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12-09 10:02:05 来源: 《瞭望》 宣武区南的文物古迹在令人吃惊的消亡。陈独秀、胡适等人 《每周评论》编辑部旧址，明朝关帝庙，唐山大地震都没撼动的潮州会馆，四小名旦张君秋故居、奚啸伯故居、荀慧生故居、唐代悯忠寺旧址、明代谢枋得祠、康有为保国会所在地粤东新馆、北京仅存的一处古代过街楼……' H& C5 K+ L( x
北京，宣南的消逝
在中国的文化版图中，宣南是绕不过去的存在。 那里见证了北京城的源远流长，成就了清代士文化的盛极一时。 在过去的3000多年里，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在那一带发生。其间风云变幻，诚如《桃花扇》所记：“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这些年来，北京市宣武区在文物保护方面投入了很大的力量，全区文保单位的修缮率达到了52.5％。 2003年至2006年，宣武区完成了先农坛、报国寺、中山会馆、正乙祠等6处文保单位的周边环境整治，拆迁单位18个，腾退、搬迁居民1935户。 整修后的湖广会馆，每晚文戏一台、武戏一台，既保护了文物又创造了效益，成为一处典范。 有着400多年历史的长椿寺，随着447户居民、7家单位的搬迁，恢复了故有风貌。 可是，我们仍会把最为热切的目光，投向宣南最后的砖瓦。 因为，那里有着剪不断的乡愁。 
明清时人们街头摆棋布阵的场景雕塑 图片来源：中国广播网
宣南士乡之殇
“我不是为了自己的家，你给足我钱，我走都行，可宣南文化拆没了就太可惜了！”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王军 11月20日上午，北京市宣武区菜市口胡同84号，三位民工爬上了潮州会馆前院的东厢房和倒座房，用铁镐用力向下砸去。 “太可惜了，”一位尚未迁出此院的老人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叹道，“这么好的房子为什么要拆呢？” 潮州会馆现存建筑为清代中后期建造，至今仍保存着两组三进院落，正房面阔五间，宏敞高大，旧式木质屏门、棂条花格清晰可见。 “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时候，这个房子一点儿动静都没有，质量多好啊。”那位老人说，“当年潮州进京赶考的举子就住在这里，他们当中还出了不少进士呢，听说还有一对是父子进士。” 一番锹飞镐舞之后，前院那几间房子徒余残垣断壁。会馆东侧，瓦砾堆成了小山，几位包工头模样的人站在“山头”警惕着周围的情况，上前将记者劝出现场。 潮州会馆一带的老城区，在近期相继启动的房地产开发中，正在变为废墟。那里是中国古代士文化的最后结晶——宣南文化的核心区域。 清朝在北京实行“旗民分城居住”。八旗据内城，汉人居外城。在北京宣武门以南的外城地区，逐渐形成了一个以汉族朝官、京官及士子为主要居民的地域，人们称之为宣南。 北京旧时会馆原有四百多座，绝大多数集中在宣南地区。参与编纂《四库全书》的4200多位清代士人，多在会馆住过；进京赶考的学子从全国各地汇聚而来，客居会馆之中；政治家、学者、诗人在这里彼此往来，形成了清代引领学风、主导潮流、开近代改革之先河的宣南文化。 西周的蓟城、唐代的幽州、辽代的南京、金代的中都，也在宣南一带。“宣南地区文化历史积淀非常深厚，全国数一数二，”清史学家戴逸撰文称赞，“宣南到处是文物古迹、名人故居，几乎每一间房都能找到是谁住过的。” 被拆碎的记忆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血溅菜市口。紧邻刑场的米市胡同北口，至今仍有一处旧棺材铺遗存，让人联想起当年菜市口刑场的腥风血雨。 “拆”字被写在了棺材铺的墙上。由此向南，是康有为领导戊戌变法、起草“公车上书”之“万言书”、创办北京出版的第一种民办报刊《中外纪闻》的所在地——南海会馆，外墙嵌有石碑，上刻“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康有为故居”字样。 2004年12月3日，南海会馆一进院主堂发生火灾，北京市文物局、宣武区人民政府随即发表声明称，受保护的康有为故居为院内北部的七树堂，“发生火情的建筑不属于任何级别的文物保护单位。” 今年8月，这处戊戌变法的纪念地被公布在北京国信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国信公司）实施的大吉片危改工程的范围之内。 南海会馆以南的米市胡同64号泾县会馆，门道两侧的墙上各有一个“拆”字。这里是五四时期叱咤风云的《每周评论》编辑部旧址。 由陈独秀、胡适先后任主编的这本刊物，高扬新文化运动的大旗。李大钊在此发表《新纪元》社论，提出“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并与胡适展开问题与主义之争；蔡元培在这里发表文章歌颂“劳工神圣”。 接着南行，关帝庙已是废墟中的“孤岛”，这处格局完整的寺庙，创建于明天启五年（1625年），清末被改为潘祖荫祠。 潘祖荫在光绪年间任工部尚书、户部尚书等职，时值各地水灾频发，他奏请赈灾粮米，捐出自己的养廉金去救济，择地设粥厂，重病之中仍在督导赈务，死后检出他亲手写的告灾、乞赈函件达一千多份。 关帝庙东侧，南横东街131号院内古槐参天，一座庑殿式建筑饰有琉璃彩瓦，周围的房屋几被拆尽。 北京市宣武区建设管理委员会、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1997年编辑出版的《宣南鸿雪图志》载，此处院落为清朝接待朝鲜、琉球、安南、回部四处贡使的会同四译馆。现存前殿、后殿及西跨院数座建筑。 宣武区文化委员会采信有关专家的意见，将这组建筑认定为华严庵。北京市政协常务委员、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灿炽对此提出异议。“这有贬低其价值之嫌，”他对《瞭望》新闻周刊说。 1998年，王灿炽阻止了一次对这组建筑的拆除，他写了一份政协提案：“请立即行动起来，坚决阻止拆除会同馆的行为，请保留下这个北京唯一幸存，具有255年历史的清代国宾馆——南横街会同馆，留给后人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吧！” 从南横东街向北折入前兵马街，一堆瓦砾之中，四处拆下来的木料被归拢到一处，堆成了小山，边上置一磅秤，木料论斤而售。 一笔交易刚刚完成，正在装运的卡车，货厢被堆成了另一座小山。 接着北行，路东的湘阴会馆徒余残房数间；中兵马街南口，三进院的观音庵仅有后殿残存；平坦胡同之内，京剧“后四大须生”奚啸伯的故居被拆除一空；后兵马街北侧，京剧“四小名旦”张君秋的故居被夷为了平地。 旧时保安寺街多有文人雅事流传。清初大诗人施愚山常到此访友，留下“蹋月夜敲门，贻诗朝满扇”的诗句。这条街上，明正统年赐额的保安寺现有山门留存；湘潭会馆、关中会馆屋宇高大，格局完整；玉皇庙尚有院落和老屋可寻。 眼下，保安寺街被写满了“拆”字。街道北侧，京剧“前四大须生”高庆奎的故居，外墙已被拆破，那上面的“拆”字就有四个。 “到本世纪初，北京的会馆约留下200处，在这之前，约200处被拆掉；到2007年，又有约100处被拆掉，现在约不足100处了。” “这样的书空前绝后了” “你瞧，连这地上都写上‘拆’了！”在北大吉巷22号李万春故居前，一位居民指着涂在胡同地上的“拆”字，让《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辨认。 这附近的19号，是李万春在上世纪30年代创办鸣春社科班的旧址。这位以武戏和猴戏著称的京剧生角大师，先后在这里培养了“鸣”、“春”两科学生近300人。 “拆”字被写在了鸣春社的外墙，当中贴上标语：“危改项目等于公益事业，等于征收土地！” “开发商把老百姓迁走，盖写字楼、宾馆，这是公益事业吗？”19号院的房产人郭观云向《瞭望》新闻周刊展示了他从网站上下载的大吉片危改项目设计方案。 这一带的拆迁标语随处可见，包括：“先走的绝对占便宜，奖励期后走的绝对吃亏！” 被写上“拆”字的还有福州馆前街林则徐居住过的莆阳会馆、粉房琉璃街梁启超结婚时居住过的新会会馆。 “大吉片是北京会馆的核心地带，这一片的会馆不下四十个。”74岁的宣南文史专家孙兴亚对《瞭望》新闻周刊说，“有的胡同，门挨门都是会馆，一条胡同就有十五六个。” 他向记者介绍了会馆存废的过程：“到本世纪初，北京的会馆约留下200处，在这之前，约200处被拆掉；到2007年，又有约100处被拆掉，现在约不足100处了。” “危改是先捡‘肉’吃，就是先拆人口密度低的地方，因为那里的拆迁成本低。宣武区就这样从广安门外由西向东拆，现在拆到了中心地区。两广路拓宽时拆掉了20多个会馆，宣武门外大街和菜市口大街拓宽时又拆掉了20多个会馆。” 说完这话，孙兴亚手捧今年4月出版的《北京会馆资料集成》，他是此书的主编之一，“我们现在只能做一些纸上的工作了，像这样的书空前绝后了，以后不会再有人做了，因为几乎拆没了！” 9月26日，宣武区建设委员会在一日之内，为北京天叶信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进行菜市口西片危改小区的土地一级开发，发出三个拆迁公告；10月10日，这家委员会又为北京中融物产有限责任公司实施棉花片危改（六期）工程，发出拆迁公告。 在菜市口的东南、西南、东北部地带，大吉片、菜市口西片、棉花片三个危改项目齐头并进。 棉花片危改区内的四川营，是明末帼国英雄秦良玉的屯兵处。由此北行至山西街，可见京剧“四大名旦”荀慧中的故居，此院1986年被列为宣武区文物保护单位，近年院外掘坑盖楼，故居发生墙体开裂，一处老宅倒塌。 折入铁门胡同，一幢施工中的大楼把胡同挡腰截断，施愚山故居残存于工地之侧；胡同北口，体形硕大的商厦横在面前，让人忆起施愚山《移寓寄宋牧仲诗》：“书声不敌市声喧，恨少蓬蒿且闭门。此地栖迟曾宋玉，藓墙零落旧题痕。” 菜市口西南侧的法源寺，是唐代悯忠寺旧址。645年，唐太宗为悼念东征阵亡将士而建此寺。1127年，宋钦宗赵桓被金兵掳至燕京囚居于此。 南宋亡后，曾与文天祥同科中进士的南宋诗人谢枋得被强迫至大都做官，誓死不从。在悯忠寺，他看见颂扬东汉孝女曹娥的石碑，泣曰：小女子犹尔，吾岂不汝若哉？不食而死。 明代为纪念其忠烈行为，在法源寺后街江西会馆谢枋得殉难处建立祠堂。此处院落格局犹存，还有二层小楼一座，原供谢枋得和文天祥像。 眼下，谢枋得祠被划入了菜市口西片危改范围，其外墙被刷上了“拆”字，并贴上标语：“早签协议，早得实惠！” “迁建”玄机 “在大吉片危改项目中规划了一个四合院保护区，一些有保留价值的建筑将迁建到那里，”宣武区常务副区长王永新告诉《瞭望》新闻周刊，“棉花片危改，也是采用这样的方法。” “菜市口西片危改项目的情况是，建筑规模20万平方米，其中10万平方米为酒店、写字楼，10万平方米为住宅。”王永新说。 宣武区文化委员会向《瞭望》新闻周刊确认，大吉片危改共涉及1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和8处文物普查登记项目。其中，4处原址保护，包括康有为故居（保护范围扩大至整个南海会馆）、米市胡同29号楼房、梁启超旧居（新会会馆内）、莆阳会馆（此处为贾家胡同内光绪年间创置的新馆）；5处异地迁建，包括《每周评论》旧址、潮州会馆、南横东街131号、李万春故居、关帝庙（潘祖荫祠）。 菜市口西片危改共涉及两处文物普查登记项目。其中，谢枋得祠异地迁建，莲花寺原址保护。 棉花片危改（六期）工程内，没有文物保护单位和文物普查登记项目。 “在这些区域内，大量没有被定为文物保护单位和文物普查登记项目的会馆、寺庙、名人故居等，随着改造也就灭失了。”一位知情者告诉《瞭望》新闻周刊。 “他们说是迁建，但是谁敢相信？粤东新馆迁到哪里去了？”王灿炽向《瞭望》新闻周刊评论道，“这些有历史意义的建筑怎能说迁就迁呢？开发商的利益就那么重要？” 王灿炽所说的粤东新馆是1998年在菜市口大街工程中被确定迁建的文物建筑，那里是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成立保国会的地方。“迁建”工程由一位包工头带着十多位农民工施行，建筑物被拆毁，砖瓦木料被售卖。 同期被“迁建”的还包括观音院过街楼，它是北京旧城区内仅存的一处古代过街楼，对它的“迁建”则是用推土机直接铲除。 王永新表示，在此次菜市口地区的危改工程中，涉及到的“有保留价值的古建筑”，无论是原地保护还是异地迁建，开发商都须事先拿出方案。“你不拿出方案，文物部门就不批准。异地迁建的，迁建工作由文物部门监管，要事先明确迁建地点，建筑构件要编号。” 在潮州会馆“迁建”现场，《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没有看到按专业规范进行的文物迁建，建筑构件没有编号，梁架被折裂，砖墙被锄碎。 “现在的迁建根本无法按专业标准执行，”一位基层文物工作者告诉《瞭望》新闻周刊，“每一处砖瓦木料都得编号，原拆原建，开发商受得了吗？所以，一般只要求他们留下一些重要的构件，复建的时候再放回去就行了。” “可是，这还叫文物迁建吗？说白了，这就是造假！”这位人士说，“即使你按专业规范做了，把李万春的故居迁建了，那里还是李万春的家吗？” 背后的玄机是，“没有人愿意承担文物灭失的责任，于是就想出迁建这个办法。包括我们的专家也是这样，一说迁建，大家肩上的责任一下子就落下来了。” 遭遇战持续两年 2005年7月，大吉片危改启动一期拆迁，一场拆与保的遭遇战旋即展开。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李燕上书北京市有关部门，要求立即停止在大吉片的拆迁，“迅速及时地保护拆剩下的可怜的北京老城历史文化遗迹。” 2005年1月，国务院批复《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下称《总体规划》），对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提出要求：“要充分认识做好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的重大意义，正确处理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政府应当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中发挥主导作用。加强旧城整体保护、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文物保护单位和优秀近现代建筑的保护。” 在保护机制方面，《总体规划》提出具体策略，包括“推动房屋产权制度改革，明确房屋产权，鼓励居民按保护规划实施自我改造更新，成为房屋修缮保护的主体”，“积极探索适合旧城保护和复兴的危房改造模式，停止大拆大建”，“应坚持小规模渐进式有机更新的思想，加强对具有历史价值的胡同、四合院的保护和修缮，减少房地产开发行为，不宜搞一次性超强度开发”。 李燕认为，大吉片危改不符合《总体规划》的有关规定和国务院的批复精神，并“对居民房产物权的不受重视亟感不安。” 他附上了一份署名“大吉片部分居民”的意见书，上称大吉片有大量的私人房产，“产权人具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你给的钱再多，补偿再高，我可不可以不卖？市场经济不是反对‘强买强卖’吗？” 这份意见书还说：“本片居民世代生活在大吉片和宣武区，已经和这里的环境、文化融为一体。一旦迁往远处，经济困难暂时不谈，单是生活上成人上班，孩子就学，老人看病，衣食住行中的交通、购物、就医、取暖一系列困难，必然随之而来，不妥善解决这些问题，就成片地推倒平房，成批地外迁居民，未必是实行北京市新规划的好办法。” 南横东街155号四合院是“袁氏三礼”故居，“袁氏三礼”是对袁复礼、袁同礼、袁敦礼三兄弟的尊称，他们分别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地质学家、现代图书事业先驱、现代体育教育家。 “文革”期间，此处袁氏家产被挤入20多户人家。2005年初，在北京市腾退标准租私房政策的推动下，部分房屋被归还给袁氏后人。同年5月16日，袁氏后人联名向北京市政府有关部门提出建议：将此故居“修旧如旧”，恢复北京四合院的风貌；建立“三袁”展室，从不同侧面展示中国近代科学与文化的发展；形成一个奥运客人的家庭接待点。他们表示，如能得到各领导机关的批复，他们愿为此献出精力与财力。 可是，“拆”字被写到了故居的墙上。相持两年之后，今年8月，袁氏后人放弃了此处房产。中学生的呼吁 2006年2月20日，北京四中教师刘刚和朱岩、宋壮壮、陈冀然、李唐等10位高二学生，向北京市有关部门提交建议书，表示“对现有规划怀有疑虑”。 在此之前，他们对大吉片的历史文化遗存作了系统调查，并制作了一个名为“守望大吉片”的专题网站。 他们认为：“宣南地区在历史演变过程中积淀了诸多独特的文化，不仅对宣武区是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而且在北京市各区县当中也是独具特色，无可类比，其中更有众多在中国、在世界都有影响的瑰宝。” 他们建议，停止拆迁，整修现有院落，区内以平房为主，可以翻建，古会馆可以出租，可以与原来用作会馆的地方省市联系，恢复为该省市的驻京办或招待所。 他们表示，仅保留个别文物保护单位的做法，会是一个非常遗憾的结局，“我们相信也是多数北京人和外地人都不愿看到的，我们不赞成这个方案。” 宣南文史专家黄宗汉认为，将各地会馆交给原属省市修复作为驻京的办事机构的想法很好，但是实际运作起来，首先要解决的是产权归属问题。“绍兴市长就曾经对我说过，要花这么多钱把北京绍兴会馆修复却没有产权，我实在不好交代。” “对各地的会馆，建国初期国务院决定交由北京市政府统一管理，今天看来，这一政策需要加以调整。”黄宗汉撰文称，“按理说，各地的会馆本来是过去当地的官员、士绅、商人等集资建起来的社会公共财产，今天各地方政府如果再度集资将之修复开放，其产权就理应重归当地所有，这也可以算是一项落实政策的措施。需要请市政府报请国务院修订政策。” “像中山会馆、安徽会馆、绍兴会馆、湖南会馆，地方政府都想把它们作为驻京办事处。我们说可以，如果你把这些会馆全腾退干净了，修缮好了，我们可以签一个合同由你使用多少年，但产权是我们宣武区政府的，”王永新向《瞭望》新闻周刊解释道，“因为文物建筑的产权不能买卖，这是有法律规定的。” 他同时表示：“在保护与改造方面，我们一直存在两难。我们一方面要保护好风貌，已被确定为文物和保护院落的，一定要按有关规定来做；另一方面，像大吉片这样的地方，都是上百年的房子，许多都是危房，每年防汛期间，政府都担心受怕，万一房子塌了砸死人了怎么办？” “法律依据何在？” “这个破坏有点儿是人为的，”北京学研究所研究员王越从小就在大吉片一带生活，他对《瞭望》新闻周刊说，“那里的房子，房管所就没有好好修过。” 日前，北京市启动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市规模最大的一次旧房修缮工程，40条胡同、1474个院落将在2008年6月30日之前完成综合整治。 菜市口周围的危改区不在这次修缮范围之内，这里仍在沿用大面积推倒重建的房地产开发模式。 “打1996年起，我们这一片就一直在折腾拆迁，开发商换了好几个，”鸣春社的房产人郭观云说，“我们这些私房户，谁敢像模像样地修房子啊？你修好了他给你拆了怎么办？ “你看我们住的这房子寒碜了点，可这一拆，恐怕连这寒碜的地方都没有了，”北大吉巷27号的一位私房主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现在的房价涨得多高啊，连四环一带都涨到两万块钱一平方米了，你让我们拿着这点拆迁补偿款往哪里搬？” 国信公司承诺对在规定的搬迁期限内签订补偿协议者给予较大幅度的奖励，但截至10月10日规定的最后期限，仍有相当多居民未与之签订补偿协议。 “从目前大吉片一期、二期危改的进展来看，总共要拆迁8000户，现在已走了3000户，”王永新认为，“老百姓总的来说还是支持这个项目的。” “现在有点拆不动了，因为北京的房价实在是太高了。”一位接近拆迁办的人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许多老百姓住的面积本来就不大，按面积补偿他们根本就买不起房。” 拆迁如蚂蚁啃骨头般推进。高斌所住的南横东街151号四合院，门楼、前院、后院已被拆毁，在仅存的中院里，他开始了孤岛般的生活。 “当年我们家买这处房产的时候，是连院子一起买的，解放后还缴了很长时间的房地产税。可拆迁办说只补偿房子，不补偿院子，这太不合理了！”高斌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10月1日《物权法》施行后，《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已停止执行，新的条例还没有出来，现在搞拆迁，法律依据何在？” 这些年，郭观云走访了不少地方，呼吁把鸣春社保留下来。一位官员跟他讲：“连李万春自己住的房子都不见得保下来，哪还顾得上你的那处？” “我不是为了自己的家，你给足我钱，我走都行，”郭观云说，“可宣南文化拆没了就太可惜了！”（完） 这些古井从战国、西汉、东汉，到唐、辽、金、元不同时期的都有，说明这里是古代北京城市人口长期聚居的地方。“宣南这一带有三多，寺庙多、会馆多、名人多，”“宣南的历史文化名人实在是太多了，每条胡同都有一个两个。” 寻找北京文化之根 “历史给予我们很多宝贵的经验与财富，同时历史也赋予我们责任与使命。”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王军 今年9月，北京学研究所研究员王越到南横街办事，看见拆迁布告已贴在街北的墙上，从胡同东口向西望去，已是一片狼藉。 他投书《瞭望》新闻周刊，称大吉片一带的果子巷、潘家胡同、羊肉胡同、大吉巷等是金朝留下的街巷胡同，“具有千年历史的街巷居然要毁于一旦，这终将成为日后的遗憾。” 这位65岁的北京历史地理学者在果子巷内的贾家胡同出生，那一带是他童年的乐园。 他相信曾在12~13世纪统治了大半个中国的金朝的首都——金中都，它的灵魂还活在宣南一带的街巷里。 “你看，这就是金中都的砖头，这一面有6道凹槽。”王越在家里搬出一块灰砖，掸了掸上面的土，让记者查看，“这凹槽是为了让砖粘得更紧些。” 七年前的一天，王越与一位好友去菜市口用晚餐，走到丞相胡同北口，见骡马市大街正在拆迁。两人相约能不能找到一块金代的砖头，没想到随手一捡，就是眼前的这块。 “也许它曾被砌在了某一堵墙里，”王越心生感慨，“宣南这一带，可是咱北京文化的根啊。” 辽金遗痕 距今3000多年前，周武王灭商，封黄帝之后于蓟。 据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考证，蓟城的中心位置在今宣武区广安门内外，这是北京建城之始。 秦统一中国后，蓟城是北方的军事要塞；唐初，蓟城改称幽州城。今法源寺，即唐悯忠寺，在幽州城东南隅。 契丹936年占据幽州，938年改国号为“大辽”，升幽州为陪都，号南京，又称燕京。辽南京城的大部分就在宣武区辖内，现存的天宁寺塔是当年南京城内最高的建筑。 1125年，金攻陷辽南京；1151年，金决定迁都南京；1153年，改南京为中都，这是北京建都之始。 金中都以辽南京为基础，向东、南、西三面扩建而成，城内置六十二坊，皇城略居全城中心，前朝后市，街如棋盘。 1215年，蒙古攻陷中都；1267年，忽必烈在中都东北郊大规模营建大都新城；1272年改中都为大都，原金中都称旧城或南城。 在大都南北城之间的今前门外地区，此后形成了若干条保留至今的斜街。 1368年，明攻陷大都，随后南移其北城墙；1420年，又南移其南城墙；1553年，增筑外城，形成凸字形城廓。 外城西城墙南北穿过金中都核心地带。1990年在北京西厢道路工程中，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沿宣武区滨河路两侧，探得金中都宫殿夯土13处，南北分布逾千米，并作局部发掘，确定了应天门、大安门和大安殿等遗址位置。 “现在要拆除的所谓大吉片，正处辽燕京的关厢、金中都城的东城墙左近，集街坊、胡同、城门、城墙和护城河于一体。”王越认为，这一带对辽金民居生活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大吉片危改区内的潘家胡同，有12处会馆、3处寺庙被《宣南鸿雪图志》存录。这条胡同还是金中都东城墙的见证。潘家胡同，旧称潘家河沿，所沿之河，即金中都的东护城河。 上世纪40年代末，王越在潘家胡同附近骡马市大街以北的梁家园小学念书，校园西侧有一段土城，王越与小伙伴们时常爬上去玩耍。 “传说那是萧太后城，”王越回忆道，“其实它就是金中都的东城墙。” 棉花片危改区，也在金中都东城墙以里、辽南京城的关厢地区；菜市口西片危改区，则在唐幽州城和辽南京城之内。 “你看，这一带既有辽南京即唐幽州的旧街巷，又有金中都向外扩建后形成的新街巷，”王越说，“大吉片这一带，是金中都东扩后形成的，这里的东西向主干道明显比西部密集，所以，在东西向主干道的两侧，还分布着南北向的次干道。” 市里街巷 从战国到北宋初期的中国城市，居住区皆以坊墙包围并设坊门，沿街无商业，买东西须到固定的市场。 北宋中期（约11世纪中期），活跃的城市经济冲破了坊墙的束缚，宵禁被取消，坊墙被拆除，沿街商业出现，终于有了《清明上河图》式的繁华。 “街巷开放后，元、明时又在城中心地区建钟楼、鼓楼等报时建筑，成为城市活动中心，并造成特殊的城市街景和轮廓线。”中国工程院院士傅熹年在《中国古代建筑十论》一书中写道，“直至清末，北京居住区的横街——胡同两端通街处仍设有栅栏，以控制居民夜出，但比起全封闭的里坊来，已是文明许多了。” 从唐幽州，到辽南京，再到金中都，北京经历了这一场古代“城市革命”。 王越描述了这个过程：“天德三年（1151年），金主海陵王完颜亮下令迁都燕京（今北京西南），派人按北宋汴京（开封）制度增广燕城，遂改名为中都。此时的汴京，由于商业和手工业迅速发展，坊墙被拆除，已形成开放型街市。所以，金中都的街道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辽南京即唐幽州的旧街巷，当时坊墙在逐渐拆除中；另一部分属扩建后形成的新街巷。” 菜市口东西两侧辽金时期的街巷胡同，正是中国古代城市从封闭的市里制，走向开放的街巷制的见证。 在这之后，元大都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座平地创建的开放式街巷制都城，被马可波罗称赞为“世人布置之良，诚无逾于此者”。 “历史给予我们很多宝贵的经验与财富，同时历史也赋予我们责任与使命。”王越说，“我们应该让辽金胡同成为留给后世的人文财富。” 城垣之谜 2001年，菜市口西南侧一处建筑工地，地下挖出密密麻麻百余口古井，其中有许多是陶井。 发现这一情况的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副教授岳升阳，立即报告宣武区档案馆，后者来人收走一个完整的陶井圈。 “这样的事情，给文物部门报告十次，他们能来一两次就不错了，总感觉是在给人家添事，”岳升阳对《瞭望》新闻周刊说，“但我自己又不能发掘，因为私自考古是违法的。” 岳升阳的课题是“利用岩土工程剖面研究北京历史地理”，一有空，他就背上行囊奔赴城内各大工地。 1996年，他在王府井东方广场工程的地坑里，发现古人类活动痕迹，报告文物部门后得到重视，考古发掘随之展开。 “北京城还有许多事情没有搞清楚，”岳升阳说，“比如，北京的城圈位置，从现在往前数，能说清楚的只能到金，再往前的辽、唐，就没有人能讲明白了。” 在菜市口工地看到那百余口古井时，岳升阳颇为激动。经他辨认，这些古井从战国、西汉、东汉，到唐、辽、金、元不同时期的都有，说明这里是古代北京城市人口长期聚居的地方。 工地大坑吃掉了烂缦胡同的北部，这条胡同一线，一直被认为是辽南京和唐幽州的东城墙位置所在。 清人赵吉士《寄园寄所寄》云：“京师二月淘沟，秽气触人，南城烂面胡同（烂缦胡同旧称——引者注）尤甚。深广各二丈，开时不通车马，此地在悯忠寺东。唐碑称寺在燕城东南隅，疑为幽州节度之故濠也。” “秽气触人的沟，年代肯定早不了，怎能以此推测它是唐代的呢？”读到赵吉士的这段文字，岳升阳生出了疑问。 他在工地的大坑里找到了烂缦胡同的剖面，从赵吉士生活的康熙时期的地层往下看，被扰动的路土根本就没有到达唐代的地层，它显然不是幽州的故濠。那么，唐幽州和辽南京的城墙到底在什么位置？ 岳升阳多次建议在北京开展城市考古。“都盖满楼房了，还怎么考古呀？”一位官员表示不解。 “这些年到处都在施工，文物部门只要盯住这些工地，把它当作一个事情，作为城市考古来对待，用不了多少年就可能把问题搞清楚，”岳升阳说，“否则，等这些工地都挖完了，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群星璀璨 “宣南这一带有三多，寺庙多、会馆多、名人多，”宣南文史专家孙兴亚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有的甚至一条胡同就有两处寺庙，像大吉片内的迎新街，北边原叫阎王庙街，南边原叫张相公庙，它们都跟寺庙有关。” 清代的汉官非大臣有赐第或值枢廷者皆居外城，多在宣武门外。“外城的崇文地区是做买卖的地方，那里的会馆以商业为主，一般读书人不愿住那儿，觉得铜臭味儿重，于是纷纷挤到宣武门以南的这片区域，”岳升阳说。 大吉片一带是清代中兴功臣曾国藩经常出没的地方。旧时南横东街的圆通观、千佛庵，和平巷的关侯庙，果子巷的万顺客店等，都是他落脚之地。从道光二十年至咸丰二年，曾国藩在北京任官13年，其中10年居住在宣南。 “宣武区档案馆编《清代宣南人物事略》时，本想做400多人，结果大家拉单子，一下子就拉出千人左右的名单，”孙兴亚感慨道，“宣南的历史文化名人实在是太多了，每条胡同都有一个两个。” 2006年出版的《清代宣南人物事略初编》收录了120位人物，主编王汝丰在《后记》中写道：“清代的宣南，人文荟萃，群星璀璨，应该收入的人物不可胜数。由于组稿、撰稿以及有关史料的挖掘、整理、研究等实际情况，本书规模不得不一再压缩。” “再往下做就难了，这一千来个人物，谁能做呀？”孙兴亚感叹，“宣南文化底蕴深厚，可现在却没有多少人挖掘！”（完） 拆与保的角逐 《总体规划》甚至在保护机制上排斥房地产开发的介入，这将在多大程度上决定旧城的命运？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王军 11月19日，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发布《北京市“十一五”期间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紧接着，北京市首批旧城街巷综合整治改造修缮工程启动。 按照北京市政府的要求，街巷综合整治改造修缮工程目的是既改善群众生活条件，又保护古都风貌，建设单位要严格执行《北京旧城房屋修缮与保护技术导则》，修缮出让群众更方便、质量更精细、更节能环保的房子。 在此之前的10月，北京市将投入20亿元修缮四合院的消息传出。 “今后旧城区将不再成片推倒胡同、四合院了。”北京市宣武区文化委员会副主任贾文静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菜市口地区的危改项目，是旧城保护政策出台之前，赶上最后一轮得到批准的。” 整体保护的现实 2005年1月，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下称《总体规划》）提出，整体保护旧城，加强新城建设，逐步改变目前单中心的空间格局，疏解旧城的部分职能。 《总体规划》确定的中心城面积约1085平方公里，旧城区仅占其中的5.76%。 2006年10月，两院院士、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吴良镛发布的《京津冀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二期报告》显示，根据卫星影像图解读，北京旧城传统风貌街区面积只占旧城总面积的四分之一左右。 《总体规划》获国务院批准之后，2005年1月25日，北京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向政协北京市第十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提交党派团体提案，建议按照《总体规划》的要求，立即停止在旧城区内大拆大建。 这份提案指出，就在新规划出台前后，旧城内东、西等城区又有多处强度极大的房地产开发项目重新启动，四城区还有一大批危改的“后备项目”，这些项目大多是2003年以前批准的，“一旦实现，北京的胡同四合院就将被基本消灭得差不多了。” 2005年2月，北京古都风貌保护与危房改造专家顾问小组成员郑孝燮、吴良镛、谢辰生、罗哲文、傅熹年、李准、徐苹芳，与两院院士周干峙联名提交意见书，建议采取果断措施，立即制止目前在旧城内正在或即将进行的成片拆除四合院的一切建设活动。 意见书提出，对过去已经批准的危改项目或其他建设项目目前尚未实施的，一律暂停实施。要按照《总体规划》要求，重新经过专家论证，进行调整和安排。凡不宜再在旧城区内建设的项目，建议政府可采取用地连动、异地赔偿的办法解决，向新城区安排，以避免造成原投资者的经济损失。 同年4月19日，北京市政府对旧城内131片危改项目作出调整，决定35片撤销立项，66片直接组织实施，30片组织论证后实施。 大吉片、菜市口西片、棉花片均在直接组织实施的项目名单之内。“这些项目在《总体规划》修订之前，已经获得批准，如果撤项，就会引发经济赔偿问题，这确实是让政府头疼的事情。”一位知情者告诉《瞭望》新闻周刊。 校正保护机制 《总体规划》使旧城之内的历史文化保护区增至33片，占旧城面积的29%。 北京城市规划学会所作的《胡同保护规划研究》显示，截至2003年，北京老城区内共有胡同1571条，其中保护区之内660多条，保护区之外900多条。 推土机按照保护区的边界，给北京旧城“整容”。在保护区内外，保与拆似乎井水不犯河水，但它们也有撞车的时候。 近两年在鲜鱼口、大栅栏、东四保护区内启动的建设工程引发社会各界争议，起因于这些项目虽被冠以保护之名，却仍以强制性搬迁，进行房地产开发的方式运作，有悖《总体规划》关于以居民为主体进行房屋修缮保护的要求。 今年6月，包括库哈斯在内的一批中外建筑师在北京展示了他们的“西四新北街概念设计”。一家投资公司承办了这个“国际邀请展”，将西四保护区东部的沿街地带定位于“世界级创意产业总部及研发中心”和“世界知名品牌商业/休闲街”。 10月3日，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在《中国文物报》发表《西四新北街设计：如果实施，就是违法项目！》，指出在这些设计的街块里，四合院和胡同没有了，甚至连住户也没有了，这与“历史文化保护区”概念没有丝毫共同点。 如何对待旧城，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学术界多有分歧，而新修订的《总体规划》则用法规性语言对旧城保护提出了要求，它甚至在保护机制上排斥房地产开发的介入。 《北京市“十一五”期间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提出了房屋修缮的策略：制定传统房屋管理规定，明确修缮审批的程序、主管部门，并建立相应的鼓励及惩罚机制，使传统房屋修缮和管理得到落实。 留下最后的士乡 宣武门外以西的宣西片，位处菜市口的西北方向，是目前宣南地区仅存的尚未被房地产开发扰动的区域。 2005年4月19日，宣西片危改被北京市政府确定为组织论证后实施的项目。宣武区常务副区长王永新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这一片过去曾有建设高层建筑的计划，后来被叫停了，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要求将这一片整个保护起来，要发展只能往地下发展。 “我们找发展商来研究，看能不能做到地下五层，只为有地铁通过，地下空间的利用价值较高，但开发成本极大。”王永新介绍道，“这个方案，首规委一直在请专家论证。” “在宣南这一带，大吉片和椿树片非常典型，前者是会馆多，后者是伶人故居多，但它们和宣西片一样，都没有被划入历史文化保护区。”一位基层文物工作者对《瞭望》新闻周刊说，“现在，大吉片正在拆，椿树片已被改建成一个小区，宣西片已是宣南士乡的最后载体了。” 从宣武门往南的大街已被展宽至70米，那里被规划为“国际传媒大道”。“如果我们未来的传媒大道，就是在众多高楼中夹着这么一两个小院，当成文保单位，完全破坏了当初的人文环境，康有为、谭嗣同们还会钟情这里吗？”2006年2月20日，北京四中高二的部分师生对大吉片危改提出这样的疑问。（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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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
发表于 2007-12-9 11:20:00
发表于 2007-12-9 11:2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