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珠市口东大街位于崇文区西部，与前门大街相交。住在附近的老人们对这个地名，似乎并不买帐，他们还是习惯叫“三里河儿大街”这个旧称，透着亲切。  （拍摄于2005年中） 同合堂老药铺就坐落在珠市口东大街北边的183号，青砖盖的“拍子式”门脸，面阔三开间，显得很气派，两边各有一道券门式的窗。中间是正门。乍一看，好像是两层的建筑。其实在女儿墙的后面，是一小段平台，后面就是斜坡，起脊了。  建筑正面门上边，镶着六块石制的横匾，上排三块分别刻着“照（常）批发”、“地道药材”、“自办各省”、下排左右分别为“春满杏林”和“泉香橘井”。由此看来这里肯定是家药材铺。 
下边这两块匾额上的内容，可是有典故的。 “春满杏林”典故来自汉末三国闽籍道医董奉，相传他在江西庐山隐居时经常义务为人看病，从不收酬金，每治愈一位病人，他就让病人家在山坡上种些杏树，后来时间长了，庐山一带的杏树逐渐成林，由于董奉行医济世的高尚品德，人们就以杏树来纪念他了，久而久之，杏林也就成了医家的专用名词或是用来形容具有高尚医风的医生了。 “泉香橘井”说的是西汉时湖南一位叫苏耽的道人，因为对母亲极为孝顺，得道成仙。在成仙之前，嘱咐母亲，明年将有疾疫流行，到时可用井中的泉水泡橘叶来救治。第二年果然发生大规模疫情，他的母亲便遵照他说的方法救活了很多人，一时传为佳话。 
匾额周围雕有一圈儿“梅兰竹菊”的小花草池子，全都有落款儿，只是已经模糊不清。下排中间一块，则是药铺招牌“同和堂”。每一块匾上方，都有一个废弃的小灯座，看的出曾经上面还有铁丝窝成的卷花装饰。 在进门的上方，有一块儿番草镶边儿的倒座楣子，上边有刻有“万字不到头”图案的匾托。曾经有整整的一排。虽然都是小物件儿，却也如此精细。 前些年修建两广路。推土机几乎蹭着他的鼻子走过去。还好并没有碰到它。两广路建成后，便被掩藏在大楼的后面十米左右的地方。虽然有两层高的门脸儿，却依然好像低着头。 很巧遇到老药铺的传人，徐老先生回忆起这段历史。 讲起“同合堂”老药铺的历史来，那还得从徐老先生的爷爷那辈说起。问起徐老太爷的名讳，老先生从抽屉里，拿出了一份徐氏的家谱给我看。 一番查找后，找到了他爷爷的名字。徐老太爷大号徐清修，字文廷。曾经在山东老家的时候，就是做一些药材的生意。 后来到了北京，在花市开了一家小店，买卖药材。据徐老先生回忆，当时崇文区的药铺比较多，花市地区更是药材铺最为集中的地方。 在花市经营了一段时间，生意比较稳定。大概在1953年左右，在珠市口东大街北侧的草场九条（现在的草场九条派出所），开了一家门脸。字号叫做“同合药庄”。继续干着出售药材这个老本行。 此时，徐老太爷的身体，已经有些不好了。没有精力再去打理药铺的生意。便把药铺交给徐老先生的大爷。 徐老的大爷大号徐瀛东，字先洲，认识的人们通常称呼他的字号。他是京城四大名医之一的施今墨的门徒。在医学和药材鉴定方面，可以说是个难得的人才。当时药铺进药在四川，而坝县则是药材的中转站。每次进药，他都会亲自对药品的成色，品相，味道加以鉴定。 徐瀛东接手同合药庄后，生意做的井井有条，药铺的收入非常稳定。崇文区也是赫赫有名。 随着同合药庄的生意越做越大，不久便在三里河儿大街上，建起了一个分号，取名“同合堂”。因为它跟草场九条的同合药庄地处一南一北，所以人们习惯称其为“南柜”，称九条的药庄为“北柜”。南柜以座诊看病为主，北柜则是以批发药材为主。 当时的同合堂药铺的门脸儿，还没有现在这个规模。但面积却比现在大很多。除了前面的门脸，后面还有一进院子。 说到同合堂，当时已经记事的徐老先生，口中的回忆越发清晰起来。说着，拿出一张纸，给我画了起来。 他说：“当时药铺的门口，挂着一串菱形的招幌，上面书写“丸散膏丹”这样的字。房子很高，也很大，有九间房。梁上挂着匾。正面有玻璃窗门，外面也有包铁门。顶棚有花草的雕花，地上铺的木制地板。 进门几步距离，就在匾下的位置，即使柜台。柜前边是一个块儿休息区。有一些桌椅，客人可在此等候或者休息。向右侧拐，是一个玻璃柜子，里面放着一些药材标本，给人们看。  （倒挂楣子，其正下方就是分开内外的柜台）
柜台的右边有一个过道，通向柜台里面“闲人免进”的工作区。主要是放药材的药斗子和账房，以及坐堂郎中的诊室。  （坐堂郎中的诊室） 再往后出去，有一个后院儿。正房很高，有两层的药柜，用来存放草药。东西的厢房，则是用来切药，制作药丸。其他的伙计们用来“打铺”（住宿）。 当时的同合堂生意可谓蒸蒸日上。徐老先生3岁（1940）来到北京，当时还要四处租房。在北京待了3年时间，又回到了山东老家。47年再次来到北京的时候，家里已经买下了青云胡同的这个院子。 青云胡同那时还叫做“庆云胡同”。这个院子位于青云胡同的中部。当时主要还是用来做库房。正房用来存药，厢房用来住宿。门口的一间小房子里，是一个制作药面儿的药碾子。 虽然家里经营医药生意，徐老先生本人，却因为年纪尚小，并未接触到这个行业。但是他经常到药铺里面去玩儿，南柜、北柜来回的串，连吃饭基本都在要铺。中药铺里面，自然是草药的味道很浓，为什么童年的徐昭煜那么喜欢待在那里呢？ 徐老先生道出了其中得原委。 原来当时虽然药铺生意非常的好，但是家里人的生活却是相当的节俭。吃的东西也都是平常的食品，甚至是相当清苦的。与之相比药铺里伙计们的生活，反而非常好。有时候家里吃窝头，柜上却能吃上烙饼、馒头。这种反差据说是从老一辈人传下来的规矩。 如今的管理中，员工的伙食标准的高低，直接影响工作效率，已经是一个公认的事实。看来这个经营管理的先进理念，在很早以前就已经被发扬光大了。 话虽如此，但这对一个十岁的孩子，似乎也是有些苛刻了。以至于徐老先生宁肯闻着刺鼻的中药味，也要去柜上吃饭。今天去哪个柜上玩儿，完全取决于柜上的伙食。因为跟大爷在家里，最疼爱自己，徐老先生与大爷的亲近，经常和大爷同吃同睡，相较而言，他去北柜的次数，要明显的多余南柜。 当时铺里的伙计，学徒们基本都是河北人，单身在北京生活，没有其他的家属。铺里管吃管住，通常是发下工资，都时寄回家里。每年有几天探亲假，可以回家团圆。掌柜对伙计们也是非常平易。基本都是跟伙计同桌吃饭，关系相当和谐。 虽是如此，伙计之间却也分个新老长幼。新来得小徒弟，小伙计则要手脚总是要勤快一些，多干一些。照顾掌柜的起居生活，采购日常东西。吃饭则要靠后一些。头三年不会发给工钱，但是管食宿，讲究的是三年出徒。而一些老伙计，在掌柜的不在的时候，也会充当“二当家”的角色。同时也会对药铺伙计的一些生活杂事，进行一些管理。 逢年过节，掌柜、伙计们会欢聚一堂，中秋节的月饼，过年的饺子。徐老先生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夏天的西瓜。每逢盛夏，后柜总会堆着很多西瓜。到了休息时间，伙计的头只要一说话，大家就会开瓜消暑解渴。 同合堂在徐家苦心经营后，已经名声赫赫。此时的门脸，似乎有些不够体面了。老太爷督促说要赶快翻修！徐家决定出资一千块大洋，选用上好的木料，加高了门脸，重刻了匾额。同合堂药铺焕然一新。 直到后来，药铺关张成为民居，依然能看到这些精致的遗存。 说起药铺里的医生，当时药铺医生坐堂，并不做广告。名气全靠药铺的信誉，药材质量，和座堂医生的医术。医生在次坐堂，便在药铺门前，立一块牌子，写明作堂医生的名号，以及问诊时间。如果医生有名气，药铺自然也能沾光。 但是医生与药铺之间只属于合作关系。双方协商好时间，价钱。药铺要给医生一笔钱，同时医生也收取问诊的挂号费。药铺没有固定的坐堂医生，都是要由药铺方面主动去请。而同合堂曾分别请到九城闻名的四大名医来此做堂。每个人的名字，恐怕都是一块金字招牌。 而这恐怕也是同合堂药铺最后的辉煌。 1948年，徐家将产业进行了分家，南柜同合堂药铺，归徐老先生的父亲徐亚东所有。而北柜同合药庄，则归徐老先生的大爷徐瀛洲所有。 徐老的父亲，是个非常老实的人。年轻时候在上海学习医药，之后回来，并未过多参与药铺经营的事情。在解放之后，药铺的工人不愿意再听从资本家的命令。并且经常向外偷药，情况越来越严重，很多好药被偷走。而徐老的父亲，却只能干看着，没法管也不敢管。 直到1953年，同合堂药铺关张大吉。 空闲了一段时间，在1954年，徐老先生一家，搬进药铺的后院。而当作仓库后院儿，却因为地基划分得问题，划给了别家。徐老先生住进前面药铺，将剩下的家具、器具变卖给打小鼓的（收废品的）。徐老先生记得，装药的大瓷罐子，只卖一块钱一个。新打得药斗子，也只是五十块一个。 而草场九条的同合药庄，也在公私合营之后，因为地方隐蔽，不得不关张歇业。至此，徐家的药材生意，画上了最终的句号。 现在，在徐老先生的家里，还摆放着一张，非常完好的八仙桌。他说就是当时后柜所用的。虽然历经几十年，桌面依然光泽红亮。桌子边上雕刻着八卦图案。在院子里有一个小凳儿，是药铺抓药时候用的。他说：“我当年就经常座在这个凳子上看他们抓药。” 
如今的同合堂老药铺已经人走房清，那块保护院落的牌子，在向人们讲述着它的价值。而拆迁的名单，也在向人们诉说着它的无奈。而紧锁的栅栏封存起来的，只有残砖烂瓦，和房子里所有的故事。 
| 
发表于 2007-2-15 02:00:00
发表于 2007-2-15 08:29: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