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鲜为人知的白求恩式的国际战士——法国医生贝熙业及其贝家花园
作者：王铭珍
在抗日战争期间，一提起国际战士加邦大医生白求恩印度医生、柯棣华、美国医生马海德，可谓人人皆知。然而，对于对抗日战争作出过突出奉献的法国医生贝熙业，却鲜为人知。惟有在抗日战争回忆录中，还能找到他的踪影。
贝熙业（1872—1960）法文名Bussiere，也译作贝西尔，他是1912年来中国的，先是在法国驻华公使馆任医师，后又在东交民巷开设法国医院，又任北堂医院院长、燕京大学校医、震旦大学医学院院长、中法大学董事会董事等。1954年返回法国。
法国驻华公使馆设立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地点在北京东交民巷。法国医院也设在东交民巷。20世纪20年代出版的《北京地图》上，标注有法国公使馆和法国医院的位置。作为医生，他首次给中国最大的官僚看病是1915年8月17日，患者是臭名昭著的袁世凯。
檀东鍠、窦坤译《北京的莫理循》称：袁世凯的澳大利亚顾问莫理循接连发现袁世凯全身浮肿，而且气喘嘘嘘，便请法国医院的贝熙业博士出诊治病，贝大夫对这位大人物经过周密的体检和诊断后说：“阁下，请恕我直言。您所患得病是梅毒。”据贝熙业诊断袁世凯妻妾成群，讲不同的语言，整天争风吃醋，纠缠不休。这是导致袁世凯病入膏肓的重要原因之一。果然，袁世凯作了八十三天皇帝梦就一命归天了。
在《北大之父蔡元培》一书中收录有蔡元培在1918年的家事：“蔡元培愧疚地望着日见消瘦的黄钟玉，他曾几次奉劝她去法国医院检查病情，都被婉言谢绝了，原来是因囊中羞涩，嗨！自己真是位粗心的丈夫，他慌忙低头看起来本月的帐单，不看则已，一翻竟大吃一惊。……为请北堂医院院长贝熙业博士兼任北大校医，请杜伯斯古任北大讲师宴请三十元。”这条信息表明：此时的贝熙业，已在北堂医院任院长。北堂医院即北京西什库天主教堂附属医院。应蔡元培之聘，他又兼职做了燕京大学校医。
据《大事记》载：“法国耶稣会神父南道煌在震旦大学创办博物医药科，翌年改为医科。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震旦大学获准立案后，改医学院，院长贝熙业。”
在北京市档案馆里，有一份民国二十年（1931年）北京中法大学校董会呈请民国政府教育部立案的报告，称校董会共有31人，其中华人23人，法国人8人。在该名单中，头一位法国人是韦尔敏（法国驻华公使），第二位就是贝熙业。中方人士前四位是：蔡元培、李煜瀛、王宠惠、孔祥熙。由蔡元培任中法大学校长，李煜瀛任董事长。法方首席代表是贝熙业。北京中法大学是利用庚子赔款创办的，始于1920年。在蔡元培的倡议下，中法大学设有留法俭学学会，（会址设在船板胡同），留法预备学校（校址设在大方家胡同），设有法文预备学校（校址设在香山碧云寺），生物研究所（地址设在香山碧云寺）、香山天然疗养院（地址设在香山碧云寺）和温泉疗养院。还设有孔德学院（院址设在地安门外吉祥寿），温泉女子中学、温泉小学、西山中学、碧云寺小学。文学院（院址设在东皇城根39号），居里学院、药物研究所、镭学研究所、理工研究所、测绘所、化工厂、铁工厂等，均设在北京西山一带。中法大学有三个农林试验场，一设在香山，一设有温泉，一设有环谷园。也都设在北京西山。
中法大学办学宗旨是：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材、沟通中西文化，并注重实习，致力应用。为什么该校各学科多设在北京西山呢，这是因为他的主张学校应以天然优美的环境与工作，代替学校之假期与游艺。（即学校宜设于郊外风景区）
中法大学的特点
中法大学在中国教育界，占有一种特殊的位置，有特殊的意义。顾名思义，中法大学似为中法合办，采法国教育制度，如其他中外合办之大学，实则不然。中法大学是中国自主之教育。而由中法人士所组织之校董会从旁襄助，此其一。第二，创办人抱一种高远之理想。求于中国实行一种新教育，以法兰西人之理想，多符于我国之理想，遂意识的取法国教育制度为蓝本。参酌国情而创立比较。所以中法大学与其他国际合组教育事业或教会学校不同；中法大学盖欲融会中外，而实现一种理想之教育制度者。
1937年，燃起抗日烽火。中法大学师生赴前线、抗日根据地和大后方。在敌寇占据华北的情况下，苦苦支撑，坚持爱国立场，不屈从日寇。不“接纳辅导官”、不开日语课。不挂太阳旗（日本国旗）。
贝熙业作为中法大学董事，其主张抗日，支持中国革命的旗帜是鲜明的。
1948年秋，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决战阶段。中法大学学生纷纷奔向解放区，在校学生锐减，师生共同护校，迎接北平解放。
1949年1月，北平解放后，又有不少中法大学同学离校参加革命工作。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中法大学正式由政府接管，改称为“国立北京中法大学”。后来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决定：中法大学医学院与北京大学医学院合并，由卫生部领导；文学院的文史系和法国文学系，并入北京大学文学院；经济系并入南开大学；理学院的生物系也并入南开大学；理学院的数理系与化学系，由学生自己选择或者转入北京大学相应的系，或者转入华北大学工学院，改学工科。因此，仪器等，根据上述院校划分调配。教授按各自的专业就位，上海中法大学药学专修科并入上海医学院。原中法大学附属的各中、小学及温泉疗养院，西山农场及其它校产，均交由北京市人民政府接管。于是从1950年起，北京中法大学即告结束。
贝熙业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在北京西山度过的。尽管他的住宅设在王府井大街甜水井胡同并在北平市内的法国医院、北堂医院任职，但中法大学的大多机构是设在西山的，他的别墅也设在西山。
贝家花园
贝家花园位于海淀区温泉北安河村西约2公里的阳台山东麓。主人是法国医生贝熙业。创建于20世纪20年代。如今是海淀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按建筑分类，贝家花园属于现代建筑，但独具特色。
阳台山又名妙峰山，海拔1278米。贝家花园南、北、西三面环山，东向开阔，由东向西高台层层叠起，依山势建3组建筑群，占地约1平方公里。最高处海拔约400米。第一组建筑群在山坡的最低处，是用当地青石和花岗岩石垒砌而成的城堡式建筑。这是一座具有浓郁的欧洲古罗马城堡风格的建筑。碉楼建在方形的平台上。平台东侧便是花园的正门，可沿石阶盘旋而上。
石碉楼主体一层，局部四层，通高约11米。一层建筑长9米，宽5米，高3米。东面、南面各有一门，门高2米，宽0.9米。门两侧各开有一个高0.9米、宽0.7米的小窗。建筑内部分为两室，每室面积约16平方米。东室设有一个宽0.8米的楼梯，通向二层。
碉楼的西室屋顶建为二层平台，面积约16平方米，台上砌有高约0.8米的矮墙。碉楼的主体建筑建在东室之上，二至三层各高3米，顶层高2米，面积缩小为3平方米。三层平台同二层平台，四周砌有矮墙。墙是用当地石块砌成，上覆浅红色花岗岩石条，长0.8米，宽0.4米.墙四角有锥形石柱。每层都有三个用石条砌成的高0.9米、宽0.7米的小窗。远远望去，在以中式建筑为主的山环中，别具一格的石头砌筑的碉楼显得独树一帜。
花园的第二组建筑是设在山腰间的一处平台上的中式庭院，台上建有一座五楹厅堂。厅堂坐西朝东，歇山顶，前出廊，后抱厦，檐檩上绘有苏式彩画，左右两侧各有两间耳房。厅堂前两侧砌有女儿墙，地面以碎石墁砌成菊花图案，平台上设置着一对汉白玉狮兽。
厅堂南侧山坡上，依山建有西北——东南向、前出廊、面阔三间、长9米、宽5米的房屋，及左右耳房各一间。其后山坡上还错落建有两处房屋。这三处房屋构成了一组中式建筑群。厅堂的北侧地下有一条幽深的白灰抹顶拱形通道。通道尽头为两间面阔9米、宽5米的地下室。
贝家花园的第三组建筑，是它的主楼及其花园部分，是一组中西合璧的建筑群。自南台蜿蜒向北行约百米，绿树荫荫之中，有水泥藤架、喷泉、水池、小桥等园林小品点缀其间，别有意境。水泥藤架建在平台之上，其北侧建有一座中西合璧的二层楼房，这就是贝家花园的主楼。
主楼坐北朝南，依山而建，面阔四间。上下二层，前出明廊，楼顶为歇山顶，筒瓦箍头脊，大式做法，檐檩间绘有苏式彩画，是典型的中式建筑风格。但主体结构是钢筋水泥浇注的。内部装修，则是夹层墙壁，内砌壁炉。却是典型的西式建筑风格。主楼东侧有转角游廊。楼的西北角，还建有一座高约5米的二层石碉楼。西侧山坡上，坐北朝南，依山建有前后相连的两座房屋，房面阔两间，前为平顶，后为清水硬山脊。这是一组中式建筑风格与西式建筑风格交融为一体的建筑。
贝家花园建设年代同北京协和医院建设的年代相近。有人说贝熙业曾是协和医院医生，但据考证，此人未曾在协和医院行医。有人说贝熙业在此建设贝家花园是因为他女儿患病，需要一处空气清新的僻静之所进行休养。这里林木苍翠，山泉淙淙，景色秀丽，空气清新，有利于他女儿病体的康复，因此选中这里建别墅山庄。据调查这里确有其女住室，并在此休养痊愈。贝丈夫医术高明，内科外科均能诊治。附近的北安河、温泉的村民，患病时经常找他医治，贝大夫总是态度和蔼、热情，有求必应，诊断后经常将药箱中携带的药品无偿送给村民。据一位老村民说地母亲患乳腺癌，由贝大夫手术治愈也分文不取。因此，贝大夫在当地人中留下了非常好的口碑。附近的老百姓都亲切地称他居住的山庄为“老贝家”。碉楼正门上的“济世之医”匾额，就是温泉村民为感谢其热心公益，为民治病而赠与的。他还聘请当地忠厚老实的农民，给他家当管家保安。
贝大夫助人为乐是当地家喻户晓的。在温泉至北安河的路上，有一座小石孔桥，就是贝大夫出资修的，当地村民为感谢他，把此桥称为“贝大夫桥”，并在石栏上刻上“贝大夫桥”四字。
不仅如此，贝大夫还是一位白求恩式的为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做出过突出贡献的鲜人为知的国际友人。平心静气而言，在外国人中没有人会比这位刚直不阿的法国人更热心、更公正的支持中国。
抗日战争期间，贝家花园曾是中国共产党京西地下情报联络站的一个重要网点。多少有志于投身解放区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通过这里转移到妙峰山一条通门头沟斋堂山涧去晋察冀边区或陕北延安。晋察冀边区八路军，缺医少药，则通过这里把买来的医药医械转移到妙峰山、门头沟斋堂，运至晋察冀边区或陕北延安。
有一位当时在燕京大学执教的英国籍教授，叫林迈克，他后来投奔延安，参加抗日战争。直到抗战胜利后，他才回国。他写了一本书叫《八路军抗日根据见闻录》。有一段记述他连夜赶赴贝家花园，攀登妙峰山经门头沟斋堂，直达陕北延安的经过。
“我本来早就准备好必要时冲出去，因为我的房中有一些犯禁的物品，而几位中国朋友曾给了我几支手枪为他们保存，在这样危急的时候正可救世主急。我们的厨子是住在南校门外的，我问他校园门口有没有日本人，他说一切和往常一样。这样，我就赶紧驾着校长的汽车，带着效黎、班威廉夫妇和两只装有无线电零件的箱子，从东校门急驰出燕京大学。鲁道夫·罗文达先生当天一早有课，已无法找他。汽车经过青龙桥，在不平的路上巅簸着，绕过温泉的日本岗哨不远，到达了黑龙潭，我们就弃车步行。我们雇了两三个农民挑夫，把我们的行李藏在他们的大筐中，进入了西山地区。我们先奔一位法国医生贝西尔先生（Bussiere）在北安河的山上别墅，这位法国人曾为中国抗日游击队的士兵治过伤。贝西尔医生不在家，管家招待我们吃了中饭，他按主人的客人看待我们。随后我告诉他，我们只是间接地认识贝西尔医生，并且急需他的帮助，替我们找到和八路军的联系。管家一听，他要我们赶快离开，并急忙给我们找来了几个背伕。在他们带领下，我们钻入了更深的山林中，太阳快落山时，我们到了关儿岭另一位法国人蓝先生的别墅。这里的管家夫妇也当我们是蓝先生夫妇的客人，招待我们吃了丰盛的晚餐。他答应帮助我们，出去一会后，带了一位老人进来。老人姓赵，很性急地要知道一切，效黎又说了遍战争情势。他又试探我们对日本侵略的态度，时时显出担心我们是敌人间谍的神情，还问了我们为什么要找八路军等问题。对于这些，效黎都给了他极满意的答复。当他听说我曾去过游击区，见过八路军的聂荣臻、肖克等将军时，他不但完全信了效黎告诉他的一切，并且对我肃然起敬。效黎把这一切都用英语告诉了班威廉夫妇，于是，他们松驰了紧张的神经。
赵先生很有把握地说，他会保护我们，和他在一起，日本鬼子是抓不到我们的。走了，在黑夜中，我们越过了一个山头，虽然我们爬山越岭觉得特别吃力，可幸距离并不太远，最后我们到了一座叫龙泉寺的庙中。赵先生胸有成竹地告诉我们说：“日本人夜里决不敢到山的这一边来，白天他们一出动，我们的秘密哨兵很快就会传上话来。这一带的山岭沟渠我极熟悉，我会尽早带你们转移，隐藏在安全的地方去。”后来我知悉，这位充满活力的赵老头是伪政府控制下的山底村子里的伪村长，明里他是为敌人服务，暗里却是和中国游击队同心合力，要把日本侵略军赶出中国。最有意思的是先于赵老头出现在我们面前的那位年轻人，原来是贝西尔医生管家的亲兄弟，是八路军的地下工作者，他的哥哥也是秘密工作者。我们和老乡合住在一间点着油灯的大房间内，他们在一个大炕上，我们在对面的另一个大炕上，过了逃出燕京大学的第一夜。”
贝熙业大夫有一位朋友叫黄浩，是新街口中华基督教福音堂的长老、新街口教会小学校长。此人是地下工作者，专门在敌占区购买医药医械，然后，通过不同渠道转移到晋察冀边区。送给八路军白求恩战地医院或其它缺医少药的地方。
《新观察》1980年第5期，发表刘致祥一篇故都地下情报工作回忆录，记述黄浩长老曾数次通过贝熙业大夫转运医药医械给晋察冀边区的情形。
“这里，我们必须提到一位法国朋友，就是当时在北平东交民巷开设法国医院的贝熙业大夫。他原是法国驻华大使馆的医生，后来担任了法国医院院长。他在西山脚下的北安河村外的山坡上有座西式小别墅。贝大夫有时来这里休憩，盛夏来这里避暑。这位慈善为怀的法国友人，经常为附近的患病老乡免费医治。老乡们很尊敬他，就把这座别墅称为“贝大夫花园”。由于教会的关系，黄浩很早便认识贝大夫，结成知心朋友。贝大夫同情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法国贝当政府成为德国法西斯附庸，更激起贝大夫反法西斯的正义感，他自愿为我们运送药品器材。他是外国人，又是有社会地位的名医生；在西山地区有着别墅，又有自用汽车。日本侵略者对他一直是另眼看待的。这些有利条件，使他从城区运送药品器材到西山附近，既安全又畅通无阻。”
白求恩大夫医术高明，柯棣华大夫医术高明，马海德大夫医术高明，八路军战地医院的大夫医术高明，但要靠敌占区源源不断地向他们提供医药医械。贝熙业大夫是当时在陷蔽战线上支援边区的好丈夫。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白求恩式的国际战士是一点也不夸张的。值得纪念，至于贝家花园，似应加强保护，应当作为对青少年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基地，对外开放，不要把这个中法友好文化遗存成为被人遗忘的角落。应当将这个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升级，由区级升为市级。并成为海淀的历史文化旅游单位，这将是对国对民乃至中法友谊有益的。
发表于 2007-2-27 17:36:00
发表于 2007-2-27 18:4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