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平民买房故事 透视北京拆迁经济
出了前门，到哪安家？
□本报记者 南香红 □实习生 马捷婷
前门、大栅栏，天安门广场正南，历史蕴籍之地，北京城中心中的中心。
2001年以来，本报已多次、多角度报道北京旧城问题。今年年初，本报记者开始跟随推土机的轰鸣，追踪前门、大栅栏整治中被动迁的人。此次报道，我们试图从他们的安家故事，透视北京拆迁经济。
我们注意到，作为北京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房地产业的增长与城市拆迁呈正比发展———城市低收入者纷纷加入购房大军，被拆迁居民对商品住房的需求量已约占北京市场全年住宅销售总面积的1／3。用一位学者的“拆迁经济学”原理描述，“拆得越多，需求越旺，房地产就越发达。”
2005年年底启动的北京前门、大栅栏的“整治、保护”工程，涉及拆迁居民众多。他们到哪里买房？他们买得起什么房？“搬出危险房”，追着北京上扬的房价，他们能否安居梦圆？
什么人高兴走
什么人不高兴走
什么人想走也走不了
住在草场六条的赵师傅，这一年多一直看着胡同里的变化：有的人高高兴兴地乔迁了，有的人悲伤地搬走了，有的人想搬走也走不了，有的人再怎样也不想离开。
前门胡同里故事的复杂程度比得上任何一部大部头的小说。北京社科院的《北京城区角落调查》显示：两个地区共约10万人口。公房(北京市房管部门的房)、单位房、私房，各种产权关系纠缠在一起；历史文化保护区，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和现实，发展和保护互相撕扯，标准租、经租房，种种历史的沉案使问题更为复杂化。
但是，所有复杂的事，在赵师傅的眼里都很简单明了。
高高兴兴搬家走人的，多是在外面有房的、把户口还留在公房里或因历史原因未腾退私房主房产的人，拆的不是他们家的房，还得了补偿款，几乎是白拣了一笔钱。
走得不痛快的，多是在外面没有房的，这些人有住公房的也有住私房的，居住面积小，补迁补偿款不够买新房，有的甚至是想走也走不了。
这当中，还有再怎么也不想走的人。他们在胡同里有祖辈留下的房产和家族的情感，他们不能也不愿丢下自己的家。
租住公房、单位房的和私房主在前门、大栅栏的比例各占30％。身为私房主的赵师傅看到，租住公房的，在拆迁签字的同时，只要和房管部门签一个合同，就以每平方米135元的价格，从房管部门买到产权，由房屋的使用权人，变成和他一样的产权人，享受和他这样的私房主拆迁补偿待遇，心里有些不平。
大家都一样，一样的补偿款，一样的离开前门的结局，并且他们关心的事也是一样的：胡同外面的房子和高涨的房价。
早上赵师傅出来遛鸟，一边晃着鸟笼一边和街坊议论着房子：“只能上房山，或者燕郊了，那儿4000多一平方米。”“是啊，赶明儿遛弯，一不小心，遛河北省了。”“呵呵。”笑声里有一点辛酸。
“打游飞”
“房虫子”活跃在胡同里。“房虫子”是胡同里的居民对“游走型”房产中介的称呼。
好点的“房虫子”有一间、半间小房儿支一个办公桌，差点的就在胡同里宽敞的地方支一个上面密密麻麻写着各种房源的牌子，更不济的在墙上贴一张小广告就走，于是满胡同里都是这样的广告。
大栅栏煤市街改造工程、前门东侧路西片区拆迁的，是采取的货币补偿；前门东侧路以东的，承诺在东南二环、三环之间的弘善家园安置，但安置房的建设周期是三年，在房子建设好之前，居民需要自己找房周转，费用自理。
那么多户人家需要在短时间里集中买房和租房，再多的房虫也有生意可做。
郭春英和丈夫孩子哥哥嫂子及自己的老母亲在上草场六条6号院租住两间公房。2006年6月20日，郭春英拿着40多万的补偿款，带着72岁的母亲，离开了她居住了40多年的院子。
她在玉蜓桥附近以每月2000元租了一间2居室安置下母亲———一家人分做两处，母亲、她和她儿子住出租房，丈夫回自己父母家，因为出租房实在太小———然后开始奔波着买房。
当手里捏着的拆迁款和市场的房价比较时，郭春英傻眼了。
刘家窑72平方米的二手房，47万元。位于广渠门的80平方米的二手房，57万元。
郭春英从城东到城西，城南到城北，跑了不下几十处房，从6月到10月，再回头看曾经去看过的房子，更傻眼了。
刘家窑72平方米47万元的二手房，已经涨到了62万元；广渠门的80平方米57万元的二手房，涨到了72万元。
再看新房，离前门不远的新世界从年初的一万出头，涨到了一万七；新景家园从年初的七千多，涨到了一万二。
“你眼看着手里的钱在‘哗哗哗’地变毛，越来越买不到房子了，心里那个发毛啊！”郭春英在不停地问记者，“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郭春英居住的上草场六条不到100平方米的院里，住着5户人家，平时拥挤得“晚上放个屁对面人家都能听到”，这次拆迁走了4户，一户是在外有房的，院里的房子长期出租，另外三户，现在都在外面租房。“买不起啊，几十万的空档，就是天文数字啊。”郭春英说。
郭春英已经退休，她和丈夫都过了可以申请贷款买房的年龄，孩子还在读书，没有路径去筹措几十万的买房钱。
上草场六条居民帮记者统计了一下，整个上草场六条胡同大约住了100多户人家，搬走的有50多户。搬走的住户中，除了原来在外面有房的人家之外，其余的都像郭春英一样在外面租房住，原因也都是房价太高，买不起房。
街坊们把这种居无定所的状态叫做“打游飞”。“老太太都七老八十了，还在外面‘打游飞’，你说这心里是什么滋味？”老街坊们都十分同情郭春英母亲的状态，他们议论着，叹气着，也忧愁着自己将来的去向。
房子啊房子，看得见就是够不着你
前门居民仔细地计算着自己手里的拆迁补偿款，三五结伴地去看沙盘，看房子，聚在一起热烈地讨论。
新盘商品房根本买不起。他们大多数因为孩子上学、自己工作地点等原因不能到城外去住。于是建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二手房成了他们首选目标。然后是经济适用房。但经济适用房指标一票难求，成为房虫子们地下交易的热门。
住在小江胡同的车警官并不知道前门拆迁户曾经有过定向的经济适用房。当他得知此消息时，已经是拆迁协议签字之后，房子早没了。
车警官费了周折得到了这样两个指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有房可买，人们告诉他，哪里有房就到哪里去排队去吧，很多人登记了3年还没有经济适用房可买呢！
让车警官吃惊的是，在刚办好两个经济适用房指标登记的当天，就有“房虫子”给他打电话，要他把指标卖了，每个指标3万。
“你要一个空头的指标干什么？”车警官问。
“这你不用管，我能弄到房。”对方说。
“那这样吧，我卖一个指标给你，你帮我把另一个空头指标也落实了房子吧。”车警官想了想说。放下电话，他从朋友处得知：回龙观、天通苑的一个带现房的经济适用房指标最高已经炒到了13万。(更多车警官的故事见《“总不能警察强拆警察的家吧”》)对于郭春英来说，她还主动放弃了走另一条路：接受回迁安置。前门东侧路以东的居民，可以选择回迁安置，郭春英正在这个范围之内。
崇文区“一号工程”指挥部宣传材料上说，愿意接受回迁安置的居民将被安置在“弘善家园”，那是“二环外、三环内唯一的一处经济适用房了，”是市区两级政府“在房源极为紧张的情况下，付出极大努力，投入了数十亿资金”，“专门用来安置咱们前门地区的老街坊的”，前门的老街坊只有超出安置面积的，才需要付4900元／平方米(宣传材料语)。对于这样好去处，郭春英为什么要放弃？
“画饼充饥。”郭说。她现在一家人在前门住的是20多平方米，按照安置政策换算下来，她依然要掏几十万才能住上房。“而三年以后的事情会怎么样呢？房子的质量会不会有问题？”郭春英对此表示了深度的怀疑。
住着洋房，过着贫民生活
原住在大栅栏煤市街214号的王德明买到了商品房。房子在崇文区安乐景泰家园，147.89平方米，首付35万，当时的价格是一平方米5000元。
“可是你要知道我是被拆了三处房，自己又添了10万，还向银行贷款30万，才买得起这一处房的啊。”60多岁的王德明对记者说。
从2003年开始王德明就被拆迁，今天赶到这儿，明天赶到那儿。第一处被拆掉的房子，在河北沧州，是继承岳父的财产，400平方米院子加上房子，给了35万的补偿款。第二处在北京，是王德明老伴单位的房，一间不到25平方米的职工食堂的伙房，2005年拆除，得了8.5万元的补偿。
最后一处就是煤市街214号这所老宅了。房子是王的父亲解放前和人合伙买的，北京的老式木质楼房。当年这里是北京最繁华的八大胡同之一，一排的木阁楼，一直连到珠市口，早先是春院，父亲买来做了当铺。
王德明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才于2003年将这处祖产要了回来，他在这里开了个杂货店，店不大，只有21.4平方米，但是门脸房，一个月能有一千多元的收入。
这些收入对于王德明来说太重要了，他从43岁知青返城后就无业，一直靠妻子的工资生活，妻子退休后，只有800多元的退休费，现在靠这个小店养活自己没有问题了。
但是，小店才开了一年多，这里又要拆了。拆迁补偿费加营业损失费再加提前搬迁的5.5万奖励费，一共拿到了27.8万元。
“这一拆等于把我的饭碗也砸了。”王德明沮丧地说。
煤市街是前门地区的繁华地段，这里的临街房屋做生意都比较早，有70％、80％的人将自己的房子对外出租或者自己经营，一拆迁，大多数人就断了一份生活来源。
王德明现在一年需要交物业费3000多，取暖费4400。这些费用全部都由他的儿子承担。儿子28岁了，明年就要结婚，王担心，儿子承担另一个家的时候，是否还有能力承担他的养房子费用。
拆了三处房，才买得起一处房，买了房却又养不起房。孤立地看，王德明的故事似乎有些极端。但前门、大栅栏地区“王德明式”的家庭不在少数。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的“北京城区角落调查”课题组的调查数字，是一个很好的注解。
《北京城区角落调查》对居住在前门、大栅栏的街坊是这样描述的：“离退休、内退人员、下岗失业人员、在校学生、从事家务劳动等为主，占71％，他们中是困难边缘户多、失业户多、残疾人多”，“平均工资每月1000元”。
住在草场六条41号的杨先生说自己在国企工作，一辈子挣的钱，不过是8万元。
他将自己的一生分为三个十年，第一个十年是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末，当了十年的二级工，一年挣400－500元；第二个十年是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末，工资涨到每月60－70元，还有每月为数不多的副食补贴，10年间大约挣了1万元；接下来的是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末十年，一月挣200多元，十年收入是2万－3万元，而到1990年代后，收入增加了，他也下岗内退了。
“不拆还有个屋住，拆了就没地方住了。”杨先生总结说。
“我现在是住着洋房，过着贫民生活。”王德明的总结是，“居住条件是上去了，可生活水平下降了，典型的因拆致贫。”
其实，说这话时王德明的心情很复杂，他是眼看着周围房价飞一般地涨起来的，他拿不定主意是不是该庆幸自己早买了这处房。(P1183101)
前门胡同里家家户户围绕房子发生的情感浓稠的话解不开 吉国强／图
发表于 2006-10-12 19:38:00
发表于 2006-10-12 23:44: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