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亲王府花园一角
正义路2号旧照
1月11日，北京市政府发布迁址公告，人民政府机关由东城区正义路2号搬迁至通州区运河东大街57号。正义路2号从前清王府到日本使馆，再到1949年之后成为北京市府所在地，在一个多世纪中，这里见证了古都的沧桑巨变。
如今市政府搬迁到“城市副中心”——通州新城，值得一提的是，新城市中心这个规划概念对北京来说其实并不陌生，在近代北京的建城史上，它曾多次出现在城市规划蓝图之中。
正义路2号：从王府到市府
老北京有句童谣：“礼王府的房，豫王府的墙，肃王府的银子用斗量。”正义路2号院这片土地的初代主人，正是京城百姓口中富可敌国的肃亲王。
据《京师坊巷志稿》记载：“在长安街者曰北玉（御）河桥……肃亲王府在御河桥东。”御河桥修筑于明代，此间便是正义路一带的前身。清朝第一代肃亲王是皇太极的长子豪格，挑中了御河东岸这一方依朱傍紫的宝地作家宅。此后二百年，金碧辉煌的王府毗邻着“玉河新柳”的胜景遗风，传承着“铁帽子王”的骄矜，也见证着清王朝的盛衰。末代肃亲王善耆,即川岛芳子生父,自小英武过人，传说曾空手夺取洋流氓的手枪。惜这位末代肃王爷空有一身武艺，却保不住自己的家园。
1900年，庚子战乱席卷京城，善耆携家眷追随慈禧太后西逃。人去楼空的肃王府不幸成为交战双方开火的屏障，百间华厦被毁，仅花园一角尚存。王府被毁的惨状，亦是当时国家遭劫的缩影。更大的劫难还在后头——随着《辛丑条约》的签订，肃王府及相邻的皇堂子、詹事府等建筑都被纳入东交民巷使馆区属地。这方在帝国旧梦里沉酣百年的池苑睁开了望向20世纪的第一眼，摘了铁帽子，挂上新牌子，肃亲王府也有了新的“身份”，据《燕都丛考》记载：“肃王府为日本正金银行、日本使馆及日本兵营占用。”
日本使馆原在江米巷路北。庚子之时，日本使馆被义和团围攻，使馆区时虽未被破坏，但日方在《辛丑条约》签订后借口原址狭小，不敷使用，趁机迫使清政府将西面的詹事府、肃王府及部分民宅划为新使馆用地。用地南部建使馆，北部为日本兵营。新址东部、北部同法国使馆、意大利使馆相接，南部与西班牙使馆和横滨正金银行（现中国法院博物馆）相邻，正门开在御河路（现正义路），与英国使馆隔河相对。
日本新使馆建筑由日本近代建筑师真水英夫操刀，在原先肃王府花园的山石形制上，一片近代西欧集仿主义风格（又名折衷主义，19世纪上半叶开始至20世纪初流行于欧美）新的建筑群成为日本新使馆。此后十余年，这几座浓荫掩映的小洋楼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推行对华战略的第一线。
日本人改造了一座王府的废墟，并盘踞此间半个世纪，但终无法战胜正义的中国。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整改御河桥、东交民巷一带，分别以“兴国”、“正义”为两侧道路命名。原先日本使馆所占领的这片土地，随即称为正义路2号院。正义难得，和平亦然。上世纪40年代末，这里曾短暂作为国民政府华北“剿总”司令部的办公楼。几年之后，几经沧桑的正义路2号院迎来了北京市人民政府进驻。
市府沧桑
正义路2号院在一百年间换了三个主人，北京城在一百年间换过多家管理者，沧桑巨变中，北京这座历史名城，既有转型的进步，也承受过历史的屈辱，终焕发出时代的荣光。
现今，在东四和交道口之间有一条府学胡同，这个“府”指的就是明清两代北京的“市政府”顺天府。明顺天府署是北京作为国都的首个地方行政机关，清袭明制，把衙门开在当时皇城东北角，即如今的鼓楼东大街、交道口一带。地段固然不错，地位却有点尴尬。清律记载顺天府署的职责为：“掌京府之政令，宣化和人，劝农问俗，均贡赋，节征徭，谨祭祀，阅实户口，纠治豪猾，赈恤穷困，清录罪囚。”看起来所辖事务颇多，不过当时管理北京城的衙门可不只顺天府一个。受旗汉分治制度所限，清代北京城内的重要事务实际上由来自军队系统的九门提督说了算。两百多年下来，顺天府署在治安、警备、市政等大事上伸不开拳脚，主要成就都集中在了监督学政、主持文化一隅。前面提到的“府学”称谓就来自文化成果之一的顺天府学，由晚清名臣张之洞参与编纂的《光绪顺天府志》亦是北京地方通史中的名著。
民国伊始，北京的地方机关仍依清制，称顺天府。后改为“京兆地方”，直辖于北洋政府，并设京师警察厅，掌司法、消防、督察等事务，以警政代替行政。改制前最后一任顺天府尹王治馨本是袁世凯家的账房先生，后因贪腐被袁世凯绑赴德胜门外枪决，成为民初奇案之一。
1914年，京都市政公所在新华门附近挂牌开张。和“憋屈”的顺天府署比起来，这个由北洋内务总长朱启钤主持的新衙门很快推出了《京都市政条例》，从交通、卫生、市产、工程、学务等方面，推动着古老的东方帝都向具有现代城市风貌的国际大都会转型。十余年间，瓮城拓为马路，禁苑变为公园，环城铁路建成，故宫博物院面向市民开放。北大、燕大、清华、辅仁等现代教育机构吸引着全国的知识精英，奠定了北京文化中心的地位，也是北洋时代的首都管理者给后人的遗留。
北伐胜利后，民国首都迁至南京，京都市政公所和京兆地方一同被撤销。新成立的北平特别市政府迁至中南海，是直辖中央的重点机关，权力不小，压力也大，迎面而来的第一道考验，就是失去首都光环后的北平城市定位问题。凭着丰厚的文史沉淀和满城名胜古迹，北平优雅地递出了两张新名片：教育和旅游。十年中，古城北平以文化中心的身份，与政治中心南京、金融中心上海交相辉映，在国际上亦有“东方波士顿”的美誉。时任教育部长兼北大校长蒋梦麟这样描述北平城内崇文重教的氛围：“在过去，旗人出生以后就是贵族，但现在已经与平民大众融为一体……唯一的贵族阶级是有学问的人——画家、书法家、诗人、哲学家、历史家、文学家以及近代的科学家和工程师。”
北平特别市政府的工作带来了这里的风貌转变。纵观京城此前的百年历史，北平特别市政府是第一个组织完备、分工明确、服务市民与城市发展的现代型政府。可惜好景不长，“七七事变”后，北平被日军占领，并划为傀儡政权“华北临时政府”的“首都”，复称北京，满是屈辱。
日伪时期的北京市长叫江朝宗，这位军阀出身的官场老油条和北京城颇有渊源，早在北洋时期就以步军统领身份执掌京城治安大权，后人评此人有个“三定京师”的说法——前两次是在北洋纷争中给袁世凯和张勋善后，第三次就是替日军管理沦陷时期的北京。日本人的计划中，对北京的城市定位是政治和军事中心。但在1941年制定的《北京都市计划大纲》中，也有利用旧城文物古迹和历史风貌将北京塑造为“特殊之观光都市”的计划。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接收北平，重组北平市政府，依旧在中南海西北角办公。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由中共华北人民政府下属的北平市人民政府接管，后改称北京市人民政府。随着北京被确立为共和国首都，中南海成为中央办公地。北京市政府先是迁到了西长安街1号，后来又迁至宣武门外新建的市府大楼，搬入广为人知的正义路2号院已是1953年的事了。彼时，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展，朝气蓬勃的北京城也进入了新的时代。
香厂新世界游艺场的广告宣传单
新城市中心的尝试
北京城的管理者百年间换了五六茬，身份面目不同，对城市的定位规划也不尽相同。在北京城百年都市发展的脉络中，不止一次地浮现出类似“新市区”的规划概念。
如今在珠市口以南、天桥以西，有一大片安静地，名为香厂。由于街巷遗留着多处中西合璧的房屋里弄，被戏称为“北京最像上海的地方”。这种景观正是京城百年史上第一个“新市区”计划的留影，其主导人就是前文提到的北洋内务总长兼京都市政所督办朱启钤。用今天的眼光看，生于1872年的朱启钤思想仍算前卫，早在光绪年间负责京师外城警务时，他就有过在外城建设“模范市区”的构想。帝制结束后，北京在城市格局和功能规划上都百废待兴，朱启钤借鉴19世纪后期欧洲列国的城建经验，决定一面整治旧城，一面建立一个宜居宜业的新市区。
新市区的选址要空地多，地价低，易于连片开发，还不能离旧城繁华地段太远。朱启钤选中了城南的香厂一带。俗语说老北京的地名“逢香必臭”，地势低洼的香厂从清代中期以来就是死水坑子遍布的无人区，好在靠近大栅栏、天桥、琉璃厂这几个南城著名商圈，还有厂甸庙会的人气加持，将这里作为新市区仍然有可为之。
1914年，北京最早的现代城市探索“香厂新市区计划”启动，范围涵盖如今东至留学路、西到虎坊路、北抵珠市口大街、南至永安路的一大片区域。新市区以商业为核心，在人口引流上，朱启钤将大型新式商场作为区域发展的抓手，拉动就业，形成生活氛围。1918年，香厂新市区地标新世界游艺场开业，集购物、娱乐、餐饮、观赏于一身，轰动京城，并迅速盘活了香厂地区的服务百业。一年之后，北大文科主任陈独秀正是在新世界游艺场屋顶花园抛下了声援五四运动的《北京市民宣言》传单，足见此地在当时京城百姓中的无两人气。这个细节也反映出了香厂新市区的另一层深远价值：在旧城的空间秩序之外，为市民提供了公共活动场所，推动着北京乃至中国近代政治的变迁。
北洋政府倒台，香厂新市区计划同样搁浅。国民政府治下的北平也有城市分区的规划，包括名胜与学府林立的文化区、传统产业聚集的贵工业区、侨民混居区等，但主要依托四九城本身的格局，并无经营新城的计划。原因与北平降格有关，作为区域性中心城市，职能相对单一，无须另起炉灶。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侵华日军为了长期占有北京城，在“建设新东京”的口号下，重置了北京的地位与功能，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华北及中国更大地区的据点。出于种种考虑，日本倾向于另辟新城，不愿将精力和资金花在北京旧城的改造上。进行规划的是日本土木专家佐藤俊久和山崎桂一，在调查北京各项事业后，他们于1941年提出了《北京都市计划大纲》，选定了依山傍水、地旷人稀的西郊，建设一个专供在京日本人使用的政治、文化新中心。其具体范围东起公主坟，西至八宝山，南至丰台，北至西苑，“容纳枢要机关，及与此相适应之住宅、商店”，并仿照北京内城格局修建棋盘式路网。但时间和正义都没有站到侵略者一边。截至北平光复，新城区的建设计划只完成了第一期，包括9万米道路、500余栋日式屋宅和部分配套设施，迁入了部分机关和企业，集中在五棵松、万寿路、永定路附近。种种规划，经由国民政府的接管和进一步推演执行，到了1949年北平解放时，西郊已初具新城市的架构。
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市政府也很重视“西郊新市区”的建设，并将其与北京未来的城市定位和功能布局通盘考虑。以梁思成、陈占祥为主的都市计划委员会专家，主张将新的中央行政区设立在旧城和原“西郊新市区”之间，以保有传统的城市形态和建筑风格。但在当时的国内外政经环境与社会主流认知下，中央最终选定了苏联专家巴兰尼科夫的方案，西郊则作为“军委城”使用。
白云苍狗，世事变迁。《芥子园画传》曾云：“变者有胆，不变者有识。”自古名城亦如名画，于师古与拓新之间，见出谋篇布局者的胆识。回望市府变迁记，副中心的选址曾在南、西、东三个方向徘徊，每一次调整，都是当时的京城管理者站在历史与未来的交汇点作出的选择。地点在变，塑造美好之城的夙愿不变。前人播种，后人耕耘。华灯一城梦，明月百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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