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北京的“孔子家庙”——山左会馆

长征

 

新年伊始，周润发领衔主演的电影《孔子》在全国上映，让孔子“复活”起来，引发了新一轮的“孔子热”，有关儒家、国学，特别是与孔子相关的文化遗产更加受到人们关注。

在我国，孔庙遍布各地，曲阜的孔庙孔府尤其著名，已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在北京，则有“国家级”的孔庙国子监，“府州级”的顺天府学孔庙，都位于东城区的内城。而在西城区的外城，宣外大街西侧普通的平房民居中也有一座“孔庙”，而且还是“孔子家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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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全国能称为“孔子家庙”的地方仅有山东曲阜孔庙和浙江衢州孔氏南宗家庙。北京宣南怎么会有类似的地方呢？这就要归功于清朝山东籍在京官员的贡献。而今天，让我们再次认识山左会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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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培佑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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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山左会馆，不能不先说说王培佑。王培佑（1855-1915年），字保之，号惺盦，在家行三。山东莱州府平度州城东邹家坡人。光绪二年（1876年）顺天乡试第二百零五名举人，光绪九年（1883年），以殿试二甲第十六名的成绩中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为明清两代平度人中科举考试名次最高者。后历任翰林院编修、江南道监察御史、顺天府尹、太常寺卿、宗人府丞等职。他一生为官清正，刚正不阿，积极维护国家利益，有两件事情值得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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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四月，在反对中日《马关条约》割地赔款的“公车上书”运动中，作为翰林院编修的王培佑参加了翰林院李桂林领衔的83人的上书。人数之多，仅次于内阁侍读奎华（155人）、礼部郎中黄谋烈（151人），居于第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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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提出：“台湾虽僻在一隅，控扼南洋，实当倭地三分之一；户口繁衍，物产饶沃。今即割以与倭，而居民势不两立；固不甘役属外夷，亦未易迁之内地。若任其用兵攻击，草藉禽猕无一孑遗，非特无以对忠义之民，海内闻之，谁不解体！若使台民战胜，则我虽弃诸幅员之外，而倭索无所逞，仍必狡谋更肄，来责盟言；枝节丛生，牵动全局。”“爱国保台”之心，跃然纸上。因此，这份奏章被收入“台湾史料”中，为后人永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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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王培佑任监察御史。次年，发生了德国强占胶州湾事件。德人在划定租界时企图进一步强占包括平度南境在内的九百平方公里土地。作为平度人的王培佑深感守土有责，即与戴恩溥联名上疏朝廷，最后挫败了德国人的强盗行径，保住了国家领土。他“拒德守土”的义举，为后世传颂。

王培佑在京久居于宣武门外棉花三条胡同中的一座院落。光绪十五年（1889年）四月初十，大兴县人恽毓鼎考中进士后，还曾到此拜望过自己的这位第三房房师。如今，这里经过前些年的城市改造，已经成为高楼大厦，找不到过去的痕迹了。而王培佑曾经管理、活动过的山左会馆，还幸存着。他还把这件事情写到自己的日记中了。

山左会馆

从京城坐北朝南的皇宫向南望去，太行山左是山东，山右则是山西，曾有用来祭祀山西名人的山右三忠祠。因此，北京的山东会馆一直被称为山左会馆。该馆位于宣武门外大街路西的校场头条17号，附近还有云南、宜荆、永新等会馆，在《京师坊巷志稿》中有明确记载。它有两个特点，一是“大而杂”，二是“名且默”。

“大而杂”是规模较大，杂乱失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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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左做为“省馆”是当年山东在京最大的会馆，规模远远超过其它“府州县馆”，济南十六邑馆不足它的一半。会馆坐西朝东，四进院落，近千平方米。北京一般重要院落多是坐北朝南，而它却坐西朝东，这个问题，值得今后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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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馆院子南临芝麻街，大门向东开在校场头条，后墙则在校场三条，横跨三条胡同，以至于芝麻街南的校场二条，到此终止，不能再向北延伸。可见其规模之大，非彼寻常。其中房屋经1948年、1951年、1954年统计分别为104间、102间、108.5间，总在一百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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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文物普查时曾对它有过记述：蛮子门一间，合瓦硬山顶过垄脊。倒座房八间，硬山顶，已翻建。第一进院落西房(正房)五间，合瓦硬山顶过垄脊，装修后改。南北厢房各三间，合瓦硬山过垄脊。第二进院落西房(正房)五间，合瓦硬山顶过垄脊，装修后改。第三进院落(西房)三间，合瓦硬山顶过垄脊，装修后改。南北耳房各一间，合瓦硬山顶过垄脊，装修后改。南北厢房各三间，合瓦硬山顶过垄脊，装修后改。第四进院落西房（正房）五间，合瓦硬山顶过垄脊，步步锦装修。南北厢房各二间，合瓦硬山顶过垄脊。南北厢房各三间，合瓦硬山过垄脊，装修后改。南厢房十二间，合瓦硬山顶过垄脊，装修后改。北侧还有跨院若干间房。

引用这段规范的文字描述，不免让人感到有些乏味。但好处是笔者不用多说形制，更重要是它早已成了名副其实的“大杂院”，难见真容。1951年以前，会馆里生活着44户山东同乡，2户外省籍人。由于没有租金，免费居住，致使房屋年久失修，渗漏坍塌逐年严重。笔者曾多次到此考察，院中老住户从这儿指到那说，这一片原来都是会馆，文革后期，加盖了几十间小房，把老房子全都遮挡起来，形成了几个小院。除了大门还残存当年的气势，狭窄的过道，拥挤的院子，照全景都拉不开镜头，很难想象，这里是曾经举行过“祭孔大礼”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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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且默”则是显赫一时，沉默一世。

为什么山左会馆能有这么大规模，后来又不为人所知了呢？这要从清中叶讲起。道光以前，山左会馆面积不大，“馆舍湫隘”，与青州会馆为邻。道咸年间，以潍县陈官俊、滨州杜受田为代表的山东籍在京官员实力大增。

陈官俊，嘉庆戊辰进士，“入翰林后，侍学三天。时宣宗尚在潜邸，独喜公，公亦知无不言。故登极后，公之恩遇最隆。”后官至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死后道光帝赠谥为文悫公。

杜受田，字芝农，咸丰帝之师。道光末年，杜受田曾经帮助后来的咸丰当上皇帝。咸丰帝即位后，感激老师的拥戴之恩，任命杜受田为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言听计从，奉若生父。死后追赠杜受田为太师大学士，谥“文正”。“太师大学士”和“文正”是清朝人臣中最高级的一种册封，清嘉庆帝以来汉族大臣被追封太师大学士者，仅杜受田一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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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样的背景，山东官员们怎能没有一个更加理想的聚会场所呢。于是“陈文悫公官俊始议，以同乡官公存钱重修，廓其基址，别置青州馆，而合其舍为一，厅事五楹，规模大备。”最终，合并了原青州馆的山左会馆自然较大，青州馆则迁到门楼巷去了。咸丰年间，山左会馆开始举行其它会馆不可比拟的隆重的祭孔大礼，使之显赫一时，为时人所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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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光年间，因为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湘、淮两系的势力陡增，面积更加广大、建筑更为精美的湖广、安徽等会馆相继完备或建成，超过了山左会馆，山左的声势逐渐被它们所掩盖。

民国时期，随着宣南政治地位的下降，会馆则以教育、戏曲演出等为主。没有办学堂，也没有像湖广、安徽会馆那样大戏楼的山左会馆，清亡后自然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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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馆内曾住过一位鲁籍著名画家周健生，专攻花卉，在琉璃厂挂单卖画，名噪一时，《最新北平指南》都有记载。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共北平市委区委的同志居住于此，开展地下工作。更值得一提的是，解放后在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山东荣成人谷牧同志，也在这里留下了印记。当年他在北平上学，住山左会馆，从事革命工作，1936年4月不幸被捕，还是托会馆看门老头保释出来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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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山左会馆已然风光不再，逐渐沦为了大杂院，也没人像湖广、安徽、福建会馆一样，给它编辑会馆志书。所以，近百年来的书中就很少提及它的历史了。

    山左会馆的祭祀

清代，北京会馆管理实行“京官有资望者轮流值年”制度。据记载，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以前为金衢严道王孝宽值年，三十一年为宗人府府丞王培佑，三十二年则为法部侍郎、书法家王垿。王培佑正是在这一年的管理期间，时值清朝废除延续一千多年的科举考试制度，并提升国子监孔庙为“大祀”。王培佑也想通过延续会馆的孔子祭祀，维系国家生存，正如他所说：“诏停科举建学堂，窃维圣道之大，环球莫外，亦历久常新。仰视国家兴学之深心，务使学人于先师至德要道，身体力行之。”

如今，我们完全可以依据文献记载恢复清代的祭孔礼仪。山左会馆不仅是普通的会馆或祭祀场所，还可称之为“孔子家庙”。这里 “家庙”的特点十分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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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家人祭祀”，参与祭祀的多是孔子家乡之人，主祭也推荐“孔氏官京师者”。以咸丰元年八月这次祭礼为例，可见一斑。

当时，参加者山东省83人，其它省仅16人。在会馆五间正厅，主持祭祀活动的“执事”共有20人，分为恭奉圣像、纠仪、读祝、赞唱、司尊、司香、司爵、司帛、司巾、设彻、掌瘗燎、奉福胙、司庖厨、掌胙、掌祭、司钟鼓、酬宾17个工序。其中，孔氏后人有孔宪彝（孔子七十二代孙）、孔宪恭（孔宪彝从弟）、孔宪阶（孔宪彝同辈）、孔宪钰（孔宪彝同辈）、孔庆第（孔宪彝之子）、孔庆鉽（孔宪彝子辈）、孔庆锳（孔宪彝子辈）、孔繁洙（孔宪彝从孙）8位，人数占了总数近半；同时，分别掌管恭奉圣像、赞唱、司尊、司爵、司巾、设彻、掌瘗燎、奉福胙、司钟鼓、酬宾10个重要、多数的工序。孔庆鍸（孔宪彝从子）也“实相辅之”；衍圣公孔繁灏（孔宪彝宗子）更是慷慨“敬助祭器”。这是其它会馆，也是其它非“家庙”的孔庙所没有的。

其次，是“祭器源孔”，会馆祭祀所用的祭器多来自孔子后裔，其中世袭衍圣公捐助最多。

咸丰元年，清文宗即位，孔子七十四代嫡长孙，袭封衍圣公孔繁灏，进京庆贺，陛见七次。他得知山左会馆要举行祭孔仪式，便“拓阙里石刻吴道子所绘圣像谨寄至京”，又捐助祭器，有尊等铜器三十二件，筐等竹器十一件，祝版等木器三件。内阁中书孔宪恭捐助钟、鼓各一件。兵部员外郎孔繁洙捐助铜烛台、铜花瓶各二件，铜鼎一件，云缎幔一件。除了祭器外，会馆“圣像”的来源与衢州孔氏南宗家庙的如出一辙。可见，孔子后裔对会馆祭祀十分重视，表现出一种对“家”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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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会馆“同人公议于厅事，北建屋三楹恭奉圣像。每年届八月二十七日恭请圣像悬于厅事，陈设祭器谨治祭品，悉如礼制。”同时要求，“祭毕收藏祭器，值年者亲自检点，不得假手奴辈，并加封固存庋，概不假借，以昭慎重吾东焉。”不仅会馆正厅是祭祀场所，北房也成了保存孔子圣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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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培佑曾记：“查庚子兵燹后，馆中什物半多损失，而至圣先师祭器独完，诞辰礼成，彬彬如昨是岁之秋。”有幸的是，这些珍贵的祭器躲过了八国联军的劫难，一直保存到清末，成为会馆的“镇馆之宝”。但1947年山东旅平同乡会登记时，会馆内动产仅有“先贤遗留碑匾等物”，不再提及祭器。到了1955年，各会馆全部移交北京市，山东省会馆财产管理委员会的报告中说：“各种家具用品文物字画佛像五供祭品等动产部分全部移交财政局接受。”不知是否还有那些祭器，也不知它们最终到哪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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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国联军是不认识这些灰头土脸的青铜器，还是太重没有来得及拿走，或是山东会馆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或是馆中的人将青铜器都藏了起来，这一切都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不得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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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祭礼依阕”，就是祭祀礼仪完全按照曲阜孔庙的规范进行，并起到表率作用。

孔宪彝说：“同人咸谓仪节綦繁，非笔之于书，不足以行久远。谬以宪彝相礼，幸无陨越属事，考订旧章编录，篇目爰依会典定制，参以圣门礼志阙里文献，考辑为一卷，例取简明，言无文饰，期览者易于循诵而已，浅陋之诮所不敢辞。”

他还写道：“山左近圣人之居，沐教泽而被遗风，逾于诸省，士大夫宜先行是礼，以致其私敬，而至今始得举焉，非敢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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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馆捐助祭器“悉依阙里制度，自吴门督造邮送京师”。“诞日亦祭京师会馆”，为了保证祭祀效果，“执事者”要提前一天到会馆“习仪”。看来会馆的祭祀确实与曲阜相同。

这些都进一步说明，北京的山左会馆确有“家庙”的作用。可能有人会感到“家庙”的提法，理由尚不充分，但这里是孔氏后裔、乡人举行“祭孔大礼”的地方，则是确定无疑的。

道光帝师陈官俊、咸丰帝师杜受田、“爱国保台”、“拒德守土”的王培佑、书法家王垿，特别是孔门后裔，众多人物都在此活动过，是他们使这老院旧房变得价值非凡。我们应当感谢孔宪彝和王培佑等人，是他们让今人得以了解并复原了这座“家庙”会馆。

意义及作用

本世纪以来，非物质文化遗产备受关注，“国学热”、“崇祖热”，此起彼伏。各地孔庙纷纷修缮，并恢复祭祀活动。埋没已久的北京顺天府学孔庙得以修缮复原。曲阜、衢州、北京等孔庙举行的祭孔仪式，引人注目。作为“孔子家庙”，北京宣南山左会馆的保护与利用，有其独特的意义与作用。

其一，从历史文化角度看，尊孔崇儒是宣南士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慎终追远、敬宗睦族的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的突出表现。山左会馆建筑虽然普通，其中的可移动文物也消失了，但它的历史，特别是人文价值完全可与其它孔庙媲美。

其二，从区域发展角度看，如果能够复原会馆“家庙”并恢复祭祀，可以更紧密地联系尊孔重教的台湾同胞、海外侨胞，和曲阜、衢州，乃至全国各地的孔庙结成网络，将成为西城区、北京市文化发展的又一新亮点。因为这里有“爱国保台”的仁人志士，名垂青史的文人学者，更有孔子后裔留下的珍贵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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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从文物保护角度看，现在山左会馆作为文物普查对象，保护力度明显不够。这个大杂院内的房屋需要及时维修，在建设高潮面前命运依然是岌岌可危。同时，原位于太仆寺街的衍圣公府已经拆除，孔子后裔在京活动最主要的地方就是山左会馆，它就愈加显得弥足珍贵，所以应当列为区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重点保护。

    目前，对山左会馆的发掘刚刚开始，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深入研究，但它完全应当成为我们不可缺少的财富。希望它的价值早日为世人所认识，知名度就像电影《孔子》一样传遍全国。想来，会馆“家庙”果真有全面保护利用的那一天，海内外的孔子后人们也都会感到欣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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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自刘征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u/1097884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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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

 

但愿这会馆能够保存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