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的活佛,法师,大喇嘛在驻寺庙内都有自己修炼的“法堂”,这个法堂是依据自己的保护神而建的“立体坛城”,根据信奉者的地位和经济实力确定自己的“曼荼罗”的繁简。 最简单的“曼荼罗”是一幅“唐卡”,符合迁徙生活的信者。 高级一点的有供桌,佛龛。 再高级一点的是佛堂。包括住房内一个独立间,一般富裕的百姓采用这种方式,今天在藏区很容易见到。独立一座方形房子,这种房子无自己的围墙,这种佛堂多设在寺庙内级别较低的“活佛”或“法师”。 最高级的是高级活佛或“大法师”不仅在自己的驻寺有独立的院落,在外出去属下寺庙传教时有专设的“行宫”“佛堂”,这些“行宫”和“佛堂”被使用后会被所属寺院当作“佛迹”供奉,其他人是不能使用的。如果大活佛转世,原住宅和佛堂要变成大寺庙内的“扎仓院”。一些传承历史较长的大寺院会把本寺第一寺主的佛殿改成经堂,并随着时间的变化,经堂也会逐步扩大。 外蒙的庆宁寺是雍正皇帝为一世哲布尊丹巴·罗布藏旺布扎勒三(1635 - 1723年)呼图克图圆寂后依照其父“尝言”“当赏银十万两,修建一寺,以为寝陵”而建。从而可知庆宁寺一开始是按供奉一世哲布尊丹巴“圣体”而建,而原应为“哲布尊丹巴”在世时的“寝宫佛堂”就要改为“经堂”。正因如此,庆宁寺的大经堂(方殿)一开始就是今天所见的那样,经堂内无隔断,为通体大敞厅,平顶中间设凸形天窗。而雍正帝在多伦建善因寺是为 二世哲布尊丹巴·罗布丹彬多密(1724年-1758年)驻寺,建善因寺时一世哲布尊丹巴已圆寂,其转世“二世哲布尊丹巴”仍驻“汇宗寺”,雍正五年(1727年)始建善因寺,九年(1731年)建成,二世哲布尊丹巴才“移住善因寺”。由此可知这座和庆宁寺同年同月同日同“样式”而建的两座寺庙都是给“哲布尊丹巴”的:一座为“在世活佛”,一座为“圆寂活佛”。 作为在世活佛的驻寺,其寺必依藏传密宗“曼荼罗”仪轨建“坛城”式住所。这种立体式的曼荼罗要体现起码的“法”(代表“大日如来”,即六字真言中的“嘛呢”)和“智”(代表“佛母”,即六字真言中的“叭咪”)象征组合形式,这种形式在平面上表现为“凸”和“凹”的嵌接,“凸”朝东或南。在立体中为“山”形,“U”代表“佛母”,为“口”字形建筑,中间为“I”为堂主的佛堂。只要“活佛“在世,其修炼地的“坛城”一定不会是的封顶的。 黄寺的“汇宗梵宇”院,为班禅五世而建,达赖五世圆寂后,“都纲殿”并未改成“大经堂”。 究其原因,可能是“传承系统不一”。 黄寺是清驻京“八大活佛”敏珠尔呼图克图的驻地,敏珠尔呼图克图的地位略低,不过,是独立的传承系统,我认为敏珠尔呼图克图无权也不敢把“班禅五世的行宫”作为自己的“经堂”。 为班禅五世而建的“行宫”,其级别很高,在“方楼”的角檐的脊兽为“九”。连“雍亲王府”改成“寺庙”后,也未享受如此高的待遇。 既然“汇宗梵宇”院是班禅五世住锡之地,须有其相配套的门。这个门就是乾隆题写“汇宗梵宇”那个“山门”。《钦定日下旧闻考》载“西黄寺与东黄寺接连,雍正元年建。乾隆三十六年重修……四十五年御题山门,额曰:彚宗梵宇。”乾隆四十五年(1750年)正是班禅五世来京时期。“四十五御题”(为什么三十六年时未题字?)。可能说明这一年增建了一座门:在“都纲殿”院内碑亭南部的增加一道象征级别的“三门垂花门”完全有可能。 今天的“三门垂花门”在“清静化成塔”的中轴线上,从规制上是说不通的。唯一解释:废物利用,因地制宜。在“十三世达赖”1908年来京时为其修建“驻地”时,把三门垂花门向西移动到化城塔的中轴线上,在“垂花门”和“化城塔之间有一座“奉香献供的佛殿”。在“佛殿”和垂花门之间的西边有通道通往原“资福院”内的某个独立院落 ---“达赖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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