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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如何"破四旧":以北京地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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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国家历史(成都) 作者：杜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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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迄今不过三四十年，但包括“文革”本身在内，许多“文革”时期流行的词汇——它们的身影屡屡出现，但往往讳忌莫深；人们貌似能脱口而出，但对其涵义的理解却含混不清。“破四旧”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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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广东高州帅堂中学在“破四旧、立四新”中焚烧“封资修”书籍等物资。资料图片

破四旧的时代背景

尽管迄今不过三四十年，但包括“文革”本身在内，许多“文革”时期流行的词汇——它们的身影屡屡出现，但往往讳忌莫深；人们貌似能脱口而出，但对其涵义的理解却含混不清。“破四旧”亦是如此。

“破四旧”的提法，首次出现在1966年6月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中，这篇名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章，传达的是“文革”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的精神。

8月8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第一条强调，“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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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风易俗，本是中共自建立就一直努力实现的目标之一，但出现在这两个文件里的 “破旧立新”非同以往，逾出文化习俗层面，而是直接与“文革”的目标、实现途径等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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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当时的判断是，中共中央出现了修正主义，要彻底改变社会面貌，建设他所憧憬的社会主义，唯有诉诸群众，来一场大革命。

革命的号召很快得到响应。《五·一六通知》出台后的第13天，5月29日，清华附中预科651班贴出的大字报上，出现了“红卫兵”的署名，意为“毛泽东的红色卫兵”。6月1日之后，其它学校贴的大字报也纷纷以“红卫兵”署名。

“十六条”通过之后的第11天，8月17日晚，北京二中红卫兵的几个头目聚在一起议论，决定采取行动，破除北京市服务行业的“四旧”，为此起草了《最后通牒——向旧世界宣战》。

次日凌晨0时50分，这份首倡“破四旧”的文告起草完毕。这一天，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人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实际上是全面开展“文革”的动员会，后来习惯称之为“八·一八”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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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代表，戴上红卫兵献上的袖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现场直播大会实况，第一次正式向全国人民介绍红卫兵这个“首都大中学生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创建的革命群众组织”。林彪在大会上作了以“打倒”为特色的讲话，号召“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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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接见和林彪的讲话给红卫兵以极大的鼓励。8月18当天和次日，北京二中的红卫兵印刷、散发了他们的传单。20日，更多的红卫兵走上北京街头，张贴大字报，集会演说，反对“四旧”。22日，新华社发出消息，报道红卫兵“猛烈冲击资产阶级的风俗习惯”。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好得很！》，“为北京市‘红卫兵’小将们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欢呼！”

“此举起初并不引人注目。主要是新华社连续作肯定性、歌颂性的报道，由于《人们日报》、《红旗》杂志予以高度评价，除“四旧”不几日就蔓延到上海、天津和全国各大城市。”已故国防大学离休教授、“文革”研究专家王年一在其著作《大动乱的年代》中如此说。

8月18日的“文革”动员大会召开之后，第一股狂飙运动，就是 “破四旧”。或者可以说，“破四旧”是“文革”开始后的第一个“战役”。之所以如此，在王年一看来，大概是因为北京的红卫兵认为林彪所号召的破‘四旧’既易实行，又易立竿见影，更易显出红卫兵的“威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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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有点荒唐本不足怪，连上帝都会原谅；问题在于上面加以支持和鼓励，以致这股歪风刮遍全国。”王年一认为，“上面的支持和鼓励不是出于荒唐，而是出于发动群众的需要。支持破‘四旧’可以使‘红卫兵’的‘革命造反’精神得到发扬，可以使社会震惊，发动群众的效果远非几篇文章可比”。

为了更好地“发动群众”，8月22日，公安部转发给毛泽东和中央的报告《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其中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重申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重申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

很快，“破四旧”就从思想文化批判，从改商店、街道、工厂、学校的名称，放大并简化为“破除”一切物化形态的“封资修”，一切物化形态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各地红卫兵竞相抄、砸、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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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迅速升级的严重暴力行为在9月初开始受到抑制，下旬，全国性的“破四旧”运动逐渐平息。但此后直至“文革”结束，各地仍有“破四旧”的提法和行为。造成的财产、文物的损毁，至今无法全面精确地统计，更难以计算的，是隐形的损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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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23日，闻名遐迩的北京东安市场被革命群众改名为“东风市场”
如何“破四旧”——以北京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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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名：8月24日，首都红卫兵组织了40万人的大会，将苏联驻华大使馆前的“扬威路”，改名为“反修路“。北京协和医院改名为“反帝医院”，北京“全聚德”改名为“北京烤鸭店”。不只是“改名”，还包括：剪长发，剪长辫子，剪烫过的头发，剪小裤脚管，剪漂亮的裙子，改警服。

烧戏装、道具：8月23日，北京市一些红卫兵将市文化局集中收存的戏装、道具，堆积到国子监（孔庙）大院中心，纵火焚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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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人：1966年8、9月，北京市打死1000多人。其中最为骇人听闻的是大兴县。自8月27日至9月1日，大兴县的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家属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38天，有22户被杀绝。

砸文物：8月23日，北京体育学院“八·一八”红卫兵、教职工和家属273人，到颐和园佛香阁砸碎了佛像。几天之内圣安寺、昌平汉城遗址、延寿寺铜佛被毁殆尽。北京市1958年第一次文物普查中保存下来的6，843处文物古迹中，有4，922处在文革期间被毁，大多数毁于1966年8－9月即破四旧期间。另据不完全统计，北京仅从各个炼铜厂就抢救出各类金属文物117吨，从造纸厂抢救出图书数据320多万吨，古旧图书235.7万册，其它各类杂项文物53.8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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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爱国民主人士和摧残民主党派：除民主建国会外，民主党派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约有100人先后被红卫兵斗争或抄家，占总数的36.5%。全国工商联8月24日下午有13人被斗。8月23日夜到24日晨，个别红卫兵散发到各民主党派的《最后通牒》，限令72小时内解散并登报声明。从8月25日起，各民主党派机关停止办公，贴出了内容大致如下的《通告》：我们坚决接受红卫兵的意见，自即日起停止办公，报请中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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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家：所谓“牛鬼蛇神”，普遍遭到打骂、凌辱和抄家。1966年8、9月，北京被轰回原籍的85198人，被抄家的33695户。各地抄出的财物，大量的是生活用品，有家具、衣服、被褥、化妆品、鞋袜、毛巾、电视机、钢琴、手风琴等等。一般存放在公共场合，堆积如山，后来廉价处理。一堆堆图书被七手八脚地投入冲天的烈火中，不管是莎士比亚还是托尔斯泰的名著，也不管是司马迁还是王实甫的传世之作，都在滚滚的浓烟中化为灰烬。
“破四旧”展览记

1966年10月的一个下午，丁大华突然接到命令：啥都别干了，准备行李，去北京！那一年他27岁，是解放军第66军驻天津某部宣传干事。抵京后，被送到北京展览馆。

张国义和高玉森也来了。他俩当时均为18岁，在汇文中学念书，一个班，“老在一块玩”，一个多月前，又一并加入了红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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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止是他们，200多个来自解放军、北京各院校红卫兵组织、公安部及市公安局、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等单位的 “骨干”，也陆续来展览馆报到。新的“革命工作”，是筹办一场大型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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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的名称，丁大华回忆，最初叫“首都红卫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抄家战果展览会”，“抄家”，是“破四旧”的方式之一。而张国义和高玉森却记得，筹办时的名称是“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成果展览会”，展览“破四旧”的东西。

筹办

此时，北京的 “破四旧”运动已经接近尾声。但筹办展览，必先调查研究“辉煌战果”。展览会的牵头单位是“林彪办公室”，丁大华等人身穿军装，配有军车，随意出入各个“抄家”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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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大学等高校，在中国文联，丁大华看到大量古籍线装书和文物古董，以及所谓“封资修”的私人用品，封条上贴着冯友兰、翦伯赞、尚钺等人的名字；尚钺收藏使用的几十把扇子，也成了“修正主义罪证”；从田汉、老舍、萧军、骆宾基、端木蕻良等著名作家里，以及马连良、荀慧生、白芸生等著名京剧演员家里，也抄出成堆的字画和艺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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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张国义在街上走，突然被一个老太太拦着，交给他一个瓷罐：你拿走吧。“因为我胳膊上戴着红卫兵袖章。”张国义说，“当时觉得，这个人还真主动。现在想来，她可能是害怕。”

事实上，在筹备展览的过程中，丁大华们发现，不少所谓的“抄家”大案要案是捕风捉影。有一项“战果”是，参与杀害李大钊的一名凶手被揭发并抄了家。赶过去一看，所谓的证据，只是有“造反派”听说某人解放前曾在北京第一监狱当过伪警察。“但我粗略估算，李大钊遇难时此人只有七、八岁，他怎么可能在监狱工作？”丁大华说。

筹备工作中的一项，是观看“破四旧”的原始记录片。丁大华记得，画面几乎都是红卫兵直接破门而入，任意翻找，屋主小心翼翼地站在角落。“连续看了一个星期，千篇一律，看得人头昏脑涨的。”

在“抄家”的高潮中，北京也发生了几起“反抗”事件。崇文区揽杆市的一个市民，用菜刀砍伤了来抄家并暴力批斗他和家人的红卫兵。这个市民是丁大华一个朋友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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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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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8个多月的漫长筹办，1967年6月2日，“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才开幕。展览名称里，将“成果”两个字抹掉了。张国义和高玉森回忆，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刚开始说‘成果’，大家主要关注破四旧抄来的物品，后来说，这造反要讲什么政治意义，做了很大的调整”。

北京大学教授印红标的研究印证了张、高两个人的说法。印红标调查发现：1966年就开始筹备的红卫兵破四旧展览会，后来因为造反派的兴起而被搁置，到1967年6月开幕时索性改为革命造反展览会，以造反派斗争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司令部”为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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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首都中等学校红代会1967年主办的《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一书，清晰地介绍了四个展馆的主题，分别是：第一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第二馆，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第三馆，横扫社会上的牛鬼蛇神；第四馆，伟大的红卫兵运动震动了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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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元梓等人所写的那张大字报，毛主席的《我的第一张大字报》，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和《海端罢官》的材料，介绍清华附中等大中院校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和发展的文字……都放在展厅的显著位置。

“这些司空见惯的泛泛宣传并没有什么新鲜内容，也引不起观众多大兴趣，展览会最为引人注目的是第三馆。”丁大华回忆说。

而第三馆，展出的恰好是“破四旧”的成果。

第一部分，介绍的是“大破剥削阶级‘四旧’大立无产阶级‘四新’”。《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称，“在英雄的红八月里，首都红卫兵高举革命造反大旗，天不怕，地不怕，向旧世界猛烈开火……砸烂旧招牌，大改旧路名，铲除封建迷信，横扫妖风邪气，在苏修使馆前大造修正主义的反，和山东曲阜革命群众一起火烧‘孔家店’，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把毛泽东思想传播到每个角落，大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北京城里尽朝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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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修使馆前大造修正主义的反”，指的是“改名”浪潮。红卫兵认为“北京是社会主义中国的首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大街上怎能容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留下的臭名字！”于是倡议把苏联大使馆门前的“扬威路”改为“反修路”，把 “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 “王府井百货大楼”的“王府井”三个字被革除，“东安市场”被改为“东风市场”。一些红卫兵还更改了自己学校的名称，如清华附中改为”红卫兵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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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介绍，首都红卫兵在大破“四旧”的基础上，“乘胜前进，从各个阴暗角落，揪出时刻妄想变天的牛鬼蛇神，阶级敌人贼心不死，磨刀霍霍。他们把地契、反动证件当成‘命根子’……首都红卫兵……摧毁进行间谍活动的反动修女会，揪出一批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资本家，缴获大量武器及发动罪证……”

展览的《首都红卫兵横扫牛鬼蛇神主要缴获品统计》表（据1966年8月至10月的不完全统计）显示，“战果”包括枪支268支；弹药11，056发；凶器19，676件；地契、变天帐41，294件；反动旗子1，048面；反动日记、诗文6，820本（篇）；反动证章、证件14，398件；反动官服902件；黄金103，131两；白银345，212两；现金55，459，919元；文物、玉器613，618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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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印制了门票，免费派发到各个单位和学校。一直持续到1968年底才结束。

余音

离开展览馆时，张国义拿走了一张长达两米的纸条。这个纸条本来是贴在毛主席画像下的，“上面写了毛笔字，我喜欢书法嘛，就留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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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展之后，枪支被公安部门处理了，珠宝黄金之类的送交金融部门，古董文物送博物馆，各有归属。而地契、大字报、红旗等物品，至今堆在午门的一个仓库里”。丁大华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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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四旧，现在想起来，那是非常可惜的。”张国义说，“有人说过，红卫兵破四旧对国家带来的损失，不亚于八国联军烧毁圆明园，一开始我觉得有点夸大了，但后来想，确实是那么回事。为什么呢，八国联军烧圆明园那只是一个点，红卫兵破四旧，毁的是一个面。全国上下，书画，雕塑，建筑，艺术品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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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八国联军还能折腾。

六块五的花茶

！！！

了然客

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堪比“焚书坑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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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悲

路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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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名反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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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砸清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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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的故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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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山

神武门上那破字写的，还有脸往那贴。

不买票

一直想请教 这类行为算反人类罪么？

孤树斜阳

革了5000年中华文明的命，八国联军日本鬼子没做到的，一个文革全做到了。

远的秦皇焚书坑儒，近的纳粹的暴行，有过之而无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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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使中国人抛弃了传统美德，做人的基本原则。中国人变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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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钱看的今日，大部分中国人的心已变成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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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对北京城的继续破坏就是文革余毒的继续发作。

看你我中国人怎么回头，怎么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