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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 钩沉 朱启钤：“被抹掉的奠基人” 2006-06-21 04:48:08 本报记者 林天宏 朱启钤（1872~1964），字桂辛，贵州紫江人，著名实业家，曾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内务总长，中国营造学社创始人。 6月13日下午，一场大雨过后，正阳门箭楼被带着水雾的脚手架包裹得严严实实。北京旧城中轴线上的这座标志性建筑，正经历着新中国成立后规模最大的一次修缮。 由正阳门箭楼北望，长安街车水马龙，它与城楼左右两侧的南北长街、南北池街，一同构成了北京旧城东西、南北走向的交通要道。 我问同行的一个记者：“你知道改造北京旧城，使其具有现代城市雏形的第一人是谁？” “梁思成？”她答道。 这个答案是错误的，却并不让人意外。随着北京旧城改造不断进入媒体视野，梁思成等一批建筑学家已被大众熟知。但少有人知晓的是，从1915年起，北京已开始有计划地进行市政工程建设，正阳门箭楼、东西长安街、南北长街与南北池街，都是在时任内务部总长朱启钤的主持之下改造与打通的。 同样少有人知晓的是，1925年，25岁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留学生梁思成，收到父亲梁启超从国内寄来北宋匠人李诫撰写的《营造法式》一书，“兴趣大增”，由此走上中国古代建筑研究之路。1930年，梁思成加入“中国营造学社”，在那里撰写了《中国建筑史》，成为建筑学一代宗师。而《营造法式》一书的发现者与“中国营造学社”的创始人，正是朱启钤。 “朱启钤是中国古建筑研究工作的开拓者与奠基人，没有他，就不可能在上个世纪30年代出现像梁思成这样的建筑学领军人物，我们读到《中国建筑史》的年份，还不知要推迟多少年。”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同济大学建筑学博士崔勇这样评价朱启钤。 崔勇的博士毕业论文，题为《中国营造学社研究》，写于2000年。但他在查阅资料时发现，除10多篇后人回忆外，再无与朱启钤相关的研究资料，“由于历史的原因，朱启钤被新中国成立后的研究者们有意无意地抹掉了。” 何为历史原因？崔勇并没有详谈。但翻开史册，却能惊奇地发现，在中国上个世纪前半叶的政局动荡中，朱启钤留下这些痕迹：北京巡警厅厅丞，北洋政府5任交通总长、3任内务总长，袁世凯称帝大典筹备处处长（后曾因此被通缉），北洋政府代理国务总理，南北议和北方总代表，新中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约代表…… 宦海沉浮，毁誉交织，朱启钤的身影，就在这一次次的身份更换中变得日益模糊。但依旧清晰的，是他所创下的“累累实业”。 朱启钤督办修筑的津浦铁路，至今仍是我国最繁忙的铁路大动脉之一。他任董事长的中兴煤矿公司，是其时仅次于抚顺、开滦的全国第三大煤矿。他在上海创建的中兴轮船公司，是我国首家以民族资本兴办的远洋轮船公司，解放后成为新中国远洋运输事业的基础力量……《华盛顿邮报》曾热情洋溢地赞道，朱启钤“成绩斐然，在远东罕有其匹！” 而在崔勇看来，朱启钤于1930年创办的“中国营造学社”，更是将他的筹划与组织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 朱启钤为学社请来当时最为优秀的学术精英：东北大学建筑系主任梁思成，中央大学建筑系教授刘敦祯，著名建筑师杨廷宝、赵深，史学家陈垣，地质学家李四光，考古学家李济…… 朱启钤还以其深厚的社会人脉，动员许多财界和政界人士加入学社，直接从经费上支持营造学社的研究工作。 曾有建筑史家这样评价朱启钤：“人力、物力、财力，这些都是研究工作所必不可少的条件，能把这方方面面的人事统筹起来，是需要非凡之才能的。朱启钤以一己之力，做了今天需要整个研究所行政部门做的事。” 梁思成晚年也曾回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社会治安很差，每次野外勘测古建筑时，朱启钤均事先通过社员中的党政头面人物，向当地政府打招呼。每到一处，各县县长均亲自接待“一帮文弱书生”，并派员向导，必要时还派保安人员护送。 有数据显示，截至1937年，营造学社野外实地测绘重要古建筑达206组，因此“探索出一整套研究中国古建筑的科学方法，为撰写中国建筑史构建了扎实的科学体系”。 崔勇感慨，假若没有朱启钤，中国的古建筑研究，又会是怎样的图景？ 如今，斯人已逝，营造学社停办也已整整60周年。6月13日的那场大雨，将故宫端门外西朝房冲洗得干干净净。游人如织，屋宇间却依旧透着落寞，此处正是营造学社旧址。而位于东城区赵堂子胡同3号的朱启钤故居，住着数十户人家，杂乱之中，依稀可辨当年气魄。 钩沉 刘致平:学者尊严 2006-06-28 本报记者 林天宏 刘致平（1909~1995），字果道，辽宁铁岭人，中国营造学社研究员，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中国著名古建筑学家，著有《中国建筑类型及结构》、《中国居住建筑简史——城市、住宅、园林》、《中国伊斯兰建筑》等。 造反派在刘致平的《毛泽东选集》中发现，在“敌人不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句话上边，刘致平写下了这样的眉批：“我以为，是可以立地成佛的。” 这条“反动眉批”引来了一场批判大会——“刘致平不投降，就是死路一条！”“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刘致平，你快老实交代！”造反派声嘶力竭之后，站在场中一言不发的刘致平缓缓抬起头：“你们容我想想，好不好？” 会场一片寂静，5分钟后，刘致平开口：“我以为，是可以立地成佛的。我想，我是对的。”随即，这个“中等身材，体态健壮”的学者低下头去，淹没在铺天盖地而来的口号中，“岿然不动，一言不发”。 而批斗会之后，却又是另一番情景。 此时正值1969年寒冬，北京古城墙面临着全面拆除，在拆除西直门城楼时，发现了元代修建的和义门瓮城城门。每日造反派散去，刘致平便“一路小跑”，直奔西直门拆城工地而去。 于是，在建筑史家杨永生笔下，身着蓝色棉衣裤的刘致平，迎着大风，伫立土堆之上，他“眯缝着眼，看着西直门城楼一天天矮下去，直到从地平线上消失，他终于蹒跚离去，从此不再回来”。 其时，杨永生曾私下问刘致平：“何以见得和义门是元代修建？”刘致平正色回答：“据我观测，从城砖的尺寸规格和发券的做法等方面看，确是元朝建造原物。” 时隔40多年，杨永生依旧清晰地记得刘致平当时的神情，“在失望痛苦的表情之后，依旧带着一点点欣慰，一点点满足”。从那表情之中，杨永生看到，“在一个疯狂的年代里，一个终日挨批斗的学者，正在用学术捍卫着他的尊严”。 这般捍卫尊严，刘致平已不是第一次。据刘致平的学生、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首席研究员王世仁回忆，1957年“反右”后期，清华大学教师人人过关，个个检讨，大字报大辩论。但平时宽厚谦恭的刘先生，此时却表现得“特立独行”：不写一字检讨，不贴一张大字报，拒不参加辩论会，有人在其座位后插上四根白旗，他却“坦然就座，伏案笔耕，若无其事”。 刘致平被打为“右派”的“罪名”，是其“念念不忘恢复营造学社这个反动学术机构”。多位建筑史家告诉记者，刘致平对营造学社的推崇，已到了“痴迷的程度”。无论多么严肃的会议，只要刘致平发言，与会者必会听到“营造学社”四字，紧接着就是特有的带着东北口音的普通话：“我以为，该是到了恢复的时候了……” 有后世研究者称，刘致平力主恢复营造学社，“绝非出于私心”，“营造学社是20 世纪30~40年代中国惟一的纯粹建筑学术研究机构。在抗战前短短七八年中，成果累累，人才济济，就是因为这个机构一贯坚持学术自由独立，不唯上，只唯学，重调查，严考据，这种学风和体制，理所当然令后人钦慕怀念。只不过刘先生的信念更执著，敢于坦言而已。” 王世仁也评道：“上世纪50 年代之后，诸多学人被政治风暴打击得左右摇摆，许多学术被揉搓得怪异苍白，不惜自毁以求保全者有之，落井下石借以邀功者有之，即便我这样初涉学术的年轻人，也被异化得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此时，惟有刘先生，鄙视学术研究的庸俗政治化和权力垄断化，始终如一地主张学术研究的自由思想，坚持学者的独立人格。这表明，学术的尊严应该依靠研究者个人来树立。这种尊严正是学术支柱所在，无论政治、学术制度与生活环境怎样恶劣，学者只要保持尊严，他所从事的学术就会获得尊重。” 王世仁不由得感叹：“这值得当下每个学人重新认识。” 1970年，杨永生前去看望刘致平。他诧异地发现，这个中国少有的古建筑专家，却住在一个昏暗低矮的小房间里。这原是一间公用厨房，墙上挂着被油烟熏黑的冰霜，一扇没有玻璃的窗户，糊着塑料布，只有墙上贴的一张刘致平早年测绘的北海公园静心斋钢笔画，在昏暗中“闪闪发光”，使这间小黑屋有了些生气。 钩沉 胡小石:师道亦风流 2006-07-05 本报记者 林天宏 胡小石（1888~1962）名光炜，字小石，号倩尹，祖籍浙江嘉兴，生于南京。历任金陵大学、东南大学、中央大学教授，1949年后任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长期从事古文字、声韵、训诂、群经、史籍、诸子、佛典、道藏及金石书画之研究与教学，造诣精深。 6月21日，冰点周刊刊发特稿《语文丢失了什么》，引发了关于国内语文教育的一场大讨论。但不知有几人记得当年，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胡小石讲授《楚辞》之盛况—— 东南大楼大教室内，灯光明亮，座无虚席。胡小石身着长衫，手持长剑，缓步上台，掌声响成一片。先生站定，举剑曰：“剑，能陆断马牛，水击鹄雁，当敌力斩。自古名士多爱剑，屈原也不例外。”言罢，先生突然“嗖”地一下拔剑出鞘，剑锋寒光逼人。 其时，有学生回首望去，“皓月当空，东南大楼门厅与过道内，挤满了慕名而来的旁听者，门外草坪上，也坐满了手拿笔记本的学生。” 待到胡小石讲《唐诗》，又是另一番情景。 胡门弟子、已故著名教授程千帆曾忆：一日，先生读柳宗元《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破额山前碧玉流，骚人遥驻木兰舟。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苹花不自由。”读着读着，便情不自禁地拿着书唱了起来，唱了一遍又一遍。五六遍之后，先生把书一掷，对诸生说：“你们走吧，我什么都告诉你们了。” 有后辈学人不禁叹道，如今语文课堂中那些使人昏昏的教学方法，早已断送了古风中的人文内涵。而胡小石的拔剑、唱念和掷书，完成的是一次次漂亮的以心传心：我把什么都告诉你们了，夫复何言？ 无论是在当年的中央大学，还是在以后的南京大学，胡小石都是最有学术威望、最受学生欢迎的教授。由于先生对工作、对学问热爱到了痴迷的程度；同时对生活充满兴趣，为人天真得像一个孩子，学生们都乐于和他接近，因而留下了许多逸闻趣话。 先生好美食，其授课之余，常邀学生数人，或是去城南城北几个老字号菜馆品尝佳肴，或是去清凉山扫叶楼饮茶品茗。曾有一饭店老板，用鸡肝、虾仁等原料悉心做了一道豆腐菜，胡小石食后称善，这道菜在学校内便忽享大名。教授、学生不避路遥，时常三五人结队出城，专来品尝胡先生吃过的豆腐菜，由此，“胡先生豆腐”之名不胫而走，遂载入《金陵菜谱》，成为一道名菜。 先生好昆曲。抗战前，苏州昆曲到南京演出，已没多少人听，而胡小石每场必到，他与黄侃教授总是合买几十张票，邀请弟子们观看，却也只坐满了前面几排。每到精绝处，他一鼓掌，学生就在后排响应，齐声叫好，向演员表示鼓励。 先生好闲谈，弟子们时常到家中拜访，谈笑风生，乐此不疲。每到就餐时分，弟子起而告辞，他总是热情留客吃饭。当时市面上柴草紧张，保姆见胡小石又留客吃饭，面带难色：“先生，家中没柴烧了。”胡小石慨然应答：“不要紧，把我书房里的报纸拿去烧就行了。” 读到这般雅事，今人笑则笑矣，但先生在举手投足间蕴藏的匠心，却是学不来的。 胡门女弟子、南大中文系教授吴翠芬撰文道：“小石师给我们传授知识，是没有‘课堂’界限的，一遇有机会，他就兴致勃勃地带我们去接触外面的精彩世界。或是看戏曲演出，或是去踏访古迹，或是一边品尝传统佳肴，一边谈今论古，使我们不断地开拓了知识领域，在潜移默化中提高了学术素养……这令其他专业的研究生羡慕不已。” 其实，与吴翠芬同一年代的南大研究生还可算是幸运。我辈生也晚，不仅无缘得见被尊为“国学大师”的胡先生，就连原本那种“源远流长的师道风流”，也随先生一同作古，消逝无踪，只能在后人的追忆文字中遥想、怀念： “逢春秋佳日，（小石师）常邀弟子二三人出游，余多随侍。相与攀牛首，登栖霞，探石头城之故迹，揽莫愁湖之胜景。尝于夏日荷花开时，天才微明，即往玄武湖，载一叶扁舟，破迷茫之晨雾，摇入荷花深处，轻风拂面，幽香沁人，以为斯乐南面不易。又尝于樱花盛开之际，游孝陵及梅花山，坐花下高吟唐人绝句，音调清越，回荡于林木间，其雅怀高致可见矣。” 钩沉 程千帆：“低眉”与“怒目”之间 2006-07-12 本报记者 林天宏 程千帆（1913~2000）原名程会昌，湖南宁乡人，著名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家，历任金陵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教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二、三届会长，著作收录于《程千帆文集》。 离武汉大学正门不远的街上，有几家旧书店，武汉大学附属第二小学校长彭忠时常能在这淘到一些惊喜。但这一次，彭忠淘到一本《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3期）合订本，也拾起了一段“不堪回首”的旧事。 书的表皮早已发黄，沾有些许油污，内里文字却依旧清晰。第一期发行于1956年11月，撰文的俱是武大的资深学者。此时，武大中文系教授程千帆为该报副主编。 该报第二期出版于1957年3月，程千帆发表了研究辛弃疾的论文《辛词初论》。在文中，程将爱国主义教育作为研究辛词之重要意义，有“他教导了作家们如何从事生活实践，从而使自己的作品为先进的政治服务”等字句。将第一、二期的文章粗作比较，论者多是学术上的探讨商榷，附带有为新中国服务的时代气息，虽言之欠周详，倒也应景。 5个月后，正值“反右”如火如荼之时，“学报”第三期一改温和商榷之学风，集中火力对程千帆进行了批判，头两篇文章，从题目就可以嗅出火药味——《揭露右派分子程千帆在中国文学史教学中所散布的反动毒素》、《批判右派分子程千帆的‘宋元文学教程’》。 程千帆被打成右派，起因于如何看待“一切向苏联学习”，他相信“言者无罪”，讲了很多“犯忌讳”的话。其时，曾有一复员军人，被作为文艺学专家派来武大，要教授们都去听他上课。程千帆发怒道：“他来听我的课，我还要考虑接不接受他，我怎么会去听他的课！” 一夜之间，风云突变，程千帆被定为“右派元帅”，撤销公职，逐出武大，发配到远离武汉的沙洋农场，开始了一个学者20年的“改造”生涯。 程门弟子、南京大学教授莫励锋曾忆，程千帆的住处，是以前苏联专家的司机所住的湖边小屋，每逢风雨大作，不但屋顶渗漏，而且洪水会毫无遮拦地冲进大门。 平日里无知的儿童成群结队地前来喧哗叫骂，乱抛石块，砸碎门窗。 在农场，程千帆种地、养牛、养鸡……甚至学会了给牛接生。几十年后，当莫励锋陪他在南京的玄武湖畔散步时，看到一块碧绿的草地，程千帆自言自语地说：“这些草够五头牛吃一天了。” 廿载炼狱，程千帆低眉俯首，与世不争。他曾这样剖析自己生存下来的勇气：“我相信，我的文化对祖国的未来是有用处的。而且我也不相信，一切不合道理就会永远存在，它必将慢慢地改过来。” 1978年，程千帆平反，学术圈内外皆将其奉为上宾。但目睹种种“腐败和混乱”，虽与己无妨，程千帆却无半分妥协让步之意。在给友人信中，他言道：“现今国事系事多不堪言，亦不仅某一学校如此……我数十年来，总是希望免疫，但个人免疫又如何。独善其身，似清高，实可耻也。” 其时，学者争评职称之风盛行，程千帆讽之为“真吴道子画鬼趣图”——“其中百态，若旁观不介入，则有读《死魂灵》之乐。” 对那些流于俗套的“学术活动”，程千帆斥道：“我现在一般学会都谢绝参加了……因为我发现还是吃、游，然后按资封官。也就是说，将学术活动纳入封建官僚主义轨道。” 对学术刊物，程千帆的话语中隐含一种“绝望的愤怒”：“……其负责人都是新面目，几乎无所知矣。大体看来，官多，作家少，学者少，空谈者多，实践者少。大势所趋，贤者不肖者皆不免也。” 学者魏邦良曾评：“对程千帆而言，“菩萨低眉”是其温文尔雅的儒者表象，而论学术圈中种种怪现状，千帆先生可谓洞若观火，针针见血，在平淡质朴的字句中，不时流露出‘金刚怒目’的本相。这种矛盾是一目了然的，却也颇耐人寻味。” 程千帆晚年著有《桑榆往忆》，书中数语，对这种“耐人寻味”的矛盾似乎作了某种旁注：“长期以来，我把所受到的一切不公正的待遇都尽量地压在心里，所以别人让我写回忆录，我尽量地不写。这次是一个机会，我觉得也要使后人知道，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不是那么容易被摧毁的。哪怕很软弱，但是又很坚强。” 钩沉 马一浮:粹然儒者 2006-07-19 本报记者 林天宏 马一浮（1883~1967）名浮，又字一佛，浙江绍兴人。一生潜心考据、义理之学，研究古代哲学、佛学、文学等，著述宏富，与梁漱溟、熊十力合称“现代儒学三圣”。 即使是战火，也没让这位儒学大师斯文扫地。 那是1939年，日本对四川乐山实行大轰炸，遍地狼藉。但仅一个月后，马一浮便在乐山乌尤寺选址，开办“复性书院”。每次讲学之前，马一浮命人将讲台扫除清洁，再将新采鲜花置于瓶内，放于讲桌之上。讲时既到，学人齐集，唱先行谒圣礼，再由师生向先师位北面三鞠躬。随后，马一浮焚香沐浴，斋庄盛服，升座开讲。 “此逢乱世，礼崩乐坏，人心不古，这多行一礼，多讲一课，便为这天地间多留了一粒种子。”有后世儒家这样感叹。 马一浮自幼熟读儒家典籍，聪颖异于常人。1898年，15岁的马一浮参加绍兴（时称会稽）县试，便名列榜首，远在同年参考的周树人、周作人兄弟之上，被称为“江南怪兽”。据传，他曾在西湖文澜阁青灯古佛之下，用时三载，遍读7．9万卷《四库全书》，“引证古人的话，无论什么书，都背诵出原文来”。 画家丰子恺曾忆及，其师李叔同（弘一法师）对他说：“马先生是生而知之的。假定有一个人，生出来就读书，而且每天读两本，而且读了就会背诵，读到马先生的年纪，所读的书也不及马先生之多。” 然而，马一浮绝非只知“子曰”“诗云”的迂腐儒生，在那个时代，他是沐浴了欧风美雨、学贯中西的有数的博学者之一。21岁留美，精通英、法、德、日、拉丁诸种文字，并翻译了不少西方社会科学与文学作品。有史家考证，马一浮是最先将马克思的《资本论》传入中国之人。 1917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曾力邀马担任北大文科学长，他以“自古无教师出外教学之理”拒绝。此后，该职位由陈独秀担任，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有后人不禁揣度：“若是马一浮接任此位，中国的现代思想史，又会是何等走向？” 数十载皓首，马一浮用心所在，便是儒、释、道典籍。他曾自言：“我不会做官，只会读书。”其一生之中，对官僚、军阀、政客也极其厌恶。 一次，正驻扎杭州的“东南五省联军统帅”孙传芳慕名来访，马一浮不肯接见。家人畏于孙的权势，打圆场说：“是否可以告诉他，您不在家？”马一浮正色道：“告诉他！人在家，就是不见！” 复性书院所需资金，是由财政部部长孔祥熙亲自下令拨款。孔母去世，孔祥熙欲请马一浮写一篇墓志铭，许以黄金千两为酬劳。马一浮听罢，顿时从椅子上站起来，怒道：“我从不为五斗米折腰，请回！”来人只得悻悻而返。 有评家称，纵观马一浮一生，淡于名利，不畏权贵，正所谓“为人处世，恂恂自守，不看风色，不会投机，有傲骨，亦淡泊，纯乎粹然儒者！” 然而马一浮一定未曾想到会有这么一天：1967年，红卫兵冲进马一浮家“扫四旧”，将其多年藏书和手稿抄出焚毁，又将值钱物件搜罗一空。抄家者席卷而去之前，马一浮恳求道：“留下一方砚台给我写写字，好不好？”得到的却是一记耳光。 来人散去后，家中一片狼藉，马一浮惶然壁立，摇头连叹：“斯文扫地，斯文扫地。” 数月后，84岁的马一浮胃出血辞世，留下绝笔诗一首，内有“临崖挥手罢，落日下崦嵫”一句，评家感叹：“一个儒者以这种方式，宣告了他和他捍卫的儒学如落日一般的结局。” 钩沉 童寯:不近人情的建筑师 2006-07-26 本报记者 林天宏 童寯（1900~1983）字伯潜，辽宁沈阳人，建筑师、建筑学家、建筑教育家，与吕彦直、梁思成、刘敦祯、杨廷宝合称“建筑五宗师”。 童先生家中那间靠南的书房，对他的弟子来说，意味着每个周二、周四的“难熬的下午”。 先生的面孔，通常板着，嘴角紧抿，一言不发。在茶杯盖厚度的镜片后面，凝视弟子的眼神显得严厉。只要弟子的英文作业——《古文观止》英译不合要求，或是问出“不符合建筑系研究生水准”的问题，便会遭来一顿斥责。 20多年后，他的弟子方拥，已从南京工学院（今东南大学前身）建筑系一年级研究生变为北京大学建筑学研究中心教授。然而他向记者谈起童寯时，第一句话是：“我很怕童先生。” 从流传于世的童寯照片来看，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出方拥所描述的样子：无论是他25岁时，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留学，穿着西装，戴着硕士帽；还是40 多岁时在中央大学任教，穿着中山装，留着平头；又或是81岁时，身着蓝色布衣，有点谢顶……衣着可以改变，面孔可以苍老，但相同的，是板着的脸，紧抿的嘴角，和透过镜片凝视的严厉眼神。 不仅是学生，建筑系的教授们也都领教过童先生的严厉。童寯对建筑制图要求极严，一旦不合规范，他便一言不发，拿起6B铅笔，在正式图纸上直接涂改。方拥曾亲见，一名50多岁的教授，因为论文不够严谨，被童寯斥责得痛哭流涕。 童寯待己更是严格。直至80高龄，他依然坚持每天步行半小时到图书馆看书，风雨无阻。他总是拎一个多年未换的黑色布袋，袋中除了书，就是从用过的笔记簿纸边裁下的纸条，上面写着密密麻麻的笔记。学生私下里称他为“活动图书馆”，因为，“即便是书本上查不到的问题，只要去问童先生，就一定会有答案。” 学校看童寯步行辛苦，提出为他安排汽车接送，却被一口回绝，理由是：“汽油宝贵，不要浪费在我身上。” 校方无奈，又为他购置一辆三轮车。童寯更为生气，怒道：“我最看不惯别人哈腰卖力气，自己坐在车上！”校方坚持，童寯最后应允，但提出条件：须由自己的儿子——50多岁的大学教授蹬车。 于是，在南京工学院的校园里便出现了这样的风景：头发花白戴着眼镜的童教授，吃力地蹬着三轮车，另一童教授坐在车上，一言不发，面色如常。目睹此景的一位校领导不禁叹道：“如此不近人情，实为世间少见。” 这位校领导或许不知，童寯之“不近人情”，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有“定论”。其时，建筑师地位极高，建筑商送礼成风，一则为表尊敬，也为的是能让建筑师在设计上减少用料，降低成本。但这个业内不成文的行规，到童寯那里就成了例外。他不但不收礼，反而“吓唬”来人：如再送礼，今后还要加大用料。 有建筑商见童寯当面不收，便将礼物放在门口，按一下电铃，撒腿就跑。每逢此时，童寯都气得“面色铁青，拎着礼物去，直接摔还”。于是，在建筑圈子里，童寯便有了“憨大”的绰号。 但方拥说，其实，童先生也有着鲜为人知的温情一面。童寯的家，是抗战胜利后他亲自为妻子设计的。但不幸妻子早逝，他终生未再娶。妻子生前房间摆设，一桌一椅，未动分毫，如她仍在人世。一直到30多年后，童寯逝世，家中的房产证上写的依然是妻子的名字。 现已出国的东南大学建筑系教授刘光华，在与友人通信中谈及一事：“文革”期间，他被日夜批斗，已起自杀之心。有一天批斗会结束后，他上厕所，神情恍惚之中，童寯突然出现，看看左右无人，便凑上来小声说：“可千万要顶住啊。” 时隔40多年后，刘光华依然记得童当时的神情和那句话：“此时人人自危，还有人落井下石。惟有童先生那一句话，对我来说不仅是救生圈，还给了我抗争的力量。是童先生救了我的命。” 而童寯说过的另一句话，也影响了方拥一生。那是南京工学院建筑系学生上的头一堂课，童寯告诫这些未来的建筑师们：“一个好的建筑师，首先应该是一个好的知识分子。有独立的思想，有严谨的学风，有正直的人品，才会有合格的建筑设计。” 在方拥看来，这话绝非虚言，因为先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先生的举手投足间，透出的是一个建筑师沉甸甸的良心。”但方拥也在疑惑：当老一辈建筑师们一个个逝去，“这种重量，今日还能剩下多少？” 钩沉 杨度:货与帝王终书生 2006-08-02 本报记者 张伟 杨度（1875~1931）字皙子，湖南湘潭人，早年入仕清朝，任四品京堂候补，主张君主立宪；后追随袁世凯，组织“筹安会”，鼓吹帝制；晚年秘密加入共产党。 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一个周末，历史学博士杨念群在位于北京三里屯的姑姑家，翻检着祖上留下的遗物。 他打开书柜，淡淡的如同檀香木一样的书香，顿时弥漫四周。他漫不经心随手翻阅着一些线装书和古籍，偶然间，在书柜的最底层，露有一扇尘封的小门。小门内，藏着一个旧布包裹。打开，里面是厚薄不一的一叠账本。而头页上，赫然写着“丙申日记”4个大字。 时隔一个世纪，其曾祖父杨度的日记终于抚去历史尘埃。一个疏漏于正史，也鲜为人所知的杨度形象，跃然纸上。 此杨度，在儿子杨公寿结婚时，所馈礼物竟是一本“六祖坛经”。婚礼上，他告诫儿子：“你应视妻如老太婆。”赠语儿媳：“你应视夫如叫化子。” 此杨度，自视文章天下数一数二。他读罢古人文章后曾掩卷长叹：“唐宋八大家文章如同儿戏。”他们“亦为名家，真乃可怪”。而他的文名也的确不凡，其早年诗句“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一时盛传坊间，激励志士无数。 此杨度，时而自言自己“乃湖南一布衣耳，身处田间，本无心于名利”。但时而又与老师饭后泛舟，“坐谈时变，几于击楫中流”。一次，他在家乡湖南湘潭与人“纵谈彻晓，觉天下大事确有把握”，一副“露才扬己，高视阔步”的张狂气象。 杨度自我评价只有“狷”气，但其举止却难掩“狂”色。后人曾有笔记记载，杨度因精通学问，连中秀才举人。但第三次应试时，因厌倦八股，一口气用骈文写成十几篇文章，结果名落孙山。 游学之时，杨度曾在长沙拜会梁启超，两人在学堂内纵论《春秋》，因意见不合，“论辩甚多，词气壮属”。这场争论，直辩到日暮时分。杨度盛怒之下，称梁氏虽然“年少才美”，然而却是“以春秋骗钱”的主儿，连叹“可惜可惜”，叹罢转身离去。 杨度见诸史籍的另一场辩论，发生在多年以后的日本。此时，同为留学生的杨度和孙中山，因政见不合，常彻夜辩论，难见分晓。杨度豪兴顿起，与孙中山订君子盟约：“吾主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君助我；君倡国民革命，君业成，度当尽弃所持以助君。” 此后，杨度力履前约：1922年，陈炯明叛乱，杨度受孙中山之托，通过夏寿田游说曹锟，制止吴佩孚援陈，终于助孙成功。孙中山曾赞：“杨度可人，能履行政治家诺言。” 时人评价杨度，称其多“任侠之气”。梁启超因参与戊戌变法而被通缉，官职并不显赫的杨度怜惜其才华被埋没，独上奏折，希望清廷冰释前嫌，重用梁氏。他日后表露心迹：“人皆欲杀之，我独怜其才”。 杨度曾受袁世凯举荐。日后袁被清廷放归原籍时，好友故吏，避之不及，只有杨度和日后创立南开大学的严修，亲自前往车站送别。 袁世凯皇帝梦破碎后，杨度萧瑟避世，也曾游走于军阀之间。著名记者林白水被军阀张宗昌缉捕，为林求情者甚多，张宗昌一概不搭理。据传，杨度只身前往，张宗昌才应允枪下留人。然当张宗昌打电话给行刑队时，林白水已于半小时前绑赴天桥了。 时任中共地下党联络员的夏衍，曾回忆起这样一次相见。那是1931年深秋的一个晚上，他被介绍给一位50开外的绅士。组织要他们保持单线联络。当时，这位老先生只是和他握了握手，随便谈了一阵。夏衍与这位老先生联络一段时间，始终不知其姓名，只知他从敌阵中来，知道许多北方军阀、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矛盾。直至有一天，老先生坦然告诉夏衍：“我叫杨度。” 此时的杨度，生活颇为潦倒，寄居在杜月笙的房子里，靠卖字画为生。不过据夏衍回忆，尽管落魄，杨度仍常常“高谈阔论，奇语惊人”。 “他在同志间从不互称同志，不必说像我这样年轻的联络员，谈起周恩来同志，他还是开口翔宇兄（周恩来字翔宇），闭口伍豪（周恩来别名）先生。”夏衍回忆道。 钩沉 陈铭德：报社老板最谦恭 2006-08-09 本报记者 张伟 陈铭德（1897~1989）四川长寿人，创办《新民报》，任社长、总经理。新中国成立后为上海《新民晚报》顾问。 时间一度凝结在这一刻：《新民报》南京版的编辑们静坐着，眼含热泪。有人小声吮泣，更多人则“不忍相对”，沉默地望着窗外无尽的黑暗。汗水已打湿陈铭德的衬衣，除了苦笑和摇头，他始终没有别的表情。 后人回忆，1948年7月8日，南京《新民报》被国民党勒令停刊这一天，它的老板陈铭德“绝没有一句怨言”。 这延续了陈铭德的一贯作风：为人低调，不发恶声。 创办报纸18年，陈铭德面对宣传官，从来只唯唯点头，未曾当面顶撞。某次，因报纸刊登学生请愿消息，国民党宣传部长打电话大发雷霆，其言语之不堪，使陈铭德的手下颇不平，甚至有人愤而离职，他却只是诺诺而已。 有记载这样描写他在报纸“闯祸”后的表现：他奔走权门，请客吃饭，找人疏通关系，甚至“打躬作揖”，强颜欢笑。 这实在与陈铭德当初办报的企图相去甚远。他办报，原以为这“是民主政治下光辉的事业”，而他所羡慕的，也是邵飘萍等大腕记者“出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说自己的话”。报纸创立之初，他特意发文唾弃“仰资本家鼻息”和“为特殊阶级作喉舌”的办报方针，宣称“绝不官报化，传单化”。 然而他的报纸却与国民党统治下苛刻的报章检查制度一路相伴。当时，所有报纸文章都须送审。有一则笑话，张恨水的小说中为了加强语气，特意反复了一句话，检查官竟将这句话也特意删去。 检查既严，陈铭德便要常因尺度问题向编辑“兴师问罪”。比如，编辑郑时学要嘲讽粮食部长“何堪”，陈铭德有些恼火地打来电话： “今天你这个粮食部消息的标题啊，呵呵……”他先打了个哈哈。 “陈先生有什么意见？”对方冷冷问。 “没什么意见，”他连忙说，“只是以后要沉着些。” “有什么不可以？”对方还是冷冷问。“对，对……” 咔嚓，电话挂断。陈铭德在这边恼恨地骂了句“嚣张”。 这个嚣张的郑时学此后去职，陈铭德曾千般挽留，按月给郑夫人寄钱。郑虽最终未受其邀，陈铭德仍对他以礼相待。 新闻史还如实记载了这家报纸老板和员工之间的另一次别扭。1943年，正当国民生活困难，《新民报》刊发行政院院长孔祥熙之女飞往美国结婚的消息，细笔描写了她“嫁衣六箱”等奢侈景象，大大触怒孔祥熙。陈铭德四处托人求情灭火，焦头烂额，事件最后淡化处理，只刊登更正了事。 孔祥熙特评价此文编辑“年岁太轻，少不更事”，陈铭德照实转述，却惹恼了编辑陈理源。报纸没关门儿，陈铭德很高兴，在冠生园请众人吃饭，陈理源拒不参加。陈铭德亲自去请，他坐着不动，如是再三，陈理源也终究没吃这顿饭。 陈铭德颇有些恼怒。两个月后，陈理源结婚请酒，陈铭德硬是没去参加。这是这位老板为此做出的唯一报复。日后，《新民报》成立上海版，陈理源被他派去做了副总编辑。 作为老板，陈铭德恪守着他的原则，从不事先干涉编辑的工作。 1947年，《新民报》因言论获罪，改组检讨。不久，南京“5·20”血案发生，记者们亲睹学生惨状，回到报社，一边痛哭一边诉说现场，陈铭德听了默然不语。此时，已有宣传禁令和内部人士的提醒一并传达给他。他来回走走看看，几次想说什么，却终于只说了一句：“要当心啊……” 陈铭德的容让自有底线。在他《新民报》中任职者，公开身份都是无党人士，他的两名经理刚加入民社党，即被他辞去职务。 而在党争纷纭之时，陈铭德和手下大将张恨水等人商议再三确定办报方针是，“中间偏左，遇礁即避”，可谓谨小慎微。 但终究，1948年，《新民报》因累年“不听话”，引起国民党有关方面强烈不满。而此时，地下党员身份的编辑宣缔之和蒋文杰，仍然多次宣传共产党胜利的战况，并发表有利于共产党的言论。有分析称，这些因素与后来的“反对轰炸开封”等事件一起，促使蒋介石最终对《新民报》下毒手。 陈铭德坐不住了，找来两人训话：我有两间房子，让你们两个开店，一个开面馆，一个开饭馆，结果你们一个卖鸦片，一个卖白面儿。 这是在报纸生死关头，陈铭德对这两位闯祸的编辑所作的他当老板以来最重的一次批评。 身边人回忆，陈铭德常吟哦杜牧的《题乌江亭》：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辱是男儿。江东弟子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于是，我们就不难想像这样一幕： 1961年以后，“脱帽右派”陈铭德被安排去全国政协的文化俱乐部，为画家们“准备活动场所，茶水纸墨”。他热情谦恭，脸带笑容，居然没有几人知道他是谁。 胡元倓：叩头校长昂首拒官 2006-08-16 本报记者 林天宏 胡元倓(1872~1940)字子靖,号耐庵,长沙湘潭人,近代教育家。 如果没有胡元倓，也许黄兴早成了清廷刀下之鬼，不会再是后来的民国首任陆军总长。 1904年，长沙私立明德中学体育教员黄兴，在学校的实验室里制造炸弹，不慎事泄。清廷大肆搜捕之时，校长胡元倓寻到负责人，说：“黄兴做的事我都知道。如果你想升官，抓我就好，我的血可以染红你的顶子。”这位负责人倒也豪爽：“此狗官谁愿意做？此刻看该如何掩护他们。”黄兴终在胡的掩护下逃往日本，筹建同盟会，遂有7年之后的辛亥广州起义和武昌起义。 胡元倓曾对黄兴说：“公倡革命，乃流血之举，险而易；我办学校，乃磨血之举，稳而难。君取其易，我就其难。” 于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便多了这一章浓墨重彩：小小一所明德中学，自胡元倓1903年创办至今，已培养出17位中国科学院院士，英才辈出，灿若星河，任弼时、周小舟、周谷城、章士钊、谭延、陈果夫、欧阳予倩、吴祖光、苏曼殊等，皆为明德毕业生。 而胡元倓也确实磨尽一生心血。办私立学校，最困难便是经费筹措。据明德校史载，办学前26年，胡元倓在家过年只两次，在外过年竟然有24次，其中“南京三年，上海两年，苏州一年，杭州一年，旅途两年，一在江轮之上，一在火车之上”。 胡元倓筹款募捐办法极多，极有韧性。有吝啬富商一见其上门，就设法从后门溜走。因其排行第九，不忿者又称其“胡九叫化”，时人还编排了顺口溜“人生大不幸，遇见胡子靖”嘲笑之。 有一次，这个“叫化子”到北京求见国务总理熊希龄“乞款”。连去三次，熊希龄均避而不见。胡元倓便把被褥铺盖搬到熊希龄官邸的传达室里睡下，声言绝食。这才“乞”得熊希龄自掏腰包赠金环一对，他拿去换了数百块大洋。 明德中学要办“全国最大之理化实验室”，资金缺口达万余元。胡元倓找到时任上海道台的湖南同乡袁树勋。袁一口回绝，胡元倓情急之下，不顾厅内有客在，腰杆一挺，双膝下跪，磕起响头来。碍于客面，袁树勋口头答应捐款一万元，不料胡元倓“拔地而起”，凑上前说：“我要现款。”袁大骇，立刻兑现。 胡元倓任校长38年，周旋于官绅豪富之间，为明德中学筹款数十万元，修建校舍二十余座，其中便有当时“全国中等学校之冠”的四层教学大楼“乐诚堂”。而胡的住所却只是校门口传达室旁的三间矮房。家中无佣人，一切炊灶洗扫，都由夫人动手。平日吃素，有客来时，便添荷包蛋一碟。 明德开办之时，胡元倓聘刘佐揖、陆鸿逵等国学大师担任主讲，又请来黄兴、张继、陈天华、周震鳞等革命人士，为学生宣讲民主自由思想。其时，外语教师奇缺，为挽留一名日语教师，胡元倓竟当众跪在这个比自己小13岁的年轻教师面前，苦苦哀求。 胡元倓曾自言以表心迹：“吾为校长，以筹措经费、伺候学生、敦请教员为要务。虽九死吾犹未悔矣！”而民国初年，黄兴曾推荐胡元倓任教育总长，胡却敬谢不就；此后，军阀谭延恺“督湘”，又邀其任教育司长，胡也“掩耳即走”。 当时，无论师生家长，无不以入明德中学为荣。明德诸生也成为长沙街头一景，“俱着一身青色制服，衣领上用白线绣‘明德’二字，扣上风纪扣，青色鸭舌帽上有书卷交叉的帽徽，挺胸行走，极有精神，时人誉为‘明德公子’”。1934年，民国南京教育部评出十佳中学，明德排名第一。消息传来，胡元倓喜不自禁，嘱咐妻子：“今晚就餐，加一个荷包蛋。” 1940年，在前往重庆筹款途中，胡元倓中风脑溢血，同年逝世。七年后，灵柩由重庆运回，厚葬于岳麓山。沿途所到之处，学校师生均自发停课，夹道目送。有顽皮学生伸头探望，该校老师斥道：“还不毕恭毕敬地站在那里！这灵柩里是你老师的老师，校长的校长！” 今年8月初，长沙一场暴雨，将岳麓山洗刷一新，绿色草木之中，汉白玉雕成的胡元倓墓依旧显眼。由墓回望，山脚下隐约可见明德中学乐诚堂一角。1938年长沙“文夕大火”，将这座建筑的内部木结构烧得干干净净，重建之后，只有外表还是旧时模样。 钩沉 罗家伦：“专制”校长的民主姿态 2006-08-23 本报记者 张伟 罗家伦（1897~1969）字志希，浙江绍兴人，曾担任清华大学校长、中央大学校长。1949年赴台湾，任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罗家伦在清华大学留下两个“第一”，他是清华成为“大学”后的第一任校长，也是第一个被学生赶出校园的校长。 清华大学校史研究专家黄延复谈起罗氏当年被驱逐一事，仍深感惋惜。在他看来，罗家伦对清华教育和学术独立，对教授学术地位提高，颇有贡献。 1928年，清华学校更名为“清华大学”，罗家伦就任校长，时年30岁。就职演说时，这位年轻人意兴豪迈，指责清华“房子太华丽，设备太稀少”，冗员过多，教师地位不高，学术不能独立。 罗家伦毕生相信，“罗致良好教师，是大学校长第一个责任”。当时，清华大学教授水平参差不齐，其中55名教授，罗氏看中的只有18人。他将余者尽数辞退，自己四处延揽“当世高人”。 很快，政治学家张奚若、萧公权，哲学史家冯友兰，化学家张子高等，都受邀前来。此时“精英集结，清华园为之一振”，酝酿着即将到来的上世纪30年代的盛况。 为请来历史学家蒋廷黻，罗家伦亲自到南开大学。蒋廷黻看不上清华，罗家伦干脆在蒋家赖着不走，腻了一夜。次日，蒋答应了他的请求。 清华“房子华丽”，罗家伦便主张学生宿舍朴素，“乃至于不甚舒适”。不过，在体育场和图书馆的建设上，他毫不吝惜金钱。为扩建图书馆，他亲自勘测地形，绘制草图，参加设计。 黄延复评价，以罗家伦任校长为界，清华的地位及学术水平，前后迥异。不过，这并未使他逃脱被驱出校园的厄运。 而这与他性格息息相关。罗家伦为人倔强，当时记录称他“讲话常大言不惭”，处理问题从不愿妥协与让步。时有党内要人向他推荐教授，他认为不合格者，一概不收。 刚入主清华时，罗家伦提出“纪律化”治校，自己在校园里身着戎装，实行军事化管理，要求学生见到教员须行礼。又因为他身份特殊，是蒋介石跟前红人，因此，他被目为“党化教育”的身体力行者，反对者众。 而罗氏所进的清华，恰是民主意识日盛的清华。此时清华校园，五四运动遗响犹在，西式自由风气盛行，学生“干预校政”情形十分普遍。这与罗的专横管理，恰成冲撞。 此外，罗家伦用新颁组织条例，削弱了教授会权力，引起众教授不满。后双方几经争论，教授会的职权得以维护，清华“教授治校”传统，自此开始大兴。 1929年4月，因与清华大学董事会发生矛盾，罗家伦倔强脾气一发，又提出辞职。不料，清华大学学生会当即通告，对他辞职，“本校无人表示挽留”。 这大概是这名清华校长人生中最黯淡的一次谢幕。1930年，清华师生掀起“驱罗”运动。5月20日，学生代表大会提出了“请罗家伦自动辞职”议案。罗家伦随即提出辞呈，学生会立即致电教育部，“请速准其辞职”。 这段历史后来被作了不同的记录。一种记录说，罗家伦硬着头皮，死撑到底，最终匆忙写就辞呈，灰溜溜离开。另一种记录则描述，他认为学生的议案是对自己莫大的侮辱，标榜自己“士气不可不存”，乃从容离去。 史书记载，罗家伦离校后，阎锡山任命乔万选为清华大学校长，带着武装卫兵和“秘书长”、“庶务主任”，企图武力接手清华，最终失败。而清华大学第二任校长吴南轩，到校月余后，就与教授会决裂，任用私人为教务长、秘书长。 相比之下，清华大学学生与校长罗家伦意气相争，后人评价，他的行为到底不失礼据，所表现的民主姿态，令人追慕。 而就在他1929年4月提出辞呈后不久，回老家省亲，无意间得知当地有人欲出手一批珍异典藏，他竟然“近乎忘记了辞职一事”，迅即电告清华图书馆主任南下购书，购得37800册珍藏，成为清华大学馆藏极具价值典籍。 在黄延复看来，罗家伦终是一名文人、教育家，而不是一名政客，他是反对政治干校的。 只是，罗家伦的政治身份，在1949年以后，却屡被提及。黄延复回忆，当时清华校内，自罗氏任内已露锋芒的教授会，已然绝迹，曾导致罗氏辞职的学生运动，亦已平息。而校内各场合，清华师生提起“党化教育”者罗家伦，多否定，少褒嘉。 钩沉 熊十力：世上从此无“真人” 2006-08-30 本报记者 张伟 熊十力（1885~1968）原名继智，号子真，晚年号漆园老人，湖北黄冈县人，哲学家。曾任教于南开中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 哲学家牟宗三记叙他与老师熊十力的初见。那是1932年冬，熊十力“胡须飘飘，面带病容，头戴瓜皮帽，好像一位走方郎中，在寒风瑟肃中，刚解完小手走进来”。 言谈中，他忽一拍桌子，大喊：“当今之世，讲晚周诸子，只有我熊某能讲，其余都是混扯。” 再看熊十力，眼睛瞪起，“目光清而且锐，前额饱满，口方大，颧骨端正，笑声震屋宇，直从丹田发”。此情此景此人，牟宗三以“真人”二字冠之。 熊氏天性张狂。他师从欧阳竟无学佛，却不尊经，常自称菩萨，后来却写成《新唯识论》破旧立新，气得欧阳痛骂不已。有人撰《破新唯识论》，对他进行驳斥，他马上又著《破＜破新唯识论＞》，破来破去，颇有意思。 熊十力教授学生，自成一格。初入北大时，他将通行的课堂教学，改为旧式师生交流。据说，每讲到精彩处，他常意兴陡发，情不自禁地随手在听者头上或肩上重重一拍，然后哈哈大笑。因为拍得太重，久之，学生听熊先生讲课，都要找个远离他的座位。 论者称，熊十力天性旷达，不喜雕饰。一次，王元化来访，他恰在沐浴，于是招呼王进门，自己赤身坐澡盆之中，与王谈话，一派魏晋风度。而他的信札、著作，常写在已用过的纸背上，字迹潦草不堪。 此人又颇有些书呆子气。上世纪30年代，他住北京沙滩一座小院，门总关着，门上白纸一大张，纸上字几行：“近来常常有人来此找某某人，某某人以前确是在此院住，现在确是不在此院住。我确是不知道某某人在何处住，请不要再敲门。”认真又口罗唆，使人莞尔。 不过，熊十力最有“真人”风范之处，当数他一身牛气，平生绝不媚俗。众人皆知他爱骂人，尤其爱骂达官贵人与名士。徐复观当时官拜少将，是蒋介石面前的红人，常问学于熊。一次，他替蒋带给熊100万元支票，熊十力盛怒拒绝，并破口大骂徐和蒋，声音之大，自后山一直传到院里。 即使是好友，也难逃熊氏一骂。 在北大时，熊十力常与废名探讨佛经，每每意见不合，争得面红耳赤，声音越辩越高。一日，两人身着单衣，正辩到紧张时刻，忽然陷入寂静，全无声响。众人忙去探看，发现二人扭打在一起，互相卡住脖子，难发一言。 发生在两位学人中间的这场殴斗，后来被演绎成无数版本。有说法称二人是在桌子底下扭成一团，还有人说打架时，熊正“坐在马桶”上。据传，熊十力不敌废名，被叉出门外，仍然“边逃边骂”。 不过，二人过几天相聚，又谈笑风生，和好如初。 又一次，熊十力因学问与梁漱溟发生争论。争论结束，熊十力不甚解气，趁梁漱溟转身，跑上去打他三拳头，口骂“笨蛋”方休。 不过，熊十力并非一味狂妄之人。早在1919年，梁漱溟与熊十力尚未谋面，即收到熊的信，说梁在《东方杂志》上发表文章中，“骂我的话却不错，希望有机会晤面仔细谈谈”。 熊曾自我辩白，“人谓我孤冷，吾以为人不孤冷到极度，不堪与世谐和。”“凡有志于根本学术者，当有孤往精神。” 1949年以后，熊十力脾性依旧，坚持不肯改造自己，数次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建立哲学研究所，允许旧学传播。 而熊十力写书，仍然批判唯物论之缺失，被当做“反动复古主义”而遭到痛批。 “文革”开始，熊十力不挂领袖像，只设孔子、王阳明、王船山座位，朝夕膜拜。但此时，他目光不再炯炯有神，谈吐不再潇洒自如，情绪也不再热烈激昂，而是“常独坐桌边，面前放一叠白纸，手中握枝秃笔，良久呆坐”。 后来，由于抄家、批判等变故，熊十力精神有些错乱，不断给中央领导写信，连裤袜之上，都写着对“文革”的抗议。 当年意兴豪放的这位“真人”，在他80余岁时，穿一件褪色灰布长衫，扣子全无，腰间胡乱扎一根麻绳，独自一人走在街上，跌跌撞撞，双泪长流，口中念念有词。 钩沉 陈梦家：风流总被风吹雨打去 2006-09-06 本报记者 张伟 陈梦家（1911~1966）浙江上虞人，早期写作新诗，后潜心考古学、古文字学，曾任教青岛大学、燕京大学、西南联大、清华大学等。 不久前，纪念陈梦家逝世40周年的学术座谈会上，这位早逝的诗人和考古学家，给与会的晚辈后人留下的印象，多是“治学勤奋、严谨、态度端正”。 然而有关他的生平和治学经历，文字资料少得可怜。一名能将陈梦家诗作出口成诵的北大中文系研究生，仰慕先生才情久矣，却对其人其事知之甚少。他遍寻北大图书馆藏书，除学术和文学作品集外，竟然找不到一本陈梦家的生平传记。 陈梦家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他不时会冒出这样的问题。 从前人留下的稀少的只言片语看，陈梦家才情高、学问好，风流潇洒，是古史界少有的美男子。 大史家钱穆在《师友杂忆》中追忆西南联大的生活时，有一段说到陈梦家、赵萝蕤夫妇：“有同事陈梦家，先以新文学名……其夫人乃燕大有名校花，追逐有人，而独赏梦家长衫落拓有中国文学家气味。” 陈梦家从不遮掩性情中放荡不羁的风流。据梁实秋记载，某日，陈梦家与闻一多到公园看樱花，走累了，到偏僻处休息。陈梦家无意中坐在路旁“招募新兵”的旗下，他“蓬首垢面，敞着胸怀”，一名不相识的老人走过来说：“年轻人，你什么事不可干，要来干这个？” 就连生性放达的闻一多也认为，他的这名弟子“过于名士派”。有一次，闻一多写一封短信给陈梦家，客气地称他“梦家吾弟”，陈梦家回信时竟忘了师生之礼，也以“一多吾兄”相称，招来闻一多一顿训斥。 但他不长记性。他后来在西南联大开课时，给弟子王瑶写信，抬头也是“王瑶贤弟”，而王瑶回信，抬头同样回敬“梦家兄”。他心中是否恼怒，无人知晓。 陈梦家授课，也是“姿态十足”。他深度近视，戴着厚如瓶底的眼镜，不修边幅，甚至有些邋遢。不过“学问和口才都颇出众”。 每讲《论语》，诵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时，他便挥动双臂，长袍宽袖，飘飘欲仙。有学生问他：“孔门弟子七十二贤人，有几人结了婚？几人没结婚？”陈梦家信口作答：“冠者五六人，五六得三十，故三十个贤人结了婚；童子六七人，六七得四十二，四十二个没结婚，三十加四十二，正好七十二贤人。”此番对答，一时传为佳话。 表面看，陈梦家举止放诞，但其生活却极讲究。任教青岛大学时，他常与闻一多坐在海礁之上，谈诗论道，指点江山。每当此时，陈梦家会从中山装口袋里掏出“哈德门”，递给老师一支。闻一多随即掏出火柴，两人用手护着火，点燃香烟，边抽边聊。 上世纪50年代初，陈梦家用稿费购得美术馆后街四合院一套，室内又添加了许多明清家具。在时人回忆中，小院里“多植丁香、月季和牡丹”，“或见梦家先生徘徊于丁香花下，低头沉思，偶有所得，遂回室疾书”。 也正是那段时期，他晚上看完戏，会寻到一家看似不起眼的小馆子，吃“蜜汁甜菜”，将白菜帮子切成筷子粗细，放入胡萝卜丝、生姜丝，然后用蜂蜜、白糖拌匀。他要了一盘又一盘，饮二锅头白酒，边吃边谈。“时已午夜，路静人稀”，他才在微醺中回家。 这无疑是陈梦家人生中最后一段逍遥岁月。 天纵其才，无论写诗为学，他都出类拔萃，难怪有人评价他“自视甚高，且口无遮拦，恣意讥评时弊，品题人物”。他一生脾性不改，自难见容于后来的政治风云变化。上世纪50年代大学院系调整时，他被从清华调往社科院考古所，但他坚持业务挂帅，批评当时学术界的行政领导是“外行领导内行”。1957年，他发表《慎重一点“改革”汉字》，不赞成废除繁体字实行简化字，由此被定为“右派”。 其时，昔日恩师闻一多，早已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当年意气相投的师徒，此时被人为划分在两个政治阵营中。陈梦家其中有一条罪证，便是他讲学时，曾攻击革命烈士闻一多“不洗澡，不换衣服，身上臭得要命”。 难怪有人喟叹，连他最珍爱的师道，此时也已行至末路。 1966年，陈梦家被批斗。据称，他被强迫长跪在院里，烈日当头，有人往他头上吐痰。 直到一天，陈梦家来到一位朋友寓所，愤然道：“我不能再让别人当猴子耍”。之后，留下遗书，自杀身亡。 此族民在线!族民名片发送短讯 钩沉 陆志韦:妥协之道 2006-09-13 本报记者 张伟 陆志韦（1894年~1970年）浙江吴兴人，语言学家、心理学家、教育家，曾任燕京大学教授、校长。新中国成立后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作为校长，在1948年燕京大学被围之时，陆志韦的表现，被指责为不够硬气。 当时，国民党军队为搜寻“共党”学生，围困燕京大学三天三夜，学生有断炊危险。陆志韦与对方妥协，“约法三章”，开门迎入军队。 军警入校时，陆志韦在贝公楼礼堂召集全体学生讲话，表示学校“没有力量拒绝搜查”，并且“连意见都不能表示”，他自己“只有惭愧”，请大家“守纪律，有话事后再说”。 学生回忆，这位校长，眼含热泪，神态严肃，声调铿锵，听者动容，有人啜泣。然而自始至终，他态度隐忍，有节有度。最终，由于他的暗中周旋，在校学生无一被捕。 “性情温和，不走极端。”这是后人对陆志韦的惯常评价。他本不愿当校长，表示“只任一年”，谁知却一干就是多年。他担任燕大校长以后，时世变幻。他同情学生运动，多次保护学生，却从不公开表明自己的立场，这正与他的一贯作风相吻合。 在治校上，这种脾性使他有些老好人做派。洪业是燕大有性格的一位名教授，反对者很多。一次，洪业推荐新回国的周一良入校做教授，他的反对者就百般刁难，分给周教授一座没暖气的小房子。此事急坏了校长陆志韦，而他又不愿得罪反对者，几番思量，想出折中办法，邀请周教授到自己家中住下。 1937年后，日军进入北京。陆志韦开始在日伪统治下百般周转过日子。日军借口燕京大学是国际性大学，要向燕大派遣三位日籍“教授”。为不让燕大受奴化教育污损，陆提出，接受日籍教授可以，但要由学校自己聘请。于是，校方主动聘请了考古学家鸟居龙藏教授，才搪塞过去。 不过，此时的燕园里，人们可以收听短波广播，可以谈论抗战消息，《义勇军进行曲》不时在校园中飘荡。有学生要转到延安去学习、工作，学校都为他们送行，由陆先生或司徒雷登，以及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的老师邀请他们吃晚饭，叮嘱他们记住“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校训，预祝他们一路平安。 当然，这一切，都进行得偷偷摸摸。 时人也曾见过这位温和校长的一次怒容。1938年，燕京大学一名助教被日本军车轧死，燕京大学组织追悼会。会上，陆志韦“拖着沉重的步伐，一步一步走上了主席台，笔直地站在讲台上，面色阴沉，头深深地垂下，脸上的肌肉在抽动”。 他突然用嘶哑悲痛的声音讲道：“我……我讲不出话来！因为我这里（这时他以拳捶胸）好像有一大块石头，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此时，他“泪流满面”。 一番演讲，他始终未对日军有所褒贬，然而这一无声抗议，令在场学生深深动容，全场顿时一片大哭声。 每当校难当头，陆志韦行为谨慎，如履薄冰，不逞一时之快。而当1941年，他被日军捉入监狱时，却一改往日温和作风。在对方提供的纸张上，他的“无过可悔”四个字，简直力透纸背。 等到日本人投降了，他所定的政策又趋温和：沦陷时期为生计所迫替日伪工作、低薪挣口饭吃而又无大罪的，可以返校工作。 此时，燕京大学校内杂草丛生，垃圾遍地，碎纸随风飘荡，未名湖水面上漂浮着杂物与泛起的沉渣。房舍门窗支离斑驳，室内家具、书籍一片狼藉。陆志韦率领教授，重回燕园。他一面辛勤办公，一面要周旋应对国民党官员的种种无礼要求，仍然勤勉努力，不敢有所懈怠。 后人评价，陆志韦性情平淡，为人并不出彩，然而当时社会，正要靠这样的人默默支撑。 1949年以后，陆志韦有过一段舒适的日子。他的同事回忆，在燕京大学寓所里，周末，陆志韦有时会来串门儿，打打桥牌。此时他谈吐出口成章，妙趣横生。 然而，这种生活未过多久，生性温和的陆志韦，便居然被迫要“走极端”。 一次，燕京大学开批判会，校长陆志韦遭批判，他一急之下，便要撞墙，多亏旁边人拦住。 此时，陆志韦因为“亲美反共反人民”的罪名，被大肆批判。他一次次在小型、中型、大型会议上检讨交代，向全校师生低头认错，他不仅积极带头，甚至“痛斥自己”。 有记录称，当他的女儿奉命登台“控诉我的父亲陆志韦”，指着他的脑袋训斥时，他“默默恭听，没有张口的份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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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6-1 00:02:04
发表于 2013-6-1 18:07:13
