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复建是出于情感,复建是出于理性,两者说白了都是为民族的未来,大家都没有决策权,但是舆论就是这样形成的,也最终会影响到决策。 情感往往没有完整的理论依据,看待一个问题的方法应该是全方位的,而不是单方面用一个理由来否定另外一个理由,在圆明园的工程里,很明显情感因素更多,民族揪心的痛与遗憾让我们深深记住了历史,但是痛本身又容易让我们失去理性的价值判断。国家需要强大,而中华民族的文化才是民族在未来世界安身立命之本,一个人一条腿被打断了,他是因该断然截肢,以便记住伤痛与悔恨,还是因该治好了乐观的活着?警示后来者的话,假设路上一个大坑,对于路来说我们都是过客,我们路过时应该立个牌子说此处有敌人挖的坑警示后人,还是应该立个牌子说明来历的同时把坑填平了让后人走着舒坦更好呢? 反对复建者往往会在情绪中找一个合适的立足点来支撑自己的观点,过去强调的是记住历史,现在强调的是生态保护。防渗本是为了科学保护,却因为超越了民众的知识结构和经验而成为众矢之的,再加上某些人的私利引导(北大俞孔坚希望将圆明园划给北大,他找的武器就是生态),反对复建者大都没有私利,但是引导舆论的专家却很难说。坚持复建者,也没有私利,但是由于复建会牵动资金的流动而容易被质疑,试问,复建对于一个埋头在家做学问的人有什么私利可言呢? 在舆论的挑拨炒作下,复建与反对复建的讨论,最终成了爱国者们的战争,成了技术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战争,笑到最后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媒体,生产了大量的报道,一个是俞孔坚为代表的留洋专家,如果圆明园真不复建了,日后绝对会产生这块土地使用的讨论,百分之九十九的地域是没有遗址展示价值的,于是,可能就被北大争取去盖校园,于是,景观设计师俞先生就会成了这个工程的当然得利人,既能承包一个大工程的设计,又能为学校搞得一大块地盖楼,用心何其险恶。 生态问题根本不是圆明园的问题,如果思考或结论都是按这样的逻辑来的话,首先,三海应该填平,因为那些水体都是人工倾注的,其次,停止一切的建设项目,因为建设势必砍树动土破坏生态。反对复建者往往会从经验与实用主义角度作判断,而很少全方位深入思考,全方位的深入思考是人文与历史学专家的课题,但是在中国一直以来重理轻文,文化领域的专家说话声音很小,文化领域的问题也较难懂,历史文化专家的一篇文章抵不上实用主义一句话,于是,大片的古迹被拆,大量的传统文化在外来与流行文化的进攻中退居边缘,文化学者不是没做,而是无力去做,一旦发言甚至会成“一群猪”。 大家可以想想,反对复建的声音里有几个是研究历史的,几个是研究艺术与文化的,大多数人不理解或者不愿意去思考生存之外的事情,而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却又助长了实用主义的自大。可以说,现在的文化环境和五十年代没有太大不同,民众情绪高涨,稍作引导就能成事,当年的牌楼古迹不就是仅仅因为阻碍交通而拆的吗?当年的城墙城楼不就是为修建地铁而牺牲的吗?我相信当年支持拆古迹拆墙的人比现在反对复建的人更爱国,如果有现在这样发达的传媒,梁思成估计早跟着老舍先生跳太平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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