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早点的回忆 老铁

大权在握

五十年代北京还有小贩挑着挑子下街卖烧饼焦圈的，手里拿着一个长方形的木帮子，比现在手包略大些，因为早点总有油，所以这帮子也蹭得油亮油亮的。为了出声，帮子中间有道缝，走在街上，不时敲一敲，告诉你卖早点的来了。我们孩子都管他叫帮帮的，听见帮子响，就说帮帮的来了。早点可以提前一天跟他预定，第二天他就把你要的东西给你送到家门口。一个芝麻烧饼，加一个焦圈，一共五分钱，烧饼三分，焦圈二分，咯吱盒也是二分。我经常是焦圈和咯吱盒换着样吃，不是一个烧饼夹一个焦圈，就是一个烧饼夹一个咯吱盒。他的挑子用棉被裹着，送到你手里的时候，烧饼还温和着呢。至今我还记得那小贩的样子，四十岁左右，挺大的一个长方脸庞，有点胖，但肉很瓷实，撑的满脸放光，黑亮黑亮的，就像他拿的那个木帮子，人看上去很朴实本分。他给我们送早点，送了好长时间。六十年代，下街卖早点的就不见了，要么不干了，要么就归到什么店铺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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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天津上学，住在和平区益世里，吃早点也很方便，益世里后面一层住着一家邻居，男的白胖白胖的，据说是个有钱人家的公子哥，这里是他的外家。所谓外家，就是家里本有老婆，但在外面又找了个小三，常年和小三住在一起，这个家便称为外家。这样的情况在五十年代大多都有一个了结，多半是与原来的老婆离婚，与小三结了婚，这外家也就成了正式的家。他们的住房在一层，临街有个门，他们利用这间临街的房子开了个早点铺，一个十几米的长方形屋子，两头是门，另一侧的门是通向他们其他房间的。两侧的墙上安装上不太宽的长条板子，算是桌子，再放上几把小凳，收拾得很干净。这位内掌柜也极其干净利落，虽然原是小三，但不失大家风度，不像一般人。但他们不卖一般的中式早点，而是卖牛奶，咖喱角等食品，一杯牛奶，一个咖喱角，一角多钱。吃食都是内掌柜亲手做的，手艺相当好，我很爱吃他们家的咖喱角，那味道至今是我衡量类似食品的标准，而且后来再到吃咖喱包、咖喱角类的食品大多时候是失望的，因为都不如小时候吃的这位内掌柜做的好吃。因为家庭条件比一般同学好一些，家里极力主张我就在这家吃早点，我也确实爱吃，但那时候的孩子，不但没有半点炫富心理，反而总怕与其他同学有什么不同。我的很多同学都是拿着馒头或窝头在早点摊上就碗豆腐脑吃，这豆腐脑摊位就在这家早点铺的门口，于是我也要这样吃早点，五分钱一碗豆腐脑，好多同学都要四分的，其实卖豆腐脑的都给的差不多，放上辣油，把馒头掰碎了，泡在豆腐脑里吃，也确实好吃，所以，这也是我上学时代常吃的早点。不少同学吃的是窝头，他们说泡豆腐脑，窝头比馒头好吃，我一嚐，果真如此，于是回家就让大人给我蒸窝头，当时我们家一般不吃窝头，但为了满足我的要求，有时候就蒸一锅窝头，我早上带着上学，大人也不时吃一吃，换换口味。窝头泡在豆腐脑里，不会给泡糟了，所以真的比泡馒头好。后来，这些卖早点的，包括卖咖喱角的那位胖老板(但是那位内掌柜好像不再出来工作了),还有门口那卖豆腐脑的，都给合并到一起去了，在益世里附近找了块地方，搭了一个很大的棚子，开了一个卖早点午餐的饭馆，牛奶、咖喱角没有了，豆腐脑还有，还有馄饨包子什么的，豆腐脑不如单干时那么好吃了。

上大学又回到北京，但在大学里是在食堂吃早点，等又上街吃早点的时候，已经是七零年工作的时候了。七十年代，北京的早点还算是比较方便，街上卖早点的铺子比较多，至少比现在多，我骑车上班，一般不固定在哪家吃。一碗豆浆，两根油条或两个油饼，一角七分钱，这是我最常吃的早点，如果是甜豆浆，还要再加二分钱。这好像是当时北京物价的标准，这样的情况保持了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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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后我住在王府井北面灯市西口，骑车上班，途径的早点铺就更多了，选择的余地更大了。在东单北面米市大街路西有一家上海面馆，早点有饭团和咸豆浆，是我爱吃的。二两饭团和一碗咸豆浆，也是一角七分钱，咸豆浆里有虾皮、冬菜，放点酱油和辣油，味道比甜豆浆要好，饭团是糯米包焦圈，放点白糖，也很好吃，当时要收粮票，所以饭团分二两的和三两的，大多数人要二两，所以二两饭团做得多，事先做好了放在盘子里，做饭团的师傅随着再做，往盘子里填。三两饭团要的人少，师傅只能现做。我发现现做的饭团，里面的焦圈是脆的，更好吃，于是我每每要三两的饭团，要吃脆焦圈这口，但加上咸豆浆，一共是二角三分钱，超了每日早点的预算，有些奢侈，也不能常吃。

大概在八十年代，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当时的北京市政府下令解决北京市民的吃早点难的问题，要求所有的餐厅饭馆，不管多高级，都要卖早点，政府的行政干预确实有效，突然间，北京人发现进入了一个空前绝后的早点黄金时代，现在回想起来，唯一的后悔就是怎么不一天多吃几个地方的早点。

从我家出来，最近的是八面槽的翠华楼，早点是酸辣汤和油条，那酸辣汤是真正高汤做的，鲜美可口，酸辣合适，绝对比现在一般饭馆的酸辣汤要强，两根油条，一碗酸辣汤，不到两角钱。

王府井全聚德开的早点比较丰富，我常点的是一碗鸭汤，两根油条，油条是鸭油炸的，特别酥脆，也是两角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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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北京饭店在自己的斜对面，长安街南侧，台基厂北口路东开有一家对外的餐厅，后来曾卖过羊肉泡馍，据说是北京最好的羊肉泡馍，很多国家领导人都到这里来吃羊肉泡。当时响应政府的指令，也开了早点。早点按份卖，一份两毛五，两根油条，一碗稀的，可以是甜豆浆，可以是咸豆浆，还可以是粥，三样中任选一样，用一样的碗盛，碗特别大。里面坐满了，就不让进人了，要在门口排队，里面桌子上都铺着雪白的桌布，很讲究的餐具，买票进去就有座，等着服务员推车把吃的送过来。北京饭店级别的享受，真不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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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骑车上班常路过的就是这几个高级饭馆，现在想起来真的后悔，为什么当时不多跑几个地方，别的高级饭馆，还不定有什么好东西呢。这些高级饭馆开早点，纯粹是为了给政府面子，不记成本，不是为了挣钱，所以东西又好又便宜，真是美了老百姓了。不过好景不长，大概维持了不到一年，这些便宜的高级早点便都陆续歇了，就像雨后的彩虹，好看是真好看，但刹那就消失了，这也就是中国才会有的怪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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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现在才是北京人吃早点真正困难的时期，一个是早点铺越来越少，另一个是人们对早餐食品安全的担心越来越重，食品添加剂换着样的加，乱七八糟的油换着样的用……，我们只好在家吃早点了。

郭大誌

QUOTE:

以下是引用大权在握在2012-1-17 17:23:00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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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北京还有小贩挑着挑子下街卖烧饼焦圈的，手里拿着一个长方形的木帮子，比现在手包略大些，因为早点总有油，所以这帮子也蹭得油亮油亮的。为了出声，帮子中间有道缝，走在街上，不时敲一敲，告诉你卖早点的来了。我们孩子都管他叫帮帮的，听见帮子响，就说帮帮的来了。早点可以提前一天跟他预定，第二天他就把你要的东西给你送到家门口。一个芝麻烧饼，加一个焦圈，一共五分钱，烧饼三分，焦圈二分，咯吱盒也是二分。我经常是焦圈和咯吱盒换着样吃，不是一个烧饼夹一个焦圈，就是一个烧饼夹一个咯吱盒。他的挑子用棉被裹着，送到你手里的时候，烧饼还温和着呢。至今我还记得那小贩的样子，四十岁左右，挺大的一个长方脸庞，有点胖，但肉很瓷实，撑的满脸放光，黑亮黑亮的，就像他拿的那个木帮子，人看上去很朴实本分。他给我们送早点，送了好长时间。六十年代，下街卖早点的就不见了，要么不干了，要么就归到什么店铺里去了。

后来在天津上学，住在和平区益世里，吃早点也很方便，益世里后面一层住着一家邻居，男的白胖白胖的，据说是个有钱人家的公子哥，这里是他的外家。所谓外家，就是家里本有老婆，但在外面又找了个小三，常年和小三住在一起，这个家便称为外家。这样的情况在五十年代大多都有一个了结，多半是与原来的老婆离婚，与小三结了婚，这外家也就成了正式的家。他们的住房在一层，临街有个门，他们利用这间临街的房子开了个早点铺，一个十几米的长方形屋子，两头是门，另一侧的门是通向他们其他房间的。两侧的墙上安装上不太宽的长条板子，算是桌子，再放上几把小凳，收拾得很干净。这位内掌柜也极其干净利落，虽然原是小三，但不失大家风度，不像一般人。但他们不卖一般的中式早点，而是卖牛奶，咖喱角等食品，一杯牛奶，一个咖喱角，一角多钱。吃食都是内掌柜亲手做的，手艺相当好，我很爱吃他们家的咖喱角，那味道至今是我衡量类似食品的标准，而且后来再到吃咖喱包、咖喱角类的食品大多时候是失望的，因为都不如小时候吃的这位内掌柜做的好吃。因为家庭条件比一般同学好一些，家里极力主张我就在这家吃早点，我也确实爱吃，但那时候的孩子，不但没有半点炫富心理，反而总怕与其他同学有什么不同。我的很多同学都是拿着馒头或窝头在早点摊上就碗豆腐脑吃，这豆腐脑摊位就在这家早点铺的门口，于是我也要这样吃早点，五分钱一碗豆腐脑，好多同学都要四分的，其实卖豆腐脑的都给的差不多，放上辣油，把馒头掰碎了，泡在豆腐脑里吃，也确实好吃，所以，这也是我上学时代常吃的早点。不少同学吃的是窝头，他们说泡豆腐脑，窝头比馒头好吃，我一嚐，果真如此，于是回家就让大人给我蒸窝头，当时我们家一般不吃窝头，但为了满足我的要求，有时候就蒸一锅窝头，我早上带着上学，大人也不时吃一吃，换换口味。窝头泡在豆腐脑里，不会给泡糟了，所以真的比泡馒头好。后来，这些卖早点的，包括卖咖喱角的那位胖老板(但是那位内掌柜好像不再出来工作了),还有门口那卖豆腐脑的，都给合并到一起去了，在益世里附近找了块地方，搭了一个很大的棚子，开了一个卖早点午餐的饭馆，牛奶、咖喱角没有了，豆腐脑还有，还有馄饨包子什么的，豆腐脑不如单干时那么好吃了。

上大学又回到北京，但在大学里是在食堂吃早点，等又上街吃早点的时候，已经是七零年工作的时候了。七十年代，北京的早点还算是比较方便，街上卖早点的铺子比较多，至少比现在多，我骑车上班，一般不固定在哪家吃。一碗豆浆，两根油条或两个油饼，一角七分钱，这是我最常吃的早点，如果是甜豆浆，还要再加二分钱。这好像是当时北京物价的标准，这样的情况保持了很长时间。

结婚后我住在王府井北面灯市西口，骑车上班，途径的早点铺就更多了，选择的余地更大了。在东单北面米市大街路西有一家上海面馆，早点有饭团和咸豆浆，是我爱吃的。二两饭团和一碗咸豆浆，也是一角七分钱，咸豆浆里有虾皮、冬菜，放点酱油和辣油，味道比甜豆浆要好，饭团是糯米包焦圈，放点白糖，也很好吃，当时要收粮票，所以饭团分二两的和三两的，大多数人要二两，所以二两饭团做得多，事先做好了放在盘子里，做饭团的师傅随着再做，往盘子里填。三两饭团要的人少，师傅只能现做。我发现现做的饭团，里面的焦圈是脆的，更好吃，于是我每每要三两的饭团，要吃脆焦圈这口，但加上咸豆浆，一共是二角三分钱，超了每日早点的预算，有些奢侈，也不能常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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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在八十年代，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当时的北京市政府下令解决北京市民的吃早点难的问题，要求所有的餐厅饭馆，不管多高级，都要卖早点，政府的行政干预确实有效，突然间，北京人发现进入了一个空前绝后的早点黄金时代，现在回想起来，唯一的后悔就是怎么不一天多吃几个地方的早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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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家出来，最近的是八面槽的翠华楼，早点是酸辣汤和油条，那酸辣汤是真正高汤做的，鲜美可口，酸辣合适，绝对比现在一般饭馆的酸辣汤要强，两根油条，一碗酸辣汤，不到两角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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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府井全聚德开的早点比较丰富，我常点的是一碗鸭汤，两根油条，油条是鸭油炸的，特别酥脆，也是两角多钱。

当时北京饭店在自己的斜对面，长安街南侧，台基厂北口路东开有一家对外的餐厅，后来曾卖过羊肉泡馍，据说是北京最好的羊肉泡馍，很多国家领导人都到这里来吃羊肉泡。当时响应政府的指令，也开了早点。早点按份卖，一份两毛五，两根油条，一碗稀的，可以是甜豆浆，可以是咸豆浆，还可以是粥，三样中任选一样，用一样的碗盛，碗特别大。里面坐满了，就不让进人了，要在门口排队，里面桌子上都铺着雪白的桌布，很讲究的餐具，买票进去就有座，等着服务员推车把吃的送过来。北京饭店级别的享受，真不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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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骑车上班常路过的就是这几个高级饭馆，现在想起来真的后悔，为什么当时不多跑几个地方，别的高级饭馆，还不定有什么好东西呢。这些高级饭馆开早点，纯粹是为了给政府面子，不记成本，不是为了挣钱，所以东西又好又便宜，真是美了老百姓了。不过好景不长，大概维持了不到一年，这些便宜的高级早点便都陆续歇了，就像雨后的彩虹，好看是真好看，但刹那就消失了，这也就是中国才会有的怪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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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现在才是北京人吃早点真正困难的时期，一个是早点铺越来越少，另一个是人们对早餐食品安全的担心越来越重，食品添加剂换着样的加，乱七八糟的油换着样的用……，我们只好在家吃早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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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住东四七条那边的胡同里，胡同东口有家早点铺，从上世纪60年代末上中学到70年代初参加工作大都是在那儿吃早点，早点铺里三四张小桌子，还算干净；不着急时就在店里吃，着急就拿着走，边走边往嘴里塞着；每次要的不是烧饼焦圈加油豆腐汤，可能就是蜜麻花（又叫糖耳朵）加馄饨（汤里边必有紫菜、冬菜和虾米皮），油条、油饼或者糖油饼更是常事。不过那时候早点铺都是北京人干；现在都是外地人干，北京人全都大爷似的不屑于费那劲啦！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2-1-18 10:16:30编辑过]

老盘子

早点本是微利，如今官面上不许摆摊。店面租金人员工资成本都高。干早点根本承受不起，不想办法降低份量或者偷工加劣质原料就没钱挣。就这样也得吃辛苦起早贪黑。另外顾客一味图便宜也是现在早点越来越次的原因之一。不客气地说，现在有些早点狗都不吃。我就赶上过，大早晨吃包子馄饨，看见个流浪狗，扔给它一个包子，闻闻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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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不可接受的是有些小摊子包括现在某些饭馆图意省事，直接给您在碗上包一层塑料袋就端上来

牛老者

过去外地人在马路牙子上摆摊儿的时候，我吃过几次。有一天突然想看看他们是怎么周转餐具的，结果发现他们洗碗就是在一个大塑料桶的水里涮涮，然后直接就去盛豆腐了。这习惯也许在他们那儿是惯例，可我是没发儿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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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现在卖早点的都喜欢用塑料小框装油条，那框子也是反复使用的，很不卫生。就餐具来说，还是华天的小吃店儿里做的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