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 2008-1-18 14:55:00
吴法宪承认，1966年8月28日，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听取他对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的情况汇报时，林彪对他说：“你们这个会贺龙插手了。贺龙这个人有野心，到处插手，总参、海军、空军、政治学院都插了手……你要警惕和防备他夺你的权。”林彪随即让吴法宪把贺龙插手空军的情况写个材料送给他。9月3日，吴法宪将写好的材料送给林彪。
9月2日，林彪还打电话给海军副司令员李作鹏：“不要只高兴罗瑞卿倒了，要注意贺龙，这个人是罗瑞卿的后台。军委很快要开会解决他的问题，你就他插手海军的问题尽快写个材料交给我。”像吴法宪一样，李作鹏当然也遵旨照办。
9月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休息室里，把林彪送来的诬告信，当面交给了贺龙。信中说：“贺龙有一条黑线在部队搞夺权活动。”对此，贺龙既痛苦又气愤。毛泽东对贺龙说：“我对你是了解的。我对你还是过去的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
林彪为什么策动吴法宪、李作鹏诬告贺龙呢？表面上看，吴、李是林彪线上的大将。实际上，是因为贺龙对林彪通过吴法宪、李作鹏搞派别活动有了正面冲突。
1965年底，在林彪、叶群的策划下，罗瑞卿被罢官。林彪欲借口抓“罗瑞卿分子”，搞掉一批不听他使唤的干部。于是，吴法宪、李作鹏分头在空军、海军开始行动。1966年7月初，他们反映的问题到了刘少奇、邓小平案头。刘、邓很快指示中央军委去空军、海军调查解决问题。
7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举行常委会讨论海军问题时，贺龙说：“搞地下活动是第一位的错误。有问题摆到桌面上来，不要搞阴谋嘛！”
7月11日，中央军委常委讨论空军问题时，贺龙严厉地批评吴法宪：“只报喜，不报忧……政治思想工作薄弱……有许多东西是假的。”
与会的老帅们均站在贺龙一边。林彪自知情况不妙，马上以退为进：“海空军的问题要解决，但目前的班子以不动为好。”
贺龙不为所动：“根据刘少奇、邓小平同志的指示，个别的可做些调整嘛！”
矛头明确指向了林彪的爱将吴法宪、李作鹏。这无疑触到了林彪的敏感神经。早在林彪因病“休养”期间，贺龙曾代替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贺龙撇开林彪“突出政治”的做法，与罗瑞卿一起轰轰烈烈搞起了全军“大比武”，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林彪惟恐代理工作的贺龙占去他的位置，便将与贺龙想法一致的罗瑞卿搞下了台，让贺龙瞧瞧颜色。哪知耿直的贺龙根本不吃林彪那一套，看不惯他就要发言反对。
在延安时代，毛泽东曾向贺龙谈到过林彪其人。毛泽东说，长征期间，林彪表面上承认他的领导，背地里却给中革军委写信，要求更换中央领导人；林彪爱出风头，不能顾大局。林彪得知毛泽东对他的评价后，一直耿耿于怀。林彪还担心，他在1937年1月写给贺龙的一张纸条会成为一颗定时炸弹。当年国共合作抗日的时候，蒋介石曾于1937年1月在洛阳召集第二战区军官会议，林彪、贺龙等几位八路军师长随同朱德、彭德怀去出席会议。林彪曾给贺龙写了一张纸条，上面写道：“蒋介石是有抗战决心的，我们回部队后可吹吹风。”
此时，林彪觉得对他知根知底的贺龙已成为他阴谋篡权的障碍，因此积极策动吴、李诬告贺龙。同时，“志同道合”的夫人叶群也策动了中央军委办公厅警卫处长宋治国诬告贺龙。
9月5日、6日接连两天，叶群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拉着宋治国窃窃私语。此后，宋治国将一张小桌放在了西大厅一个少人注意的角落，并找来纸和笔，伏案作起文章来。宋治国写完四封揭发信后，亲自送往叶群办公室。
叶群接信后很高兴，且故意当着办公室秘书的面问宋治国：“你写的这些材料是否都可靠？是，我们送上去；不是呢，就不送了。”宋治国当然明白叶群的意思，忙说：“当然可靠，我写的都是事实，我负完全的责任。”叶群为将事情搞成铁案，又让办公室的秘书专门写了份《关于宋治国写材料情况的证明》。
宋治国的“材料”写道：“罗瑞卿家里办公桌的玻璃板底下压着一张照片，其中有贺(龙)、薛明、罗(瑞卿)、郝治平四人合影，天天看，但没有主席的照片……我觉得贺(龙)与罗(瑞卿)、彭(真)、杨(尚昆)反党分子来往很为密切，他们经常密谈……他对警卫人员的教育不是以政治挂帅，而是业务挂帅，如教育人家如何将枪法练好，并要求每个警卫人员要练得百发百中……听说体委自动销毁了120部电台，此事甚为可疑。”
叶群之所以这么做，除了与林彪保持共同行动之外，还与贺龙夫人薛明在1943年延安整风时揭发过叶群有关。叶群抗战初期在南京国民党电台当过播音员，参加过国民党CC系举办的演讲比赛，并与CC系的外围组织有过来往。这段历史被薛明揭发后，叶群一直记恨在心。
而1967年2月14日，武汉市财贸干部外语教员晏章炎的一封诬告信，让林彪等人如获至宝。信中说：“1933年，(在湘鄂西的)贺龙主动要求投降。蒋(介石)派熊贡卿去后，贺龙要求当军长，蒋介石只同意让他当师长，贺龙嫌官小没有谈成。怕事情暴露，为了灭口把熊贡卿杀了。”
6月13日，林彪、叶群派人到武汉进行了调查。调查人员发现了1934年3月17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就此事给党中央的专门报告。报告中说：“去年12月蒋介石曾派一代表熊贡卿来游说贺龙同志，企图收编，熊先派梁素佛来，贺龙同志首先发觉和揭露来人之阴谋，认为这是侮辱中央分局……我们为要得到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及四方面军之破坏工作的消息，遂允熊来，据熊说蒋已派四个人(有两个是浙江人)到四方面军去，中央苏区亦建立多年工作，此等人均做上层收买工作，我们乃将熊事公开，举行群众审判枪毙之。”
尽管该报告与晏章炎的说法完全相反，但在调查人员的授意下，晏章炎又写了一份与上次内容完全相同的所谓“揭发”材料。这个晏章炎就是当年经办此事的国民党南昌行营第二厅厅长晏勋甫的儿子。
7月12日，该材料以贺龙“通敌未遂”上报中共中央。9月7日，叶群在一次中共中央日常工作会议上提出：贺龙在湘鄂西同国民党大员秘密接头，企图投敌，问题严重，要立案审查。康生、江青、陈伯达、谢富治等人发言支持。9月13日，贺龙被正式批准立案审查。
另外，1968年3月，国务院参事室参事李仲公将两封据称是贺龙早年的“亲笔信”交给了参事室，并提出要向周总理报告，和周总理本人单独谈。事情的起因是：3月20日，驻国务院参事室军代表王炳辉召集参事室造反队负责人开会，布置发动参事们揭发所谓“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的历史问题。在3月25日的参事全体会议上，王炳辉进行了动员。之后，就有了李仲公提交的材料。参事室接到材料后，感觉此事非同小可，当即向总理联络员郑凯做了电话汇报，郑要求将原信马上送到总理办公室。
现在看来，周总理当时可能受到这两封信的影响。1967年1月11日，周总理秘密安排贺龙夫妇、其子贺鹏飞和警卫参谋杨青成住进了西花厅。9天后，贺龙一行被送到了北京西山国务院管理局属下的一处招待所。临行前，周总理与李富春一起同贺龙谈了一次话。周总理讲道：“林彪说你在背后散布他历史上有问题，说你在总参、海军、空军、装甲兵、通信兵到处伸手，不宣传毛泽东思想。”
贺龙当时很生气，几次想说话，但周总理为保护他，根本不给他说话的机会。总理最后说：“毛主席不是保你嘛，我也是保你的。给你找个地方，先休息一下，等秋天我去接你回来。”“秋天接你回来”是周总理对贺龙的承诺。按周总理的性格，他不会忘记对战友的诺言。而周总理为何食言呢？这可以在总理后来的言行中找到端倪。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总理下令重新调查李仲公提交的“贺龙求降信”的真伪。经过艰难的调查取证，1974年9月23日得出结论：“求降信”所用纸墨是1940年以后出产的，也就是说，李仲公1968年春交出的两封信是伪造的。当时调查人员曾建议“处理”李仲公，周总理说：“把调查结果告诉他，就能把他吓死。算了，他已经八十多了。”
1975年6月9日，即贺龙去世六周年那天。周总理一见到薛明就大声说：“我对不起贺龙同志，对不起你们！我没有保护好贺龙同志！”说完，热泪长流。
可以说周总理是受了李仲公的蒙蔽，而李仲公这个人为什么要陷害贺龙呢？这里面有历史和现实两方面原因。历史上，1927年3月，叛变革命前的蒋介石曾经派时任其秘书长的李仲公到武汉“拉拢”贺龙，而贺龙先是佯装有兴趣与蒋联络，待李真的透露底牌时，却将李仲公抓了起来，甚至要把他枪毙。但蒋介石当时并没公开反共，考虑到各方关系，贺龙将李转押给了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总指挥唐生智。唐生智将李放掉了。现实上，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李仲公曾跑到中南海找相熟的周总理伸手要官，想当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周恩来对他说，你有想法可以提出来，但中央要统筹考虑。得不到肯定答复后，李仲公耍起赖来，纠缠不休。总理忽然想起，他听贺龙说起过李仲公。于是，打电话将贺龙叫到了中南海总理办公室。
贺龙一进门，周恩来便指着李仲公说：“贺胡子，你认识他吗？”贺龙听说此人正在跑官，一见李仲公已明白了七八分，当即接口说：“认识么，老朋友了。”贺龙看周总理一眼又说：“李先生，那年在武汉，我送你到唐生智那里，后来你怎么就走了呢？”李仲公尴尬难言，“嗯啊哪”地起身告辞。
后来，李仲公只被聘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但他对贺龙一直耿耿于怀。“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号召揭发贺龙，他便自行伪造了贺龙向蒋介石的乞降信，诬陷贺龙。
1969年4月的九大，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了党纲。一天，贺龙用手指着毛泽东和林彪的合影照说：“现在已经不是这个人(指林彪)的问题，而是这个人(毛泽东)的问题了。只要毛主席说一句‘贺龙没有问题’，事情就完结了。我相信，毛主席总有一天会说这个话的。”
可惜，两个月后的6月9日，贺龙被迫害致死，含恨离开了这个世界。直到1974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才专门发布文件，为蒙冤去世的贺龙恢复了名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