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既然爱读小说，就难免关注小说家们的有关事情，又受时代风云流变的影响，非但不局限在其成名的代表作方面，还在意其作品所属的流派与个人际遇之类。
不甭说，鲁迅先生是我识字伊始就得面对且需仰视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旗手”。在整个中学时期，我们的语文课本无一不选用了此位头号中国文豪的有关小说、杂文和书信。可以不夸张的说，他的作品、语言风格与思想，对我和同龄人产生了非同一般的潜移默化影响。固然那时的物质生活还很为清贫，但我往往会把有限的个人书资用来购买他的一些单行本，凡有所斩获，动辄便是如饥以渴地诵读之。
鲁迅弃医从文及其生平业迹、辞世时所获得的“民族魂”赞誉，在令我产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心理的同时，也暗藏了一些相当的困惑。例如，何以据说是亲录其遗嘱的胡风，怎么会在1950年就成了以他冠名的“反革命集团”头子？而与鲁迅相交甚笃的“老红军文人”冯雪峰，又怎么于1957年就戴上了一顶右派分子高帽？
嗟乎，是时势的诡异还是造化的弄人？在几年前“非礼”鲁迅的活动甚至刻意妖魔化之而较为热闹的那些日子，我得悉了流传甚广的一个掌故，据说是“伟大领袖”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下半期莅临了沪上，有蒙其召见者曾当场恭敬地请询他“如鲁迅尚存今世又当如何处之”的问题，他竟然正色答曰“或者选择闭嘴，或者就去坐牢！”本人初闻此轶事就连声长叹：“旗手尚且如此，小说家们其命又岂不艰危也！”
我还在当初中生时，就已对中国文坛的“鲁迅、郭沫若、茅盾（沈雁冰）三大文学巨匠”有所了然，但稍经留意则发现了沈雁冰其人秘密：他早年就在商务印书馆以首席评论家蜚声了《小说月报》，后以中共党员身份参加第一次国共合作，又流亡上海、日本而写出了《幻灭》、《动摇》、《追求》和《虹》，在左联时期拿出了《子夜》、《林家铺子》、《春蚕》，再于抗战期间先后将《腐蚀》、《霜叶红似二月花》和《锻炼》问世，而建国后在历任文联副主席、文化部长、作协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期间，却封笔似的无甚新作品传诸人世。
好不容易捱到“新时期的春天”降临尘世，我等好小说者翘盼得来文苑之解冻，并可以在《小说月报》之扉页，有幸亲睹茅盾大师那隽永的手迹与字里行间洋溢的殷切慰勉，不料未几却得悉他老人家在1981年告别了人间。
“是做官误人，抑或从政与创作是类似冰炭？”我不独对沈雁冰有过如此不解，又曾在王蒙佳作迭出之际就任文化部部长之后有过类似的失落：“以后如再想读上此君作品就难了。”然而作为我们读者，真不知道是否“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反正事情就是如此地逼真，仅仅当了几年大官的王蒙同志，在毅然挂冠后又重新拿起笔投入了他的不倦创作，于是我们又不至于患上有关阅读饥渴症了。
文学泰斗巴金先生，是我远在少年时代就痴迷了他的《家》而生发敬仰不已之心的小说大家，又因其人乃四川成都籍贯，在钦佩其一生著述颇丰之余，曾对老人晚年的久病有过关切，而当噩耗传来，自己因而有了“徒沧然而泣下”。
年长巴金两岁的沈从文先生，其创作生涯的多舛多难，也曾令我不胜唏嘘。遥想他出自于风景、民俗奇绝的湘西，早年随军在川、湘、鄂、黔四省边区生活并接触文学作品，1923年赴北京自学并学习写作，1924年后开始发表作品，从1926年出版首本个人创作集《鸭子》起算共计有七十余种作品集问世。如此之举世公认的多产作家，却在1950年就被安排去了中国历史博物馆，改行从事文物、工艺美术图案及物质文化史的研究工作。
他这位绝世的“一代文豪”，又在1957年无奈地放弃了文学生涯，岂不令人“无语复无言，两眼泪滂沱！”就是如此的沈先生，1978年调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研究员，专心致力于中国古代服饰及其他史学领域的研究，其研究成果计有《唐宋铜镜》、《龙凤艺术》、《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学术著作，以及论文集《沫沫集》、《废邮存底》、《云南看云集》和批评专集《现代中国作家评论选》等。还令人难忘的有，1988年5月10日因心脏病在家猝然逝世的沈老，其骨灰终于1992年在家人的亲自护送下魂归了故里凤凰，一半撒入沱江之中，一半安葬在听清山的五彩石下，而那墓碑上之言“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亦催人深省啊！
纵观老一代小说家们，几乎都不是苟且偷安而一心只顾爬格子者流，此类大师多予我印象至深，仅丁玲、赵树里尤为凸现其个体生命的独特轨迹。
丁玲女士是1904年10月12日出生的，年仅二十三岁就在《小说月报》发表了《梦珂》，次年又再举《沙菲女士的日记问世》，接踵而至的是《暑假中》、《阿毛姑娘》等作品，成
为继“五四”时期女作家群之后“好似在这死寂的文坛上抛下一颗炸弹一样，大家都不免为她的天才所震惊了。”
此后，丁玲在上海参与创办文学杂志《红黑》，还陆续发表如以好友王剑虹与瞿秋白恋爱故事为原型的《韦护》等小说。1931年当爱人胡也频遇害以后，她正式加入了左联并出任其机关刊物《北斗》主编，成为中共党员后又出任左联党团书记，在此期间创作了《水》、《母亲》等作品。她1933年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后逃离南京转赴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保安县，在陕北历任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等职，并先后创作了《一颗未出膛的枪弹》、《夜》、《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时》等解放区文学优秀作品，于1948年写成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曾被译成多种外文，并在1951年荣获斯大林文学奖金。
新中国成立后，丁玲先后担任文艺界多种重要领导职务，并在繁忙工作之余，仍然发表了大量小说、散文和评论文章。她在1955年和1957年被错误地定为“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和“丁玲、冯雪峰右派反党集团”主要成员，1958年又受到“再批判”，并被下放到“北大荒”劳动改造，“文革”期间又深受迫害并被投入了监狱，当1979年获得平反后又重返文坛，先后出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并多次出访欧美诸国。
丁玲一生的著述颇丰，有些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流传，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有《丁玲文集》五卷存世。晚年的丁玲被骂成“左”，她曾说道：：“我不管它‘左’还是右，我也不晓得什么叫‘左’和右，我只晓得现在骂我‘左’的人，都是当年打我右的人！”使人敬佩的是，丁玲创办并主编了大型文学杂志《中国》，发表了遇罗锦、北岛、残雪等人的作品，尽管这些人物在当时都具有争议性，但是她却顶住压力给予了他们大力的支持。
“人民作家”赵树理先生，因其创作活动及其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重要地位。这位1906年9月24日出生在山西省沁水县一户贫苦农民家庭、1937年加入了中共的小说家、文艺家，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致力于革命文艺的通俗化、大众化工作，写出了很多反映农村社会生活、深受广大农民群众欢迎的小说，如《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三里湾》、《福贵》、《登记》等。全国解放以后，他继续深入农村生活，坚持笔耕不辍，以短篇小说《锻炼锻炼》、长篇评书《灵泉洞》（上集），以及《实干家潘永福》、长篇小说《三里湾》等驰骋于我国文坛。然而，深受老百姓爱戴的赵树理同志，其身心在“十年浩劫”中被严重摧残，竟于1970年9月23日含冤而死，时年不过为六十四岁年纪。
赵树理是我国真正熟悉农村、热爱人民的少有的杰出作家之一，他的作品乡土气息浓厚，有一种新鲜活泼、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大众化风格，形成了一个俗称“山药蛋派”的文学流派，真实地再现了我国农村几十年来的巨大变革，而且具有独特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在弘扬我国优秀民族文艺的传统、促进民族文化的大众化方面，作出了富有成果的贡献和可贵的先驱者探索成就。
既然我们涉猎了老一代小说家的命运，就不能不溯及作家张爱玲与关露两位才女各自的结局。
诞生于1920年而被称作中国文学史“异数”的张爱玲，有人评价曰“文字在她的笔下，才真正的有了生命，直钻进你的心里去。喜欢张爱玲的人对她的书真是喜欢，阅读的本身就能给读书的人莫大的快感。阅读的快乐只有在她那里才可以得到，至少对我是这样。读别的书你或许能知道道理，了解知识，得到震撼，但是只有读张爱玲的文章你才是快乐的。即便是有点悲剧意味的《十八春》依然如此！”
张爱玲是世俗的，但是世俗的如此精致却除此之外别无第二人可以相媲美。研读其作品，就会发现她对人生的乐趣的观照确乎绝妙：其才情在于业经其发现以后又写下来告诉你，让你也可以感觉到；她虽然告诉了你，但并不因此有所炫耀。张爱玲最有名的一本集子取名叫《传奇》，其实就用“传奇”来形容她的一生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在张爱玲的性格中聚集了一大堆矛盾：她是一个善于将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的享乐主义者，又是一个对生活充满悲剧感的人；她是名门之后，贵府小姐，却骄傲的宣称自己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她悲天怜人，时时洞见芸芸众生“可笑”背后的“可怜”，但实际生活中却显得冷漠寡情；她通达人情世故，但她自己无论待人穿衣均是我行我素，独标孤高；她在文章里同读者拉家常，但却始终保持着距离，不让外人窥测她的内心；她在四十年代的上海大红大紫，一时无二，然而几十年后，她在美国又深居浅出，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以至有人说：“只有张爱玲才可以同时承受灿烂夺目的喧闹与极度的孤寂。”
赴美之后，张爱玲这位既写纯文艺作品、也写言情小说曾经瞩目中国文学界的才女，因第二任丈夫赖雅于1967年去世就从此孑然一身度日，在1995年的中秋之夜，卒于洛杉矶一公寓内，享年七十五岁。
生前的张爱玲恐怕不曾料到，自己身后不但有若干作品结集在故国出版、发行，不少文学爱好者为之奔走相告，着实掀动了读者群的“张爱玲热”。不仅如此，旅美台湾名导演李安出人意料地安排了对她以往不曾引人注目的短篇小说《色戒》的改编为电影文学剧本《色·戒》活动，并以精工的场景、服饰、道具作底，又力邀香港巨星梁朝伟和大陆新秀汤唯的连袂而作大胆表演，在两岸三地刮起了近乎惊世骇俗的轰动以及激起了海外片场的格外反响。倘张爱玲在世，她对自我作品的绝伦影响又作何思何想呢？
整整年长张爱玲一轮的关露（1907年7月14日生于山西太原）女士，对于当下很多人来说，其人其名其事都是陌生的，而我也是在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才有所闻：这个原本熠熠生辉的“化石”啊，她竟然就是脍灸人口的著名电影《十字街头》主题歌《春天里》的词作者。
拂去历史的尘垢，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关露，是一位罕见的伟大女性，但却因“才女”、“汉奸”、“特工”三个身份纠缠了一生。她原名胡寿楣、又名胡楣，幼年家贫自学完中学课程，在1927年至1928年间，先后在上海法学院和南京中央大学文学系学习，至1930年初，其首篇短篇小说《她的故乡》发表于南京的《幼稚周刊》。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关露参加了上海妇女抗日反帝大同盟，在1932年加入中共，同时亦加入了“左联”。她曾在中国诗歌会创办的《新诗歌》月刊任编辑，有诗作《太平洋上的歌声》蜚声当时上海文坛，博得“女诗人关露”之称，而1940年发表长篇自传体小说《新旧时代》之后，与丁玲、张爱玲并称为“上海滩最有名的三个女作家”。
1939年冬至1945年，她奉组织的精心安排与秘密派遣，先后打入汪伪政权和日本大使馆与海军报道部合办的《女声》月刊任编辑，成为共产党优秀的“红色间谍”，在该刊发表长篇小说《黎明》，同时以此作掩护，收集日伪机密情报，并积极组织有关策反事宜，功勋卓著。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她因病由苏北转到大连疗养，但却因秘密工作经历被心爱的恋人误为“汉奸”而中断了爱情。1946年病愈后，她被分配到苏北建设大学文学系任教，从1947年秋到1951年秋，先后在大连苏联新闻局、《关东日报》社、华大三部文学创作组和电影局剧本创作所工作。自1955年至1976年粉碎“四人帮”，关露曾因受潘汉年问题一案牵连，两次入狱达十年之久。1980年以后．她又因患脑血栓症，全身瘫痪，失去了工作能力。
1982年3月，中央组织部作出了《关于关露同志平反的决定》。然而，几个月后的一个冬日，关露就在她那十多平方米的陋室里服药自尽，时年七十六岁。人们在整理她遗物的时候发现，陪伴其走完人生最后一刻的是一个大塑料娃娃，而她的身边还一直保存着一张当年恋人的照片，该照片的背后则写有关露自己的两句诗：“一场幽梦同谁近，千古情人我独痴。”(关露在狱中曾留下了十一首诗，尤为著名的是《秋夜》中的两句“换得江山春色好，丹心不怯断头台”。 ) 1982年12月5日，关露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八宝山公墓举行。有人发现，在那次追悼会上有一个并不属于文艺界队伍但是神情极其沉郁的老人，自始至终都未与任何人说话，他一直默默地站在人群的后面……。
有关露女士者如此悲壮人生，令人有诸多的感慨莫名，岂为旧时代的小说家们所专有吗？实际则未必尽然，新社会也有此等人物的一些悲欢离合际遇，比如同是分别自京都附近崛起的刘绍棠、浩然两位作家，就有着各自看似起伏无常的宠辱之路。
刘绍棠是河北通县（今北京市通州区）人，于1936年2月29日出生在大运河岸
边的儒林村一个普通农家。他1948年参加革命,1949年开始发表作品，1953年5月参加中共，生前曾任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联委员、国际笔会中国中心会员、《中国乡土小说》丛刊主编等职，曾多次被载入《世界名人录》、《世界作家名人录》和《中国共产党名人录》，还于1991年获得国务院颁发的“为我国文化艺术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专家证书。
刘绍棠从十三岁就开始从事写作并发表作品，矢志要成为人民的作家， 受肖洛霍夫的影响而走上乡土文学之路，果然，他以自己的家乡为基地，撰写的反映当地农村生活的作品，常常得到老作家孙犁扶持并交由其主编的《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予以发表。
1952年元旦，《中国青年报》发表了刘绍棠创作的小说《红花》，引起全国青年强烈反响。当时的他尚在上高中一年级，团中央便对其进行重点培养，胡耀邦同志曾找其长谈，希望他多写农村青年题材，并且支持他到东北农村去采访了两个多月。他把在东北得到的创作素材挪到了自己的村子里，换上他所熟悉的人物原型，开始构思小说《青枝绿叶》。此时，他就开始走上了扬长避短的创作道路，即写家乡、写乡亲的乡土文学之路。《青枝绿叶》写成后，在《中国青年报》以整版篇幅发表，后来被编进了高中语文课本。他还以此为名出版了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那年他只有十六岁的年华。
1954年，刘绍棠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在1956年以年仅二十岁就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成为该协会最年轻的会员，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享誉中国文坛的“神童作家”。1957年，他因发表小说《田野落霞》、《西苑草》及一些论文，被错划为右派并相应地失去了写作权力二十年，先是在京郊铁路工地和水利工地劳动，后来回到家乡当社员仍不辍写作，先后写出了长篇小说《地火》、《春草》、《狼烟》等。
刘绍棠于1979年重返文坛后，又进入了创作的旺盛期，相继创作了《蒲柳人家》、《瓜棚柳巷》等二十七部作品，而且接连获奖，受到了读者们的欢迎，这些被誉为乡土文学的作品散发着田园牧歌式的清新优美，形成了他的独特艺术风格。从1984年到1988年，他先后完成了《京门脸子》、《豆棚瓜架雨如丝》、《十步香草》等七部长篇小说。
1988年8月，由于刘绍棠长年伏案写作而积劳成疾，在突发脑血栓并经抢救治疗，其大脑和言语功能，以及用来握笔的右手尚无大碍，所以大病之后还是凭着顽强毅力和坚定信念继续写作。
刘绍棠于1997年3月11日病逝，终年六十一岁。1992年5月，北京通县建立了《刘绍棠文库》，收藏了他的著作、手稿、书信、剪报、藏书、证章、证书、照片、实物等全部文学资料约一千六百余卷（件），并立了“人民作家、光耀乡土”纪念碑，表彰他为祖国文学事业做出的特殊贡献。
浩然，本名梁金广，祖籍河北宝坻，1932年生于开滦赵各庄矿区，在蓟县王吉素村长大，为中共党员。他1946年参加革命工作，当过八年的村、区、县基层干部。他在1954-1964年期间，先后在《河北日报》、《友好报》(俄文)和红旗杂志社任新闻记者、编辑，以后历任中国文化传播发展促进会会长、中国作协理事、作协全委会名誉委员、中国大众文学学会副会长、北京市文联副主席、市作协主席、三河市文联主席及《北京文学》、《大平原》和《苍生文学》杂志主编等职，还当选中共十八大代表、全国第四届人大代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理事、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生前亦曾出任中国少年作家班编委。
浩然的处女作是1956年冬发表的短篇小说《喜鹊登枝》，在1959年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艳阳天》(共三卷)、《金光大道》(共四册)、《苍生》、《乐土》，中篇小说《弯弯的月亮河》、《浮云》等，中篇小说集《嫁不出去的傻丫头》、《碧草岩上吹来的风》等，短篇小说集《喜鹊登枝》、《杏花雨》等，儿童文学集《幼苗集》、《机灵鬼》等，《浩然文集》(二卷)、《浩然选集》(五卷)。
《艳阳天》是最能显示浩然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创作风格和艺术成就的代表作。它通过京郊东山坞农业生产合作社麦收前后发生的一系列矛盾冲突，勾勒出农业合作化时期蓬蓬勃勃的生活画卷，精细地刻画了农村各阶层人物的精神面貌和思想性格，热情地歌颂了在大风大浪中成长起来的新生力量。小说的情节曲折丰富，结构完整紧凑，人物形象生动传神，语言朴素晓畅，显示出鲜明的艺术特色。小说自然带有不可避免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色彩，六十年代初期“左倾“思潮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苍生》则是浩然新时期的代表作，描写的是冀东农村八十年代的故事。它以苦熬死受的田成业一家为主线，展现出新时期农村的众生相，而在艺术上，更注意开掘人物的内心世界，语言依然保持朴实、生活化的优点。此作品的问世，表明浩然正在逐步解除思想上的束缚，摆脱因袭的重担，向着更新的目标挺进。
2008年2月20日，浩然在北京东方医院因冠心病引起心脏衰竭病逝，享年七十六岁，留下了其生前出版的七十余种著作。
刘绍棠和浩然都是中国农民最喜欢的两支笔。如果说刘绍棠爱写多情重义的女子和粗犷豪爽的汉子，那么浩然则擅长刻画安分守已、吃苦耐劳的农民。他俩皆已作古，尤以浩然曾因一段作品发红的特殊待遇而被人有所不解及蒙受文人圈子内外的一些议论，折射了作家命运的个体特点。
我对浩然这个文学界的所谓悲剧人物，有过长期品尝其作品的读者的一己看法，谨录下以往的有关评语：“苛求可能是专家的权利，尊重就是读者的义务了！浩然作品受时代影响，其代表作难免有局限，但如《艳阳天》、《金光大道》的语言，还是有审美价值的：干净，固然无男女私情（未必有利于人物刻画），但用语的洗练，不输走红时的浩然前后的不少作家。我读过浩然不少作品，并不以为悔，因为他：社会底层的农村走出，用笔书写他理想的世界，其所作并非标语口号一类，笔力是明摆着在那里的嘛！”
同时，我还对浩然先生的撒手尘寰有过如此心态：“在强大的政治旋流中，浩然的所作何（所）为，本来就不值得诅咒，何况他有自已的作品，那些浸透了他感情、思想的农村小说，毕竟是他走红时也笔耕不辍的产物，此种作家此种事在文坛并不多见啊！我拜读过他的《艳阳天》，至今不否认笔法的娴熟、人物的清晰、鲜活、文字的干净，当然那种礼赞的农村模式是过时了！然而，文联尤其是北京的文学界，圈内人与浩然的纠葛，不是我们评价浩然的基本尺度！在极左年代，台上的政治人物有谁没有跟风过，或整人保已，或被整也整人，既使台下的也明争暗斗，有几人可以超凡脱世？如将开国功勋们、民国就跻身文坛的人物比较，浩然先生还真足以让人尊重！走好，浩然，你这位农村里勤奋有成的代表性作家，其足迹与作品不会被历史风尘所湮灭的！”
好了！我作为小说爱好者，对于中国小说家们的总体看法是，作为一介读者对你们始终是怀有深深的特殊感情的，彼此毕竟在文化上是属于同宗同源，就一并郑重感谢了你们的创作活动及其有关作品的滋养；趁此机会，我还谨对我们的各位作家朋友祈福：惟愿逝者安息、生者大吉大利！
发表于 2008-7-11 16:23:00
发表于 2008-7-12 02:1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