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水N年准备冒泡了，呵呵，发一个以前我写的关于南锣鼓巷的文章

qinyurain · 发表于 2009-9-27 23:53:00

去年在北京历史与文化课上写的课程论文，呵呵，欢迎大家拍砖哦（照片我还不太会传，为啥老上传失败呢。。。等搞明白了再传~）

序: 我为什么要写南锣鼓巷

第一次去南锣鼓巷，是06年的春节，和好友沿着鼓楼向西边漫无目的地溜达，忽然见到马路对面的巷子里一串串的大红灯笼，顿时感到眼前一亮，立时兴起，过马路走进了巷子。到了巷口，我才知道这竟然就是我慕名已久的南锣鼓巷。

南锣鼓巷是老妈经常挂在嘴边的地名。她的高中是原北京市23中，现在已经更名为北京五中分校，就在南锣鼓巷的巷口西边不远。当时她家住在前圆恩寺胡同14号，是南锣鼓巷两侧的十几条胡同之一。她的同学大多都住在附近的黑芝麻胡同，菊儿胡同，帽儿胡同等等，那条巷子是他们关于中学时代最美好的回忆。据她说，南锣鼓巷周围一带曾经住过很多非常重要的人物，比如董必武，比如蒋介石，比如茅盾，比如陈永贵，这更激起了我对南锣鼓巷的好奇心。

没想到，不经意间，我来到了这里。我原本以为南锣鼓巷就像北京大多数胡同一样，没落得只剩下散乱的躯壳和沉重的叹息，没想到她竟然如此的干净漂亮，如此的魅力四射。街面上既有三十多年前老妈上中学时就有的“沙井副食店”，也有颇具创意的情调酒吧。南锣鼓巷的“前世”和“今生”一齐展现在我的眼前，也许这就是她的吸引力所在吧。

于是，今年春天，我带着对南锣鼓巷前世今生的好奇，再次走进这条韵味十足的小巷……

故事一：南锣鼓巷的前世

说起南锣鼓巷的历史，我们首先要讲讲她名字的由来。“锣鼓巷”据《胡同集》记载，原名为“罗锅巷”，巷以此为名，即指其地势不平，中间高于两端。至今两条巷子的地形仍然是中间高，两端低，正应此名。对于后来为何改名为“锣鼓巷”没有准确的解释，可能是谐音的讹传。锣鼓巷有两条，也就是南锣鼓巷和北锣鼓巷，北锣鼓巷北起原北城根、今安定门西大街，南至鼓楼东大街；南锣鼓巷北起鼓楼东大街，南至地安门东大街。根据附近格局推断，其应是元初建大都时所辟的经路，已有700余年之历史。南锣鼓巷据考证是明朝昭回坊与靖恭坊的分界线，据《万历顺天府志》记“圆恩寺在昭回坊”、“慈善寺、文昌宫具在靖恭坊”，可知南锣鼓巷迤东为原昭回坊，迤西为原靖恭坊，晚明二坊又各分立。清代废，以其地属镶黄旗。张爵《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北城部分有昭回靖恭坊，共十四铺。根据它所记的方位，其四至为:东至今交道口南大街，南至宽街、地安门东大街，西至地安门外大街，北至鼓楼东大街。明洪武北平府时期，昭回坊与靖恭坊是分开的，昭回坊在东，靖恭坊在西，两坊之间以今南锣鼓巷为界。

据《京师坊巷志稿》记载，“昭回靖恭坊共十四铺，皇墙东北角”，分别为“炒豆儿胡同，秦家胡同，北城兵马司，棉花胡同，圆恩寺胡同，局儿胡同，福祥寺街臭皮胡同，裟衣寺胡同，养济院，梓潼庙文昌宫，宣家井胡同，沙家胡同，雨笼胡同，何纸马胡同”。

南锣鼓巷地区最早建于元朝，虽然经过数百年的变迁，该地区的街坊格局仍基本上保持着元代“昭回靖恭坊”的鱼骨式道路格局。而今，南锣鼓巷地区仍是北京典型的平房四合院地区。区内保存有许多质量较好的名宅古园、山石碑刻、精品四合院和名人故居，是北京市传统街区的精华所在。

今日，南锣鼓巷四合院传统平房保护区已成为北京城区25个重点保护街区之一，其范围东起交道口南大街，北至鼓楼东大街，西起地安门外大街，南至地安门东大街，占地约为83公顷。其重点保护区范围为：北边以菊儿胡同和前鼓楼苑胡同北侧院落为界，西边以中央实验话剧院宿舍东墙为界，南边以地安门东大街为界，东边以交道口南大街为界。重点保护区的占地面积约为59.22公顷。建设控制区在地安门外大街以东，鼓楼东大街以南的地区，占地面积为23.78公顷。

南锣鼓巷两侧的“十四铺”在历史上都有哪些“说道”呢？下面我们选取几条有代表性的胡同作为介绍。

帽儿胡同

帽儿胡同，东起南锣鼓巷，西至地安门外大街，全长585米，宽7米，清称帽儿胡同，沿称至今。现今胡同内的5号系清朝四合院，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9、11号的可园和35、37号的婉容故居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3号是北洋军阀冯国璋的住宅，45号为清朝提督衙门（此处引用悬挂在帽儿胡同口的介绍文字，但提督衙门实应为步军统领衙门）。

可园的第一位主人是文煜，字星严，官至武英殿大学士。据说此园为同治年间文煜任布政使时，由其留京家人营建。由两个第宅连接成一组建筑群，东西两所各有一园，一处是正所的东园，一处是西所的后园。（右图即可园现在的外墙。从外墙延伸的长度便可以大致感受到可园的占地面积是相当大的。只可惜现在已不对外开放。）东园即可园，由正所的前正厅院东屏门入园。朱家溍先生在《北京城内旧宅园闻见录》一文中对于可园的回忆是这样的：“池上有一座白石拱式桥，过桥步石磴登山，山上有一座两卷前后共十间的歇山式大厅，为此园的主屋。由前檐攒山转入爬山游廊，向北接连一亭，游廊最后达到五间北房的前檐。全园地势东高西低，因低凿池，就高堆山。北房前为平地。南房在山坡下，有二株大榆树及丁香、海棠、牡丹等花木。西所的后园，在正房院的后面，由西过道院进入。园的主屋是三间北房及左右各二间耳房。虽与前两进的院落在同一中轴线上，但此园的面积大于前面两个院落，并且向西延展。从北房的前檐攒山通往东边的游廊只有三间即向南拐弯，而通往西边的游廊则到九间才向南拐。东厢是借正院西厢房的后檐接造一卷三间抱厦。西厢则实有三间西厢房，在廊檐前接造一卷单间敞厅。故无东西厢直对的严正感。南面为前院五间上房的后廊檐，朝北的门窗被园借用。由中间隔扇门下阶与园中诸景有石子路曲折相通。阶上则四周回廊起伏相连。园虽不大，但山石竹树布置适宜，故南北房亦无严正相对之感。西厢房为池上居，涟漪返照日影，摇漾在椽楣间，颇具画舫之趣。池边桧树攒三聚五，倒影如画，丁香斜倚湖石，枝叶下垂到池边水口。自画舫下阶，过石梁，有假山迎面屹立。山南植牡丹十数本，坡下楸、枣各一株，虬枝拿空，浓荫蔽地，皆数百年物。一亭踞石上，亭边松竹参差。亭东古柏三株，亭亭如盖，介于假山之间。主屋阶下东为芍药圃，西面假山石洞后有石几石凳，置于竹丛之外。廊下玉兰二株，廊上偏西有一随墙屏门。门外下阶为井院，古榆下有辘轳架井口，可汲水倾入石槽中，经地沟流入池中。这座宅园建造年代虽只百多年，但房新树古，柏、桧、楸、枣、榆都是入画的“看家树”，非一般宅园所能及。东园地势虽有些丘壑，但古树不如后园。”可以想象可园内布局的精细考究，不愧是武英殿大学士之宅第。（上左图是我从北京历史地理数据库中搜到的一张可园东游廊的照片，园子虽已荒废破败，仍可想象昔日之风采。）

袁世凯死后，冯国璋代理大总统，由南京来到北京就任时，从文家买下这两宅。由史料可查时间应为1917年6月，冯国璋在此只住了两年多的时日，便于1919年12月28日病逝于此。冯死后其家人将一宅出租（有可能就是现在帽儿胡同13号的冯国璋故居，由下文朱先生的回忆易知冯家当时仍居可园的主屋，即应当是现在的9号和11号）。据朱家溍先生在《北京城内旧宅园闻见录》回忆，“我家自1922-1929年租住此宅，从当时的情况看，冯家除部分重新油饰和安装电灯自来水外，未作什么改动。1927年，冯家将所住宅园中的主屋，即山上两卷十间歇山式大厅拆掉，改建成一座旅馆式的二层洋楼，使园景大为减色。日本侵略军占领北京时期，冯家将宅售与伪军长张兰峰。1949年我曾进去凭吊过一回住过八年的旧居，只见地面方砖多半不存，杂树丛生，后园花木多已枯死，池中填满垃圾，一片破败景象。此宅今天大致还在，但当已有更多改动，是可以想象的”。

据说可园多年来都被误传为末代皇帝溥仪的皇后婉容的住所，这一方面可以体现出可园的气派，一方面也暗示着婉容与帽儿胡同的关系。其实，坐落在今东城帽儿胡同三十五号、三十七号的一组古建筑，才是当年婉容的故宅，这些故宅原建筑格局目前保存尚好。正房五间内的隔扇、落地花罩，雕缕精细，东院花厅装修原状依旧，明间迎面墙满嵌巨镜一方，传为婉容婚前演礼之处。婉容皇后大婚前曾居住于此，并由此处进宫，与溥仪在故宫完成大婚之礼。右图便是今天的37号院，已经完全看不出应有的气派和规模。院门前常年有一修车铺。

1991年的《文物天地》杂志曾经刊载过朱家溍先生的一篇文章——《北京步军统领衙门的遗址》，先生回忆到“地安门外帽儿胡同西口内路北，有近年新建的几幢大楼，这原是清代的步军统领衙门遗址。前不多年这个衙门还保留着大概的轮廓，至于完全成为遗址是近年的事”。《北京史稿》中有一段关于步军统领衙门的介绍：“步军营由亲信的满族大臣任统领，全称为提督九门巡捕五营步军统领，简称为步军统领，又称九门提督，为正二品武职官。其衙署在今地安门大街以东帽儿胡同。步军营担任巡逻，在城区及城墙上设置巡察兵岗，街巷设有栅栏，晨启夜闭。除了奉旨差遣及紧要军务可以启门外，起更后实行宵禁，严禁行走出入。”现今在帽儿胡同45号的旧址上高楼林立，确无踪迹可寻。

以圆恩寺命名的两条胡同

在南锣鼓巷东侧的胡同里，有两条与圆恩寺这个名字有关的胡同，一条是前圆恩寺胡同，一条是后圆恩寺胡同。我对这里情有独钟，因为我妈妈家原来就住在前圆恩寺胡同14号。虽然圆恩寺胡同尚在，可是圆恩寺这座寺庙似乎早已从历史中消失。明《顺天府志》中记载，原圆恩寺在昭回坊，建于元。又慈善寺、文昌宫俱在靖恭坊，亦有敕建碑。《日下旧闻考》中记载，“圆恩寺在圆恩寺胡同，有碑二，剥落不可读。寺西有广慈庵，碑偈有建立十方院圆恩是比邻之句，可以为证”。可见圆恩寺大概始建于元朝，在清朝大概就已经不太受到重视。在1947年北平市政府第二次寺庙总登记的档案中可见“前圆恩寺”和广慈庵仍然存在，圆恩寺具体何时拆除未能查到相关资料。

前圆恩寺胡同东起交道口南大街，西至南锣鼓巷。清雍正时期曾经是八旗官学所在地，《北京城市生活史》中转载“于前圆恩寺胡同内，拨给镶黄旗官学房42间”。前圆恩寺胡同内曾经还有过市立前圆恩寺小学校，就是原来的八旗官立小学，光绪28年改为八旗第一高等小学堂，也可证明前圆恩寺胡同与八旗官学的联系。

《红色警卫———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邬吉成回忆录》中记载，陈永贵在担任政治局委员时，住着钓鱼台奢华的小楼感到心里不安，决定搬出钓鱼台国宾馆。他请人代笔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说自己多年在农村，对城里的生活不习惯，宾馆的门岗也很严，老同志、老劳模见一面都很费劲，怕时间久了与外界隔绝；为了同下边保持接触，掌握情况，不脱离劳动，请主席批准搬出钓鱼台，实行“三三制”：即，三分之一的时间在中央工作，三分之一的时间蹲点实践，三分之一的时间跑面调查。毛主席看了陈永贵的信，很感兴趣，批示：“很好，钓鱼台无鱼可钓，请政治局议。”大约是1974年下半年，陈永贵搬进了后圆恩寺胡同的一个院落。据北京晚报2008年1月27日所登载的杜伟民先生的回忆文章《后圆恩寺胡同》提到，“19号院住的是一位副总理”，有可能便是陈永贵的住所。（上图为今天的后圆恩寺19号）

后圆恩寺最著名的故居便是茅盾先生的故居。1974年12月，茅盾与其子搬进此院居住，直到他1981年3月病逝。病危时他致信党中央，要求恢复他的党籍，并表示愿将他的25万元稿费捐献，作茅盾文学奖的基金。后圆恩寺13号的大门影壁上镶嵌着邓颖超题写的“茅盾故居”金字黑大理石横匾。前院有北房三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倒座房六间。三间西厢房原是茅盾先生的会客室与藏书室，东厢三间是饭堂，院中央，是1986年塑立的茅盾先生半身胸像。后院六间北房，原是先生的工作室兼卧室，现为“茅盾故居”的陈列室，陈列着先生从青年时代到辞世前的部分实物。正房进门一间，原是先生的起居室。北墙一排书橱中的书籍，还按先生生前的原样排放。东侧临窗，是一张大写字台。台上的日历，仍是1981年2月19日先生病重离家入院前一天的那一页。正房东间是先生的卧室，也是他晚年读书、写作之处。茅盾先生在这里用最后五年的时光完成了他的回忆录——《我走过的路》。

在杜伟民先生的回忆文章中提到，“茅盾院子斜对面是民主党派施复亮的宅子，现20号，作曲家施光南的父亲。院子不大，进去是走廊，不远的右首一排房子，似乎是主人居处。院里花团锦簇，幽静典雅。”

“施复亮院往东是一排车库，门前空地，现在盖上房子了。车库对面路北，是个大院，中西合璧，西式二层小楼，花园水池，长廊绿树，鲜花环抱。解放前蒋介石居京时住过，还特地从大门以东铺了柏油马路。这地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南斯拉夫驻华大使馆，经常看见使馆传达室一个高个子外国男子门里门外转悠。此院西侧是波兰驻华使馆的家属院，常有外国小孩子开着脚踏玩具车在马路上玩耍。”杜伟民先生所说的大院子就是今天的“友好宾馆”，原是一座清末贵族的府邸。这座府邸的营建者，是清末庆亲王奕劻的第二子、镇国将军载黻。

　　这座府邸的中部，是一座西洋式的楼房，楼前还有一个带喷泉的圆形水池，周围点缀的是从圆明园废墟中运来的山石。水池东南，还建有一座花岗岩块砌筑而成的西式拱形顶圆亭，承重亭柱作瓜棱形。池东，是一组太湖石假山与中式仿古建筑；池西，是一座中式四合院。这种中西兼蓄的满清贵族府邸，别具一格，在北京封建贵族居宅中是不多见的。据说载黻是为了讨好姨太太专门邀请意大利设计师营建了这所大宅院。此宅建成不久，载黻就因赌场失利而将它输给了别人。其后，这座宅院又被一法国人购得，改成了一中法企业的办公处。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数度到北京逗留，此宅又成了他的行辕。建国后，此宅一度为中国共产党华北局所在地。正如杜伟民先生所说，五六十年代这里曾是南斯拉夫驻华使馆。

“施复亮宅往西是锅炉房，负责向几位首长家供暖。锅炉房院西边也是个红门小院子，时任农工民主党主席季方的住宅，季公馆西边还有两个首长的院子。”

“路南车库东有个小院子，往东是原10号院，现16号院，当年民革中央副主席熊克武住。大门朝北，进门影壁左转北侧是一排平房，好几间，工作人员、警卫等居住。院里垂花门边东侧一个沙坑，熊仲华经常在这儿练跳高跳远。垂花门里是正院，院内十字形甬路边是四个花坛，东房前有个葡萄架。整个小院绿色清新，沁人心脾。南房的客厅很大，东西还各有间卧室。和这几间房相通的房子，连起来共有八九间，这种格局的四合院，似乎在京城并不多见。客厅南门外又是个单独的院子，较狭窄，大树高高的，连着西院的几间屋舍。熊克武家往东是民宅，民宅往东就是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家的北门，这个院的正门在前圆恩寺胡同。”（右图为今天后圆恩寺16号）

碰巧的是，我受到杜先生文章的启发，在百度上搜索关键词“谢觉哉圆恩寺”时竟然搜出了一篇季方先生的儿子在读过杜先生的文章后发表的另一篇补充回忆后圆恩寺胡同的短文，里面提到“甲15号的东邻，好像就是谢觉哉谢老家。……西邻先后是陈嘉庚、蔡廷锴。三家一个暖气锅炉，陈嘉庚先生怕冷，暖气须从“十一”烧到“五一”，温度还要高，给我父亲热得够呛。后来谢老和蔡廷锴先生都去世了，我父亲觉得左右邻都已无人，烧一个暖三家的锅炉太浪费，就要求停烧锅炉，自己家生炉子取暖，管理局也同意了。可是后来有一次他中了煤气，虽然有惊无险，但就不同意生炉子了。那时虽已“文革”，但因受到周恩来总理保护，他还没受到多大冲击。他就要求搬到独自烧一个锅炉的院子去住。”

可见，在这窄窄的一条胡同中曾经住过多少有影响的重要人物。至于为什么这里居住了诸多的国家领导人与党外重要人士，我并没有查到相关的资料，可能是因为这里的位置离中央很近，而且保留下来的四合院档次比较高吧。在南锣鼓巷周围的很多房产的产权都属于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例如前文所说的可园）。

可以说，后圆恩寺胡同是北京最有文化内涵，最有故事的胡同之一。

菊儿胡同
　　东起交南大街，西止南锣鼓巷。全长438米，宽6米。明朝称局儿胡同。清乾隆时称桔儿胡同。宣统时称菊儿胡同。1965年称交道口南二条。1979年称菊儿胡同至今。3、5、7号院为光绪年间的大学士、直隶总督荣禄府第，荣禄即出生在此。他先住菊儿胡同，后移住东厂胡同。该宅院原规摸很大，坐北朝南，大门开在菊儿胡同，东到胡同东口，西到胡同中部，北至寿比胡同。整个宅第分为三部分：西为西式楼房，中为花园，东为住宅。荣禄迁到东厂胡同以后，此宅分割成多个院落出售，现已面目全非。西部已改建，所余旧宅北部有一座两层西式楼房，中部花园处已盖楼作为宿舍。东部住宅，即菊儿胡同3号院原有多进院落，现仅存四进。 1949年后，7号院作过阿富汗使馆。

左上图为今天的菊儿胡同7号，为北京市钟表质量监督检测局，右图为菊儿胡同3号，为某房地产经济公司所用。

南锣鼓巷的每条胡同都有自己精彩的故事，例如东棉花胡同的僧格林沁府，秦老胡同的清内务府总管大臣索家宅第的绮园花园等等。实在是由于篇幅有限不能一一详述。前文刚刚提到菊儿胡同，下面就让我们就着这个话题引出南锣鼓巷的今生。

故事二：南锣鼓巷的今生

南锣鼓巷之所以闻名，不仅是由于她走过的历史，也是因为她今天所展现的与众不同的胡同文化。让我们首先从菊儿胡同的危改工程谈起。

1990年，菊儿胡同进行了一次重要的危改工程，这也是北京第一次启动对于四合院的危房改造工程。这一工程的主持者是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吴良镛教授，他用"有机更新"的理论成功指导了这次改造。吴教授他们将胡同的房屋按照质量分为三类，质量较好的70年代以后建的房屋予以保留，现存较好的四合院经修缮加以利用，破旧危房予以拆除重建。重新修建的菊儿胡同按照"类四合院"模式进行设计，高度基本上是2~3层，维持了原有的胡同、院落体系，同时兼收了单元楼和四合院的优点，既合理安排了每一户的室内空间，保障居民对现代生活的需要，又通过院落形成相对独立的邻里结构，提供居民交往的公共空间。第一，二期工程1992年建成，总建筑面积14840平方米，安排居民约260户。新型四合院住宅继承了北京传统四合院形式和胡同体系，又吸取了公寓式住宅楼私密性的优点，基本院落由两三层楼房住宅围合而成。户型多样，厅室可分可合，底层住户有室外小院。二三层住宅围合的院内各保留一棵古树，建筑外墙采用传统民居的色彩，并采用了具有民族风格和历史韵味的建筑符号和构件，如青砖、灰瓦、小坡屋顶、挑檐、阁楼等，创造了延续传统、富有生机的新型居住环境，在旧城更新中较好地解决了保护旧城风貌的问题，获1992年联合国世界人居奖等多项大奖。（上页左图为今日菊儿胡同内某典型的居住单元内景）

南锣鼓巷在今日成为几乎与后海齐名的酒吧一条街，南北向的巷子两侧散落着不同风格情调的酒吧。除了那家著名的“过客”就吧已经有些年头了，其他酒吧几乎都是最近一两年里才开业。我今年去过三次南锣鼓巷，明显感觉外国人比两年前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多了很多。我想，这里能够发展成为酒吧街大概与位于南锣鼓巷东侧的东棉花胡同内的中央戏剧学院分不开，各种商业，文艺活动为酒吧的经营创造了无限的需求。除了各种酒吧，南锣鼓巷这条南北向的横街上还有各种稀奇古怪的特色商店，经营一些融合了民俗与现代符号的小物件，吸引了众多年轻小资和老外的目光。值得一提的还有一家著名的奶酪店——文宇奶酪店，这里简直成了去南锣鼓巷的朋友们的必去之处，所经营的奶酪和传统的三元梅园的奶酪有些相似，但在传统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改进，例如添加了红豆和燕麦等，吃起来滑腻爽口。除了这些新事物，南锣鼓巷还保留了一些“老古董”，例如沙井副食店，这间我妈妈在上中学时就已经有的“小杂货铺”。其实这里现在早已没有人经营，外面的铁门和铁窗上早已绣迹斑斑，可是把它留在这里似乎倒是为今日南锣鼓巷的现代气息增添了几分独特的怀旧韵味。我每次去南锣鼓巷的时候，都会看见有中年人带着大三角架在这里为沙井副食店拍照，也许他们是来怀念那一段年轻的时光吧。

南锣鼓巷还会定期举办一项有意思的活动，叫做“创意市集”，据说这是跟英国的某个小镇学的，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制作的一些有创意的小物件拿到这个集市上来卖，与其说是集市，不如说是一次展示创意的博览会。（右图是在创意市集上外国人和中国人分别用本国的乐器一起演奏。）

南锣鼓巷的今生是阳光灿烂的，是充满活力的，然而这是不是我们期望看到的北京胡同文化的展现方式呢？

那天和妈妈一起来到这里，那是妈妈二十多年前从前圆恩寺胡同搬走后第一次回来，她非常兴奋的打量着两侧的商店和酒吧，看得出来，她很高兴这里仍然是一片繁荣的景象。要离开的时候，她说，其实看到今天的南锣鼓巷心里有些酸溜溜的感觉，因为这里虽然繁荣依旧，但是已经不是保留着她记忆的那个南锣鼓巷，一切都已经是旧貌换新颜了。我想，可能大多数长辈们对于以南锣鼓巷为代表的“新胡同文化”都是这种心情。

如果纯粹遵循我内心的判断，我也并不欣赏南锣鼓巷这样以酒吧，文化市集为特色的“新胡同文化”，我总觉得这和北京胡同深沉的底调并不相称，相比之下，我倒是更加喜欢去那些已经无人问津的胡同里去寻找历史的影子。但是，我也必须要承认，这些活跃的现代元素为南锣鼓巷带来更多关注的目光，无形之中增加了对于南锣鼓巷周边胡同历史遗迹的保护。从发展的角度来讲，单纯地强调建筑与景观的“怀旧”功能有可能越来越不被时代所接受。试想我们现存的历史古迹大多都是经过历朝历代不断的维修与更新而将其生命延续至今的，而我们并没有认为在历史上的某些朝代赋予古建筑以新的时代内涵是与保护文物相违背的。相反，我们今日可能过多的强调“原样保留”，而忽略了赋予文物古迹以我们这个时代的烙印。当然，从文物古建筑的角度来说，强调原样保留的确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但是对于胡同这种有机文化的载体，它承载的是北京人的生活习俗，展现的是北京的地区风貌，理应融入北京人的现代生活中，在新时代继续发挥其作用。而南锣鼓巷现在的状态正好反映了某一类北京人的生活状态以及北京在这一特定时间的风貌人情。所以我从理智上觉得今天这般的南锣鼓巷比起那些虽有古色却无人问津的胡同所发挥的社会作用和历史意义要深刻得多。

同样的理由可以应用于对菊儿胡同危改工程的评价。虽然我从情感上并不太接受将四合院改造成这种不伦不类的样式，但是从菊儿胡同危改工程所得到的社会各方的广泛认可能够推断出其存在的合理性。今日的四合院里居民生活质量差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如果仅仅从文保学家的目光判断，也许维持四合院的外部原状是最好的选择，但是其内部混乱的大杂院生活空间是与现代社会的生活水平不相衬的，所以增盖二层小楼，增加各种基础设施必然是趋势所至。

对于南锣鼓巷地区的发展，我的一个建议是，在未来还应该考虑开放更多的文物古迹及名人故居。南锣鼓巷周围现存的文物古迹和名人故居资源十分丰富，如果能够向社会开放，必然可以使这些文物古迹的价值得到更大程度上的发挥。例如2006年新开放的茅盾故居以前的产权归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所有，开放后吸引了非常多的游客，使人们对于茅盾先生的生平作品，以及他在北京的晚年生活有了更加生动清晰的了解。我认为可以考虑在后圆恩寺胡同开放一座典型的四合院，让更多的人们了解真正的四合院里面是个什么样子，或者可以考虑对于可园进行修缮后重新开放。总之我感觉虽然南锣鼓巷周围的文物古迹很多，但是开放的很少，目前可以参观的仅有茅盾故居，东棉花胡同的拱门砖雕。对于这样一片重点文物保护区来说，实在是有些说不过去。我一直以为，我们保护文物的意义不仅在于保存历史的片段，更重要的意义是将历史的片段以某种方式传达给我们今天的人，让这些文物的价值在今日得以延续。

尾声

对于北京这座城，有着太深厚的感情，而南锣鼓巷是这份感情中很特别的一个情节。我经常想，如果当年妈妈没搬家，我现在也应该住在圆恩寺的四合院里吧，那对于我将是多么幸福的经历。我真心的喜欢这片地方，真心的希望她好，虽然理智和情感的纠结让我对于南锣鼓巷的明天有着不同的祝福，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我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这里，喜欢这里，热爱我们的北京城。这也是我作为一个北京人对于我的故乡由衷的祝愿。

qinyurain · 发表于 2009-9-28 11:26:00

我真是想跟您去。。。我现在在美国上学呢，圣诞节回来，那会儿您要是有什么想拍的捎带脚叫上我吧，呵呵~

草长鹰飞 · 发表于 2009-9-28 17:26:00

是不是离得远看得清晰的缘故，这样的文字有分量，谢谢楼主！！

油油 · 发表于 2009-9-28 09:03:00

我从幼儿园到初中就没离开过这片土地，幼儿园东棉花胡同，小学黑芝麻胡同，初中南锣鼓巷北口。。。。

欢迎。。。

老猪871 · 发表于 2009-9-28 08:17:00

新来的朋友，文章很好，我收存了。

如蒙不弃，十一准备拍拍南锣鼓巷，你有空吗？我的手机13611318496

明月清风 · 发表于 2009-10-2 12:38:00

QUOTE:

以下是引用qinyurain在2009-9-27 23:53:00的发言：

如果纯粹遵循我内心的判断，我也并不欣赏南锣鼓巷这样以酒吧，文化市集为特色的“新胡同文化”，我总觉得这和北京胡同深沉的底调并不相称，相比之下，我倒是更加喜欢去那些已经无人问津的胡同里去寻找历史的影子。但是，我也必须要承认，这些活跃的现代元素为南锣鼓巷带来更多关注的目光，无形之中增加了对于南锣鼓巷周边胡同历史遗迹的保护。从发展的角度来讲，单纯地强调建筑与景观的“怀旧”功能有可能越来越不被时代所接受。试想我们现存的历史古迹大多都是经过历朝历代不断的维修与更新而将其生命延续至今的，而我们并没有认为在历史上的某些朝代赋予古建筑以新的时代内涵是与保护文物相违背的。相反，我们今日可能过多的强调“原样保留”，而忽略了赋予文物古迹以我们这个时代的烙印。当然，从文物古建筑的角度来说，强调原样保留的确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但是对于胡同这种有机文化的载体，它承载的是北京人的生活习俗，展现的是北京的地区风貌，理应融入北京人的现代生活中，在新时代继续发挥其作用。而南锣鼓巷现在的状态正好反映了某一类北京人的生活状态以及北京在这一特定时间的风貌人情。所以我从理智上觉得今天这般的南锣鼓巷比起那些虽有古色却无人问津的胡同所发挥的社会作用和历史意义要深刻得多。

看得出这是一篇用心的文字，但对楼主上述观点不敢苟同。

我前两天刚去了一趟南锣鼓巷，看到了那些价格不菲的酒吧和名称怪异卖些无聊饰品的小店，看到了一队队旅游团，还看到了好几对儿招摇过市亲密无间的“拉拉”。

我忽然想到了越南的惠安古城，那里本是一座民俗和自然风光并重的濒水古城，但却因为是一个被洋人相中的地方，结果就成了锣鼓巷这种妖冶的样子：外观色彩浓艳，卖些华而不实的旅游品，真实的民俗和优美的风光均作为消费欲的背景点缀。

我想，这种花里胡哨的装扮也就蒙蒙无知小女生吧。难道说老胡同都扭曲成南锣鼓巷这种妖里妖气的“混血杂种”就叫旧貌换新颜了，就叫与时俱进了？

你有没有想过，灰色的老胡同走向消亡，妖艳的伪胡同获得“新生”；自然而然的平房生活难以为继，以娱乐消费为目的的酒吧生活却大行其道……

----这些，也许并非是人们自行选择的结果，会不会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控这一切呢？

退一步说，弄一两条变了味的胡同，比如南锣鼓巷比如烟袋斜街作为旅游点也未尝不可，可假如所有真实的胡同都被消灭干净，只余下这样几个妖孽冒充正统，那可真是老北京胡同文化透骨的悲哀。

我一个同来的外地同事初到南锣，很是惊喜，说十一要带他们家小孩来开开眼，感受一下北京的胡同。听她这意思，好像是在北京住了这么些年，刚刚发现了个宝。我本想跟她说点什么，但觉得说了也是废话，因为前两天刚跟一个貌似还挺有文化的外地朋友说过，你要看老北京胡同别去那里，但他却不屑一顾。

想想也对，大家需要的不是沉重的真相，需要的只是一目了然、伸手可得的开心……

草长鹰飞 · 发表于 2009-10-2 13:33:00

楼上的同学，您所提出的异议在我看到这篇文字的时候也冒出来过。

可今儿敲字敲得我有些犯懒，摘一段我刚蒸得的馒头给您尝尝，看看是否能解了您的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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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我现在的思考，北京乃至全国虚高的房价单纯用政治因素囊括根本说不清。对一个城市的规划，只能从她的美学意义上挖掘执政者的一条思路。

从建国开始，北京城就没断了折腾，一个梁思成，一百个梁思成也拦不住。流浪生活的短视与实用主义深嵌于流寇的坐卧起居之中，这是根植于骨子里的东西。整天想着打仗杀人之人心目中安居之“居”与世代住在胡同四合院中人们的居住理念有本质的差异。这就跟住惯了楼房的人，根本不会理解平房中住民对邻里之情的解释一样。

面对北京这座巨大且伟大的城市，任何言说都不得要领。

对北京城市建筑和规划最大争议的地方在于她的文化定位。知识分子在政治协商会议开过以后已经完成了在这个政党当中的作用，剩下的只有文化想象，因而他们的话语没有人听，在执政者眼里可以忽略不计。文化无法脱离历史，可历史是执政者书写的。对于一个城市来说，人们只能在既定的历史给定的前提下来创造现实。现实的话语权从来没有落到这座城市的居民手中，人们已经习惯于站脚瞧着这座老城被拆来改去，其景象有点像马尾海战时候，大清国的臣民站在岸上瞧着法国人炮击福建水师的军舰，套一句CCaV的解说词——那才有点儿像过年。

政府的事儿只是政府的事儿，与老百姓没关系，老百姓从来也不用关心。反过来解释，上元节那场烟花为何让北京人如此欢欣鼓舞才能够解释的通。现在，最搞不清楚的就是北京的文化定位，人们一说就是它的历史传统，就是它的文化遗产，古都风貌。现在，留给“古都”的空间越来越少——只能越来越少，这使很多人忧虑不堪。

在我看来，完全没必要。

事实上，北京发展到今天，早已经面目全非，残留的遗迹根本禁不住六十年割命性的冲刷。1949年，北京市就请来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来规划北京的布局。在洋爷爷的构想中，北京以发展大工业为主导，从而提高工人阶级所占的人口比重。以广场为中心，建设首都行政中心，这个行政中心是活的，要不断向外扩展。梁思成当时提出保护旧城的建议，不合时宜，那是把城市中心留给封建主义象征的传统文化，太书生气了。

1953年11月，中共北京市委规划小组提出全面改建北京市的方案：该方案指出，北京旧城重要建筑物是皇宫和寺庙，而以皇宫为中心，外边加上一层层城墙，充分表现了封建帝王唯我独尊和维护封建统治、防御“农民”造反的思想。要创建一个新中国，把北京建设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特别要把它建设成为强大的工业基地和科学技术中心。

瞧瞧，有文化的份儿嘛？

从这个方案就可以看出，里面明显有苏联专家的思想。

然后他们着手就干，摧毁了旧时代的制度遗存——那座老城，连紫禁城都几乎葬身。现在，特别是前几年，到处搜罗残砖断瓦，修了永定门城楼子，满足了一部分人对北京旧城背景的政治需要，看不出这些新整修的东西与历史、文化有什么真实关系。证明历史的久远？屁屁话，哀悼历史的终结还差不多。那是一场极具讽刺意义的做秀，不会，也永远成不了历史复活的祭坛。

更可笑的建国之初的十大建筑现在几乎被当成典型的中国建筑来观赏，有谁会追问它们充满东正教和俄苏风格呢？

看看后来建的世纪坛、鸟蛋、大裤衩子、鸟窝、水房，联想最开始的十大建筑，这其实一直充满了民族崇拜，或者更确切点说，充满了执政者漠视传统罔顾民意，对国外的某种崇拜情结——这条线有痕迹可寻，从政治崇拜到抛却政治的纯金钱崇拜——建筑风格的转变给人们留下了很多可以思考的痕迹。

所以当有人跟我说他们有一套治国思路的时候，我就窃笑。

所以当人们抱怨北京乃至全国的房价居高不下的时候，我就窃笑。

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别蒙人了！！

这么说吧，所谓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就是一瓶儿三精水：政治是水，经济是香精，文化，哼，文化永远只能做里面的颜色——什么好卖，兑什么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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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水N年准备冒泡了，呵呵，发一个以前我写的关于南锣鼓巷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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