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门五牌楼的“前生今世”
前门大街位于京城中轴线,北起正阳门箭楼,南至天坛公园路口,与天桥南大街相连。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 年)建外城前,是皇帝出城赴天坛、山川坛的御路,建外城后为外城主要南北街道。 参照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修缮、恢复的前门大街将于2008 年五一正式开街。前门大街将在原址复建六柱、五间正阳桥“五牌楼”。据了解,有着“国门牌楼”美誉的前门五牌楼,将在这次修缮中在原地复建。老北京人称之为前门五牌楼。早年,北京的老人说“去五牌楼”, 指的就是去前门大街。 一位9O 岁的老人曾给笔者讲述:“我们那时候老北京叫五牌楼,到哪儿去?到五牌楼,在老北京的时候每个城墙前面都有一个牌楼,一般的城墙牌楼是三间,三开闻,只有前门前面是五牌楼,前几年在前门前面恢复一牌楼,那是假的。” 一直在前门地区居住的老人回亿,五牌楼其原址在比2001 年重建的牌楼位置稍往北一点的地下过街通道的位置。再往北20 米的地下通道就是在老护城河的河道上建起来的,小时候护城河水有齐腰深,他还经常在河里捞蛾蚁、游泳… … 五牌楼始建于明代 《宸垣识略》 一书中记载“(正阳桥)其南绰楔五楹,甚壮丽,金书正阳桥清汉字。”有专家称,正阳门箭楼、城楼、瓮城、正阳桥和五牌楼是一组布局合理、造型庄严、气势凝重的建筑群,显示了中华民族建筑艺术的独特风格,是我国古代建筑艺术的典范,也是北京城的标志性建筑。 位于正阳桥南的五牌楼,是正阳牌楼的俗称,因其造型形式为五间六柱五楼式而得名。明朝正统四年(1439 年)建成时为木结构,6 根立柱均为通天柱(亦为冲天柱),每根立柱各有一对戗柱,每间上有两道额仿,仿间有镂空花板,仿上各以斗拱承楼顶,五楼均为四坡顶,正间额仿间镶“正阳桥”匾额,夹杆石上有石雕小兽。 瓮城于民国四年(1 915 )拆除。筋楼之南护城河上原有三座石拱桥(其他城门则仅有一座吊桥),名为“正阳桥”。 五牌楼始因其木制,在明万历,清乾隆,道光,同治年间先后多次遭遇大火。最大一次是1900年庚子之变中,义和团火烧专卖洋药的“老德记”,大火蔓延到正阳门下的五牌楼。牌楼后来几经翻修,民国24年{1935年}袁良当市长时,曾哄传东四,西四牌楼和这座五牌楼木柱朽腐,遂将东四,西四牌楼拆除,按原形改建为钢筋混凝土结构,惟正阳门五牌楼未拆,五牌楼基本构造没有变,只因为混凝土加大了承载负荷而取消了戗柱,满汉合璧的正阳桥福额也去掉了满文。 20 世纪50 年代北京的规划是全面学习苏联,强调要把北京建设成为一个生产的城市,要优先发展重工业。由于人民首都与封建古都重合,依据同心,同轴的旧城改造方案,首先拆除了中轴线上皇城前沿的中华门,棋盘街,和东西千步廊与东西三座门,接着是前门五牌楼等。五牌楼于1955 年因为妨碍交通终被拆除,这样“四门三桥五牌楼”只剩下城门和箭楼两个门了。然而,直到现在,人们仍能不时地在老照片和纪念影片中看到它。 2001 年,曾参照老牌楼的外形,在前门箭楼以南复建过一次五牌楼,但是钢筋水泥结构。而且考虑到对交通的影响,牌楼的六根立柱中有4 根采取悬空设计,距地面为6.5 米,因此曾有人戏称之为“假五牌楼”。 这座仿建的五牌楼已于不久前拆除。崇文区委书记李晓光表示,在这次修缮过程中,将按照历史照片和文字记载,照原样,原工艺在原地重新复建五牌楼。五牌楼正中上将书写“前门大街”四个大字。 注意下面一段 吴晗与梁思成的牌楼之争 牌楼昔日曾是北京城里街道上的重要建筑物,它装点并衬托着市容的美,清末,跨于街道上的木牌楼,计有前门外五牌楼、东交民巷牌楼、西交民巷牌楼、东公安街牌楼、司法部街牌楼、东长安街牌楼、西长安街牌楼、东单牌楼、西单牌楼、东四牌楼(4 座)、西四牌楼(4 应)、帝王庙牌楼(2 座)、大高玄殿牌楼{2座)、北海桥牌楼(2 座)、成贤街牌楼( 2 座)、国子监牌楼(2 座)。临街的牌楼有两座,一座大高玄殿对面的牌楼,二是鼓楼前火神庙牌楼。民国时期拆除了东单牌楼和西单牌楼,并将部分牌楼改建为混凝士结构。 1952 年5 月,北京市开始酝酿拆除牌楼,此问题由公安局交通管理处首光提出。他们认为,大街上的牌楼附近交通事故频繁,牌楼影响交通是导致交通是导致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建议建设局养路工程事务所拆除牌楼。 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担起了解释拆除工作的任务。梁思成与吴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梁思成认为,城门和牌楼、牌坊构成了北京城古老的街道的独特景观,城门是主要街道的对紧景,重重牌坊、牌楼把单调笔直的街道变成了有序的、丰富的空间,这与西方都市街道中雕塑、凯旋门和方尖碑等有着同样的效果,是街市中美丽的点缀与标志物,可以用建设交通环岛等方式合理规划,加以保留。据吴良镛回忆,梁思成一次当着吴晗和市政府秘书长薛子正的面,对周恩来说:“我对这两位领导有意见,他们不重视城楼的保护。” 梁先生为了旧都多保留一些有价值的牌坊、琉璃宫门等古建筑,在扩大的国务院办公会议上和自称“改革派”的吴晗同志争得面红耳赤,记得有一次,吴晗同志竟站起来说:“您是老保守.将来北京城到处建起高楼大厦,您这些牌坊、宫门在高楼包围下岂不都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气得梁先生当场痛哭失声。1953 年8 月20 日.吴晗主持会议,讨论北京文物建筑保护问题。薛子正、梁思成、华南上、郑振铎、林徽因、罗哲文、叶恭绰、朱兆雪等出席。, 郑振铎说:“如有要拆除的最好事先和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联系,由中央决定,不应采取粗暴的态度。” 林徽因提出,“保护文物和新建筑是统一的。保护旧的是为新建筑保存优良的传统”, “北京的9 个城门是对称的,如一旦破坏,便不是本来的基础了。再如天坛只保存祈年殿其他都拆掉也不是保存文物的办法”。她认为居民建筑的保存也是重要的方面:“艺术从来有两个传统,一个是宫殿艺术,一个是民间艺术,后者包括一些住宅和店面,有些手法非常好,如何保存这些是非常重要的。” 梁思成在发言中指出,“北京市的发展是要在历史形成的基础上发展,一定要保存历史形成的美丽城市的风格。有些单位(如公安、交通、经济部门)考虑得片面”,“在保护古文物建筑工作上,首都应起示范作用,慎重是必要的。” 他搬出了苏联经验,提出“在莫斯科建设中,占建筑在原则上尽量保存下来”。他还以“土地私有”讥讽破坏文物建筑的行径:“北京各机关好像有‘土地私有’的观念,在他们自己的范围内爱拆爱建,一点不考虑整休。” 可是,吴晗作答:“在处理中应尊重专家的意见,但专家不能以为自己的意见必须实现。”会后,对牌楼做出了保、迁、拆三种处理方式,即在公园、坛庙之内的可以保下来;大街上的除了成贤街和国子监的4 座外,全部迁移或拆除。五牌楼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 1955 年因为妨碍交通终被拆除。 五牌楼2008 年将重新回到老百姓的视野.梁思成先生如果能够听到相信先生也一定会欣慰。是啊,一组完美的建筑,几十年的起起伏伏,终干圆梦。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劳民伤财。 摘自中国档案报 <档案大观> # q4 F) F1 j7 Z& g8 f.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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