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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这篇文字不是文学作品，而是40多年前发生在北京市某小学里的一件真人真事，除了有意隐去了“我”的名字之外，里边的每一个细节都是真实的，所取的标题仅仅是为了串起记忆。 老师的眼神 转到新学校没多久，我就担任了班里的图画课代表。教我们图画课的老师姓袁，瘦瘦的腮帮子总是刮得漆清，鼻子上架着一幅金丝眼镜，显得很博学的样子。由于小时候患小儿麻痹留下了后遗症，他的背有些驼，一只手臂总勾曲在背后，手心向上呈半握拳状。那时，他大约有三十多岁，用他自己的话说还没有爱人，一个人住在学校院子西北角的一间平房里。 袁老师对学生的好恶是由在他这门课上得分高低来划分的。我那时正在少年宫绘画班学习，所以颇得袁老师青睐。偶尔，放学后，袁老师还带我到他的宿舍里给我看他收藏的中外画册、邮票册，谆谆教导我好好学画，将来做一个大画家。说实话，我那时有点儿胸无大志，对成为大画家没什么兴趣，只是很喜欢他屋里成堆的画书，包括好多很精美的大开本彩色小人书。他桌子的玻璃板下面压着五颜六色的中外邮票，其中一张上印有希特勒的大头像，那上面的外文我看不懂，问他时，他只说希特勒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袁老师热爱他教的这一行，也希望大家都喜欢绘画艺术，无论课上课下，你只要有一个小提问，他可以滔滔不绝地讲半天。每当我不好好听讲，或者作业质量粗糙的时候，都可以看到他眼镜片后面闪动着失望的光。 那年暑假，正值“破四旧”的高峰。我们几个孩子成天进城跑到西单、西四那儿的首都、胜利、红楼等电影院看打仗和抓特务的电影，有时也跟在一群群高呼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到处抄家的红卫兵们后头看热闹。看着那些被披上军阀制服、脖子上挂着牌子游街的男男女女，我心里虽然有点害怕，但更多的是感到刺激和新奇。因为，是毛主席说的要破四旧立四新呀。后来，天气太热了，我们就不进城了，每天差不多都去河里游泳，时常能看到有人从河底捞上来一些首饰匣、勋章绶带之类的东西，据说是有人夜里丢进河里的。这个暑假，新鲜的事情真是应接不暇，使人一直处于一种莫名的躁动之中。 开学的第一天，我刚进校门，就见一大群孩子围成一团在乱起哄。我赶紧跑过去踮起脚尖一看，才知道是同学们正在围攻我们学校的“牛鬼蛇神”，而这“牛鬼蛇神”不是别人正是袁老师。我听了听，给袁老师安的罪名是“封资修的孝子贤孙”，罪证主要是那一大堆散乱地堆在他宿舍门外的画册和邮册。在众人的东推西搡下，袁老师头发纷乱，脸色苍白，站立不稳，但那股孤傲劲头依旧。他一边努力保持身体平衡一边高声抗议：同学们，你们这么做是不对的，我不是牛鬼蛇神，我是你们的老师。也不知是被别人推的还是自己挤的，一转眼的功夫，我已经站在了袁老师的身边。接下来，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就发生了一件直到现在自己还后悔不已的事—我伸过头去往袁老师那只有残疾的手心里吐了一口唾沫！ “你也这样？！”随着我的名字，我听到袁老师这句有点儿变声的断喝。我懵头懵脑地一抬头，看见袁老师眯缝着眼睛怔怔地盯着我，眼神交织着愤怒与失望。面对着这眼神，我真的胆怯了，感到脸上在发烧，也不知道后来是怎么离开的。几天以后，我听说袁老师走了，有人说是被轰回老家了，有的说是进了什么学习班。他原来住的那间宿舍门上挂了把大锁。我扒着窗子往屋里看，只见地上还有些零落的纸张，墙上原来挂着画的地方显露着白色的痕迹。 后来的日子对孩子们来说是千载难逢的，家里大人们和老师们一样都在忙忙碌碌，根本顾不上我们，上学也很轻松，家庭作业基本没有了，大家一天到晚就是足玩儿。如果不是又一次见到了袁老师，我可能根本就不会在记忆中保留这件事了。 几个月后的一天，我们一群孩子正在院里玩“打楷”，突然从灌木丛的另一边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叫着我的名字问：你在干嘛呢？隔着枝叶，我发现袁老师正在微笑地看着我。袁老师与上次见到时完全不一样了，穿着整齐的灰制服，左臂上戴着一个大约有一尺宽的红袖章，上面印着某某造反司令部的字样，看上去挺神气。我第一个念头是赶快跑，可脚下就像生了根；我又想到应当道歉，可始终张不开嘴。袁老师似乎看出了我的窘迫，就像对大人似的不经意地说：我到这边来开会，看见你在这儿，就想问问你放假了都干些什么，还画画吗？看到我摇头，他又说：如果没什么事，还是画点画儿吧，光玩也没什么劲。我看着他，觉得他眼睛里似乎又流露出以前那种失望的光。 可惜，我没有听他的话。在后来的岁月中，我始终没有再拿起画笔。但是，我一直记着袁老师，记着我曾经干过的这件蠢事，记着我没有为这件蠢事向他道过歉（虽然我在心里已经道了千百次），当然，也记着不能再干任何蠢事。 后记：我已经记不起袁老师的名字了，如果他依然健在（这是我希望的），现在应该有七十多岁了。 | 
发表于 2007-7-11 12:00:00
发表于 2007-7-15 16:43: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