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墙大规模拆除记，毛泽东称是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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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墙大规模拆除记，毛泽东称是政治问题 【 作者：《北京社会科学》 来源：《北京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北京城墙概貌 20世纪20年代，在瑞典人奥斯伍尔德·喜仁龙的笔下，北京的城墙是“最动人心魄的古迹——幅员广阔，沉稳雄劲，有一种高屋建瓴、睥睨四邻的气派。”高大的城墙加上独一无二的城市设计，构成了北京都市的无比杰作，也成为北京这类古城与上海这类新兴城市的重要区别。 北京城墙呈凸字型的轮廓，始建于元，建成于明。在明洪武元年（1368年），大将徐达以元大都周城空旷不易防守为由，“缩城北五里”，在其以南5里之处另筑新墙。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北京开始增筑南城。根据现代测量结果，北京城墙的实际总长度为23.55千米。喜仁龙实地勘查发现，北京城墙东、西墙的高度和厚度相似，总的来说西墙略薄、略低些；南墙比东、西墙厚3米多，但高度基本相同。北墙雄厚高大得多，比南墙要厚3-4米。 到解放时的近百年间，北京城墙没有经过彻底检修，坍塌、内裂的地方逐渐增多，有的地方因危险已予拆除。城墙的破败所造成的伤亡事故，在当时的新闻报道里屡见不鲜。如1957年3月，“一个人到拆去砖的城墙里挖土，土方塌落，被压死。”管理不善，使城砖大量被盗。诸如此类，都加剧了城墙的损毁，也给城墙造成不良的社会声誉。 破败的城墙与新中国首都的地位很不相称，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城市发展。为了解决交通问题，解放后仅内城就陆续开辟了城墙豁口23个，豁口的总长度约800米。 对城墙的争论 解放后关于城墙的争议，起源于城门口的交通问题。北京的城门，内城有朝阳门等11座，外城有东便门等7座，其中以朝阳、崇文、正阳、宣武、西直、广安六门交通量最为繁重。在1949年5月的北平市都市计划委员会筹备座谈会上，有人建议拆去城墙，以改善城门口的交通：所有瓮城，一律拆除；多开门洞。还主张利用城砖建设暗沟，并将此作为“纾缓财力的第一妙法”。 梁思成当即表示反对，他说：明城墙通过五六百年的积压，要拆除非用炸药不可，而拆下来的几万吨废物，处置也成问题。可以把城墙改作公园、栽花池，城楼可作展览、民众教育馆、茶馆等，城下可作绿地，改善附近居民环境。对于城门交通，则城门左右各开一洞，瓮城左右各开一门，原有门洞不用，左右洞各为单行道。在城门附近拆除少数房屋，加宽马路，在距城门相当距离以外，路中用草地隔离，以分来回。这样不仅不妨碍交通，还可大大增加城市的美感。 随着北京大规模城市建设的展开，尤其是1957年正式提出《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前后，城墙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许多专家学者甚至普通市民都表示了对城墙的看法，有的意见非常尖锐。全国人大代表俞平伯认为：北京最大的建筑物是城墙，要不要拆应当从全国范围郑重考虑，个人认为应在保留之列。从远景来看，都市规划随着发展可能不断地变化；但历史建筑文物只有这么一件，如依某种规划把它毁坏了，等到另一种规划又需要它时，它早已化为烟云了。所以城墙应该尽可能多保存一些。 人大代表陈公培则认为，城墙应该拆除，但是要有计划地拆除。刘定五认为，北京城墙应以拆除为原则，可以选择完整的城墙作为文物遗迹保存下来。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是在苏联专家帮助下编制的。苏联专家莫辛主张，全世界只有北京一座这么完整的古城，保留城墙有世界性意义。 彭真等对城墙的态度 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对城墙的态度十分审慎。虽然中央早有拆除城墙的决定，但是考虑到争论很大，问题很复杂，也不需要立即实施，市委决定还是暂缓行动，凡不是由于坍塌等危险原因都一律不拆，对那些有价值的文物，则应予以保护。 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不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还有什么希望？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同月，在第14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说：“南京、济南、长沙的城墙拆了很好，北京、开封的旧房子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子。”同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又说：“拆除城墙，北京应当向天津和上海看齐。” 原北京市规划局负责人周永源回忆：毛主席指示要拆城墙，彭真很为难。尽管彭真和北京市委在城墙问题上受了责难，但城墙无论是保留或拆除，彭真都经过了慎重考虑，并明确指示：城墙虽然拆除，但城门楼要留下，将来可以看出北京城的轮廓。但经过“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大规模拆除，北京城墙几乎全部消失了。 城墙的拆除 北京城墙的拆除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1953年8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财经会议上讲话说，拆除北京城墙这些大问题，是由中央决定，由政府执行的。从1953年12月起，北京开始拆除外城城墙。几年的时间，左安门、广渠门城楼、箭楼，广安门城楼及瓮楼，西便门的城楼都已拆尽，广安门、西便门都已成为马路豁口。永定门东，广渠门南有两大段城墙已完全拆除，约占外城长度的20%，一面城砖被拆除的约占60%,两面城砖全拆的也不少，完全未拆动的仅有10%左右。 1957年6月，国务院将文化部不赞成拆除北京旧城的报告转给了北京市。报告认为：“北京城墙的存废不仅影响国内，而且有国际影响，必须严重考虑。”国务院同意文化部的意见，希望暂缓拆除北京城墙。在各方的干预下，北京市暂停了拆除城墙的行动。但“大跃进”运动在全国展开以后，1958年9月，北京市做出《关于拆除城墙的决定》。决定提出除正阳门城楼、箭楼和鼓楼之外，其余城墙、城楼统统拆掉。这一决定，是与执行中央的有关指示相关的。此前不久，毛泽东指示今后几年应当彻底改变北京市的面貌。 拆除城墙的工作量是非常大的。外城城墙虽从1953年已经基本拆除，但局部地区尚残留不少土方需要运除。内城城墙从1958年开始拆除，经过估算内城城砖约有40万立方米，土方约有460万立方米。在“大跃进”如火如荼的时期，北京市的劳动力和运输已经非常紧张，为了拆除城墙，动用了军队和中央部门的力量。 由于拆除城墙工作量很大，北京城墙并未全部拆除。1965年7月1日，北京地铁工程开工。该年1月，杨勇、万里、武竞天向中央报告：由于现有城墙大部分已拆除或塌毁，地铁准备选择合适的城墙位置修建。这样既符合军事需要，又避免了大量拆房，在施工中也不妨碍城市正常交通，可方便施工，降低造价。报告得到中央批准。到了1969年，中苏边境发生了“珍宝岛事件”，毛泽东提出“要准备打仗”。从10月中旬到11月中旬，全市平均每天有30万人参加义务战备建设。拆城墙、取城砖、修建防空工事，这项战备活动在“文革”期间延续了若干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