然而我们终于还是活着。所以我写作——正如史铁生所说，写作是为活着寻找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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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回答中的虚无主义情绪，虽很模糊，但是渗透全书。这是我的主观感受，很可能作者不会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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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主义者也可能有虚无主义情绪吗？有的。我们在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理论之中看到过，在章太炎的“五无”言说里看到过，在鲁迅的许多作品、特别是《野草》诸什中看到过……并不陌生。凡理想，都有个现实的前提。奴隶理想自由；屈辱者理想尊严……都是历史中的自然。无前提“主义”，不过是一个空筐。谁都可以装进任何他所希望的、可能的和不可能（如乌托邦）的东西。什么也不装，让它空着（如佛陀老庄），也可以，不一定就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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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4-13 16: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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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4-13 17:1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