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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转自：http://www.l9y7.com/3.htm 过了几天，那是一个乍暖还寒的阴沉的上午，我另约了一位即将结束赋闲生活的盆友继续把宣南的踩点工作做完。这次，我们的出发点始于菜市口的鹤年堂老药铺。 说实在的，我不得不常常惊叹于老辈子人起字号的能力，“鹤年堂”――谁不知道龟鹤延年，用在药铺的名字上是多么有说服力！还有什么“致美斋”，听着就让人流口水；“全聚德”――好字都让他使上了；还有“瑞蚨祥”，亏他怎么想出来的，又和本行沾边、又透着吉庆、还不俗。不过呢，传说“鹤年堂”原是严嵩老奸相家花园中某厅堂用的匾额，“鹤年堂”三字是老严头儿亲手所书，只因其晚年破败了，这块匾也流入了民间，结果被菜市口的这家药铺收去挂着了，遂成了他家的字号。 鹤年堂堪称北京历史最悠久的药界老字号，旧时民间俗谚曰“丸散膏丹同仁堂，汤剂饮片鹤年堂”。当然，在清代时，这里还因为临近菜市口刑场而闻名遐迩。感情刑场就设在鹤年堂老店的门口，每逢有执行死刑的活动，药铺就成了监斩官们的临时接待站。所以康有为老先生多年以后询访“戊戌变法”故地，看到鹤年堂即失声痛哭道：“找到鹤年堂，就找到了六君子的遇难地！”想起当年横刀天笑的谭嗣同（字“复生”），又想到流离半生的自己，康老人家长叹曰：“复生不复生矣，有为岂有为哉！” 由鹤年堂沿着宣武门外大街往北，快走到SOGO了，路西有条胡同，名叫“达智桥胡同”。其实清代的时候，这里本叫“鞑子桥”，因有一条由北向南的水沟和一条由西向东的水沟在此交汇，交汇处原有一座小桥，由于清初时周围驻扎着满蒙旗兵，而被汉民百姓称为“鞑子桥”，此后东西向水沟被填平成了胡同，名称亦被雅化为“达智桥胡同”。走进胡同不远，就到了坐落于12号的杨椒山祠。 杨椒山这个名字对于绝大多数现代人来说是陌生的，说实在的，在询访宣南之前，我也不知杨椒山为何许人也，不过看了他的事迹后则肃然起敬，顿感此人不简单。其人名为杨继盛，字仲芳，号椒山，是明朝嘉靖时期的进士，官至兵部某司员外郎，是古今少有的敢于鸡蛋碰石头的豪胆之人。就在大奸臣严嵩权倾朝野的时候，他偏不识时务，非要上疏弹劾严老奸臣，结果可想而知，命运必然是不济的。可敬的是他的胆气，据史料记载，他在狱中受尽酷刑，某夜因身体伤痛而难以入睡，他竟然用碎磁片将自己身上的腐肉和筋络割断，此举令平日施刑无数的狱卒亦为之战栗，他却镇定自若，想来当年刮骨疗毒的关公也未必有他的气度吧。临刑前，他亦拒受好心人送给他壮胆用的蚺蛇胆，曰：“椒山自有胆，何蚺蛇为！”如此豪气，绝非常人所比。 千百年来，谁不知道明哲保身是人们处世的座右铭？那些有勇气与黑恶势力做斗争的仁人志士，大都需要直面惨淡的人生和正视淋漓的鲜血，但能在这般逆境中坚决不妥协的，古今能有几人哉？在当今社会需要伸张正义时，我们自己有胆量站出来吗？ 现在的杨椒山祠不仅已成了民房，而且还摆上了菜摊儿。这个地方在杨椒山之后几经变化，曾经历风雨，亦有峥嵘岁月。 据说杨椒山死后曾被奉为北京的城隍爷，即保护本城的神，于是其故居就改做了城隍庙，称为松筠庵。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松筠庵的僧人心泉在庵的西南方建起“谏草堂”，请人将杨椒山弹劾严嵩的谏章刻在石上，嵌于堂内墙壁上。一年后，他又集资在庵内修建了一座八角攒尖顶的“谏草亭”，当年轰轰烈烈的“公车上书”即发生于此，在康有为的召集下，时有一千三百名举人集会于松筠庵谏草亭，联名上书要求变法维新，其场面应是何等壮观！ 从达智桥胡同一拐就到了校场三条，看到了以下这个建筑，我当时很傻，竟没有反映过来，它就是大名鼎鼎的“谏草亭”，只是觉得它应当有些来头，就拍下来了。看来，昔日的亭子已经被封堵严实，变成了一间住房。唉，既然松筠庵已是大杂院，住户们自然免不了寸土必争，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对于居住在八角攒尖顶的这种少有的建筑物里面，可能大家早就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 自校场三条穿芝麻街可进入金井胡同，沈家本故居坐落在金井胡同1号。俺倒是在大学时学过，知道沈家本老先生是清末著名的法学家，我国近代立法的第一人。在清末内忧外患的环境下，沈老被任命为修法大臣，在“参考古今，博稽中外”的基础上，先后主持制定了《大清新刑律》、《大清民律草案》等新法，体现了比较先进的资本主义法律精神。唉，只可惜时机太晚了，其法尚未来得及施行，清政府就倒台了。不过，多少年来，沈老先生在中国法律界的泰斗级地位一直未有撼动，其“会通中西”的修法精神以及在法律中体现出的人文精神也一直为后世所尊崇。 沈老的故居现也成为寻常人家的杂院。鉴于周围没有什么人，且院子里十分安静，我们就轻轻地走进了院子，想看看里面什么样。一进门就看到面前有个灰色的二层小楼，从楼下的小门穿过去，看到里面有古朴的木楼梯，这种建筑在北京可真不多见。我由于好奇，回去后上网查了查，原来，这小楼就是沈家本家里的藏书楼，名唤“枕碧楼”的。当年这里可是汗牛充栋的说，据说有藏书5万余册，够个图书馆级别了，可见沈老先生为修法没少花心血呀。另外十分引人注目的就是后院的这棵大皂角树，其粗大程度似有百年历史，不知和沈老是否有直接瓜葛，那“枕碧楼”枕着的是不是它的绿呢？不过我们来的时候它还没开始长叶，只有枝干直插天空，很象一只伸出的巨手，颇有只手独擎天的意味。只可惜，沈先生修法之奇勋未能擎住大清朝的江山，终究世易时移。这时，邻屋传出了流行歌曲声，我们随着这声音又轻轻地走出了院门。 金井胡同和宣外上斜街是相通的，一直往北走即可到达上斜街。据说上斜街50号是龚自珍曾住过的一个地方，同时也是后来的番禺会馆。我们自东向西慢悠悠地逛着这条还算是比较宽阔的胡同，但是来回走了两趟，也没看到有50号，于是想和周围人打听打听。我们猫在一个院门口时，刚好一个学生模样的小伙子走出来，手里还拿着本书。可一问，他竟从未听说过此地有龚自珍故居，我们只好再找其他人问。胡同里几个大妈正聊天，看到我们在胡同里转来转去，以为是走亲访友迷了路的，就主动问我们想找谁家。我们说我们找龚自珍故居，大妈们听了个个愕然，回答说，好像没听说过谁家姓龚，有一位还提醒呢，说，某某家的什么亲戚好像是姓龚。这倒好，我们成了要去龚自珍家串门儿的了。算了，再顺着门牌号缕一遍吧。结果发现，56号以前的一片地方正在拆迁，50号应当囊括在拆迁范围中。以下这三张图片所在位置疑似为原来的50号。 上斜街算是比较僻静的胡同，我们要走出时，迎面正好看见一个卖笤帚的小贩骑车过来，这番景象忽然勾起了我很多儿时的回忆。记得小时候住在胡同里，各种小贩都是这样骑着车边走边吆喝。什么“臭豆腐、酱豆腐”，“打香油嘞”，“修理搓板儿”，“小枣儿切糕”等等。若没有买主儿及时把他们拦住，他们就这样不停地骑过去。有的时候，你在家里听到吆喝声，跑出来一瞧，嘿，他都骑出老远了。我当时还想呢，这些人，真不会做生意！ 悠悠宣南的两次踏访，给我的集中印象是：在这一片，似乎有无数的历史文化踪迹可以挖掘，平实人家、寻常巷陌的背后，埋藏的是深厚的文化积淀。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虽然历史人物的故居几乎无一例外地沦为大杂院，使院子原有的模样面目全非，可我有时也在想，以保护文物为名，将历史文化遗迹修复成不伦不类的样子难道会比这样更强些吗？其实南城的精髓恰在于那种骨子里的草根文化特性，在于士人文化和平民文化的杂居和融会。当年，康有为或鲁迅家接壁儿住的很可能就是卖烧饼的王二或吆喝青菜、辣青椒的李三儿，名人本身就生活在平常人中间，过着平常人的生活，只是知识和眼界不平常罢了。让平常百姓住进宣南名人的故居，这名人似乎显得更加亲切。 然而可叹的是，这些最能代表宣南文化的寻常巷陌实际上正在一天一天的减少，取而代之的是现代经济社会的各种住宅楼或者商厦。在如火如荼的拆迁运动中，原本座落在法源寺后街的“里九外七”也未能幸免。现在再提起起宣武门一带，估计人们条件反射的代表性建筑是：SOGO购物中心、宣武门教堂和沃尔玛超市。可惜这老哥仨大大小小都透着个洋味儿，没一个是咱老祖宗传下来的。古城正在消失，这也正是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真正忧虑的事实。在沦为大杂院或成为菜摊的名人故居面前，我尚有机会缅怀名人们的历史壮举或文化精神，但若面对着高楼大厦，我无论如何也不会遐想到“公车上书”。如今，真正具有“宣南”特色的宣南已经被蚕食的差不多了，接下来，我不知道是不是想要了解它只能靠博物馆了？ 文章转自：http://www.l9y7.com/3.htm * u$ W! I6 h4 w'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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