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北京的街巷胡同与千年科举

匾额拓片

                                     北京的街巷胡同与千年科举

                                                  ——北京科举匾额博物馆匾额拓片
      谈起北京的胡同街巷文化，对从小生长在里面老北京人来讲在熟悉不过了，从胡同的名称叫法，位置地点，在到里面发生的种种故事，都可以给人如数家珍般的娓娓道来，在外人看来浓缩着北京传统文化的胡同街巷，似乎只能和市井及民俗挂钩，其实这仅仅是对胡同不完整的了解，北京的胡同街巷，首先从建筑布局来讲，它是中国古代帝都城市建筑的颠峰之做，可以用，“经纬分明，四方贯通，整齐便利”来概括，在其名称上，即保持民间胡同的叫法民俗化，又严格在一些寺院道观，官署衙门所在的胡同街巷名称中保持宗教的神圣，政权的威严。北京胡同街巷的名称既有民间气息，也有商业，宗教，官场等诸多文化的并存。而在这里所发生的事情，所涌现出的名人，也不紧紧是张三李四，家长里短，其中也有显贵名宦，震惊神州的事情。。。。北京的胡同可以用一部“北京历史文化大百科全书”来定性，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这里查不到的。在谈到千年科举文化与北京的胡同街巷，看起来似乎毫无关系，但二者却紧密相连，北京的许多街道胡同，因为有了科举考试，选拔出无数能人志士，而许多胡同正是因为他们而被人所知所记，被人津津乐道，因为有了科举考试，学校，考场，官署的名称也被胡同所应用，因为有了科举考试，金榜题名，科举佳话的故事在胡同中发生，流芳千古。。。
在千年科举制度的影响下，北京的街巷胡同，无论从名称还是文化上都被打上了很深的烙印，而作为研究胡同与科举，也将从“人”“物”“事”三方面入手。
      谈到人特别是科举中的人物，无非就是状元，进士，举人们，而就是拥有这二字功名的人，却给北京的街巷胡同带来了独特的韵味。让我们抽其一二对其有所了解。
      位于东城区府学胡同和其北边的大兴县胡同中间有一条沟通二者胡同“文丞相胡同”，这条胡同正是以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之言的南宋丞相文天祥来命名的，这条胡同在元时被称作“巴儿胡同”也叫“靶儿胡同”，这里在元代时据传有“兵马司”机关在此，文天祥被俘时关押此地，后在附近的柴市就义，后来在明洪武年年间，后人在此间祠来纪念这位爱国宰相，这条胡同所在的坊也改为“教忠坊”。文天祥是南宋宝佑四年丙辰科状元，南宋末年其率部抗击元军，最终被俘遇害，就其一生来讲可用“忠孝状元，爱国宰相”来总结，谁说书生百无一用，中国古代读书人身上的文人气节在其身上得以发扬光大。在明清两代帝王在每年都要祭拜这位爱国状元，现在这个文天祥祠也成为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元代的“巴儿胡同”因为有了文天祥，俗气的名称也变成受人敬仰的“文丞相胡同”从此被人们所记住。
      从东城沿着平安大街到西城，在平安里十字路口东北部，有一个解放军游泳馆，而在其北面有一条东西走向的胡同“群力胡同”，这条胡同在清代被称为“马状元胡同”，这条胡同正是以曾经居住此地的顺治九年状元蒙古人麻勒吉来命名的（此人酷爱汉族文化，后来给自己起了个汉名叫马中骥，所以后人称此为马状元胡同），在他考中状元后，居住此地，当时人们就把这条胡同称为状元街，这位麻状元见证了清初顺治年间的科举制度，清初入关，也曾经如蒙古入主中原一样，歧视汉人，蒙古的科举考试分为左右榜取士，就是蒙古人一榜，汉人一榜，分开考试，录取标准也不一，满人在清初多少也仿照了元代的左右榜取士的制度，在顺治九年，及十二年两科考试中采用满汉两榜取士（顺治幸亏只开两次满汉榜，要不然从以公正，公开选拔人才的科举考试中就搞“种族歧视”非得从蹈元代灭亡的覆辙），这位麻状元便是此科的满榜状元，其一生历官，修撰，侍讲学士，广西巡抚，江南江西总督等职，在其为官期间办事干练，政绩卓著，他死后，江南人民刻碑纪念其功绩，并把他贡入江南名宦祠来拜祭他。这条胡同在文革的前夕它的“四旧名称”也被改为革命的“群力胡同”，名称虽然便了但这条胡同中的麻状元的故事却被后人所流传。
     北京像以这种取得科举功名的人命名的胡同还有，明代成化状元谢迁所居住的谢家胡同，府右街附近的力学胡同（原名李阁老胡同，此胡同为明代天顺进士李东阳的宅第所在），蒋家胡同（明成化进士蒋冕宅第，此人与其兄蒋异为同榜登科），潘家河沿儿（），前赵家楼胡同（嘉靖进士大学士赵贞吉宅第所在，五四运动中的火烧赵家楼便在此地），孙家坑（嘉靖进士孙继鲁宅第）
......除了这种直接以人物命名的之外，还有一些因为有了名人居住而声名大振的胡同，如景山附近的雪池胡同，在清代此胡同为供内廷用冰的冰窖所在，而康熙年间的状元蔡升元的受皇帝所赐的宅第便在此处，这位蔡状元不仅高中状元，而且他的叔叔蔡启僔在康熙九年也高中状元，“叔侄状元”成为美谈。像兴化寺街（乾隆状元于敏中宅第），碾儿胡同（曾国藩宅第），五显寺（张居正宅）.......。
      说完了人，在谈谈与科举有关系的建筑物和胡同的故事，上文所题到的文丞相胡同的南边有一条东西走向的胡同府学胡同，这条胡同以明清两代的顺天府学为名，所谓府学为明清时官办学校的一种，在明清一省三级行政化分府，州，县，每一级均设学校，在其中上课的便是当时的秀才们，在里苦读圣贤之书，以应三年之大比，其中北京也就是明清时的顺天府下辖二十四州县，各县也均设儒学，位于这条胡同中的府学，它是在元末报恩寺的基础上发展，从洪武年间的“大兴县学”，在到永乐后的“顺天府学”，清末的“顺天府高等小学堂”，和科举制度结束后所设立的“左八旗小学堂”，民国年间的“京师公立第十八小学”，“北平市市立府学胡同小学”，解放后的北京市三区中心小学，以及到现在的府学胡同小学..........。从当年熟读四书五经八股文的秀才，在到今天语数外素质教育的小学生，同一读书的场所，同一种制度，不同时代，不同的形式，六百年余年的时间，变的只有一批一批的学生，而科举时代所提倡的学而优则仕，以考试的形式公正公平的选拔人才的精神依旧延续至今。在这条胡同中依旧完好的保存着当年的学宫，棂星门牌楼等遗存，它是今日了解古人学习的一个很好例证。
        中国古代科举分文武两科，武科考试与文科一样，也有秀才，举人，进士，考试也分乡试，会试，殿试，考试内容以武功，力量为主，但也考兵书战策，武科考试产生于唐武则天时，晚于文科，由于中国古代历来是重文轻武，统治者也还怕大权旁落武将之手，所以武举考试历来不受统治者重视，在明清时甚至成为博取功名的一种捷径。顺天府学为当时供文科考试的生员读书的场所，而当时供武生学习的地方不再此地，位于朝阳门禄米仓附近有一条南北走向的胡同称为武学胡同，这条胡同以明代正统六年设所设立的教习武官子弟，培养武官的京卫武学为名，然而由于学生多数出身富贵之家，还有祖上的世袭爵位，在此上课只是因为文举考试太为艰难，参加武举考试好混个功名，景泰年间在此学习的人仅十余人，学习秩序相当恶劣，它的命运与中国千年的武举制度一样，不受重视，在最后甚至停办。但值得庆幸的是虽然当年武学里面的建筑遗存所剩无几，但武学胡同的名字，历经明清，民国一直到今日还被延续下来，使人们从地名上可以了解些许的武科考试的状况。
      在明清时国家举行的科举考试分成考秀才的童试，考举人的乡试，考贡士的会试，以及考进士的殿试，而这四种不同的考试，所在的考场也不相同，童试（包括县试，府试，院试三试），这种考试多在州县当中的考棚举行，乡试在各省的贡院中举行，会试在北京贡院举行，殿试在故宫保和殿中举行。北京作为明清时全国最高等级考试的场所肩负着全国会试，及殿试的任务，每三年就有仅万名全国的举子汇集京师参加考试，可谓盛况空前，位于建国门内的中国社科院附近，有贡院头条，二条等胡同这些胡同便为当时顺天府贡院所在地，北京的贡院修建于永乐十三年，是在元代礼部的旧址上修建的，清代在明代的基础之上进行了扩建，贡院中的最具代表性的建筑是举子考试时所待的号舍,面阔三尺，近身四尺，高六尺，在两侧的墙上有上下两层托砖，上搭两块活动木板，白天木板上下分离供士子考试书写用，晚上二板合一供士子休息，号舍呈联排房设计，每几十间成一排，这一排也按《千字文》编字号，北京贡院在最鼎盛时曾有九千余间（南京江南贡院有两万余间，为当时全国最大）在这个狭小的空间内士子们要此进行为期三场九天的考试（乡会二试，一共六场十八天，为了这个二字功名，有人曾经参加十余次乡，会试，在号舍中累计时间超过百余天，正可谓“三场辛苦磨成鬼，二字功名误煞人”）号舍的考试环境在当时也向当糟糕，乡，会二试时间，是在每年的，八九月及来年二月举行，八九月时酷暑难耐，号舍中空气不流通，加上每排最后一间的“底号”（厕所）所传出的阵阵恶臭，实在令人难以忍受，二月时的寒风刺骨，更令本来就辛苦作答的士子，雪上加霜（试想今日的学子们，在干净明亮，温度适宜的环境下考试，实比古人幸福百倍），北京贡院最初比较简陋，为木结构的席棚和木板搭置的建筑，极易失火，英宗天顺年间北京贡院发生失火案，烧死百余名举子，从此之后贡院改成砖石结构，大大降低了火灾的发生，但后来也陆续发生了诸如，瘟疫，水灾，地震等灾难天气，使得考试被迫延期。在北京贡院中有一个建筑是要值得注意的，贡院龙门，在这个建筑前是要进行龙门搜检之地，由军卒对士子搜身检查，看是否有夹带小抄，在清代时国家对士子夹带作弊，串通考官的治罪想当严厉，轻则杖责流放，重责杀头腰斩，就是如此严格的惩罚制度，加上各种的反作弊的手段，也挡不住有着投机取巧来博取功名的士子作弊的贼心，这些人的作弊手段也是五花八门，将预先买来的小抄藏于笔管，砚台，蜡烛，头发，甚至在考试中食用的馒头之中，也有的将四书五经抄写在衣服上等等除了这种夹带类的，还有串通考官，买卖试题，冒籍应试等手段。有清一带就在这个贡院当中，曾发生了震惊神州的科场舞弊案十余次，几十名官员免职被杀，上百名的作弊的士子被杖责流放，割去功名终身禁考...可以说北京贡院虽然是是寄托着千百万读书人梦想的场所，但它也是一个包涵着人间万般丑陋，各种阴险狡诈的是非之地。在1900年北京的贡院毁于八国联军之手，这个让士子们把毕生经历都投入的地方与1300年的科举制度共同走向了灭亡。今天的人们在提起北京贡院，除了对着胡同牌上面所写的贡院头条，一番感慨后已经没有了任何遗迹，甚为可惜。在这个贡院附近在当时还有一些为举子服务的商铺所在的胡同鲤鱼胡同，笔管故同，驴蹄子胡同等，从这些胡同名中可以看到很深的科举烙印，可惜这些胡同名也有的都废去不用了。在北京的通州北大街，现在还有一个通州贡院小学，在这个校址附近为当年顺天通州地区的“考棚”专为进行“童试”之用，里面的主要建筑也区别于考举人的贡院，考场为大方桌，长条凳的形式，与贡院的风格迥异。
       说完了胡同里的人和物，在谈谈胡同街巷里发生的故事，在古时候有着麽一首诗“久旱逢甘露，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它是形容人生的四大喜事，前三件在这里就不谈了，就以最后这个“金榜题名时”来见证北京胡同街巷中的科举盛事。金榜题名，是古代士子们追求功名的一个终极目标，所谓金榜题名就是古代科举考试中的通过录取名册，有童试中的录取生员榜，乡试的录取举人榜，会试的录取贡士榜，以及殿试的进士榜。而当时放榜的地方也不相同，我们便逐一了解。
       为于鼓楼东大街北路的东公街，也就是北京教育学院东城分院的所在地，在清代为顺天府衙门（清代的北京市政府），而当时在顺天乡试结束后便把乡试录取举人的榜单张挂于顺天府衙门前。这张乡试榜单，上分正榜及副榜两部分，所谓正榜为取得举人资格的举子可参加来年的会试，而副榜，是清代按一定比例，于每十名或五名（每省市根据本省情况而定）正榜举人中再额外录取一名副榜生，虽其不具举人资格，但他可被选入国子监成为监生，或直接为官，榜上内容为考中者姓名，籍贯，名次等，顺天府衙门除张挂举人榜外，在每科乡试后，由顺天府尹（清代的北京市市长）在衙门内为新近登科的举人举行鹿鸣庆功宴，以鼓励士子再接再力，来年高中进士，宴会上还要跳鹿鸣舞来活跃气氛，并且为举子颁发衣服鞋帽等礼品，场面相当活跃。
      在今天的历史博物馆附近为清代中央衙署集中的地方，吏，户，礼，兵，刑，工，等六部院衙门均在此地，而在东郊民巷北边的礼部衙门为清代张挂会试录取贡士榜单的场所，会试榜单可以说就是未来的进士录取名册的“未排名次榜”在清代凡考过会试者，十有八九均可通过殿试成为进士，殿试考试只不过就是由皇帝主持的名次排名考试，会士的第一名称为会元，会元虽不一定在殿试中成为状元，但他却可以在进士大金榜中的榜单圣旨中出现，位置比状元还靠前。礼部往北有一个宗人府衙门，在这个地方是当年宗室考试挂榜的地方，宗室考试，是清代专门为皇亲宗室子弟举行的考试，其也分乡试，会试，殿试三级考试，但宗室子弟在考前需在宗人府测试骑射，通过者才可进行下一阶段考试，这样的做法是不让宗室子弟忘记祖先马上得天下的光荣传统，宗室子弟参加乡会试，不与其他士子共赴科场，而是在乡会试的头一天，或结束后在另行考试，但殿试考试是与全体士子共同赴试，当时的宗室的乡会试榜单便是张挂于宗人府衙门前。
     宗人府在往北，现在的长安街，在清代有一座东长安门，而就是这座东长安门便是士子们圆梦的地方——进士大金榜张挂处，金殿传胪排定一二三甲进士名次的仪式举行完后，由内阁大学士，手捧加盖皇帝之宝印章的榜单，放入榜亭之内，后随一甲状元，榜眼，探花出午门，到东长安门内的彩棚张挂此榜，这张榜单由几位内阁学士在黄纸上书写录取人员的名次，籍贯姓名等...此榜约二十余米长，中有一个大的“榜”字左右分别为汉字，及满文所写成的榜单，在榜单的接逢处加盖皇帝玉玺，一来体现大金榜的威严，二来也防止窜改，舞弊的发生，这张榜单在此张挂三天，供世人观瞻，后收入内阁，在与东长安门同街向望的西边为西长安门，在当时为张挂武金榜的地方，放榜结束后，文进士们要去礼部府恩荣庆功宴，武进士赴兵部出席会武庆功宴....金榜题名，造就了士子们“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人生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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