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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就是北京：古老而又鲜活，博大而又精深，高远而又亲切，迷人而又难解。它是单纯的，单纯得你一眼就能认出那是北京。它又是多彩的，丰富得你永远无法一言以蔽之。
2.足以让他们感到自豪的是，富丽堂皇、雍容华贵的北京城内，也不乏乡情野趣之地。那里野旷人稀、风物长静，可以体味到人与自然的亲近。
3.平民的北京之所以风味醇厚让人怀念，不仅因为其中保留着大量城里人久违的乡土气息和田园情调，而且因为其中有厚重的文化积淀，有着其他城市没有的贵族气派和贵族精神。
4.诙谐幽默，几乎是北京人的标志性品格。
总之，只有大气才会幽默。北京人大气，所以北京人幽默。
5.因此，任何中国人，尤其是上了点年纪的人到了北京，都会有回家的感觉，
J6 B& q5 i4 R* f1 H
喜欢北京，牵挂北京，故转一篇。
读城记--北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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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易中天
北京是城。
北京城很大很大。
北京城大得你不知从何读起。
不必一一列举有关部门的统计数字，比如辖地面积多少啦，市区已建成面积多少啦，常住和流动人口又有多少啦，等等。在经济建设飞速发展的今天，这些数字年年都在变，未必比我们的感觉更可靠；而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几乎所有人对北京的共同感觉都是“大”。差不多每个到过北京的外省人都有这种体会：初到北京，蒙头转向，简直“找不着北”。一天跑下来，腰酸背疼，腿肚子发胀眼发直，能办成一两件事，就算效率不错 因为北京实在太大太大。一个立交桥绕下来，你打的的士肯定跳表，不折不扣的“看山跑死马”。北京人自己就说得更绝：除非在家猫着，只要出门，就会有一种“永远在路上”的感觉。
其实，北京的大，还不仅仅大在地盘。作为新中国的首都，北京是一个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技、文化、教育、体育、信息等各种中心于一身的全能型城市。这里有最大的党政军机关，最大的金融商业机构，最大的科研单位，最大的大专院校，最大的信息网络，最大的体育场、出版社、报社、电台、电视台和最大的国际机场。世界各国的大使馆都在这里，世界各国的精英人物和重要信息也都在这里出出进进。别的地方有的，北京都有；别的地方没有的，北京也有；别的地方出不去进不来的，在北京就出得去进得来。光是这容量和吞吐量，北京就大得让别的城市没法比。
更何况，北京不仅是新中国的首都，它也是辽燕京、金中都、元大都和明清的京都。不难想见，在这块土地上，书写的是什么样的历史，上演的是什么样的活剧，集聚的是什么样的人物，积淀的又是什么样的文化 这里的每一个街区、每一条胡同、每一座旧宅，甚至每一棵古树，差不多都有一个甚至几个值得细细品味慢慢咀嚼的故事。那些毫不起眼的破旧平房，可能是当年的名流住宅；那些杂乱不堪的荒园大院，也可能是昔日的王府侯门。更遑论闻名遐迩的故宫、景山、天坛、雍和宫、颐和园、圆明园 即便是那些民间的东西，比如老北京的五行八作、时令习俗、工艺制作、风味小吃、儿歌童谣，也都是一本本读不完的书。
这就是北京：古老而又鲜活，博大而又精深，高远而又亲切，迷人而又难解。它是单纯的，单纯得你一眼就能认出那是北京。它又是多彩的，丰富得你永远无法一言以蔽之。而无论久远深厚的历史也好，生机勃发的现实也好，豪雄浩荡的王气也好，醇厚平和的民风也好，当你一进北京，它们都会向你扑面而来，让你目不暇接，不知从何读起。你可能会惊异于现代都会的日新月异（有人说，三个月不到北京，就会不认得它了），也可能会留连于千年古城的雄厚深沉（有人说，即便在北京住上一辈子，也读不完它的历史遗迹），可能会沉醉于文化名邑的清雅萧远（有人说，只要在北京的高等学府各住上一个月，就等于上了一次大学），也可能会迷恋于民俗舞台的色彩斑斓（有人说，北京整个的就是一个民俗博物馆）。所有这些，都会对每一个初进北京的人产生神奇的魅力，使之心旌摇荡，神志痴迷，不知所以。可以这么说，任何试图读懂北京的人，一开始，都会有一种不得其门而人的感觉。
一 北京的门
北京有很多的门。
打开北京地图，你的第一印象，也许就是北京的门多。尽管这些门大多“徒有虚名”（门被拆掉了），然而那“虚名”却也“永垂不朽”。有几个老北京人不记得这些门 即便是外地人，从未见过它们的，也会知道它们的名字，甚至有些模糊的感觉。因为北京中心区域的主干道，几乎大多都是以这些门（加上东西南北的方位）来命名的。比方说，前门大街、前门西大街、前门东大街，复兴门外大街、内大街、南大街、北大街，建国门外大街、内大街、南大街、北大街，阜成门外大街、内大街，南大街、北大街，朝阳门外大街、内大街、南大街、北大街，西直门外大街，内大街、南大街、北大街，东直门外大街、内大街、南大街、北大街，德胜门外大街、内大街、东大街、西大街，安定门外大街、内大街、东大街、西大街，此外，还有崇文门东大街、宣武门西大街、广安门内外大街、广渠门内外大街等等。所以有人说，到了北京，要找地方，先要找门。如果你知道自己在哪座门周围，要找的地方又在哪座门附近，那么，你就怎么也不会迷路。而且，你在北京问路，北京人也常常会说在某某门附近或奔某某门去。因此，虽然我们现在在北京已看不见多少门，却对北京的门并不“陌生”，反倒有几分亲切。
事实上，不少的中国人，都首先是通过北京的门，尤其是通过两座特别有名的门认识北京的。这两座门，就是天安门和大前门。“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是几乎每个新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歌曲；而那些从未到过北京的人，也至少在香烟盒上见识过大前门。记得小时候，大前门还是一种名贵的香烟。能抽大前门香烟的，大都有钱，或很有些身份。能够收集到大前门香烟盒，也是一件有面子的事。当然，能够到北京去，亲眼看看天安门和大前门，在它们前面照一张像，那就更是梦寐以求
如果说，天安门是新中国的象征，那么，大前门便是老北京的门面。1984年，侯仁之教授在为一本重要的瑞典学者著作的中译本所作的序中，还这样激动地回忆起半个世纪前他第一次见到大前门（正阳门）时的心情：“当我在暮色苍茫中随着人群走出车站时，巍峨的正阳门城楼和浑厚的城墙蓦然出现在我眼前。一瞬之间，我好像忽然感受到一种历史的真实。从这时起，一粒饱含生机的种子就埋在了我的心田之中。”
这是极为真实而又极为深刻的感受。只有那些对于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特别敏感的人，才会有这样的感受，也才会深刻地意识到，北京的城门对于北京这座城市和它所代表的文化，有着什么样的意义。难怪侯仁之教授为之作序的那本重要著作——（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一书的作者、瑞典学者喜仁龙，要说他之所以写这本书，是因为北京的城门 在喜仁龙看来，北京的历史和文化，是和它的城门还有城墙连在一起、不可分割的。这些城门和城墙“布满着已逝岁月的痕迹和记录”，随时都会向我们讲述那些古老而神奇的故事。
喜仁龙是一个外国人。然而他的感受，却和我们如此相通。我确信，尽管喜仁龙是一位严谨的学者，也尽管他做了大量的调查和考证工作，但如果没有这种感受，他的书就不可能写得那么生动，那么感人，也不可能写得那么深刻。
我们必须有这种感受。有了这种感受，你才能进入北京，也才能读懂北京。
因为北京是城，而且是真正的城。
二 城与市
城墙和城门把我们带进中国的城市。
事实上，在漫长的古代社会，几乎所有的中国城市都是由那一重重的一墙一和一道道的“门”来构成的。在中国古代，人们无法设想没有城墙和城门的城市，就像无法设想没有屋顶和门窗的房子一样。任何一座真正的城市都必须有城墙和城门，而且这些城墙和城门越是高大越是多，则这座城市的地位和规格也就越高，人们也就越承认它是“城”。因此，像上海这样没有什么像样城墙城门的城市，就不能叫做“城”，而也许只能叫做“市”。
在中国，“城”和“市”不但意义不同，而且地位、大小也不同。
什么是“城”或“城市”？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所谓“城”或“城市”，无非是人类社会三种主要的社区类型之一。这三种主要的社区类型是国家、城市和乡村。这三种社区，都可以叫做“邑”。上古所谓“国”，范围不大，数量很多。在诸侯林立的时代，不少的所谓“国”，也就一“邑”而已。“邑”这个字，上面是一个“口”，下面是变体的“人”字。有“人”有“口”，当然是社区。也有人说上面那个“口”是围墙、圈子、范围的意思：“有土有人，斯成一邑。”不管怎么说，这个既有一定范围，又有一定人口的“邑”，就是“社区”。
中国古代的社区（邑）有许多种，也有许多名称，比如邦、都、乡，以及郊、鄙等。其中“邦”相当于国家（故又称“邦国”），“都”相当于城市（故又称“都市”）。“乡”当然就是村落（故又称“乡村”）。此外，“郊”就是附庸于城市的社区（郊区），“鄙”就是远离于中心的社区（边鄙），而社区与社区之间就叫“邻一（邻里）。所有这些字，都从“邑”（乡字繁体从邑，写作“榔”；村字别体也从邑，写作“邨”），可见“邑”就是社区。不过，一般地说，“邑”主要指城市，比如“都邑”一词，就是大小城市的总称（大曰都，小曰邑；或“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由此又可见，城市乃是最重要的社区。
然而城市却不是最古老的社区。最古老的社区是乡村。乡村是从原始氏族的集聚地转化而来的。“(乡郎)”这个字，无论金文甲骨文，都是像“两人相向对坐共食一簋”之形。也就是说，“(乡郎)”的字形，就是两个人面对面坐着，当中放一个饭桶。所以杨宽先生在《古史新探》中说，乡这个字，“是用来指自己那些共同饮食的氏族聚落的”。
后来，阶级分化了，氏族变成了国家，尊贵的老爷天子、诸侯、大夫们也不再和自己的“子民”们共一个饭桶吃饭。他们（当然要带上自己的奴仆）另择“风水宝地”而居，或在原居住地划出一个圈子，形成一个新的社区，并用高高大大的墙把这个新的社区和旧社区乡村隔离开来。这个用墙划出的社区，就叫做“城”，也叫“都”或一邑”，而那墙就叫城墙。要之，就起源而言，所谓“城”，就是古代的王朝国都、诸侯封地、大夫采邑。或者准确一点说，是它们的中心区域。城墙之外的地方，就叫“郊”，就叫“野”，更远的地方则叫“鄙”，是乡村社区的所在地。一墙之隔，尊卑判然；大门内外，贵贱不一。这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城市。或者准确一点说，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城”。它一开始就是和门和墙共生的。没有城墙和城门，也就没有所谓“城”。恰如喜仁龙所说：“正是那一道道、一重重的墙垣，组成了每一座中国城市的骨架或结构。”因此，当我们突然发现一座圮败的废城时，能够看到的往往只有城墙，比如吐鲁番郊外的高昌和交河古城就是。
当一座座城邑或城堡被高高的墙和大大的门圈围起来时，城与乡，就成了中国古代两种最主要的社区。介乎其中的则是“市”。所谓“市”，就是集中进行买卖交易的场所。因为老爷大人们虽然高贵，也要吃饭，而且要吃好的、新鲜的，光靠进贡，似乎不够；乡民小人们虽然卑贱，也要零花钱，也想买点城里的好东西。城里的精品要出去，乡里的时鲜要进来，这就要“城乡互市”，也就要有“互市”的地方。这个专门用来做交易买卖的地方，就叫“市一。
毫无疑问，这种交易买卖，是必须一方迁就于另一方的。老爷大人们当然不会屈尊下乡去采购，他们的仆人也沾光不会屈尊，自然只能由乡里人进城来交易。乡里人原本“卑贱”，摆不起谱；乡里人又很“好奇”，愿意进城。何况，乡村广阔分散，也不便于集中贸易。所以，“市”便主要设在城的周边，成为城的附庸和派生物，以及沟通城乡的中介。它的地位，当然十分卑微。可见，城与市的高低贵贱之别，几乎可以说是“从娘胎里带来的一。
开始的时候，作为“城”之附庸和派生物的“市”，并不是什么社区，而是一种临时性的场所。上古的商业，并非经常性的行为，或三日一市，或五日一市。这时，四方乡民纷纷赶来交易。交易的场所，就成为“市一。交易一结束，这个地方也就什么都不是。直到现在，我国许多乡镇还保留着这种习俗，叫做“赶集”。但后来，贸易成了经常性的行为，也有了专门从事贸易的商人，临时性的“集”就变成了常规性的“市”，不但供交易所用，也供商人居住，而且也和“城”一样，有了自己的“土围子”。于是，“市”便成了社区。
不过，这个社区，是不敢望“城”之项背的。围“城”的是“墙”，围“市”的则是“垣”。垣也就是矮墙，叫：“卑曰垣，高日墙。”城墙高大魁伟，里面居住着王公贵族、高官名士；市垣低矮简陋，里面充斥着工匠商贾、贩夫走卒。这样的两个社区，当然也就不可同日而语。甚至“市区”的位置，在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中也有一定之规：或在城南，或在城北，总之是不能进人中心地段，只能卑贱地匍伏在“城”的脚下，仰“城”之鼻息而生存。但，卑贱的“市”好歹总算进了“城”。这样，“城”与“市”就终于合为一体，变成了“城市”。
然而进城之“市”却仍然保留着它的个性。这使我们一眼就能把“城”与“市”区分开来：城区的建筑是封闭型的，不是院落，就是高墙，要不然就是一张张紧闭的门。在这些院落、高墙和大门之间，留出的是仅供通行的道路。这些道路除了行走别无用处，因此只能叫“通道”，不能叫“街道”。市区中的街道却不同。它不但供人行走，更供人浏览。街道两旁的店铺，也都一律开放着自己的门户，敞开着自己的门面，以确保里面陈列的商品一览无余。只有在收市打烊以后，才会关上活动的门板，有的（如药铺）还随时可以叫开。当然，这些店铺也绝无封闭的围墙。相反，有的店铺门口还会搭起遮阳避雨的屋檐，或竹架苇席的凉棚，更加具有开放性。这就是“城”与“市”的区别，也是“街”与“路”的区别。所以，我们只能说“逛街”、“上街”、“赶街”（赶集）或“街市”，不能说“逛路”、“上路”、“赶路”、“路市”。“上路”、“赶路”是到别的地方去，“上街”、“赶街”才是去买东西。
事实上，城中之路不但是通道，也是界限。它们和院墙一起，把一个一个的圈子划分隔离开来。可以说，城区是由路和路旁的院墙构成的，市区则是由街和街边的铺面构成的。因为“市”乃因商业的需要而建立，所以市的名称总是表现出商业性，比如米市、菜市、肉市、煤市、花市、鸟市、骡马市等。它们也能用来做地名，比如北京就有菜市口、灯市口、东西花市大街和花市东斜街等。建“城”的需要却多半是政治性或军事性的。所以我们说起城来，便总是说京城、省城、县城，或冠之以地理、历史、文化的特征，如山城、江城、古城、新城、石城、龙城等等。城与市，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嗅！
其实，不但“市”与“城”不可相提并论，而且“城”与“城”也并非就可以等量齐观。
前已说过，上古的城，主要是王朝国都、诸侯封地、大夫采邑的中心区域。显然，它们的地位，也不可能一样。《左传》称：“天子之城方九里，诸侯礼为降杀，则知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不但面积规模有大小之别，而且名词称谓也有尊卑之分。也就是说，尽管王朝国都、诸侯封地、大夫采邑都可以称为“都邑”，但一般地说，只有诸侯的封地才可以叫“都”（国都），大夫的封地则只好叫“邑”（采邑）。“都”之中，又只有天子之城才可以称为“京”。所谓“京”，也就是“人工筑起的高丘”。（《说文》：“京，人所为绝高丘也。”）天子之城曰“京”，无非取其“绝高”之意，当然其地基和城墙也会特别地高。这样的大城，普天之下当然只能有一个。所以，当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即沿明初成例，改“北京”为“北平”，便是表示“京”必须“独一无二”的意思。
“京”只能有一个，“都”则可以多一点。所谓“都”，也就是通常说的“大城市”，叫“邑之大者曰都”。它们往往也是旧的京城，或王朝祖庙所在地，叫“有先君之旧宗庙口都”。当然，也有自然而然形成的，叫“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不过，“都”再大，也不能大过“京”，若依周制，最多也就只能相当于“京”的三分之一那么大。因为“京”是“首都”，也就是“第一都邑”，当然得如北京人所说是“盖了帽”，或如上海人所说是“一只鼎一
北京是“城”，又是“京城”，而且有差不多连续八百年的“京城首都史”，所以北京不大也得大。当然，作为中国最大的城，它也必须有最高的墙和最大的门。事实上，北京的门不但多，而且大。北京内城九门和外城七门，都是由箭楼和门楼构成的双重城楼的巍峨建筑。箭楼有如城堡居高临下，门楼却大多是双层三檐的巨大楼阁或殿堂（惟东西便门例外）。两楼之间，则是一个由城墙围成的巨大瓮城。瓮城面积很大，不少瓮城里面建有寺庙或寺院，也多半有街面、店铺和树木。这可真是城外有门，门内有城，实在堪称建筑史上之奇观。
可惜，这种奇观现在我们是再也看不到 几乎所有城门连同它们的那些瓮城都已先后被拆掉，只剩下正阳门城楼和德胜门箭楼在一片车水马龙中形影相吊。但即便是这样“残缺”和“孤立”的门楼，也足以让我们叹为观止，更何况它们当年是在一片式样相同的低矮建筑之上拔地而起？七十多年前，喜仁龙曾这样描述永定门的壮观和美丽：“宽阔的护城河旁，芦苇挺立，垂柳婆娑。城楼和瓮城的轮廓线一直延续到门楼，在雄厚的城墙和城台之上，门楼那如翼的宽大飞檐，似乎使它秀插云霄，凌空欲飞。这些建筑在水中的倒影也像实物一样清晰。但当清风从柔软的柳枝中梳过时，城楼的飞檐就开始颤动，垛墙就开始晃动并破碎。”我相信，无论是谁读到这段文字，都不会无动于衷吧！
难怪喜仁龙对北京的城门和城墙充满了敬意。他在写到西直门时曾这样说：“乘着飞驰的汽车经由此门前往颐和园和西山参观的游人，到了这里会不由自主地降低车速，慢慢驶过这个脆弱易逝的古老门面。因为，这些场面比起颐和园和卧佛寺来，毕竟能够提供关于古老中国日常生活更为真切的印象。”他甚至还认为，北京的城门和城墙，是最雄伟壮观和最动人心魄的古迹。因为它们“幅员辽阔，沉稳雄劲，有一种高屋建瓴、睥睨四邻的气派一。
喜仁龙实在太敏锐 他在这些城墙和城门那里看到的，便正是北京的气派。
北京的城门楼子是拆得掉的，北京的气派是拆不掉的。
但，更重要的，还在于北京固有的“兼容性”。
这一特点同样体现于建筑。北京，可能是中国城市中建筑样式最多的一座。城池宫殿、坛社苑林、部院衙署、庙宇观寺、府邸宅园、市井民居，次第排列，纵横展开，错落有致，就像一支和谐的乐曲。以皇宫为中心、纵贯南北的中轴线当然是“主旋律”，但文人墨客、市井小民也并非没有自己的乐土和家园。甚至那些在别处多半会躲入深山老林的名寺古刹，在北京也进了城。北京是那样地疏阔、大气，任何存在都不会在这里找不到自己的空间。所以，不但人力车和凯迪拉克街上跑没人感到怪异，便是骡马大车进了城，也不稀罕。（图十）
北京的容量不仅在于建筑空间，更在于文化空间。北京从来就是汉胡杂糅、五方杂处的地方。三教九流、五湖四海、汉满蒙回藏、儒道释景（基督教）回（伊斯兰教），各路人马都在这里出入、汇集、发展，各种文化都在这里交流、碰撞、融合。北京对此，都居高临下地一视同仁，决无文化偏见，也没有种族偏见，甚至没有其他地方通常都会有的那种执拗顽固“不可入”的“区域文化性”。相反，江南的丝雨北国的风，西域的新月东海的波，都在这里交汇、集结、消融，共同构成北京博大雄浑的非凡气象。北京当然是等级森严的，但因为空间大、距离远，彼此之间，也就不会觉得有什么“挤兑”。王侯勋贵、鼎辅重臣、学子文士、贩夫走卒，各有各的活法，而且在各自的“圈子”里，也都活得既自在，又滋润。直到现在北京也仍是这样：一个外地人，只要他不是“太差劲”，那么，他到了北京，也就不会感到别扭，感到“格格不人”。如果他很随和，还会说几句普通话（不必太标准），那么，用不了几天，他几乎就会觉得自己也是北京人
北京，几乎是可以容得下全中国人甚至全世界人的。
其实，这也是“城文化”的特点。《说文》曰：“城以盛民也”，正是突出了它容量上的特征。作为可以“盛民”的人工生存环境，城市与乡村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它的“兼容性”。乡村虽然地域辽阔、没有城墙，似乎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但其实，乡村的开放度和兼容性都很差。异质文化很难在这里得到传播，外来人口也很难在这里落脚谋生。乡村几乎只相信“土生土长”和“本乡本土”的东西，对于“外来户”和“外乡人”总是持怀疑态度。顽固地保留乡音土话，便是证明。
城市就不一样 城市是这样的一种社区，它的职能和功能从来就不是单一的。而且，城市的职能越多，功能越齐全，它的“城市化水平”就越高，城市也就越“大”。上海之所以“大”不过北京，就因为它的职能没有北京那么多，它不是也不可能是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同理，城市的职能越是多样，功能就必须越齐全；功能越齐全，城市就必须越能兼容。其结果，便正如天津人所说，“嘛大的林子，嘛鸟都有”，连“市”也最终搬进“城”里，并与“城”合二而一，成为“城市”。
所以，城市从来就是开放和兼容的，尽管城市与城市之间，开放程度和兼容程度并不一样。但再封闭的城市，也比乡村开放；再保守的城市，也比乡村兼容。中国古代的城，虽然无一例外的都有城墙，但是这些城墙却并不妨碍城市的开放，而且似乎更有利于它的兼容。这就好比盘子装不了什么东西，两碗却更能“容纳”一样。一个完全没有空间间隔的地方是无所谓容不容的。城墙的建立，恰恰正好为人类提供了一个具有“可容性”的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城以盛民也”，便说得十分到位，尽管它仅仅只说到了“盛民”。但文化是人创造的。城市既然能够容纳人民，当然也就能够容纳人民创造的文化。
城市之所以必须开放和兼容，还因为城市的主要文化功能是“交往”。
的确，没有哪个社区能像城市这样充分地满足人们交往的需求 因为城乡这两个社区的重要区别之一，就在于其居民的异质性程度。乡村居民基本上是同质的，端的称得上是“同祖同宗，同种同文（方言）”。而且，乡村居民还特别看重这种“同质性”，看重“乡里乡亲”、“土生土长”，或者“吃一口井的水长大的”等等。城市居民则大多没有这种心态。他们既不可能只吃“同一口井的水”，也不可能只买“同一家店的布”，当然也不会“干同一样的活”。他们籍贯不同，出身不同，来历不同，职耸不同，活法也不同，却共生共存于城市。于是，城市便为不同的人共同地提供了表演的舞台和交往的机会。
也许，正是这种交往的机会，诱使一批又一批的人“离乡背井”，来到城市；也正是这种交往的机会，使城市的文化水平和文化氛围远远优于乡村。
有机会，还要有条件。这个条件，就是作为交往重要工具之一的语言，必须具有开放性和兼容性，这才有可能成为人际交往的“硬通货”。“城里话”比“乡里话”好懂，原因就在这里。除北京外，我国各大城市都有自己的“方言”。但细心的人不难发现，省会的方言总是相对地、县的方言好懂，而地、县的方言又总是相对乡村的方言好懂。也就是说，由于城市的开放性和兼容性，连社区的语言也相对开放和兼容，这才让外地人觉得相对比较“好懂”。
北京是全中国人表演交往的舞台和场所，或者借用日本学者铃木荣太郎的概念，是全中国人“社会交往的结节机关”，当然是可以而且应该兼容全国的。所以，一来二去，北京话便几几乎成了咱们的“国语”（普通话）。
同样，开放也是城市的天性。从古到今，城市从来就是作为“中心社区”而存在的。它们或者是全国的中心（首都），或者是区域性的中心（省会、州府、县城等）。既然是中心，就必须向它的周边区域开放，既吸收又辐射，既统领又兼容。所以，北京不但“包容量”大，而且“吞吐量”也大。有一个数字颇能说明问题：现在的北京人，有四分之三是建国以后才进人北京的外地人及其子女。也就是说，不到半个世纪，所谓“北京人”这支队伍，就换了四分之三的“血”。至于北京向外地“输”了多少“血”，似乎不好统计，但相信也不在少数。
然而，北京的这种开放和兼容，似乎还不是或不完全是现代意义上那种城市与城市、人与人之间自由平等的交往与交流。它似乎还更多地是以一种“天朝帝都”的雍容气度或“政治中心”的文化特权，居高临下地吸收和兼容着外来文化和外来人口。较之上海和广州，它更像一个开明的君主或宽和的老人，以一种无所不包和见惯不怪的从容、淡泊、宽舒和自信，集天下之大成而蔚为壮观，但当其绚烂之极时却又归于平淡。我们在后面还会看到，“大气”与“平和”，正是北京文化的一个显著的特征，它甚至几乎遍及于每个北京人，成为北京人的一种“文化性格”。
但不管怎么说，北京毕竟是文化生态环境最好的城市。它很像一个自然形成、得天独厚的大森林，乔木、灌木、奇花、野草，共生于其间，层次分明而又相得益彰，错落有致而又浑然一体。它是帝王之都，也是文人之乡和民众之乐土。如果说，雍容华贵的皇家气派，勇敢自尊的学人风范，敦厚朴实的民俗风情，曾经共同形成了老北京那种既“典丽堂皇”又“幽闲清妙”的文化品格；那么，高瞻远瞩的改革开放，居高临下的兼收并容，独一无二的文化优势，便构成了新北京的非凡气象。
北京的一大气”，就大在这里。
三 霸气与和气
北京的“大”，几乎使每个到北京的人，都会觉得自己“小”。
有句话说：“到了北京才知道自己的官小，到了广州才知道自己的钱少，到了深圳才知道自己的人老。”其实，到了北京，又岂止是觉得自己官小，简直是连人都很小。那么大的北京，一个两个人走了进去，就像水珠融进了大海，看都看不见，影儿都没有一个。这其实也是北京容量太大所使然。’一个空间，如果容量太大，纳入其中的事物就显不出“体积”来。不要说人了，就连摩天大楼立交桥那些庞然大物，在北京也显不出有多大。
更何况，北京，又是怎样一个藏龙卧虎的地方 那个衣着朴素、神态安详、满不起眼的遛鸟老头，没准是大清王朝皇族后裔，大小是个“贝勒爷”；而那个坐在小摊上喝豆汁、吃火烧或者炒肝儿，吃完喝完一抹嘴就骑上自行车去上班的中年人，也很可能是一位什么重要部门的什么长，大笔一挥就能批个十万八万甚至上百万。这些人，在北京都很普通，就像他们说的话都是“普通话”一样。北京，毕竟太大太大，再大的人物，在北京也不大容易“大”得起来，久而久之，自然也就会变得普普通通。
北京的官们大多“不大”（真正的“大官”你见不到），北京的市民却多半“不小”。有人说上海是“大城市，小市民”，北京却绝对没有“小市民”。北京的市民都是“大市民”：派头大，口气大，架子（或者礼性）也大。“大气”，可以说是北京人的一种普遍特征。他们的生活方式，几乎无不带有“大”的味道：干大事，说大话，讲大道理，讨论大问题。就连聊天，也叫“侃大山”（先前则叫“神吹海哨”，也有“大”的意思）。就连喝茶，也钟爱“大碗茶”。他们对于小打小闹不感兴趣，对于小模小样看不上眼，向往的是成为“大腕”、“大款”，当然最好是“大官”。就连找媳妇，也不大喜欢“小家碧玉”式的。至于喝啤酒，当然更得论“扎”。如果一小杯一小杯地来，一小口一小口地抿，那还叫喝酒
北京人的大气，与燕赵遗风，或者说，与北中国的豪雄之气不无关系。这种豪雄之气以山东、东北两地为最多，而在全国，最喜欢北京人、最容易和北京人认同的，也恰恰是山东人和东北人。山东出响马，东北出胡子（土匪），“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豪爽是少不了的，“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义气也是少不了的。这些北京也都有，只不过大碗喝酒仅限于喝啤酒，大块吃肉一般是涮羊肉，两肋插刀则多半是豪言壮语。但不管怎么说，北京人毕竟是崇尚豪雄和讲义气的。他们推崇的是“不吝”、“豁得出去”，古道热肠和使肝义胆在北京也总是受到好评。“不吝”并不简单地只是“不吝啬”。依照杨东平的解释，它至少还有满不在乎、敢做敢为、超拔洒脱、大大咧咧甚至不修边幅等意思在内。在各地方言中，大概只有武汉人的“不囗”与之相似。不过武汉人的“不(口者)”重在“直”，北京人的“不吝”则重在“爽”。所以武汉人极其憎恶“鬼做”，而北京人的“不吝”则很可能具有表演性，变成一种“作派”。
这种作派常常被称作“狂”或“匪”。这是一种由服饰、举止、口气、派头等综合因素构成的气势。它既以“狂匪”名之，就不能有“奶气”，因此不但不能精巧雅致，反倒要“粗”一点才好。事实上豪爽往往是和马虎难解难分的，精致则难免因过分注意细节而显得“小家子气”。“小心翼翼”则不“豪”，“精雕细琢”则不“爽”，简单粗疏反倒自然洒脱。北方人（尤其北方农村）的生活原本就比较粗放，这种粗放经过北京文化的洗礼，就变成了“大气”。而“大气”一旦成为北京人的标志性品格，粗放就会变成一种刻意的追求。所以，诸如抠门、松货、软蛋、面瓜之类统统都是贬义词，不拘小节马马虎虎则不会受到恶评。于是，为了追求大气豪爽的效果，就要装得大大咧咧、随随便便、满不在乎，甚至不修边幅，比方说，衣衫褴褛胡子拉喳，身上贴着假胸毛，胳肢窝火臭等。
显然，北京人不是不讲究，而是特讲究。他们讲究的不是我们通常所谓“生活质量”，而是“份儿”和“派儿”。怎样做“有派”，能够“拔份”，他们就怎样做。比方说，在满街“蓝蚂蚁”的年代，穿一身将校呢的旧军装，是“派儿”；当满街都是西装革履新潮名牌时，着圆领汗衫翻毛皮鞋反倒“拔份儿一。这种服饰符号背后的潜台词是：我就敢不随时尚，就敢对着来，怎么着？因此是“特狂”、“特匪”、“特不吝”。
这恰恰是一种京都意识。“京都人”与“地方上”的，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京都人”是超群脱俗、高人一等、与众不同的。这种“卓异”或“特异”，表现于老北京，是恬谈平和、见惯不怪；表现于知识界，是俯视天下、语惊四座；表现于小青年，则可能是狂痞匪气、街头拔份。无论何种表现，其背景都一样，即北京人特有的大气。因为他们是这个全国最大的城市中之一员，他们不大也得大。
的确，北京市民的“大”，是以北京的“大”为依托和背景的。
不管在明面儿上是否表现出来，几乎每个北京市民都无不以自己是一个“北京人”而自豪。最老派的北京人会以一种“华夏”看“夷狄”的眼光看外地：除了北京，“天津、汉口、上海，连巴黎、伦敦，都算在内，通通是乡下”。即便不把北京看作惟一的都市，自豪感也不会因此而稍减，因为只有北京人，才“能说全国遵为国语的话，能拿皇帝建造的御苑坛社作为公园，能看到珍本的书籍，能听到最有见解的言论”（均为老舍作品中人物的观点）。在他们看来，就连北京的熬大白菜，也比别处的好吃。为什么？五味神在北京嘛！五味神是何方神圣？没人知道。但万岁爷既然在北京，那么，不管他是谁，也得到驾前伺候。（图十一）
这种自豪感因为北京成为新中国的首都，又在新一代北京人身上得到了加强。他们都是“中央的人”，相对“地方上的”，优越感也就自不待言。这里说的新北京人，也包括那些出生在外地工作在北京的年轻人。他们之所以能够在北京工作，多半是大学毕业后因“品学兼优”留京或分配来京。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原本就是“天之骄子”，而他们所在的单位，又多半是大专院校和国家机关，比起老北京人中那些“引车卖浆者流”来，还更为贴近“中央”，消息的来路也更可靠。所以这些人聚在一起，没有一个不“牛皮哄哄”。
其实“板儿爷”们又何尝含糊！他们聚在一起，高谈阔论的同样是国家大事，消息也同样是国务院部委办传出来的。好歹都在中央这地面上住着，怎么也听得到一点风吹草动吧？不妨这么说：上海人是人人都很体面。也许他晚上要在亭子间架床，早上要早早起来倒马桶，但只要走在街上，就一定是衣冠楚楚人模狗样。北京人是个个都很牛皮，也许他根本就没有什么正式工作，一日三餐不过棒子面窝窝头，但只要一开口，就一定是国家大事世界风云，而且话里面决没有窝窝头味儿。
对政治的空前热情，正是北京人“大气”的一个重要表现。外地人对北京的一个相当一致的看法是：“北京人人都是政治家。”对于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从海湾战争到王府井的改造，从克林顿访华到科索沃冲突，差不多每个北京人都有自己一整套看法，而且说得口若悬河头头是道，让人觉得他们不是的土司机、店员、鞋匠或买西瓜大碗茶的，而是中央政治局的顾问或智囊。北京的政治民谣和政治笑话也特别多，你往往能一下子听到好几种版本，让你忍俊不禁。但如果要说“正格的”，他们也能慷慨陈词，说理充分，使用政治话语或引用名人名言也娴熟自如，让你不能不佩服他们的政治抱负、政治理想、政治敏感和政治才能。这实在是北京人“大气”的最好注脚。是 天底下，难道还有比政治，比天下兴亡、民族盛衰更“大”的事 可以说，正是对政治的空前热情，使北京人成为“大市民”。
北京人既然都是“大市民”，那派头当然也小不
与之相对应的一个让全国各地人都极感愤怒的事实是：北京各服务行业的服务态度和质量都极差（据说现在已有改观，但时至1999年2月，《中国质量万里行》仍发表了消费者的批评文章，诉说他们在北京某老字号所受的窝囊气），以至于差不多每次人大政协会上都有代表委员提出意见，甚至有人尖锐地批评说，北京是“气象平凡，诸多不便”。“气象平凡”并不准确，“诸多不便”却是事实。1997年我在北京，住的是“标准问”，却常常因错过规定的时间而洗不上澡。本应提供的信息服务，在服务员那里也是一问三不知。至于饭菜质量，就不好说 前面说过，北京人的生活原本是比较马虎的。你当然不能要求一个自己天天吃熬白菜或臭豆腐咸菜就贴饼子的人，为你做出精致的小菜来。
让人受不了的还是现在一些服务人员爱理不理或颐指气使的态度。“过来过来，你给我过来！”“一边排队去！”这些都是我们在北京的服务窗口常常可以听见的声音，而且多半是女高音。北京的服务员好像不是“大哥大”，就是“大姐大”，在顾客面前有着摆不完的谱。你向他问价，他让你自己看。自己看就自己看吧，他还要损你：“长俩眼睛干嘛的，出气呀！”请他快一点，就更不得了：“嚷嚷什么！没看见我忙着啦！”难怪龙应台一进北京就要吵架了，能不吵架
在某些人看来，这似乎也很“正常”。北京嘛，什么人没有？那个卖针头线脑、咸菜酱瓜的女售货员，说不定是个“格格”呢（其实当然肯定不是）！即使她不是什么“格格”吧，又什么样的人没见过（其实业没见过）
显然，这就不是“大气”，而是“霸气” 这决不是北京人的气象，这也决非“正宗”的老北京做派。正宗的北京人，老派的北京人，尤其是又老派又正宗的北京生意人，是不作兴这样对待顾客的。在老舍、郁达夫、林语堂等人的笔下，老北京人是无论身份高低贵贱，都一样节一技之长，无僧人之貌”。至于生意人的“一团和气”，简直就像是天生的，岂有慢待顾客、爱理不理，甚或拿顾客“撒气”的道理？
上海就不会这样。上海的服务行业，即便在“十年动乱”时期，生意做得也十分规矩。那时，哪怕只是拿三分钱买两根针，店员也会用一小张纸包好了递给你。在餐馆里点菜吃饭，也不会被服务员吆喝着自己去端盘子。当然，上海的店员也常常被批评为“歧视外地人”，但他们至少不歧视上海人。只有北京的售货员，才公然不管你是外地人、北京人、中国人、外国人，哪怕皇亲国戚、天王老子，一律采取“本大爷”或“老姑奶奶一恕不伺候的态度。
这似乎有些不好理解。
其实，只要比较一下，就不难发现，即便两地最好的店员，也“好”得颇不相同。要之，北京店员好在“和气”，上海店员则好在“周到”。老北京的店员或小贩，在找零钱时，如果又是钞票又是铜板（或“钢蹦儿”），便会脸上堆满了笑，说：“两搀儿，花着方便。”这话听着让人觉得舒坦、熨帖。至于是不是真方便，那就只有天知道 上海店员的周到却是真能给你提供方便甚至实惠。比方说，告诉你这条裤料其实可以省下一寸，或者买另一种牌子的其实更合算。必须提供的一应商业服务，比如包装、熨烫等，当然都会达标到位，不会“缺斤短两”。但他们决不会为“找头”的零碎而表示歉意，因为这属于买卖中的正常现象，而且与是否实惠也没有什么关系。大体上似乎可以这么说：北京的态度是“务虚”的，它讲究的是“礼仪之邦”不可或缺的“礼数”和“人情”；上海的态度则是“务实”的，它似乎是基于这样一种纯粹“上海式”的思维方式：顾客来买的是实实在在的商品和服务，而不是什么不能吃不能喝不能当钱使的“客气”和“礼貌”。
两地风格的孰优孰劣，在这里很难评说。但有一点则似乎是共同的，那就是北京的“和气”也好，上海的“周到”或“实惠”也好，其实都远远超出了商业行为本身，而具有一种文化上的意义。上海的“周到服务”表现出来的其实是上海人的“精明”。这种“精明”是需要认同的。也就是说，当上海的店员为顾客精打细算或精心服务时，他们往往会在潜意识中要求对方是一个有资格享受这种服务的人。这里说的“资格”，主要就是精明与否，包括对“精明”是否敏锐和能否欣赏。在他们看来，顾客的计算能力和速度即便不能超过自己，至少也要和自己等值或相同。所以，上海的店员一旦碰到了被他们认为是“不懂经”、“拎不清”、“反应慢”的外地人，便会一肚子的不屑，一脸的不耐烦，甚至懒得搭理。
北京的“和气生财”却来自北京文化的“大气”。也就是说，老北京生意人的“和气”，根本就不是什么“服务态度”，而是一种“文化教养”。它是天朝大国的雍容气度，是世纪老人的闲适安详，是“大人不记小人过”的仁和谦让，是一个正宗北京人应有的教养或者说“礼数”。一个有教养的人是不该生气的。即便对方无礼，有教养的北京人也不该失礼，反倒应该更加和气。自己越是和气，就越是显得对方没有教养。这不是“丢份儿”，而是“拔份儿”；是宽以待人，也是自尊自重。不管是做生意，还是做别的什么，都这样。有人说，北京的各行各业“咸近士风”，便正是看到了这种“和气”不但普遍，而且与“知书达礼一相关，有一种儒雅的底蕴，甚或是一种一书卷气一。所以，一旦这种“礼数”、“教养”或“书卷气”没了，事情也就会变成完全不同的另一个样子。
北京人的这种礼数、教养、儒雅风范和雍容气度，可以从他们对待外地人的态度上看出。
一般地说，北京人，尤其是老派正宗的北京人，是不会歧视和欺侮外地人的。比方说，你在北京，如果向老北京人问路，得到的几乎必定是极为清楚、详尽、和气而又有人情味的回答。那神情、那口气、那份熨帖，就像对待一个迷路的孩子。然而这种“和气”的内涵，恰恰是惟独北京人才会有的“京都意识”：咱北京是“天子脚下，首善之区”，北京人在“礼数”上，当然应该是全体国民的表率。北京人最值得自豪的，不就是比别人更懂礼么？如果咱们礼貌不周，那就是在全国人民面前一丢份儿一啦！再说了，咱北京是全国的首都，外地人不过是分家出去单过的小兄弟罢 现在他们回家来，不认路了，咱当大哥的，不帮他一把，行么？
所以，在北京，如果不和服务行业打交道，我们不大容易明显地感受到对外地人的歧视和不屑一顾，而这种感觉我们在上海、广州等地却时有体会。北京人其实是自我感觉太好了，好得不必摆出一副惟我独尊的派头，就像不必在北京二字前冠以一大一字一样。
显然，北京人的自豪感，毋宁说是一种民族自豪感，而非地域或社区自豪感。北京人，可能是中国人中最少“地域文化心理狭隘性”的一群。因为他们不是某个地方或某一区域的人，而是“中央的人”。中央只不过高于地方，却并不与地方对立，更不排斥。所以北京人并不“排外”。既不排斥外地人，也不排斥外国人，甚至也不（像上海人那样）鄙夷乡下人。他们不大在乎别人说自己“土气”、“乡气”（尽管北京也有“土老冒”之类的词儿）。相反，他们对于乡村还天然地有一种亲切感（比如把“心里美”萝卜当水果吃）。足以让他们感到自豪的是，富丽堂皇、雍容华贵的北京城内，也不乏乡情野趣之地。那里野旷人稀、风物长静，可以体味到人与自然的亲近。这当然是一个农业大国的京都人才会有的情感，决非那些在拥挤狭窄的水泥弄堂里长大的上海人所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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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0-28 15: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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